农村经济发展中基本设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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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基础设施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

长期以来,基础设施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基础设施的作用更是不可低估。由于地域广阔、经济发展水平低、自我发展能力弱,农村地区体现出对基础设施更强的依赖性。发达国家实践表明,农村基础设施对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村产业升级、将现代文明引入农村、改善农民生存状况具有重大作用。农村基础设施是向农村生产生活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保证农村社会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各种物质技术条件总和,它与“私人资本”相对应,被称为“社会间接资本(socialoverheadcapital)”。基础设施种类繁多,包括农村道路、通讯、能源、农田水利等经济基础设施和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事业等社会基础设施两大类别。农村基础设施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外部性强,是农村生产生活的基础所在。它不仅能够通过对农业生产成本、生产效率及组织形式的影响,直接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为农村非农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能够直接或间接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村贫困,提高农村社会福利水平。

1.基础设施对农村生产的作用机制

在农业生产方面,以农田水利、农村交通运输、仓储、农产品市场及农业气象服务设施等为代表的农业基础设施,不仅能够有效降低包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储藏成本、销售成本、风险成本在内的农产品总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产品市场交换能力,而且能够增强农业抵抗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能力,保障农产品生产和销售的稳定性,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产业化、市场化和一体化发展。[1]在非农业生产方面,农村道路交通和通讯设施通过扩大市场范围,提升交换能力,能增加产品需求量,并促使需求多样化和需求结构的变动,为非农产业的发展创造巨大的空间。同时,便捷的交通和通信也使非农生产能更多接受城市经济发展的辐射,转变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加快发展步伐。

2.基础设施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机制

基础设施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机制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农村基础设施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直接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其次,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仓储、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能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为农民提供更多获得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机会以及非农就业的机会,从而增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再次,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在农民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大幅提高农民的购买能力。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9年12月抽样调查和分析结果显示,农村电价每调低0.1元,农户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需求相当于人均纯收入分别提高了370元、667元和909元,足见基础设施服务改善的重大作用;最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本身能够直接增加农民收入。诸如修筑乡村公路、架设乡村电网等项目均属于高度劳动密集型,加强其建设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我国长期实行的“以工代赈”扶贫所取得的工作成果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3.基础设施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机制

农村现代化首先是农村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项目建设,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道路交通和邮电通信项目的发展有利于加强农村与外界社会的联系和交流,引入现代文明,促使农村传统观念的转变。而社会福利事业本身就是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范围,其投融资水平直接决定了农村福利事业的发展水平。

二、农村基础设施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1.分析方法

国内关于农村基础设施的研究由来已久。林后春早在1995年就从农业、工业和基础设施间的交换关系入手揭示了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长期不足的重要原因。[2]陈文科、林后春提出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农村乃至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在实证分析中,彭代彦的计量分析表明,乡村道路建设和农村医疗卫生设施在降低农业生产支出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具有显著作用,而农业科研和科技推广服务却起到相反的作用;[3]刘晓昀等通过分析贵州农户的调查数据得出,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人均收入和家庭消费支出有着积极作用;[4]李锐测算了农村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收入的贡献;[5]方芳等的分析结果表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目的是为了释放原有农业经济的生产潜力。[6]从现有实证研究看,在基础设施类型方面,对经济基础设施分析较多,对社会基础设施分析较少。在基础设施数据选用方面,采用投资(增量)数据分析其投资效益较多,对基础设施存量的作用关注较少。而基础设施的产业特性决定了其作用发挥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本文认为存量数据能够更合理地反映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在分析基础设施作用方面,现有成果探讨基础设施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影响较多,较少涉及其对非农经济的影响。而在实践中,我国农村地区非农经济的发展在推动农民脱贫、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上发挥了支撑性作用,显然不应被忽略,准确测算基础设施在这一领域的作用效果无疑能增加我们决策的科学性。为此,本文依据基础设施存量数据,从经济和社会两大类基础设施中选取农村道路、电力、通讯和教育四类代表性基础设施,对其在农业生产、非农生产和农民收入三方面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以准确测算不同基础设施在农村经济发展不同领域中的作用效果,从而为西部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政策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

2.模型、数据及估计结果

在对样本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后,本文采用双对数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进行基础设施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模型如下:1nY=β0+β11nX1+β21nX2+β31nX3+μ模型中,被解释变量Y分别表示农业产值、非农产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三个变量,解释变量X1、X2和X3是对应于不同Y而选用的三类基础设施,以下分析将根据具体情况以不同字母代号表示Y和X;μ是随机误差项,β0、β1、β2和β3:是有待推算的回归系数,后三者作为弹性系数,反映了相应基础设施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程度。为全面反映农村基础设施存量情况,本文选用1996年全国第一次农业普查数据作横截面分析。虽然数据年份较久,但普查数据比年鉴数据更具普遍性和准确性,且不会影响我们对总体趋势的判断;农业普查数据中没有反映的变量,则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和《中国乡镇企业统计资料(1978~2002)》。[7]回归式(1)测算了基础设施对农业生产的作用机制。被解释变量AY代表省区农业总产值,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解释变量ROAD、ELEC、EDU分别代表省区公路里程、农村用电总量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前两项数据直接取自1996年全国《第一次农业普查》,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根据普查中“农村住户从业人员文化程度构成百分比”数据,赋以不同文化程度相应的年限权重后进行加和运算得出。[8]西藏缺数据较多,山西省数据经分析属样本奇异值,剔除这两个样本后,样本总数为28。回归式(2)测算了基础设施对非农业生产的作用机制。其中被解释变量NY代表省区乡镇企业总产值,数据来源于《中国乡镇企业统计资料(1978-2002)》;解释变量及其来源同回归式(1)。因西藏和湖南缺乡镇企业产值数据被剔除,样本总数为28。回归式(3)测算了基础设施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机制。其中被解释变量NI代表省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解释变量选用平均基础设施值,分别以AROAD、ATEL、EDU代表省区公路密度(km/10000km2)、万人电话拥有量和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来自农业普查。剔除西藏和海南两地数据后,样本总数为28。

回归分析数据显示,三个方程的总体显著性均很好,拟合优度较高,调整R2分别达到0.875、0.909和0.878,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回归式(1)中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回归式(2)中ln(ROAD)的回归系数在10%以上水平显著,ln(ELEC)和ln(EDU)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以上显著。这表明农村道路、电力和教育三类基础设施在全国农业和非农业生产增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尤以教育基础设施的作用最为突出。ln(EDU)的回归系数在回归式(1)和(2)中分别达到1.934和3.259,表明在其他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则农业总产值和乡镇企业总产值分别增长1.934%和3.259%,显现出极强的促进作用。继教育基础设施之后,乡村道路对农业生产、电力对非农业生产的作用分别更为显著。

在上述两个回归式中,三类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之和均大于1,说明在农业和非农业生产增长中,农村基础设施发展存在着规模经济。回归式(3)中ln(AROAD)和ln(ATEL)的回归系数在1%以上水准高度显著,ln(EDU)的回归系数在15%以上水准显著,表明农村道路、通讯和教育三项基础设施在农民人均收入提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与前两项分析结果一致,教育基础设施的弹性系数仍然位居首位,表明教育水平在农村生产生活中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三类基础设施的回归系数之和小于1,说明存在本模型无法解释的因素影响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如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农民进城务工等因素也可能对农民收入提高有促进作用。

三、结论

1.农村道路、电力、通讯和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于我国农业生产、非农生产以及农民人均收入均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基础设施发展在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增长中都存在着规模经济效益。因此西部地区应继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以带动该区域农村经济加速发展。

2.在四类基础设施中,教育基础设施的作用最为显著,尤其在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中的作用更远远大于其他基础设施。这为西部地区调整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政策指明了方向。长期以来,在西部农村发展资金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我们更重视与农村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追求其投资的短期效应,却往往忽略了具有长期效应的教育等社会基础设施的发展,导致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制约。本文的实证结果肯定了教育基础设施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突出作用,因此西部地区应重点加强对教育基础设施的投资,发挥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

3.除教育基础设施外,农村道路比电力设施在农业生产增长中的作用更显著,而农村电力比道路设施在非农生产增长中的作用更显著。因此西部广大农村地区应针对各自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有重点、分阶段地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效益,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在本文分析中,使用的普查数据能使分析结论更为准确,但由于年份较久,未能反映出我国农村基础设施的当前状况。因此,对最新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是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基础设施是一个广泛的范畴,而文中只选用了四类有代表性的基础设施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还需进一步拓展分析对象;在现有财政体制下,如何建立合理有效的西部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保障其建设的顺利进行,是后续研究中最大的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