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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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的提出

20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了所有制结构多样化、利益主体多样化、投资结构多样化、空间结构多样化、产业结构多样化的局面。我国地域辽阔,区域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程度、经济的历史发展水平、经济基础等差异很大,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如何正确处理全国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管理手段、管理模式、加强宏观调控和指导,诱导、协调各区域经济健康发展,逐步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变得愈来愈迫切。正确认识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无疑对制定正确的跨世纪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发展政策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简介[1]

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量的变化和质的飞跃使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近现代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按不同的划分标准提出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2.1李斯特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1841年,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以生产部门的发展状况为标准,将区域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①未开化阶段;②畜牧阶段;③农业阶段;④农工业阶段;⑤农工商阶段。

2.2胡佛———费雪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1949年,在论文《区域经济增长研究》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埃德加.胡佛与约瑟夫.费雪从产业结构和制度背景出发,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五个阶段:①自给自足经济阶段;②乡村工业崛起阶段;③农村生产结构转换阶段;④工业化阶段;⑤服务业输出阶段(成熟阶段)。

2.3罗斯托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1960年,在《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W.W.罗斯托以主导产业、制造结构和人类的追求目标为标准,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①传统社会阶段;②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③起飞阶段;④向成熟推进阶段;⑤高额消费时代阶段;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2.4弗里得曼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1966年,在专著《区域发展政策》中,美国区域发展和区域规划专家弗里得曼提出了中心—外围理论,以空间结构、产业特征和制度背景为标准,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①前工业阶段;②过渡阶段;③工业阶段;④后工业阶段。

2.5阿明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20世纪70年代,在“中心—外围”理论的基础上,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提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外围”国的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①殖民主义阶段;②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③“外围”国经济真正走上自力更生道路阶段。

2.6蒋清海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我国学者蒋清海博士结合以上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各种划分标准及理论,以制度因素、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和总量水平为标准,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①传统经济阶段;②工业化初级阶段;③全面工业化阶段;④后工业化阶段。他认为,制度因素是划分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背景性标准;产业结构是判别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标准,一般用工业化程度(制造业或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和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及主导产业类别来表示;空间结构是标示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于其他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标志,一般用城市化水平、城市首位度及城市规模分布类型来表示;总量水平是测量经济发展高度的标准,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及其人均量来标示。笔者认为,蒋清海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综合考虑了多种反映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质的特征的主要因素,客观地、准确地把握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及其所采用的指标体系比较适合当前我国现状,但在指标体系中,还应考虑以下方面:。

2.6.1产业结构。一定的经济结构对应着一定的产业结构,一定的产业结构对应着一定的从业人员比例,因此,在产业结构的工业化程度方面,应将工业产业比重与从业人员比例结合起来,采用工业化系数[2]来进一步量化工业化程度。

2.6.2空间结构。地区空间结构态势与地区城市化水平、城市体系、城市规模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20年的改革开放,实现了世人瞩目的经济快速增长,这种快速增长的过程,实际上是区域空间变化的过程,更是大城市的平面不断扩张和功能不断完善、中小城市数目不断增加的过程,城市化过程是地区空间结构变化的主要方面,从国际上看,区域经济越发达,城市也就越发达,城市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化水平及其结构是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量化指标。在城市化水平量化指标方面,我们认为应注重如下三点:

(1)不仅应考虑非农业人口、市镇人口比例,还应考虑城市工业规模系数[3];工业规模系数=(各区域城市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城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各区域城市数占全国城市数的比重；

(2)不仅应考虑城市首位度,还应考虑首位城市人口集中度;

(3)不仅应考虑城市规模分布类型,还应考虑城市体系,城市密度,城市人口平均规模。

2.6.3总量水平。除了GDP、人均GDP,消费结构外,还应考虑人均收入水平、支出水平以及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可以反映一国、一地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人的富裕程度与生活水平。一般而言,恩格尔系数越小,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越高;恩格尔系数越大,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越低。

3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为了实现各地区的共同发展和整体繁荣,采取了非均衡的倾斜性经济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深受“梯度理论”的影响———从区域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特点出发,主张按梯度依次开发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从“六五”到“八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但由于东、中、西部地区自然条件与经济基础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潜力呈现出由高到低的梯度序列。下面我们以东部的首都北京、广东、中部地带的湖北及西部的西藏为例,以蒋清海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为出发点,来分析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现状。

3.1产业结构

3.1.1从产业构成看。从1990年到1996年,京、粤、鄂、藏占主导地位的分别是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1996年,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5.2∶42.3∶52.5;14.4∶50.2∶35.2;4.1∶45.3∶30.8;41.9∶17.6∶40.5,而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20.2∶49.0∶30.8。

3.1.2从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看。1996年,全国的平均水平为50.5∶23.5∶26.0,而京、粤、鄂、藏分别为10.9∶38.3∶50.7;39.7∶28.0∶32.2;50.1∶21.9∶28.0;76.2∶4.8∶19.0,4省区中从业人员比重最大的除北京为第三产业外,其余均为第一产业。

3.1.3从工业化程度看。1990—1996年,全国的工业化系数为0.09→0.10→0.12.北京市的工业化系数为0.24→0.18→0.1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逐年下降,其根本原因是第三产业产值及从业人员比例已超过了第二产业值及从业人员比例,并占主导地位。从1990年到1996年,广东工业化系数为0.11→0.18→0.14,工业化程度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湖北与全国水平持平,而西藏工业化水平很低。

3.1.4从主导产业看。1990—1996年,北京市已逐渐从建筑、化工、交通运输设备向电子信息、金融保险、房地产等转变;广东省为家用电器制造、化纤、塑料、保健饮品,日用五金等。湖北省主导产业为钢铁、冶金、轻纺、机械制造及化工、服装。西藏主导产业为农牧业及民族手工业。

3.2空间结构

3.2.1城市化水平。全国的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23.28%,北京、广东、湖北三省区分别高出平均水平40.85、6.08和2.13个百分点,而西藏则低9.51个百分点。从城市工业规模系数来看,广东省为11.1,城市规模最大,反映该区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高,同时也意味着该区城市的生存、发展和辐射能力很高,能有效地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而湖北城市工业规模系数仅为3.9,是广东的35%,反映出湖北的城市化水平还未能有效地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3.2.2城市体系。①城市数目与等级结构。1996年,广东城市数为54个,湖北为35个,西藏为2个,分别为全国城市总数的8.2%、5.3%和0.3%。西藏缺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等城市。3个地区都是中小城市占绝大多数,呈现出规模等级不完整的城市体系(见表4)。②城市平均规模非常接近全国平均水平31.4万,规模偏小。西藏城市人口为7.0万,城市规模小,经济实力低。③湖北省城市首位度为5.2,相应的首位城市人口集中度也高,武汉市城市人口占全省城市人口的32.3%,说明湖北是典型的首位城市体系。广东和西藏的首位度分别为4.2和4.6,首位城市人口集中度分别为19.5%和25.4%,说明广东和西藏的首位度也有所偏高,3个地区为了使城市规模等级结构趋于完善,须选择区位条件好的中等城市,使其较快地发展成为大城市,更有力地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3.2.2城市密度。1996年,全国平均城市服务半径为60.1km。广东平均每3,294km2便有一座城市,城市服务半径为32.4km。湖北平均每5,311km2有一座城市,城市服务半径为41.1km,属于城市分布密集的省份。西藏无论从城市密度和服务半径来看,则明显属于城市稀疏的省份。

3.2.3城市空间组合。从地区内部来看,湖北和广东城市空间分布也极不平衡。湖北省城市多分布在江汉平原和武汉———黄石一带,广东省城市以珠江三角洲和沿海一带最为密集。近年来,随着香港的回归,以香港、深圳、珠海、广州为中心的区域城市群业已形成,成为广东省区域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

3.3经济发展总量及人均水平

3.3.1GDP。京、粤、鄂、藏4个地区GDP总量分别为全国GDP的2.35%、9.50%、4.33%和0.09%,人均GDP分别为全国的67.0%、168.9%、90.0%和48.5%。

3.3.2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北京和广东城镇居民分别为7,339和8,166元,分别为全国的0.9和2.4倍,京、粤、鄂、藏居民农村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分别为3,562、3,183、1,863、1,353元,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0.85、1.65、0.97、0.70倍。

3.3.3人均生活费支出。京、粤、鄂、藏4区城镇居民分别为5,730、6,736、3,714、4,537元。人均食品支出分别为2,672、3,187、1,731、2,592元。农民居民人均食品支出分别为1,193、1,333、974、504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4.75%、150%、109.8%、56.0%。

3.3.4居民恩格尔系数。京、粤、鄂城镇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0.7、2个百分点,西藏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8.5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北京和广东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9.9、4.8个百分点。湖北和西藏则高出3.8、8.8个百分点。

3.3.5消费结构。北京市居民营养和穿着水平不断提高,文化消费明显增长。广东省居民逐渐转向耐用消费品和追求文化娱乐等方面,并追求生活质量。湖北省居民正逐步由基本消费品转向耐用消费品和文化教育、劳务服务上,并呈现消费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西藏自治区居民的消费结构正逐渐走向序列优化,基本生存费用份额有所下降,居住、日用品、服务性支出份额均有大幅度上升。

综观以上4个地区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及经济发展总量和人均水平,可以看出,北京市区域经济处于全面工业化向后工业化演变阶段,广东省处于全面工业化阶段,湖北省处于工业化初期向全面工业化过渡阶段,而西藏自治区尚处于传统经济向工业化初期演变阶段。

4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有关问题的思考

(1)总体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工业化初期向全面工业化转型阶段,地区差异很大,基本呈“橄榄型”的态势,既有象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正迈向后工业化阶段,又有象西藏、贵州等局部地区处于传统经济向工业化初期演变阶段,大多数省份则处于第二、第三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从地理分布看,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处于全面工业化阶段,中部大多数省份处于工来化初期向全面工业化过渡阶段,而西部内陆省份则多处于传统经济向工业化初期转型阶段。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从东部沿海,到中部、西部地带呈现高梯度向低梯度序列变化的特点。

(2)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只是从总体上分析的,事实上处于较高阶段发展阶段的区域并非所有地区比其他区域优越,而处于相对较低经济发展阶段的区域也并非所有地区都不如其它区域。

(3)从我国当前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如何正确认识各个区域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制定相关的区域产业发展倾斜政策、区域投资倾斜政策、区域补偿政策、特别是建立和健全区域调控政策、区域关系政策,不仅对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治能否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