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配置的新经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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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上的经济概念最早是相对冗赘(re-dundancy)提出的。国内外学者对此已有论及,郭秀梅(1985)认为“经济即指如果一个词足够的话,决不用第二个”;Leech(1983)将语言经济原则理解为“快捷”(bequickandeasy)。他从语音和句法两个层次对语言经济进行了阐述。陈新仁(1994)又在Leech的基础上将语言经济充实为“逻辑缩约”、“语法省略”和“语音简略”。但下面两则语例却无法用上述经济理念来解释:(1)P:Whatsyournamebytheway?S:Stephen.P:Youhaventaskedmynameback.S:Whatsyourname?P:ItsPat.(2)Sir,wewelcomeyoutoourcity.Thisisa“NoParking”area.Youwillenjoyyourstayhereifyoupayattentiontoourstreetsigns.Thisnoteisonlyareminder.例(1)取自PeterGrundy(1995:1),是Grundy录下的两位大学新生在等候新学年注册时在大厅里的交谈片段。交谈中,Stephen的言辞可谓言简意赅,但从Pat的话语中不难看出他对Stephen的这种“经济”回答并不满意。例(2)取自《新概念英语》第二册中“APo-liteRequest”一课。它是瑞典警察留在违章停放的小轿车上的便条。
按照传统的“经济”或“省力”原则,这则便条完全可以简缩为“NoParking”两个词。然而这则“罗嗦”的便条却起到了令人满意的交际效果,违章车主看到便条后不禁感慨道:“如果你收到这样的恳求,你是不会不照办的。”“经济”的话语令对方不快,达不到有效交际,而“罗嗦”的便条却成功地实现了交际目的。由此可见,仅局限在语言系统内部词汇、语音和语法层面上的片面、静态的经济思想,无法有效地指导和解释动态、综合的言语交际活动。确定话语经济与否决不能仅以用词多寡为依据。语用行为中,只有经过优化配置的言语才称得上经济。基于这一新的经济理念,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新构拟区别于传统经济原则(Leech1983;Zipf1949;Kasher1986)的、能有效指导言语优化配置的新经济原则。本文旨在构拟新经济原则的若干准则,并阐明各准则间的相互关系。
2•言语配置的新经济原则
向明友(1998)指出人类的言语生活受行事能量恒定规律、追求言语效用最大化规律以及言语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支配。正是有这三条规律的存在,人们才去追求言语的优化配置,并使言语的优化配置成为可能。在语用行为中,言语的优化配置受制于下列五条准则:一般均衡准则、前提共识准则、择近准则、从众准则以及言语生效准则。这五条准则总起来可称为言语配置的新经济原则。将其称为经济原则是因为遵照这些准则来配置言语,言语的效用就能实现最大化,言语的配置就能达到最优化。优化配置的、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言语当然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最经济的言语。指导实现言语最经济目标的原则当然可称为经济原则。为了将这一原则与传统的经济原则区别开来,我们使用“新经济原则”冠其名。
2.1一般均衡准则
均衡(equilibrium)也叫平衡,原本是物理学中的概念,它表示当物体同时受到方向相反、大小相等的两个外力作用时,该物体因受力均衡而处于一种静止状态。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最早把“均衡”引入经济学,研究商品的供求关系,形成了经济学中的局部均衡理论。后来法国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分析中的一般均衡理论,从而使“均衡”思想成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价值理论之一。本文将“均衡”概念引入对言语投入量与需求量关系的分析中。
在语用行为中,只有实现发话人的言语供给和受话人言语需求的平衡,所供给言语的总效用才能达到最大化。言语投入少于均衡指标数时,其效用就得不到充分发挥;多于均衡指标数时,受言语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影响,多出的言语会产生负作用,从而抵消言语的部分效用,也就无法让投入言语的效用实现最大化。语用行为中的各变量相互制约,连锁反应,它们对言语配置的影响是有机的、综合的、多层次的。因此,就实现整个言语交际的效用最大化而言,不能把各局部的指标数进行简单地捆绑或叠加,必须把各变量放在一盘棋上进行综合分析。在考虑到各变量的综合作用后,力争使言语配置实现发话人的投入与受话人的心理需求达成均衡。此时的均衡便是语用行为中言语配置的一般均衡(generalequilibrium)。在言语配置中只有实现言语投入与言语需求的一般均衡,言语配置才能优化,投入的言语的总效用才能实现最大化。这就是言语配置的一般均衡准则。语用行为虽与人类的其他行为一样,都受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规律支配,但它与其他行为明显不同。语用行为是听、言者双方的协作性行为。单就交际者一方而言,言语基本无效用可言。
只有言者把想说的话说出来,听者把言者说出的话也当成自己想听的话听进去,并解其意图,依照该意图行事,这样的言语才算有效用。言语的效用既然是经由多个环节,通过听、言者的共同努力实现的,言语配置时言语投入的均衡问题就不能单由听、言者某一方的需求决定,必须是听、言者双方需求的均衡。向明友(2001:81-86)认为以言行事的能量源自言语能、社会能和经验能三大块。言语能主要是表达言者的主、次交际意图,并调节制约语用行为的各种变素的关系。单就意图表达而言,言语能要受经验能的制约,产生言语能的言语量与产生经验能的听、言者的共知经验量成负相关。共知经验量影响听者对言语的需求。发话人的表述意图已定,两人共知的经验越多,听话人对用于承载表述意图的言语的需求量就越少;两人共知经验越少,听话人对用于承载表述意图的言语的需求量就越多。如果遵循言语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使言语的投入量与听者的心理需求量达成均衡,就不会有言语浪费。由于听者的心理需求决定于共知经验量,所以可以将上面这个局部均衡看成言语投入与共知经验的均衡。我们管该均衡叫局部均衡(Ⅰ)。讲到用于调节的言语时,局部均衡就多了。首先发话人要用言语调节交际动机。发话人要交际,他肯定首先具有一定强度的交际动机,但听话人未必就有现存的交际动机在等待发话人。就是受话人有一定的交际动机,在较长的交际过程中也会因疲劳等消极因素的影响而呈不断减弱的趋势。国外心理学家的实验证明,一个人完全集中在一件事上而不被其它思想干扰的时间只有11秒(朱智贤1989),也就是说,听者每次兴奋的时间只能维持11秒。
为了确保受话人能够保持一贯的动机去接码、译码,发话人要投入言语去启动和促进受话人的交际动机。此时的言语投入不能由发话人自行决定,发话人不能因为自己的交际动机特别强烈,就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他必须充分考虑受话人在这方面对言语的需求。受话人的交际动机越强,他对用于启动和促动的言语的需求就越少;受话人的交际动机越弱,他对用于启动和促动的言语的需求就越多。只有当用于启动和促动的言语量与受话人根据已有的交际动机强度决定的对言语的可能的需求量达成均衡时,这种促动的言语的效用才能实现最大化。我们管这种均衡叫局部均衡(Ⅱ)。以言行事,行事的难度对言语的投入也有明显影响。行事难度增大,受话人(行事人)心理上的行事压力就会增加,因此用于除阻的言语也就相应增加;行事难度减少,受话人心理上的阻力就会减少,相应的用于除阻的言语就会减少。发话人的言语投入必须与受话人可能的除阻需求形成均衡。我们管这项均衡为局部均衡(Ⅲ)。行事的内容对受话人的损益度也影响言语的投入。这里的损益是泛指意义上的,包括精神的或物质的两个方面。如果行事的内容给受话人带来的益处大,损失小,劝其行事的言语投入就相应减少;如果给受话人带来的损失大,益处小,劝其行事的言语投入就要增加。这里增加多少,减少多少也要视由行事的损益度所决定的受话人的心理需求而定。言语的投入必须与受话人的心理需求达成均衡。我们管它叫局部均衡(Ⅳ)。由交际者双方的权利、权威、权力和社会距离等构成的权差对言语投入的影响更为明显。首先,四个变量在影响言语交际时,内部有其自身综合平衡的过程。
四个变量综合后形成的权差值有正、负和零三种情况。发话人的综合权量大于受话人的权量时,权差为正值;发话人的综合权量小于受话人权量时,权差为负值;两者权量相等时,权差为零。由于四种因素不可相互抵消,因此权差为零的情况较少。只有双方的四对权素分别相等,才会出现权差为零的现象。权差为正值时,受话人对言语的需求量小,言语的投入相应减少;权差为负值时,受话人对言语的需求量大,言语投入相应增加;权差为零时,对言语投入没有明显的直接影响。因此,言语投入的具体量要与由权差决定的受话人的心理需求达成均衡。我们称其为局部均衡(Ⅴ)。受话人对言语的心理需求受多种因素影响,我们只是举要归纳了上述五种情况。在以后的研究中,可能还会发现其他更多的因素。但这五种主要因素已能反映交际的复杂性。这五类因素不是以平行的方式而是以相交或相关联的方式影响着各种语用行为中言语的具体配置。在具体的言语交际中,满足均衡(Ⅰ)的言语量不一定能满足均衡(Ⅱ)、(Ⅲ)、(Ⅳ)或(Ⅴ)的要求;满足均衡(Ⅲ)、(Ⅳ)的言语量又不一定能适合(Ⅰ)、(Ⅱ)或(Ⅴ)的要求。在言语交际中,这些由局部均衡决定的言语量既不能简单相加,又不能抽样替代。要想实现言语效用最大化,必须对受制于多种语境因素的言语投入与言语需求关系进行全面综合考虑,使整个投入量能够满足全部五项局部均衡的一致要求,使五项局部均衡中的话语的边际效用都为零。这时的言语投入就不存在浪费和欠缺,从而实现言语优化配置的目标。当然,由于受话人的心理要求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发话人的言语投入允许有一定的弹性。弹性幅度范围内的言语基本上不影响一般均衡的实现。虽然目前对弹性幅度尚处在感性的不精确的认识阶段,但在不久的将来,借助实验心理学和现代数理科学的研究成果,以及计算机处理等先进手段,应该完全有可能澄清言语投入的弹性幅度问题。
2.2前提共识准则
前提是语言哲学家(Frege1952)、语义学家(Lyons1977)、语用学家(Levinson1983;Gazdar1979;Green1989;Grundy1995)以及话语分析家(Brown&Yule1983)共同关注的课题之一。哲学和语义学从命题的语义关系角度关注前提问题。语用学研究突破命题范围,突出强调语用前提的重要性。语用学家的研究虽然拓宽了先前哲学家、语义学家对前提研究的视野,但他们仍与哲学家和语义学家一样,以分析者的身份探究已存在于话语之中的前提现象,并未站在发话人的角度来探讨言语交际中的前提运用问题。如果把分析的切入点移至发话人,人们会发现,所谓的话语前提就是发话人为了提高语言的效用,把自己估计的受话人可能已经了解或可能会基本认同的那部分信息视为当然,干脆不再使用言语重复描述。这部分被发话人当作前提而从话语中舍去的信息就是本文所指的交际者共知经验里的一部分。对交际者来说,其共知经验未必都针对某一具体的交际话题。能够左右言语投入量的共知经验必须与具体的交际话题相关。话语前提所承载的那部分信息正好就是参与言语交际的那部分共知经验。在言语交际中,与话题相关的共知经验以前提的形式省掉了言语的部分表达任务。
请看语例:(3)TellTobyImatlunch.要使这句话充分发挥交际作用,就必须满足下列三个条件:(a)发话人希望Toby马上出现;(b)交际者双方都知道Toby是谁;(c)发话人知道受话人乐于传递此信息。这三个条件就是这句话的前提,发话人用前提形式略去了这部分本该由言语承担的、但又为交际者所共知的表达任务。否则,这句话就得讲成:(3′)ImexpectingTobysoon.AndsinceIknowthatyouknowwhathelookslikeandIknowthatyouarewillingtopassonthemessagethatImatlunch,tellhimthatImatlunch.通过两种表达式的对比,人们可以看出前提为发话人省去了大量表达任务。前提的运用其实是发话人受追求言语效用最大化规律和言语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支配而采用的一种语用策略。发话人通过对共知经验进行预设的策略,减轻言语交际中的言语表达负担。这种预设如果准确无误,其言语的投入量就也恰当无误;如果预设有误,把自己了解的信息当成受话人同样了解的东西,这时其投入的言语就肯定不够,交际很有可能出现阻塞;如果以为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受话人也同样不了解,其投入的言语信息就会多余,多余的言语就会起负作用。因此,为了确保发话人的言语投入与由交际者的共知经验决定的受话人的言语需求达成均衡,力争使投入言语的效用实现最大化,交际者必须遵守前提共识准则,即由话语前提承载的那部分信息必须为交际者双方所共知,决不能听任发话人自己单方面去决定。
2.3择近准则
Zipf(1949)为了进一步阐述其提出的“省力原则”,做了一项木匠与斧子的实验。通过观察,他发现如果木匠的工作台上同时摆放几把斧子的话,距离木匠最近的那把斧子肯定是木匠最常用的,换句话讲,木匠总是把那把最常用的斧子放在距离自己最近的地方,因为这样可以节省来回取放斧子的力气。他将这一发现推广至人类的所有行为,并据此解释人类语言所固有的经济性。省力动机就是人类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典型范例。受省力动机的支配,人们在讲话时总是容易选择自己最熟悉、最了解的话题,在推定话语前提时,也最容易根据自己已有的经验下结论。三句话不离本行就是交际者的择近现象。择近并不是发话人的特权。受追求效用最大化动机的驱使,发话人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话题,设定距自己最近的前提,而受话人在解读话语时,也有省力的倾向,也容易根据已有的知识去推定话语的前提意义,去解读话语传递的交际意图。为了追求效用最大化,交际者双方在配置和解读言语时都从各自已有的经验出发去择近行动,这势必会造成交际出现阻塞或失误。就交际话题的选择而言,发话人从自己的已知经验出发选择最便当、最省力的话题A,而对受话人来讲,他可能对话题B最熟悉,选择B对他来说可能最省力。所以在日常言语生活中就有话不投机或没有共同语言的现象发生。交际者一旦没有共同话题,或者出现了话不投机,投入的言语也就无效用可言。
另外,一则话语不仅有常规前提和语用前提,而且各类前提也都不止一个。因为有前提池(pre-suppositionpool)的存在,又由于交际者各自的经历不同,储存在大脑内的经验也不尽相同,在择近心理的驱动下,各自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发话人将其话语的前提预设为A,但受话人很可能将发话人的话语前提理解为B,言语交际中的阻塞或误会也就因此产生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奥赛罗》里有这样一段情节:Othello早已怀疑妻子Desdemona不忠,与Cassio有染。他无意间听到Iago与Cassio的下面这段对话:...SheispersuadedIwillmarryher,outofherownloveandflattery,notoutofmypromise....Shewashereevennow;shehauntsmeineveryplace.Iwastotherdaytalkingonthesea-bank......shefallsmethusaboutmyneck.心燃妒火已久的Othello一下就认定Cas-sio谈及的那个“she”就是自己的妻子Desde-mona,但事实上Cassio谈论的“she”是一位名叫Bianca的妓女。剧中的误会导致了悲剧。而现实生活中这类误会又比比皆是。为了避免语用行为中频繁发生的这类影响话语效用的误会,我们特提出言语配置中的择近准则。这条准则要求发话人作为言语事件的主动者、言语配置的操作者不能片面迁就个人单方面的择近倾向,在选择话题,推定前提时要充分考虑受话人的择近倾向。只有充分适应了受话人,发话人的交际意图才不被受话人误解,交际才畅通,言语的效用才有望实现最大化。言语交际是双人协作行为,发话人是实现省力目标的肇始者,而受话人才是能否真正实现省力愿望的最终决定者。因此,在不考虑受话人省力动机和择近趋势的情况下,由发话人单方面采取的任何省力措施都将注定得不偿失。
2.4言语生效准则
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Theory)在对说话行为和施事行为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对取效行为的研究几乎一片空白。我国学者顾曰国(1994)对取效行为存在的症结发表过高见。笔者认为Austin(1962)及Searle(1969,1979)所阐述的言语行为三分的思路注定要将言语行为理论引入死胡同。理由是在言语交际行为中,人们以言行事,但言语在行事的过程中仅起承载信息、调节关系的作用(向明友2001)。发话人的话语一部分是用于交代行事的任务,另一部分则用于调节各种变量关系。用于调节关系的言语的最终目的是改善受话人的心理状态,使其心理处于一种乐于行事的积极状态。做到这一步,言语就完成了使命。至于言后受话人是否能把事办成,就不完全是言语的责任。如果要行之事的难度超出受话人自身能力,出现受话人心有余而力不足时,言语就未能实现行事目标,但言语的效用还是得到了充分实现。这时就出现言语的效用(utility)和效果(effect)不统一,这不是言语的过错。
如果所行之事的难度在受话人的能力范围之内,但由于言语的调节作用未能充分调动起受话人的积极性,而使要行之事无果时,发话人投入的言语就既无效用又无效果。此时的无果是由言语没有效用造成的,是言语配置的过错。因此,我们提出言语生效准则:如果发话人的言语能让受话人明白自己该做什么,并且也全心全意地去做了这件该做的事,那么发话人的言语就算达到了优化配置,即言语优化配置与否的标准是言语效用而不是效果。有了这条判别准则,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中的取效行为原来存在的问题就好解释了。
2.5从众准则
从众心理对人类的语用行为有着重要的制约和规范作用。为了实现语用行为中的言语效用最大化,交际者双方必须共同遵守从众准则,即必须遵守语言社团内大多数成员都共同遵守的长幼、尊卑、真假、善恶、美丑等社会文化方面的道德、信念及价值观规则,法律、法规及公约等社会组织规则以及语言工具的结构规则。语言社团犹如一张集结社团成员的大网,社团的每位成员都在网上有个给定的位置。当他们要进行语言游戏(即言语交际)时,各自都必须以从众准则为规范,针对不同的伙伴,决定自己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该怎么说,不该怎么说;如果要说,该说多少。前面强调过在言语配置时,只有使发话人的言语投入与受话人的言语需求保持平衡,言语的效用才能实现最大化。
但如果没有从众准则的规范,言者的投入与听者的需求就无法保持平衡,因为他们没有可资参照的尺度或标准。在言语交际中,虽然言语效用最大化的最终实现是由受话人决定,发话人要尽力适应受话人,但发话人并不必一味迁就受话人的需求,受话人对言语的需求也并非欲壑难填。因为双方都受制于从众心理,发话人在进行言语配置之前要对照有关行为准则,再根据自己与受话人之间存在的权差、损益差及经验差等变量来推断受话人对言语可能的需求量。受话人进入交际角色后,也会立即根据相关的规则和各种变量决定自己应该从发话人那里得到的言语补偿量。因为听、言者依照的标准相同,各种变量差也是客观的,所以从理论上讲发话人的估计量与受话人的实际需求量应该能够基本保持平衡。交际者双方如果没有从众准则做尺度,就会出现发话人盲目估量,受话人任意需求的现象。这样发话人的言语投入就无法与受话人的言语需求保持均衡,就像商品没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做尺度,就无从决定其价值一样。由此可见从众准则在言语配置中的分量。另外,从众准则不仅对言语的投入量有规范的作用,而且对所投入言语的质量也有重要的规范作用,见到什么人,在什么场合,该怎样说,说什么,这也有一定的规则可依。
3.五项准则间的关系
前面粗略归纳出确保言语优化配置所必须遵守的五项基本准则。这五项准则之间有何联系呢?首先,一般均衡准则是实现言语优化配置的关键。其它四项准则是实现言语优化配置的保证。没有一般均衡这个前提,言语投入量便无据可依,其他准则也就失去了努力的方向。反过来,没有其他四项准则的支持,一般均衡也无法实现。前提共识准则是对言语配置者追求言语效用最大化的极端迫切心理的一种限定。它提醒言语配置者在考虑利用前提手段来减少言语投入时,必须充分考虑被其当作前提省略的信息是否也为受话人所共知。该准则能确保言语表达与已知经验间均衡的实现。择近准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前提共识准则的进一步完善。
由于任何话语都有多个前提存在,但在具体的交际环境里,言语配置者设定的前提是有限的。为了使发话人预设的前提不为受话人误解,我们提出择近准则来指导发话人充分考虑受话人的可能选择,从而适当调整自己的推测,使自己的预设能够适合受话人,该准则能确保前提共识成为现实。从众准则又是对择近准则等的进一步限定。择近准则要求言语配置者在预设前提时,要充分考虑受话人可能作出的选择。必须使自己的选择充分适应受话人在省力心理支配下所作出的选择。但这种迁就不能无尺度。没有一定的尺度或标准,言语配置者便无从操作。因此我们根据人类行为普遍存在的从众心理,提出从众准则来为发话人对受话人的迁就立下一定的标准。有了共同遵循的标准,受话人无法漫天要价,发话人也毋需无边无际地迁就。言语生效准则是对言语发挥作用区间的限定,是与一般均衡准则配套的政策性准则。
4.结语
以上澄清了构成新经济原则的五条准则的内涵,其对言语优化配置的指导作用以及五条准则间的相互关系。语用学研究中现有三条较有影响的原则:合作原则、关联原则以及礼貌原则。Grice(1975)提出的合作原则不是用来指导人们如何遣词造句、进行有效交际的,它是对言语交际行为的一种高度抽象的哲学、逻辑学规范。“合作原则里提及的四项准则其实就是四个范畴,而这四个范畴则是套用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在他的‘范畴表’中列出的四个范畴。康德用量、质、关系、方式这四个范畴构成了他的体系。”(徐盛桓1997)Grice借用康德的四个范畴来概括言语交际行为合理存在的基本要求。其实,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自身量的规定性,质的规定性,与他物的关系以及自身存在的方式。合作原则只是体现了交际话语的最本质的“元要求”(meta-requirement)。因此,如果拿合作原则来解释本文开始时引述的两则话语实属强人之难。在说话过程中人们不会先考虑一下Grice的四个准则后再开口。合作原则重在指导人们对会话含义的推导,它是抽象的、分析性的。关联理论(Sperber&Wilson1986;Black-more1992)是语言学的语用学诞生后形成的可称得上一家之言的理论(Mey1993:77-78)。
它将Grice合作原则中的关联准则提升为“原则”,以取代整个合作原则。该原则直接使用“关联”来解释和指导人们的言语交际。但完整的言语交际应包括编码和解码两个部分,而关联原则的重点仍放在指导言语的解码上,它仍未弥补合作原则留下的无法有效指导编码的缺憾。关联原则虽支配着人们的言语解读行为,可人们将因素A与交际中的话语关联而不是将因素B与之关联。这种A、B间的选择又到底受制于何种因素呢?关联原则并未作出具体交代。礼貌原则虽是为了弥补合作原则的不足而提出的,但其性质和作用都与合作原则有着本质区别。它无论如何也无法与合作原则相提并论。首先,礼貌原则不是什么哲学抽象,它是在对反映英语文化的言语交际的总结分析基础上概括出来的具体、表层的规则。至于礼貌的真正动机是什么,Leech(1983)也未作深入的探讨。另外,礼貌原则对会话含义的推导无直接指导作用,它只能被看成具体的、操作性的策略,决不可能上升为规范整个言语交际行为的原则(向明友1998)。合作原则和关联原则只能指导语用行为中的解码过程,礼貌原则又无力填补上述原则在编码方面留下的空档。因此,本文讨论的经济原则正是为了填补语用原则中的这一空白而构拟的。在深入探究人类语用行为规律的基础上构拟的这一原则,能有效指导言语资源的优化配置,即言语交际中合理、有效的编码问题。此外,本文构拟的新经济原则反映出的动态的,听、言者并重的理念恰恰符合现代语用学的发展趋势(何兆熊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