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比重分析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国有经济比重分析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经济发展速度大大低于乡镇企业、国内私人企业与外资独资的私人企业的经济发展速度,国有工业企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这个客观事实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理论工作者的关注。这方面的讨论就其内容来说,不外是两类:一是属于规范经济学的范围,即国有企业在什么意义上是必要的?如果它有存在的必要,那么它在什么样的产业部门中必须存在?其存在所依赖的条件又是什么?第二类问题是属于实证经济学的范围,即客观上国有企业是如何运行的?国有企业究竟在国民经济中会趋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国有企业的产值在某一个产业中的比重最终会趋于一个什么样的均衡值?是否在所有产业中国有企业产值的比重都会下降?若下降则会降至一个什么样的均衡值?该均衡值是否为零?在什么条件下,当允许私人企业进入时,国有企业产值的相对比重会急剧下降?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国有企业在某产业中的相对优势会继续得以保持?最后,从社会主义生产目标(即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出发,在国有经济与私人经济“合资”的条件下,为了保持国有企业的产值的相对比率,国有经济成份究竟占多大控制比例才是合适的?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在量上应当如何确定?“主导”是否一定等同于“50%”以上?本文的写作动机是试图从理论上回答上述两类问题。撇开政治上社会主义国家从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的稳定与实现控制这一层考虑,本文仅仅是从经济当事人决策与行为的分析层面上考察,当国有企业在一定的目标函数驱动下遵循约束条件求最优解时,国有经济的相对比例会趋向于什么样的均衡值?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所讨论的国有企业或国有经济的相对比重,是内生地决定的,即国有经济的相对比重值是国有企业最优决策与非国有企业最优决策的互动过程的一个均衡解。
本文试图讨论的是,在不同的生产条件(成本条件)与市场需求条件外生地给定时,这个内生决定的均衡可能具有若干特殊形式与特殊数值。我们的讨论所要揭示的是,国有企业或国有经济的相对比重实质上与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有关,甚至可以说,是依赖于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的。从80年代后期开始的近10年来国有经济相对地位的下降,与私有企业进入有关,但也在相当程度上与国有企业改变目标函数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国有经济地位的下降是国有企业自己找的。这种讨论的动机是由国内文献与国外文献两方面激发的。樊纲(2000)最近论证,无论非国有经济在开始时多么弱小,只要其效率及增长率比国有部门高,则Jt作为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在时期t)将趋于缩小,当t→∞时,Jt→0。当然,在同一篇论文中,樊纲也指出,Jt在现实中并不一定就趋于0,而是趋于一个比较小的均衡值。这就引出了两个问题:一是Jt是否一定趋于零?二是如果Jt趋近于一个大于零的均衡值,那么,如何从理论上描述与刻画这个均衡机制?在国外的经济学文献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国有经济在混合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有不少讨论。本文的理论出发点是P.Beato和A.Mas-colell(1984)的模型。这是一个特殊的古诺双头寡头竞争模型,它在边际成本MC为正,需求函数为一线性函数(p=a-bx,这里p为价格,x为产量,a>0,b>0)的假定下,把国有企业视为一个斯塔克伯格(Stackelberg)领导者,并指出,如国有企业背离纳什均衡点,引非国有企业进入,是会增进社会福利的。1989年,G.Defraja与F.Delbono在《牛津经济文汇》上,从Beato-Mas-Collel的环境里引入了二次成本函数,并分析比较了国有企业继续国有或者私有的不同方案对于市场结构均衡结果的影响。这实质上给出了一个关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双头博弈的混合寡头模型。C.Fershtman(1990)给出了一个“合营”企业或部分国有化企业与另一个私人企业双头博弈的模型,正是这个模型实质上讨论了国有成份作为一个控制变量的内生性。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K.Basu(1993)综述了混合寡头模型的主要论点。
他这份于1989—199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的讲稿是启发本文作者思考这一问题的直接思想资料。在上述文献的基础上,这里我首先考察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是如何作为一个限制非国有企业进入的手段而发生作用的。由此引发的思考是,当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发生了变动时是如何启动了非国有企业的进入的?因此,国有企业是否应当存在?国有经济是否应当保持相对优势?其根本的经济学论证,应当从是否应追求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人民福利这一目标的论证中去寻找。如果这一目标在相当程度上仍应当坚持,则在等边际成本函数条件下,国有企业就不会趋于消亡,国有企业的相对地位(比重)也不会趋于零。其次,本文扩展了Fershtman的模型,论证了在由两个部分追求利润极大化的国有企业的双寡头模型里,纳什均衡解是回归于传统的国有企业体制的。因此,如果只就国有企业内部进行渐进式的体制转换,改革是不会有出路的。这是本文的一个主要贡献。本文的第三项工作是,试图将企业目标函数与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S)联系起来,并在双寡头模型中建立了s与国有化在生产目标中的权数θ之间的函数关系。本文基本上是一种静态分析,即在技术条件、市场需求函数给定的前提下,在一个同时求解的古诺模型中来讨论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市场结构。但这里的分析对于动态分析也是有意义的,即它指出了国有经济相对地位的动态趋势是有条件的,我们应该引入决策当事人的决策优化过程。在下述行文里,第二节专门分析追求社会福利极大化与国有企业存在理由的内在一致性,这实质上是对国有经济必要性的重新论证。第三节给出两个局部追求利润的国有企业双头寡头博弈的模型,并会推导出作者分析中发现的三个结论(命题)。最后,在第四节,总结本文并阐述其政策含义。
二、社会福利极大化与国有企业(或国有经济)存在的必要性
我们的讨论从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出发。国有企业既然由政府掌握其产权,其目标函数当然也应是政府的目标函数。政府的目标函数是多维的,我们只能就每一个所讨论的问题来澄清政府的某一维目标。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视政府在策略意义上的角色与经济当事人没有什么两样。这样,国有企业的目标,也即是政府在定位国有企业时的目标,应会与私有企业有所区别。在这里,我们沿用Niskanen(1975),Bos(1988),Delbono与DeFraja(1987),Rees(1988)的假定,认为国有企业是追求社会福利极大化的,而社会福利被定义为是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与利润之和。尽管上述经济学家所讨论的是西方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的目标,但由于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事实上已处于非国有私人企业的包围之中,又由于追求社会福利极大化事实上与我们传统所说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有着一致性,所以运用这样的假定有其合宜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对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不可以进行改革。相反,我们在下一节的分析会澄清,讨论国有企业目标函数的变化正是本文的重要之点,并且,今天国有企业的地位也是与在目标函数上的改革有关的。一旦确定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为追求社会福利极大化,就会引出两个结论:一是,若市场需求函数为线性,边际成本为常数,则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便不会动摇;二是,在二次成本函数的生产条件下,追求社会福利极大化的国有企业不可能阻止住私有企业的进入;但若社会坚持福利极大化的目标,则国有企业在集中度高的产业不会趋于零。显然,第二个结论(定理)比第一个结论(定理)要微弱得多。这说明,生产成本函数是我们讨论国有企业地位时不应忽视的条件。
以上两个结论(定理)不是本人的发现,因此,在这里我只是叙述这两个定理,但对第一个定理,我给出经济理论的证明;同时,通过挖掘其内涵要阐明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否从某一产业退出的判别条件。总结一下我们在这一节的讨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国有经济或国有企业在某一行业的存在的合理性,是依赖于该产业的成本状态的。若边际成本是一常数(规模报酬不变),则国有企业可以运用社会福利极大化这一目标函数逼退全部的私有企业。在这里,社会福利极大化既是目的,又成了一种与非国有企业进行竞争的有力的手段。这里,国有企业的合理性与行业中企业个数(n+m)无关。但若某行业是规模报酬递减的,即边际成本递增的,则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光凭追求社会福利极大化的目标就显得不充分了,而应进一步考虑市场需求规模所限定的行业可容纳的企业个数N与k(k为边际成本递增速度)。若N很小,则就是在二次成本函数下,国有企业在均衡时也不会趋于零。在私有企业个数n很小时,国有企业是否必要,如以社会福利最大化衡量,也会依存于k值,而n小或N值小的经济含义是该行业的集中度高。因此,笼统地说国有企业要从竞争性产业中退出,要在垄断性产业里保持,显得有些含糊。这里的分析说明,边际成本为常数,或者边际成本递增,这本来都可与垄断相联系,但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却会有所不同。我们应该更进一步从分析成本函数的形状出发,根据社会福利极大化原则,确定国有企业是否发展或退出产业的政策导向。
三、国有企业目标函数的改变与国有企业相对地位下降的内在联系
前一节我假定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为追求社会福利极大化。这一节我们来讨论,若国有企业对这一目标进行了改革,对于国有经济本身的主导地位会产生什么影响?这种讨论的立论是有历史依据的。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是1979年最早由“放权让利”政策启动的。“让利”会鼓励国有企业至少部分地追求利润,而“放权”又会允许国有企业至少部分地按市场竞争形势对非国有的私有企业的策略作出反应。这样,国有企业就会按演进方式逐渐地进入与私有企业进行混合寡头博弈的格局。我们首先论证,如果没有这种改革,国有企业仍然不追求利润,仍追求社会总福利极大化,则非国有企业在等边际成本条件下便不会进入。
四、结论
国有企业或国有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不仅要从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加以论证,也应当从经济学上加以论证。当生产条件与成本函数特征、市场需求函数与市场规模等方面外生地给定后,国有企业追求什么样的目标?企业作为决策者如何求解有约束的最优化问题?这实质上是决定国有企业地位的内生机制。本人这里进行的就是所谓国有经济相对地位的内生决定分析。在线性的市场反需求函数、等边际成本条件下,若国有企业完全服从追求社会福利极大化的目标θ1=1,则国有企业经济的相对比重不但不会趋于零,而且根本不会动摇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在二次成本函数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必要性仅仅靠社会福利极大化的目标来加以论证就显得不足。这时,国有经济是否必要,还取决于市场需求规模所容许的限度与现有企业的集中度。如果现有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已经很高(n很小),则从社会福利极大化出发,国有企业仍有存在的合理性。在等边际成本(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条件下,社会福利极大化目标在国有企业产量决策中的权数θ实质上会成为非国有企业的进入门槛。如θ1=1,则会堵住私有企业进入。但是,θ太高也有负面作用。若不存在非国有的私有经济的进入压力,光凭国有经济内部的利润目标的部分引入,即0<θi<1(如前苏联60年代的利别尔曼式的改革),是走不出国有经济原来的计划体制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某些成功,使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在处于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各自都有所发展并且互利,是存在0<θ1<1的国有企业与θ=0的私有企业进入共同作用的结果,即是“改革”(部分放弃追求社会福利极大化、部分引进利润目标)与“开放”(允许非国有的私人企业进入)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处于改革过程中的国有企业来说,选择什么样的θ值,即在产量决策变量上让政府目标占有多大的权重,实质上是在以企业自身的利润目标为一头,以企业与政府之间距离为另一极的两端之间进行权衡,θ与利润事实上都是国有企业的激励源泉。θ1不光代表政府目标,而且是政府在资源上对企业支持的象征,是国有企业在市场上扼制私有企业扩张的武器。一旦国有企业选择θ=0,实质上便会失去政府的资源支持,而全力追求利润极大化。
而若国有企业不选择θ=0,则事实上就不可能与政府脱钩,也就不可能全心追求利润极大化目标。在决定最优的θ与最优产量q的两阶段的古诺—纳什博弈中,国有企业是先决定自己与政府之间的关系θ*,然后才确定最优的产量水平q*。由反向归纳解出的θ*值,在等边际成本与存在私有企业的前提下,不应为θ*=0。由此推理,当经济中已经存在追求利润极大化的私人企业时,国有企业即使要追求自身利益极大化,也不应该完全仿效私人企业,因为θ>0是有利于国有企业控制市场份额的。在等边际成本与线性的市场需求反函数的条件下,在私有企业可以进入的前提下,撇开技术上国有企业与非国有的外资企业的差异与管理上的效率差异不论,国有企业或国有经济的相对比重不会趋于零,而是趋于一个大于零的值。当然,上述讨论完全抽象掉了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在技术、管理与组织上的差异,因而对现实生活中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原因的说明,是极不完全的。本文主要讨论企业目标的改变对国有经济相对地位的影响,分析也只限于静态与比较静态分析,因此只是一孔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