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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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经济地理理论的产生

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1977)《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性》(Monopolis-ticCompetitionandOptimumProductDiversity)一文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发表,标志着新贸易理论及相应的新经济地理理论的产生。与传统的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基础所决定的企业区位选择、区域生产力布局及区域发展模式观点不同,该理论从运输成本的降低及由此所引起的聚集经济、递增收益、规模经济性、外部性或者说溢出效应(如技术的溢出效应)等角度探讨企业区位的选择及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等。许多经济学家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如克鲁格曼(Krugman)、马丁(Martin)、阿明(Amin)、弗塞尔(Feser)、伯格曼(Bergman)及沃纳伯尔斯(Venables)等。

1•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区位理论。克鲁格曼(1991)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IncreasingReturnsandEconomicGeography)一文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区域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得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场需求则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所以,中心—边缘模式的出现依赖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与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他与大部分经济学家所运用的马歇尔(Marshall)的外部性经济概念不同,马歇尔的外部经济认为,企业区位聚集有三个原因:第一,几个企业集中于一个区位提供了特定产业技能的劳动力市场,确保了较低的失业概率及劳动力短缺的可能性;第二,地方性产业可以支持非贸易的专业化投入品的生产;第三,信息的溢出可以使聚集企业的生产函数好于单独企业的生产函数。①而克鲁格曼却注重一般性的外部经济,而不是特定于某一产业的外部经济,所以,其外部经济概念是与需求及供给关系相联系的,而不是纯粹的技术外溢效应。格斯贝茨与施姆兹勒(Gersbach&Schmutzler,1999)通过模型探讨了存在产业外部与内部外溢效应条件下的生产与产品创新的地理分布,以及对产业聚集的影响。他们认为,递减的联系成本支持产业的聚集,同时也存在产品创新的多重均衡。产业群内企业的竞争与合作效果可以达到两阶段博弈的子博弈完美均衡,这通过美国硅谷的经验而得到证明。瓦尔兹(Walz,1996)的研究结果表明,地方的经济增长起因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所表现的持久的生产率增长,这同样与技术等要素的溢出效应密切相关。

他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递增的生产与产品创新的区域集中。弗塞尔与伯格曼(1999)通过区域与产业群的概念,系统地阐述了形成聚集优势的理论基础:外部经济、创新环境、合作竞争与途径依赖等,并且还通过价值链与投入—产出途径来确定产业群的存在,通过区位系数、网络分析等对产业群进行分析。马丁(1999)探讨了存在聚集经济条件序列区位竞争的结果,他通过模型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存在聚集经济时,赢得第一次的区位竞争使得一个区域对下面的企业更具吸引力。所以,第一个企业可能获得较高的财政激励,而第二个企业则可能获得的补贴较少,但其却从产业聚集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较早的投资吸引所获得的动态的或者说长期的效果可能超出其直接的经济效果,因为这对以后的产业吸引形成一种区域环境。而这种第一次区位竞争的动态竞争力也使得对序列竞争的补贴或者说激励趋增,从而引起区域之间的恶性竞争。马丁的模型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决定及产业的地理集中进行了预测,指出了第二个企业选择与第一个企业相同区位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产业群,在同一区位的企业随着外生的(自然的)相对成本优势与内生的(获得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由于赢得第一次区位竞争对区域发展具有如此的动态经济效果,因此各区域内为吸引新企业进入提供各种激励措施。但埃利斯与罗格斯(Ellis&Rogers,1997)利用博弈论分析了各区域利用激励措施吸引新企业进入所面临的囚徒困境状况:它们为吸引新企业进入而提供激励,各区域之间为争夺企业而进行的竞争便从此开始,区域提供给企业的激励最终可能会超出其对该区域的真正价值,使得区域清晰地知道如果没有区位竞争它们或许会更好。传统的区位理论侧重于工业区位。而新经济地理理论则将工业区位理论延伸到办公区位(OfficeLocation)、零售区位(RetailLocation)等。泰姆泊尔(Temple,1994)在把办公活动分为三类的情况下分析了办公区位的选择。她认为,传统的工业区位决定因素对于决定诸如会计、广告及市场营销等服务部门的办公区位并没有多大作用,这些部门本身会产生自身的外部规模经济,而正是这种外部经济性的存在,使得金融与市场营销等部门会聚集或定位于城市中的相同地区,即这种外部经济性产生了自身的动向或推动力,从而成为决定办公区位的一个决定因素。当然,对产业聚集地也有另外不同的观点,如哈德、瑞斯与斯文森(Head、Ries&Swen-son,1999)推测群居行为(HerdingBehavior)可能导致产业群;而Decoster&Strange(1993)则提出了问题可能是隐藏在聚集之后的一种重要作用力的观点,这主要涉及经理人员决策制定的声誉成本问题。

2•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将距离因素以运输成本的方式自然地纳入到整个理论体系中去,从而改变了传统的不考虑运输成本对贸易产生影响的看法。而运输成本的减少也就成为新经济地理理论中聚集现象发生及增长方式转变的原因,并以此来回答传统的贸易理论所不能回答的事实:(1)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递减;(2)价格在区位之间并不相同,地点之间的距离越远,差异也越大;(3)要素回报在国家之间并不均等;(4)不同国家的行业生产率差异很大。地理位置虽作为贸易量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但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其理论含义并没有得到强调。距离及其相联系的成本不但决定着贸易流量,而且也决定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区域贸易方式、产业结构、要素价格与收入差异等。克鲁格曼(1991)利用简单的两区域模型、农产品无运输成本假定和萨缪尔森(Samuelson)的“冰川”(Iceberg)型工业品运输成本来说明区际贸易的产生及最终的中心———外围增长模式,即每一单位的工业品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只有一部分能够到达。而这部分工业品与区域运输成本呈反比例关系,或者说是运输成本的倒数指数,它也是决定区域收敛或发散的最终参数。且有两种作用力———本国市场效果与价格指数效果使得区域趋向发散,而另一种作用力———本地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度使区域趋向收敛,而最终是否收敛或发散则取决于两种作用力的比较。

沃纳伯尔斯与李冒(Venables&Limao,1999)在利用传统的李嘉图及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并将运输成本纳入到理论中去时,发现要素禀赋与要素密集度并不是确定贸易方式及生产方式的充分条件,这也依赖于国家或区域的位置———特别是与经济中心的距离及物品的运输成本。而且,他们还给出了运输倾向性的确切定义,它依赖于运输最终产品及用于生产的中间产品的成本。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距离还降低了实际收入。它对不同要素价格的影响却显得较为复杂,这依赖于运输密集度与要素密集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运输成本使偏僻地区的实际收入降低,但减少运输成本却并不能必然使所有区域受益,由此所引致的供给反应将导致贸易量的变化,典型的情况是运输成本的降低可能会导致相对偏僻区域的实际收入增加,而却减少了欠偏僻区域的实际收入。当然,偏僻区域并不必然是一个活动贫乏的区位,因为它们的距离已经反映在它们的要素价格水平上。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活动的密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度与运输密集度。伊顿与考图姆(Eaton&Kortum,1999)不但将地理因素而且还将技术因素纳入其贸易模型,并探讨了贸易获益、贸易使技术的收益扩散、技术与区位决定专业化的模式、移民对工资的影响、关税减少的结果等五个方面。他们认为,自由贸易使各国都会受益,小的国家可能比大的国家获益更多,这与后面要讲的新区域主义的观点相类似。而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技术进步可使整个社会福利水平提高,技术扩散的受益大小则取决于受益国的资源与扩散国之间的相似性等状况。

3•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收敛及发散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提出区域收入趋同后,随着以罗默(Romer,1986)与卢卡斯(Lucas,1988)为代表的内在增长理论的延生,在20世纪80年代小阿莫斯(AmosJr,1988)提出了“在经济发展后期阶段区域收入趋异”的假说。罗默指出标准的索罗增长模型的技术假定会导致贫困国家或地区将经历较快的增长,但由于递增收益概念的引入,并且通过利用该概念建立的理论模型所得出的结论与战后各国的经济增长情况基本上保持一致,没有出现较贫困的国家与较富裕国家收敛的趋势,也即现实中的区域发散性。这与新经济地理理论相似,因为新经济地理理论主要从聚集经济、外部性等内生增长的角度探讨区域经济增长。对于区域发散的观点主要有三种解释:(1)生产技术内生地有利于技术领先者,这使得存在递增收益条件的结果是富者越富,差距越来越大。这是因为技术因素是决定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技术能否扩散影响到区域不对称性的延续,进而影响到区域的收敛与发散。基凡奈蒂(Giovannetti,1999)则在区域不对称的演变过程模型中指出,作为由不同区位企业适应性决定的结果,区域不对称(主要是技术方面)具有四种均衡状态:持续不对称(PersistentAsymmetry)、蛙跳式(Leapfrogging)、保持进步(ForgingA-head)与追赶式(Catchingup)。他认为,持续不对称不会被企业所采纳;蛙跳式是低质量企业采纳的方式;保持进步则是高质量企业采取的方式;追赶式是每个企业都能采纳的方式。(2)鲍默尔(Baumol)与巴罗(Barro)等人认为,虽然收敛是最终的结果,但只有拥有一定人力资源基础的地区或国家才能够利用现代技术保持收敛趋势。一个贫穷的国家只有在一定的人力资本基础上才能比较富裕国家增长得更快。而多瑞克与圭根(Dowrick&Ngugen,1989)则认为,收敛只会发生在最富裕的国家,特别是经合组织(OECD)国家,所以被人们称作“俱乐部收敛”(ClubConvergence)。(3)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Sala(I(Martin,1991和1992)等人提出的条件收敛(ConditionalConvergence)观点认为,尽管国家现在的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就越快,但由于没有长期增长的潜能,致使最终趋向发散。但不管是哪种观点,如果从内生增长或递增收益的角度探讨区域收敛或发散问题,这些观点所得出的结论对于贫穷国家的来说则是较悲观的。

二、新区域主义的兴起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的形成,经济学家及贸易理论家特别关注两个问题:一是世界区域贸易新格局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社会福利?二是区域主义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这种新区域主义(NewRegionalism)观念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它与二战后传统的或者说是旧的区域主义观念(OldRegionalism)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多边的自由化更加完全;二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已经放弃了闭关自守、反对市场经济的做法,其政策也是尽量加入到多边贸易体系。埃思尔(Ethier,1998)认为新区域主义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当代区域主义一个典型的特征是,一个或更多小国家把自己与一个大国联系在一起;(2)小国正式或者已经实施了重大的单边改革;(3)区域协定很少只强调贸易壁垒,这通常涉及到深层次的一体化问题;(4)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还并不是全部,自由化的程度是适度的;(5)所达到的自由化基本上因小国的让步而实现的。这种新区域主义的形成也许是对多边贸易体系所作的一种内生反应,它能将转轨国家成功地纳入到多边贸易体系中,而多边主义自身却不能完成这种使命。当然,新区域主义的形成同样影响到企业的区位选择、区域经济增长方式选择及收敛性问题等等。汉森(Hanson,1998)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及经济一体化对各国产业区位选择所产生的重大影响。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加拿大、墨西哥及美国生产的空间组织发生了变化。在墨西哥,与美国的经济联系使得原来的墨西哥城工业带就业人口迅速减少,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北墨西哥工业区就业人数的迅速扩张以及熟练工人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对美国与加拿大的产业区位影响则相对较弱。当然,与墨西哥边界邻近的美国城市,其就业的增长与邻近墨西哥区域的进口密切相关。

三、小结

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主要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它们通过无差异空间、无运输成本等严格的假定前提条件得出相应的区位理论、区域增长理论等。而新经济地理理论则正是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将运输成本纳入到其理论分析框架,把因运输成本的减少而引起的聚集经济、外部性、规模经济等要素放在了企业区位选择、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收敛与发散性问题的分析上,从而得出与传统区位理论、区域经济增长及发展理论所不同的观点。当然,新经济地理理论同样面临新的问题。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区位选择反映了运输成本与存在外部性递增收益产业聚集的一种取舍,但现实的网络经济对这种观念提出了挑战,因为网络经济使运输成本大大降低,使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无成本、无重量的世界。其中,最受影响的产业就是那些提供无形产品及服务或者说无重量的部门:如金融与咨询服务业、软件业、保健咨询业、音乐与娱乐业等等。夸(Quah,1999)认为,象金融与软件业这样的产业在网络经济时代的区位特征使这些产业会几乎在全球有规则的间隔中成群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