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事件经济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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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的回顾

历史是一面镜子,回顾过去,人们往往会发现现在发生的某些现象与历史上曾发生过的某些现象,有着惊人的相似。大家都知道,上个世纪初,即1929~1933年,在美国曾出现一次空前的、影响全球经济的大经济危机,导致了完全放任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结束,开辟了市场经济与政府管制相结合的所谓“混合经济”(Semuelson&Nardhaces,1955)的新时代。这次危机是美国当时各种社会经济矛盾的总爆发。在此以前,至少有以下几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大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金融资本或金融资本主义(financialCapitalism)在美国兴起。1893年美国就曾发生过一次经济危机,危机过后,银行家大量参予了美国公司的经营业务。到1913年,美国的金融托拉斯已在112家公司中拥有341名董事,控制了约220亿美元的资本化资源和资产。金融资本的发展很快地就向证券市场渗透。

19世纪末,纽约证券交易所所长HenryClews曾说:金融家们虽然仍对可销售的商品生产企业感兴趣,但他们对发行证券,策划企业购并同样地,很可能是更感兴趣(Previts&Merino,1979)。金融业与证券业相结合,助长了金融投机行为便非常清楚了。

第二,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总统WG.Harding采取了所谓恢复“正常状态”的政策,开创了工商业的“黄金时代”。那就是鼓励经济的自主放任主义,否定了政府的积极干预。另一位总统Coolidge则认为,全体公民均有宪法赋予的积累财富的权利,并认为工商企业是促进(美国)精神进步的最主要因素。这就是说,当时的美国政府是把拥有财富看成公民的天经地义的权利并认为不干涉主义才会促进社会的进步。到1925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已放松对公司的控制。工商企业在消除价格竞争方面完全可以自由行动。正像Previts和Merino在“美国会计史”中所说,现在“工商界人士可以自由地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了。

第三,与上述第二点相联系,由于政府对管制企业不感兴趣,会计和审计的作用就改变了,大多数公司的财务报表不需要也不经过审计。会计师们只好转而为企业提供诸如编制预算,推行标准成本制度等方面的咨询服务。此外,他们则主要是在向银行提供信用报告时,成为企业的顾问并帮助企业纳税。从1918年颁布类似公认会计原则的“编制资产负债表的认可方法”(ApprovedmethodsforthepreperationofbalancesheetStatements)以后,到美国股票市场崩溃为止。美联储(它是最关心企业按一定的规则编制报表寻求银行信用的)几乎不再制定什么财务报表准则。在这一段时期,美国基本上已没有独立审计在发挥监证企业财务报表的作用了。

可以想象,在大危机的前十年,美国的企业在财务上进行弄虚作假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另外,还有两个因素又加剧了财务报表的虚假性:一是许多公司发行无面值的股票。这种股票的实收资本与其设定价值的差额本应记入资本公积。但由于没有规定资本公积不能转记为盈余公积的准则或制度,于是有些公司,不但把这种溢余转记为“盈余公积”,而且用它来支付股利。二是当时在会计界,不但提倡独立性,而且提倡保密性。而“保密”则正中企业的下怀,他们可以在保密的掩盖下肆无忌惮地在财务与会计上作假。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说明上述问题:(1)1925年道奇兄弟公司(DodeBrothers)进行重组时,公司资产的公允价值(fairvalue)仅为8500万美元,而重组时却按帐面价值24000万美元被收购,理由是为了遵守历史成本原则。(2)美国火柴大王克鲁吉(Krueger)支付股利从来不是靠营业利润而是通过发行一批新证券取得的收入。但他几乎拒绝向外界透露任何情况,并得意地把他的成功秘诀归结为“保密,更加保密和进一步保密”(secre-cy,moresecrecy,andevensecrecy)①。

二、近二十年美国经济(也涉及全球经济)一些引入瞩目的变化

会计是经济活动的反映。20世纪30年代的大经济危机前,在美国曾出现如上述的会计作假,并产生种种不正常的经济迹象,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类似的蛛丝马迹。

第一,金融业大发展,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金融创新虽有避险功能,却又能助长金融投机。美国“外交政策聚焦”杂志在2002年7月18日一篇文章中透露:20世纪最后20年,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变化是,金融资本成了全球经济的驱动力。这是因为,不少国家,特别是美国解除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金融资本基本上是货币资本,流动性最强,最容易参予投机。当然,它会成为利润率最高的行业。90年代初,以网络经济为代表的所谓新经济在美国崛起,金融资本大量注入股市,于是造成了华尔街股市牛气冲天,金融业又进一步得到扩张。金融资本的活跃可以从下列数字看出:1990年代末,全球外汇市场每天成交量超过了1•2万亿美元。它相当于当时全球整整一季度的商品贸易和交易总额。不过好景不长。新经济带来的经济繁荣只维持了四年(1997~2001)。从2000年开始,美国的股市,特别是一路攀升的高科技股就下滑了。据估计,华尔街的投资者仅2000年,由于股市下跌共损失约4•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是1987年股市下跌损失的4倍。过剩的金融资本总还要寻找出路。各种金融创新便应运而生。尤其是各种衍生金融工具如股票期权(Stockoption)、金融期货(FinancialFuture)、股票指数期货(如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经营的standardandpoolsstackIndex;纽约期货交易所经营的NewYorkstackEx-changngecompositeIndex;伦敦股票交易所的FT-SE100)、利率互换(InterestRateSwaps)、货币互换(CurrencySwaps)、远期利率协议(ForwardRateAgreement)、利率上限和利率下限(InterestRateCaptsandFloor)、票据发行便利(NoteIssuanceFacilities)等等令人目不暇接。安然公司利用来高估利润、低估负债的“特别目的实体”(SPE),也同金融创新有关。衍生金融工具最初的创设,一般是为了避险或融资(如设立SPE)。但几乎所有的衍生金融工具都被用于投机。几年以前,巴林银行新加坡分行的一个职员就因为炒作东京日经指数而产生巨额损失,导致这家历史悠久的银行被德国的一家银行兼并。这一惨痛教训,人们记忆犹新。但直到今天,不论在财务报告的表内确认和表外披露,都难以充分揭示它的性质和风险。谁都知道,衍生金融工具是可怕的高报酬与高风险相结合的双刃剑。操作这种业务又具有很大的隐蔽性。按照当前的会计准则和财务报告,投资人是不大可能从报告中预测到一家公司操作衍生金融工具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报酬的。怎样看待金融创新?创新意味着随着新经济的发展促进金融的改革和金融技巧的进步,是金融证券等领域与时俱进的表现。其积极意义必须充分肯定。但金融资本并不能创造财富与价值。过剩的金融资本通过各种衍生工具进行活动,结果就会使理性的投资转变为狂热的投机!

第二,与金融业大发展相比,工商业的形势却不景气。这应当说是20世纪最后20年发生的另一项重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1997年之后美国的工业企业已停止了利润的增长。它们期望通过扩大生产与交易规模来增加利润,由于无法依靠自己的留存收益(即自我积累)来自我发展,只能求助于银行借款和发行证券。但20世纪90年代末,工业产品却一方面因利息过重而提高了生产成本,另一方面,生产的扩大并没有扩大需求,反而出现生产过剩。例如:全球汽车年产量约7000万辆,销售量只有5000万辆,26%成为积压产品;又如计算机,单是美国,每年的生产能力即可上升40%,而这个比例远远超过每年计算机市场的需求比例的增长。这里,生产能力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已经明显地反映美国再生产的四个环节:生产、流通与消费和分配之间的不相协调。

第三,市场衰退导致企业(特别是生产企业)利润率的降低,企业家为了做大利润,除向银行大量借款并发行股票、债权融资外,又希望通过企业兼并来提高利润,从1987年起,资本主义世界兴起了新的合并浪潮。如:戴姆勒.奔驰—克莱斯与三菱合并;雷诺收购日产;美孚、埃克森合并;英国石油与阿莫科和阿尔科合并;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合并;美国世界通信公司兼并微波通信公司等。合并的目的有的是为了消除竞争,而有的则希望合并后通过“协同效应”增取新的利润。事实上,许多企业合并后虽然由于大量裁员,降低了成本,确实增加了收益,但却提高了社会的失业率,从而增加了社会的动荡和不稳定。而总体上看,合并后的企业一般未能带来预期的利润增长。

第四,近20年来,新自由主义流行,对企业实行放任的思潮再一次在美国抬头。网络经济兴起后,美国出现了新的经济繁荣,似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无所不能。理论界对政府实行的种种经济管制表现反感者日益增多。既被一时的经济繁荣的假象冲昏头脑,又遭到日益强大的理论界(也包括舆论)的压力,在20世纪最后20年,美国政府便逐步解除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允许资本可以跨国界跨行业自由流动。放松对金融、证券市场的管制,也涉及对会计、审计市场的监管。原来在资本市场中自发形成或有意安排的一些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所、经济(证券)分析师等都具有自我约束和相互监督与制衡的功能,它们在法律法规和准则的框架内,在SEC的监督下,共同促进资本市场的公开、公平和平等的运转。可是放松了管制之后,相互监督和自我约束的机制就被削弱了。由于利益的驱动,它们有的不但不互相制约,反而互相妥协,甚至与企业互相勾结。美国SEC前主席ArthurLevitt在1999年一次题为“高质量的信息:市场的生命线”的演讲中曾说:“我们看到是功能失调的关系———分析师(指证券分析师)‘确切地’估计公司的盈利而又严重地依赖公司的‘点拨’,公司的报告则迎合这一‘估计一致’的预期盈利,而不去反映波动中的经营业绩的现实。”Levitt还揭露证券分析师与注册会计师达成默契,在审计报告中认可这种“制造”的经营业绩。尤其是,分析师进行选择性的披露。通常是宣扬那些由公司在幕后提供的、不公允的重大信息。从这里可以看到,与20世纪20年代公司以保密为理由,不肯披露真实信息不同,现在是:企业、证券分析师和注册会计师串通一气地向投资人和证券市场发出虚假的投资信号。当前美国的经济学和财务学到处鼓吹所谓理性的个人、理性的投资人。什么是“理性”?其实,这是亚当.斯密著作中的“经济人假设”。纯粹是一种假设。虽然出于生存的天性,人有利己行为,但经济学还是要研究怎样约束这种行为。市场也必须有约束利己行为的制度安排。因此,现实的人只应当具有有限理性。可是,现在的经济学和理财学却恣意宣扬人的“无限的”理性,即经济人在投资和理财甚至在其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以谋取个人最大利益为动机。利益的驱动成为参与资本市场所有方面(也包括监管市场的政府)和所有人的原动力。如果是这样,怎会有真正的“道德”和“良心”出现于这一社会?“诚信”这一文化观念有可能在这种土壤上滋生成长吗②?所以,当前在美国,诚信危机实际上是其文化危机和道德危机的表现。而文化与道德的污点,则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下,狂热追求企业利润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必然反映。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含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则反作用于基础。看来马克思揭示的这一社会发展的原理现在并没有过时。

第五,美国的资本市场一向被投资人认为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其实美国的公司制度和公司治理方式,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公司的资金主要靠公开发行股票募集即主要来自资本市场。股东是十分分散且不断地流动着。大部分中小股东并不关心公司的经营管理和长远利益,而更多地关注当前的业绩和现金流量,即使跨国公司,真正控股的大股东是个人或其家族也不多。一些机构投资者(如共同基金)可能拥有较大股权,但它们不过是分散的个人投资者的代表。这样,管理公司的真正权力就掌握在作为受托方的经理层,特别是高级经理层如首席执行官、执行董事等的手里。作为委托方的投资人即公司的所有者,反而处于公司的外部。对于公司的经营内幕,真正的经营业绩和未来的发展前景,经理层和投资人之间产生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样的公司制度,已颠倒了委托人(所有者)和受托人(经营者)之间的权责关系,对传统的理论产生了冲击。甚至可以说,在当前的美国上市公司中,已开始形成“所有者缺位,经理层(主要指掌权的董事和高层经理)越位”的反常现象;二是经理层在公司经营管理中已经拥有很大的决策权,而按照美国的公司治理原则,对经理层还要实行激励制度,通过经理股票期权让经理们也享有剩余索取权,并把他们的利益高低同股票价格直接挂钩。因此,这又将促使高层经理通过所谓盈余管理来粉饰企业盈利,哄抬股价,以便在他们的股票期权行权时牟取暴利。如果把本文一、二两部分对比考察,可以看到:美国经济,特别是其资本市场方面的发展轨迹,20世纪初20年和后20年,竟有某些重要的相似(当然,差别也是存在的)。比如,两个时期的金融资本都有较大发展,而20世纪末则更突出,多种金融创新和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为金融资本近年来的投机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两个时期上市公司都对会计和财务报表作假,20世纪初是在审计不起作用,由企业以“保密”为挡箭牌,各自秘密进行的,20世纪末,美国已有各种监管证券市场的法规,建立了监管机构—SEC,并且既有外部审计,也有内部审计。就在这样似乎相当严格的监管条件下,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竟串通一气作假,特别要指出的是:证券分析师在这里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至于注册会计师,在安然事件中安达信会计公司所涉及的审计缺乏独立性,如既提供审计服务又提供非审计咨询服务,许多前雇员成为安然公司的主管,以及在觉察安然的会计问题后,不仅未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甚至销毁审计工作底稿等,都背离了公共会计师(Pub-licAccountant)的应有责任。最近,美国“会计望”杂志在“安然事件的教训”(JamesA.LargayⅢ,Editor,2002)一文中指出:“公共会计师不应当为他们的委托人作管理决策。相反,他们应当忠告有关会计问题,并反对管理当局的财务报告缺乏透明性,要提醒资本市场去注意公司活动的内幕。”此外,两个时期都代表自由放任经济思潮的抬头。不过,20世纪初,是百分之百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而20世纪末,美国已经是市场与政府管制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了,只是在管制方面却有所放松。

三、结论:根本问题在制度

美国经济在上世纪最后20年代由于金融资本的大发展和网络经济的兴起,曾经出现一时的经济繁荣。但在这种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生产过剩和市场萎缩的危机,金融行业的高利润率并不能取代工商业利润率停滞不前所带来的忧患。金融是一个分配领域,金融资本本身是不能创造财富和价值的,它必须通过生产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增加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过去20多年,在美国,分配的不均衡明显地增强了。据统计,1981年,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仅占美国财富的25%,而到1990年代末,这一部分最富裕家庭占有的美国财富的比例已上升到38%以上。与此对照,美国同期的失业率则由4%上升到7%。过去10年的泡沫经济使美国财富的转移产生了新的特点:从中小投资人阶层向高层经理阶层转移。为什么美国上市公司频频爆发财务丑闻呢?直接原因是上市公司的利润率下降,导致股价低迷,这不仅直接影响经理层(特别是高层经理们)的丰厚利益,而且有可能引发公司的财务危机以至破产。所以,他们必须编造虚假的经营业绩和良好的财务状况来欺骗投资人,力求稳定资本市场。进一步分析就可发现: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美国的经济制度和公司制度。过度膨胀的金融资本,使分配支配了社会再生产的其他环节,引起生产、消费、流通与分配之间失去合理的相互制衡;公司制度中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错位关系和公司治理中激励措施(经理股票期权)所存在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激发了经理层为谋取他们的最大利益而欺骗所有者(主要指中小投资人)的财务作假的动机。事与愿违。

美国上市公司的财务作假终于引起了美国资本市场的诚信危机。美国《商业周刊》2002年7月15日一篇文章指出,2002年7月美国人开始大量抛售股票。而正是股票文化,创造了过去20年美国的繁荣和强大。因此,文章惊呼,美国正处在一个大厦将倾的关头。但我们并不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将再次降临美国。因为毕竟时代不同了。美国已积累了70年监管资本市场的经验。而且,由美国参众两院所共同制定、布什总统已签署的“2002年证券公开发行公司(上市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案(Sar-bances-oxleyActof2002)”,是一项有针对性的严厉法律手段。它寻求在SEC的监督下成立了一个独立性很强的非政府组织“上市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PublicCompanyAccountingOversightBoard),该委员会有权对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制定审计、质量控制、道德、独立性和其他标准;有权对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进行审查并有权予以惩戒和处罚。

法案还规定对被审计客户禁止执行9种非审计业务,以维护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法案还要求SEC研究美国公认会计原则(当前为财务会计准则)制订的思路,是规则(Rule)导向还是原则(Principle)导向?最后,企业管理当局若蓄意进行财务欺诈,还可最多判处20年监禁和500万美元的罚款(sec.gob.§1350.Sarbances-oxleyActof2002)。看来,在未来,美国将借助于这一法案和其他法律进一步加强SEC对资本市场和会计、审计的监管职能,严厉打击弄虚作假的违规企业和会计师事务所,反复强调保护投资人的利益,以保证美国引为自豪的股票文化不致因公司的财务欺诈行为而衰落。这些措施真正实行,肯定是可以见诸成效的。但要从根本上制止上市公司的财务作假,恐怕还需要采取更多更有效的经济政策———要防止经济衰退;要扭转经济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失衡,使生产和市场需求都步入正轨。既然市场已经失灵,政府更多的介入就是完全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