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后果学说对会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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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StephenZeff(1978)在其“经济后果学说的兴起”一文首次正式提出会计政策(本文会计政策是广义的,包括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等)的经济后果以来,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不仅对实务界和准则制定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使人们对制定会计准则的认识有了质的转变,使会计准则的制定理论发生了变革,促使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更加理性和成熟。由于会计政策经济后果的影响,当今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与其说是一项专业技术过程,毋宁说是一个政治过程。Zeff(1978)将经济后果定义为“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工会、投资人、债权人决策行为的影响。”
他认为会计报告能影响经理人员及其他人员所作的决策,而不只是简单地反应这些决策的结果。WilliamR.Scott(1977)在其《财务会计理论》一书中将经济后果定义为:“经济后果是一个概念,它是指尽管存在有效市场理论,但会计政策的选择还是能影响公司的价值。”他认为尽管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中,只要公司对其所运用的会计政策作出充分披露,市场便会识破由会计政策变动所引起的盈余变化,并对之不作出价格反应,但问题是会计政策的改变会影响公司的利润,而公司利润往往又是制定各种契约最常用的依据,因此会计政策会涉及到公司的契约成本,这就可能影响经理人员的决策行为,改变公司的投资经营活动,从而影响到公司的价值。若这些影响是负面的,而且众多投资者受到影响,投资者就会给其政治代表施加压力,结果政治家也会对会计政策及其制定机构发生兴趣,使准则制定走向政治化。
会计政策之所以会影响经理人员的决策行为,产生经济后果,主要是公司盈利常被用作制定企业各种契约的依据。譬如,就经理人员的红利计划而言,最常见的计划是以盈利水平作为奖励依据;就债权人与公司所订的债务契约而言,通常会规定一个利息保障倍数,这样公司的盈利水平就直接关系到是否可能违约;对于一些垄断企业或受政府管制的公用事业企业,其产品或服务价格常受到政府的管制,而政府管制的依据通常是根据企业的盈利水平判断价格或费率的高低,经理人员为避免管制可能引发的管制成本常有意识地降低公司的盈利水平;工会要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通常也是以公司的盈利水平为基础与资方进行谈判。因此对公司盈利水平有重要影响的会计政策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会计政策会产生经济后果就不足为怪了。西方国家对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极为重视,学术界不遗余力地对众多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实证研究。相比之下,我国对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甚少谈及,研究更是缺乏,因此在我国是否也存在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准则制定机构如何正视这一问题,西方国家的经历及研究成果或许能给我们借鉴和启示。
二、经济后果使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演化为政治过程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以下简称FASB)在1976年颁布的第13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以下简称SFAS13)将资本租赁业务由表外附注说明改为表内的负债项目予以披露。Imhoff和Thomas(1988)就此项会计政策对公司资本租赁业务及其资本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SFAS13确实对公司的资本租赁业务产生了不利的影响。SFAS13颁布实施后,资本租赁明显地转向经营租赁和非租赁性筹资,资本租赁占整个筹资的比重大幅下降,权益性筹资所占的比重明显上升,公司对SFAS13反应的程度与其以前在附注中披露的资本租赁的水平相关。SFAS13之所以会产生经济后果,是因为它将资本租赁由表外负债项目变成了表内正式的负债项目,由此迅速提高了公司的负债比率,从而增大了违反债务契约的可能性。为减少违约成本,公司管理者在实施第13号准则后,不得不减少资本租赁这种债务性筹资,增加发行股票这种权益性筹资,降低负债比率,以维持债务契约所要求的负债水平。
因此可以看出SFAS13的出台对企业管理者的筹资决策行为确实产生了实质影响,就经理人员而言,这项会计政策有经济后果。FASB在1977年颁布的第19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以下简称SFAS19),将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勘探油井的成本核算方法规定为有效努力法(简称SC法),取消了完全成本法(简称FC法)。SC法和FC法的区别在于前者要求将废井的勘探成本费用化,后者却将其资本化。因为会计核算方法的改变并不影响公司的现金流量,根据有效市场理论,这一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股票市场产生影响。但经济后果学说却认为这一会计政策的变更会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产生不利影响,因为使用FC法的大多数是小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现在要求其改用SC法会降低其盈利,尤其对那些积极勘探油井的小公司更是如此,而更低的盈利对于小公司无疑是雪上加霜,由此会使其募集资本更加困难,从而严重影响其勘探能力和竞争力。鉴于SFAS19可能引发的经济后果,证券交易委员会(以下简称SEC)1978年在其第253号会计文告(简称ASR253)中声明公司可以使用SC法或FC法进行报告,这实际上又一次因经济后果使SFAS19成了一纸空文(在此以前曾发生过,见下文。)。
结果FASB不得不在1978年颁布SFAS25,恢复FC法。Lev(1979)运用事件研究法(eventsstudy)就SFAS19是否对股票市场产生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SFAS19确实对原来采用FC法的公司的股价产生了显著的不利的影响,证实了经济后果学说,即SFAS19对投资者的决策行为产生了影响。这一研究成果的意义还在于它提供了市场对没有现金流量影响的会计政策也会作出反应的证据,由此进一步强化了会计政策具有经济后果的论点。关于投资税减免(InvestmentTaxCredit)的会计政策,曾引起政府对准则制定的干预。对于投资税减免的会计处理有几种备选方法:(1)将减税额通过抵销当期所得税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2)将减税额直接冲减投资所得资本性资产的成本,然后在资产的有效寿命期内通过减少折旧费用分期计入各期的损益;(3)将减税额列为资产负债表的递延贷项,然后在相关资产的寿命期内分期计入损益表。这与方法(2)对损益表的影响是一致的,只是在资产负债表上的处理不同;(4)48-52法,指当资产以扣除投资税减免来作为其应计折旧的成本时,当税率为52%,公司实际节税只有减税额的48%,因此减税额的48%计入当期损益,减税额的52%作为递延贷项分期计入。
传统会计理论似乎不可能解决哪一种方法最好的问题,因为无论哪一种方法在理论上都符合收入与成本配比的原则。譬如方法(1),既然减税额是因为投资资本资产这一努力获得的结果,按照配比原则,减税额就应与这种努力相配比,作为当期的收入计入损益表。但同样配比原则也可以用于方法(2)、(3),即既然减税额是因某项具体的资本资产而获得的,那么它就应属于该项资本资产的整个寿命期,因此应在资产的整个寿命期内减少折旧费用或确认为收入,使这项资产产生的收入和成本配比。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以下简称APB)在1962年颁布了第2号会计原则公告(简称APB2),对投资税减免业务规定只能采用方法(2)或方法(3)。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使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面临一个窘境: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不仅要从会计理论的角度制定准则,而且必须从经济后果的角度考虑准则的制定。之所以出现如此窘境,一个基本原因是按照财务会计模型及传统的配比和实现概念,除了能对相关性和可靠性之间的转换提出一些模糊要求外,并不能提供能清晰的描述应该采用什么会计政策的理论,这就为各种利益团体采取行动,争取有利于自己的会计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正如Zeff(1978)所说:“会计准则的制定已成为一种政治过程,这一过程要求准则制定机构有‘精致平衡’(delicatebalancing)的能力,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三、经济后果及其对我国准则制定机构的挑战
有效市场理论预测对于不影响企业现金流量的会计政策变化,市场不会有价格反应,并认为关键是充分披露,一旦对所用的会计政策充分地进行了揭示,市场就会根据会计政策阐释公司证券的价值,而不会被会计政策所引起的利润波动所迷惑。但从本文所述案例可以看出,财务报表的三大用户———管理者、投资者以及政府确实对会计政策的出台和变更非常关注,尤其是管理者的反应程度更是令人惊讶,他们甚至对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游说,以期望按自己的利益对准则的制定进行干预,这些案例充分说明了会计政策有经济后果。当前我国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具体会计准则,从西方国家制定会计准则的历史看,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对准则及其制定过程的演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的会计政策是否也有经济后果,准则制定机构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是我国制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公平有效的会计政策所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亟待会计实务界和学术界探讨。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经济后果的动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管在某些方面可能有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作为市场经济必有其共性,因此在我国也必然存在经济后果的动因,只是具体动因可能有所不同。在美国,会计政策之所以有经济后果,主要是鉴于红利计划、债务契约以及政治成本这三大假设(WattsandZimmerman1990),因为无论是红利计划、债务契约,还是政治成本通常都以公司盈利为考察的主要依据,由于会计政策对公司的盈利有直接影响,因此对公司经理人员的决策行为也会产生潜在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公司的价值。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奖励计划、债务合同往往也是以公司盈利作为制定依据,因此与美国类似,契约成本无疑成为会计政策经济后果的动因。但由于两国的政治环境不同,美国所谓的政治成本在我国就不一定存在,如果说在我国也有政治成本,则可能与美国的正好相反,即公司规模越大,政府越予以重视和扶持,公司经理人员的政治任务越重,政绩对其越重要,因此经理会想方设法利用会计政策做大盈利,而不存在受到政府管制的风险。此外,我国证券市场有其独特性,其监管政策与美国相比,带有更多计划经济的色彩,常以行政手段和具体的盈利指标(如净资产收益率)作为监管的依据,这可能给公司带来昂贵的管制成本(如争取上市资格、获取配股资格,被暂停交易等),公司为减少这些可能发生的管制成本,常利用会计政策操纵盈利水平。这些可能构成了我国会计政策有经济后果的特色动因。
2.经济后果的例证。我国的证券市场与美国的比较,市场有效性要低得多,在美国这样有效的市场中,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尚且存在,在我国尚未成熟的证券市场中,会计政策有经济后果似乎很难否定,1998年财政部颁布实施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其三大减值准备(指短期投资、存货、长期投资三项减值准备)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就是例证。《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规定:三大减值准备会计政策对B股等外资股公司强制执行,对A股公司自愿执行。这一规定使三大减值准备会计政策的执行结果在A股公司和B股公司之间形成极大反差,统计数据(重庆国投研发中心1999。无论是那一种减值准备,A股公司的运用比例都远低于B股公司,这显然不表明这三类资产项目的质量,A股公司要远好于B股公司,而只是反应两类公司管理人员对三大减值准备会计政策态度上的差异,是自愿执行和强制执行政策所产生的结果。有人会认为只要公司披露三大减值准备政策的运用情况,市场就不会被这些会计政策所造成的利润差异所愚弄。但问题是:(1)我国证券市场的有效性是否能完全识别因会计政策不同而造成的利润差异尚未有实证结论;(2)大多数声明执行三大减值准备会计政策的公司含糊其辞,并未按要求详细列示计提减值的方法、提取的比例以及各项减值准备对会计利润的影响数,因此即使市场有效,也无法辨别会计政策选择对利润的影响数。因此会计制度区分不同公司执行三大减值准备的政策客观上加剧了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影响了市场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力。正是鉴于这一政策的经济后果,财政部于1999年10月26日了《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有关会计处理问题补充规定》(财会字[1999]35号)对原三大减值准备会计政策的规定进行了修正,废除了A股公司自愿执行的条款,规定所有上市公司都强制执行三大减值。
3.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将驱使准则制定过程的政治化。经济后果学说要求制定具体会计准则应该多方参与,要认可准则制定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由于会计政策具有经济后果,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已演化为政治过程,从APB2的历史也可以看出,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甚至危及到APB的生存,并促使FASB决策机构的人员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尤其是准则制定涉及到的主要利害团体在FASB中均有其代言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准则制定过程的政治化和民主化实际上已成为制定公平、有效的会计政策的制度保证。诚如Watts和Zim-merman(1986)在其《实证会计理论》一书中所说:“任何一个会计准则都是政治行为的结果。会计准则存在的理由就是在政治活动中获得成功的团体所给予的理由,如果其存在的理由是一种折衷的结果,譬如会计原则委员会有关企业合并的第16号意见书,那么所给予的理由就是一种混合的理由。”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体制与美国不同。在美国,会计准则由民间团体制定,讲究公认性,通过公认性达到权威性,而在我国,会计准则由政府制定,通过政府的权威性使会计政策达到公认性,两者正好相反。政府制定会计准则的优势在于权威性和高效率,但其缺陷是往往忽略会计政策的公平性,会计政策体现的是政府的意志,会计准则存在的理由主要是政府给出的理由。
传统上,我国制定会计准则更多地是从政府的立场出发,讲究企业利益服从国家利益,政府管理的需要高于企业管理的需要,国有企业的要求重于非国有企业的要求。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会越来越占据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从理论上说,非公有制企业同国家的关系与国有企业同国家的关系有很大区别,前者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甚至会发生冲突。在非公有制经济的企业中,所有者与企业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也与传统国有企业的模式有很大差别。这些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将对我国会计政策的公平性提出挑战。正如Lev(1988)所认为,市场经济下的会计政策的公平性是其有效性的重要条件,而有效性则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基本途径,因此会计政策只有做到公平、有效才能促进市场繁荣。我国税务与会计的分离,已使会计政策的宏观调控职能大为减弱,关键是准则制定者要从单纯为政府服务变成为市场服务,这样才能为我国制定公平、有效的会计政策提供有利的环境。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出现多种利益团体,譬如企业经理人员将来就可能形成一种利益团体,这些利益团体要求会计政策符合本团体的利益,因此市场经济越发展,会计准则制定者越需要协调各团体的利益,这就要求准则的制定要有一个充分程序(dueprocess),借助这一程序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更多地吸收各利害团体参与其中,体现公平的原则,否则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很可能影响会计政策的有效性,甚至危及准则制定机构的权威性。
四、结语
经济后果对传统会计准则的制定理论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实质上已演化为政治过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完善,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必然对会计政策的公平性提出要求,这将驱使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过程的政治化。为应对这一挑战,对会计准则的执行情况进行调查,对将要出台的会计准则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预测不失为提高准则制定质量的有效途径。目前,我国对会计政策的研究大多局限于规范研究,借助于逻辑推理和主观判断,研究应该制定什么样的会计政策来规范企业的会计处理,很少去考虑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即会计政策对企业管理者的决策行为有无影响,是否会影响企业的市场价值。用会计理论指导会计政策的制定必不可少,但制定的会计政策是否公平、有效则必须经过实际调查才能下结论。笔者对应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尽快制定完整系统的具体会计准则的观点不敢苟同,赞成针对证券市场中出现的问题,逐个制定具体会计准则的做法。
因为正如本文所述,有理论基础的会计政策不一定就有效,这里有经济后果的问题,更何况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科学性在西方至今也未得到实证方面的支持。对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开展实证研究,不仅能对已有的具体会计准则作出客观的评价,起到完善的作用,而且对将要制定的具体会计准则也有指导作用,因为在颁布实施准则之前对其经济后果进行预测,将可能的经济后果视作准则的重要成本源,考虑其对准则需求和准则被利益团体所接收的影响,能防患于未来,提高准则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