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复杂系统理论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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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杂系统理论

20世纪2O年代，波格丹诺夫(Bor~aaoB)发表的《组织形态学》被人们誉为系统科学的开山之作，他作为现代系统科学的奠基者之一，]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整体论方法，标志着“把有机体作为一个整体或系统来考虑”的现代系统科学的诞生。l3]此后，对系统科学和复杂性探索的研究，使系统科学逐渐从一般系统论走向复杂系统论。进入362O世纪80年代以来，一个“普照自然和人类的新科学”[4]——复杂系统理论诞生了，并使混沌、分形等理论在其原有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逐步成为较有影响力的复杂系统理论。1994年，复杂性科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遗传算法之父霍兰(Holland)在一个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complexadaptivesystem，CAS)，指出应把系统的成员看做是具有自身目的和主动性的、积极的主体，并强调正是这种主体的主动性以及它与环境的反复地、相互地作用才构成了系统发展和进化的基本动因。霍兰把个体与环境之间这种主动的、反复的交互作用用“适应”一词加以概括，凝练出CAS理论的基本思想——适应产生复杂性。

此后，他的一系列里程碑式的著作为人们研究复杂系统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从复杂系统理论的整体思维视角看整个经济世界，以往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人类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理论，长期将生态系统视为经济系统的一个外生变量，不纳入经济学的分析范畴。经济学分析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在经济系统内既定成本下，每个经济主体总是倾向使其私利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实现最大化。

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中隐含着两个无限前提条件：第一，生态系统对经济活动的自然资源供给是无限的；第二，环境对人类经济活动产生的废弃物的吸纳和净化能力是无限的。在这两个无限的条件下，新古典经济学在构建经济学分析范式时，认为时间是均匀流逝和可逆的，同时人类的经济活动也是不考虑空间约束的，在该理论假设的世界中，经济过程是单向线性运动的，经济系统的演化和发展也是机械和确定的，自然资源仅仅被看做是经济活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因素，从根本上忽视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新古典经济学家还认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必然会以增加厂商的私人成本，降低其竞争力为代价，其中隐含的效益与成本之间的抵消关系，会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杰夫(Jafe)曾经指出，美国经济之所以经历了1O多年的贸易赤字，就是因为近些年来美国政府施行的环境管制政策。对生态环境保护过多的投入和生产中过多的环境管制政策，会给经济主体带来过高的运营成本，导致厂商生产能力的下降，严重妨碍了各经济主体生产力的增长和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因而，当个人或厂商在从事消费和生产活动时，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会有意无意地将废物直接排放到生态环境中，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增加了社会系统的负担与成本。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主体模型，完全撇开了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条件约束的单纯成本一收益、利润最大化的生产逻辑和微观偏好的局部治理模式，是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失衡、生态环境与经济系统失衡下人与自然冲突(根本上是人与人冲突)的理论源头之一。

在该种发展和治理模式下，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也使人类的生存环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生态的破坏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该种发展模式，将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割裂，使自然和社会系统成为孤立的系统，过度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和驾驭，导致了人成为地球“统治者”的现实，忽略了从整体论、适应性的角度看待社会过度发展对生态系统的严重负面影响。新古典经济学体现的是原子本体论和机械论隐喻，而复杂系统理论对经济世界的认识则体现的是整体论与还原论、自适应与他适应辩证统一的思想，是科学发展的趋势。复杂系统理论的科学方法认为，系统中的每一个基本单元不是独立于整体而存在的，整个复杂系统并非如一堆散沙，其基本单元之问是彼此联系、相互适应、逐步演化的有机整体。面对当前人类活动范围和强度的不断扩大和增强、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恢复功能迅速减退、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自适应能力加速退化的严峻态势，本文拟从复杂系统理论整体与适应的研究视角出发，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本身存在的生态缺憾的基础上，借鉴和汲取现代经济学的有用成分，将地球生态系统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以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为终极目标，充分考虑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以有限理性的社会人、生态人和经济人的复合人性假设为出发点，建起生态安全导向的、多维度的、动态的生态治理体制框架。

二、复杂系统理论视角下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生态安全问题分析

在复杂系统理论视角下，对现实经济世界的研究界域由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系统的孤立研究，扩展到对生态系统的整体研究，研究的是生态系统及其内部子系统问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体性及规律，这一新的视野将促使人类重新审视原有的发展理论和实践活动，以期找寻出引发当前生态安全问题的真正根源。生态系统是由活动、具有主动性的个体组成的复杂系统，『7]具备了复杂系统的一般特征。作为复杂系统的一类，生态系统的演化发展均按照复杂系统的整体性、适应性等特征规律演进。本文将生态系统划分为人工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两个互补的基本单元，其中人工生态系统主要包括农村和城市(镇)系统，自然生态系统则包括森林、草原、淡水、沙漠等陆地生态系统以及海洋生态系统。[8]两个基本单元间及其子系统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适应，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在两个基本系统单元的内外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化、变迁和发展。在生态系统形成之初，自然生态系统自我调整的内在力量占主导推动力，即主要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物质、能量和信息等，按照生态规律不断循环，自然界自我调整和适应的自然力量，对生态系统进行相对缓慢的调整和适应；随着人类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人工生态系统的人为调整生态系统演进的外在力量逐步增强，并逐渐成为主导推动力量，即地球上人类出现之后，人开始有目的地作用于自然的人为力量，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类逐步加快了物质、能量和信息等的传递速度，使自然界能够较快适应人工生态系统发展的要求，对生态系统进行相对较快的调整和适应。由此过程可以看出，自然生态系统本身内在的调整力量与人工生态系统外在调整力量的对比演变，显示出后者不断增强、并逐渐成为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主要的调整力量的趋势。

生态系统的整体演化发展必须按照复杂系统的规律进行演进，整个系统内部作为主导的推动力量决定了系统演进的方向和速度，这种推动力量若能按照复杂系统演进的基本规律推动整个系统的演化发展，则系统及其子系统都将保持持续的发展；若这种推动力量本身存在问题，则将无法推动整个系统按照复杂系统的基本规律进行演进，系统必将产生不可持续发展的危机，威胁整个系统及其子系统的持续存在。具体来看，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调整力量成为推动生态系统演化发展的主导力量时，生态系统的演进过程处于原始的自适应状态，人类社会很难或无法调整影响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调整力量，整个生态系统按照复杂系统演进的规律缓慢地持续演进；随着人工生态系统外在调整力量成为调整整个生态系统的主导力量，生态系统正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发生着不可逆转、不可持续的急速变化，生态系统正渐渐违背复杂系统的演进规律进行演进，这种推动生态系统演进的外在力量，人类社会是可以通过对自身行为的调整来控制的。人类社会自身存在的威胁可持续发展、引发人和自然冲突的根本性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指导人类社会的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理论所存在的致命缺陷，即对生态系统之根的脱离。新古典经济学作为指导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经济理论，虽然是经过100多年发展和完善而形成的基本理论体系，并在西方经济学界一直处于正统和主流的地位，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但是其理论忽视了生态的内在价值，无视生态与社会的相互联系，缺乏人类经济和生态和谐发展的终极目标，误导了市场经济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成为造成当前环境污染、资源过度使用、生态失衡的重要根源之一，直接或间接地对人类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引发生态安全问题。从复杂系统理论视角审视新古典经济学，其理论本身所存在的生态缺憾，将会使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环境产生污染，导致生态破坏，威胁人类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新古典经济学的生态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方法论缺陷。以还原本体论为指导，在缺乏生态伦理的境界中，不同个体的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并不会使整个社会总体利益最大，还可能使人类社会及生态系统的发展受到破坏和威胁。在复杂系统理论看来，人工生态系统本身就是由数以百万计的个体和组织相互作用所决定的，每一个生产过程都是由数以百万计的个体共同完成的，因此，个体行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单个个体的行为特征，并不会反映出整体的演化状态，反而要受到整体规律的约束，整体规律才决定着整体和其中每一个个体的特征。整体不同于一个简单的集合体，个体在整体中表现出的属性不可能脱离整体而单独存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以物质利益为最高追求目标的“物质人”的“理性”个体行为，并不会以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指导个人行为，更不会以整个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这必将导致生态安全问题的产生。第二，核心假设缺陷。即便是从完全理性转为有限理性人的理论假设，也夸大了人类对自身能力的认识，忽视了有限理性经济人行为对整个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从复杂系统理论视角看，单个人类个体行为特征是由整体的属性决定的，个体在现实世界可以发现与最优决策相关的信息不仅仅是稀缺的，而且是分布十分不均衡的，许多的信息和知识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拥有的，因此，任何决策者所获得的信息都不可能是完全的，也不可能作出完全理性的决策。作为新古典经济理论核心假设的完全或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还缺乏生态伦理，仅将人类行为停留在功利境界，大肆宣扬人类经济向自然生态的索取，缺乏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维护和关怀。

由于个体经济人在知识和计算能力上的不足，只能根据其所收集到的信息，作出一个无法实现整体最大化目标的选择，因而，在人类实践过程中，其行为将会有意无意地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生态安全问题，威胁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发展目标缺陷。追求均衡和确定性是新古典经济理论遵从机械因果关系、无限时空观、线性法则的必然结果，其无视现实中不确定性、非均衡态的系统所表现出的整体性态，使得经济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重视经济目标，忽视整个生态系统的终极发展目标。新古典经济理论在既定的经济系统内部，努力实现市场的均衡，并将这种均衡发展确定为终极发展目标，但其排除了市场所处环境的多样性、不可逆性、非线性、不确定性等复杂特性，这种单一的发展目标设定，使效率和利润、消费和效用更加接近经济子系统的均衡目标，但却偏离整个生态系统发展的终极目标。这种发展遗漏了自然生态系统对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不但使人类福利目标无法实现，还使得自然资源不断枯竭，生态系统折旧加速，生态破坏的速度相对加快，生态环境越来越不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在实践中，人工生态系统外部调整力量走强、过大，使生态系统内部的水体、土壤、大气、能源、生物和矿产等遭受大规模破坏，整个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系统的承载能力，很可能即将达到临界点或者“拐点”。

如果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出现恶化或急剧变化，而人类本身又没有适应这种剧烈变化，则两大系统间的失衡无疑将打破原有的适应性平衡，其后果可能迫使人类大规模迁徙甚至灭绝，最终导致社会崩溃，E9]包括人工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等在内的子系统将会重新组合，对于人类和其他生物来说，这将是灾难性的、毁灭性的。综上分析可知，从复杂系统的视角来看，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发展理论自身存在着生态缺憾，若不及时更正，这些认识将继续引发更加严重的生态问题，造成生态安全问题。在实践中，生态安全问题既是一种直接安全问题，又是一种间接的引致安全问题，它会直接引起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社会系统的崩溃，也会因生态危机间接引起其他形式的安全问题，比如导致国家内部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等。因此，生态安全问题带有明显的关联性、跨域性、全球性，人工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激发、相互制约的。这些由生态问题直接或者间接引发的安全问题非一国之力可以解决，因此必须有一种合作、多维和动态的共同治理生态问题的机制才能全面地解决生态安全问题。

三、生态安全的泛全球化趋势：现代经济学的一个解析

当今生态系统的演进方向和速度，愈益由人工生态系统中的人类为主导力量来推动。随着整个世界的发展日益全球化，发展领域愈益突破了国家的政治概念，物质、能量、信息等也已跨越国界在全球流动，全球化带给了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而生态安全问题却正随着人类生产、生活范围的不断扩大，呈现出泛全球化的趋势，给自然生态系统的演化带来的始料未及的负效应，也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社会的生存，生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当代制约人类社会系统发展演进的关键因素。然而，面对严峻的生态安全问题，为什么作为推动生态系统演进的主导力量，社会系统内部却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自我约束机制?进一步地，人工生态系统内部主体包括个人、企业和国家等，为什么没有建构起一个对生态环境积极有效的保护机制?在复杂系统理论视角的前提下，契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所作的解释是，导致生态安全问题泛全球化趋势的主要原因，一是生态安全问题的公共物品属性；二是全球性多中心生态治理机制的缺失。从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理论看，生态安全及治理问题属于公共领域问题，因此，必须将一群相互依存的人们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性治理，以取得持久共同利益的实现。生态系统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长期以来被其内部各主体当做公共财产使用，最终出现了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和自净功能退化，爆发了生态危机，进而产生了生态安全问题。因此，生态安全及治理问题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属性，市场机制对这类公共物品的配置在一定程度上是低效率的，要解决这一领域的问题，需要依靠各个国家、政府更多的积极干预，个人和企业共同参与生态恢复和治理活动。本文基于复杂系统理论视角，借鉴现代经济学中的各种有用成分，如外部性、信息的不完全性、收益外溢性、合作博弈等元素，来探讨导致生态安全长期得不到关注的主要原因。

1．生态破坏的复杂性。生态破坏的原因主要由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所致，生态破坏的影响有些会当期显现，有些却可能会有很长一段潜伏期而滞后显现，因而生态破坏的影响又具有隐蔽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不仅如此，受诸多因素限制，其中很多影响尚无法利用当前的技术来充分预测，因而随着自然系统的循环这些影响力更充满了不确定性。以生态污染类事件为例，1977年美国纽约州拉夫运河(LoveCana1)污染事件、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泄漏事件等，这类事件主要是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污染事件，并逐步形成波及水体、土壤和大气等的污染，对当地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都有影响，其影响力直到数年之后才集中爆发，并且还将继续深入影响下去。

2．生态安全问题的负外部性和信息不完全性。一个国家的生态状况发生恶化，在不同程度上会影响其周边甚至全球的生态状况，如位于冰岛南部的艾雅法拉火山于2010年3月至4月接连两次爆发，岩浆融化冰盖引发洪水，火山喷发释放出大量的气体、火山灰对整个欧洲乃至全球航空运输、气候和人体健康等都产生了或多或少、或长或短的影响。生态安全问题爆发的原因及其引致的后果，目前人类尚无法完全了解和认知，这种信息的不完全在理性经济人视野的偏执下造成人类对自身改造能力认识的偏差，即人的能动性的认识偏差进一步造成人与自然、甚至人与社会的疏离和对峙。实际上，全球性生态状况趋向恶化的变化，因其特有的关联性、跨域性、全球性的特征，可能严重地影响和威胁到包括各个国家或地区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只是可能采取隐性或显性、局部或整体、短期或长期的不同形式表现出来。

3．生态治理收益的外溢性。以河流治理为例，全球共有260多条跨境的河流，上游国家花费巨资治理流经本国的河流污染，处于河流中下游的国家也会享受这种好处。而对于人类排放到自然系统中的各种污染物，或从生态治理中所获得的生态收益，都会随着大气运动、河流、地下水和洋流等的运动扩散到全球。因此，单个国家和地区对自然系统的治理，会使得本国的治理收益外溢，作为一个有限理性的主体，是不会选择去花费大力气治理生态环境的。

4．生态破坏成本的外溢性。与生态治理收益外溢相对应，生态破坏的成本也会外溢。工业化大生产造成了生态的巨大破坏，废水、废气和废渣肆意排放到生态环境中，若未及时对这些生态破坏进行补偿，而仅依赖生态的自净功能，会使得生态环境的破坏累积而不断扩散。随着生态破坏成本的不断外溢，特别是生态自身净化功能的迅速减退，面对大规模的生态环境的破坏，迫使人们必须花费更大的成本去治理。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将污染物出口到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短期内是减少了其生态治理成本，但是从整体和长远来看，欠发达国家因缺乏资金和技术有效地处理和转化这些污染物，使污染不断扩散，最终是增大了全球性污染治理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5．生态治理过程中，在“囚徒困境”博弈中“非合作博弈”的发生。“利益”和趋利的“经济人”作为理解博弈内涵的两个基本前提条件，在现实中是普遍存在的。参加生态治理的各方为了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利己的策略，这些策略的选择者很可能选择非合作的策略，从而使生态得不到有效的恢复和治理，从而出现“囚徒困境”博弈中“非合作博弈”的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生态问题往往跨越几个区域，甚至波及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各个辖区的国家、政府、组织或个人，为了获得各种有形无形的资源以实现一定目标，围绕制度、政策、公共物品和服务等展开诸多恶性竞争，最终生态治理主体理性的微观选择导致了非理性的宏观恶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其若无法超越个人理性来考虑相对于不合作的机会成本问题，克服短视和狭隘，则无法发现存在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利益共同点，生态治理将无法实现。基于以上5个方面主要原因的分析可知，生态安全及治理问题在人类社会内部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和解决，还出现了泛全球化的趋势。人类可以改造自然、控制自然非常有限的一部分，却无法完全支配和控制自然，人类能够、也应该控制的是社会系统本身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生态安全及治理问题，只能通过人类对社会系统的控制来调整和解决，也就是通过人类对其自身的控制，达到对社会系统的控制，进而实现对人与自然之问关系协调的控制，最终才能实现人与自然持久的共同利益。

四、生态安全与动态治理：一个理论框架设想

生态安全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日益严重的生态破坏及当前所表现出的生态安全问题的泛全球化趋势，其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规模之大都是前所未见的，不仅对生态自身也对人类的生产、生活环境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甚至已经开始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从21世纪开始，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就成为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关注焦点，并运用经济、政治和科技等多种手段，防止生态的进一步恶化，成为人类开始调整自身行为以实现与自然相互协调发展的重要标志。

通过第三部分的分析可知，生态安全及治理问题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属性，因而生态治理活动也应该是一项涉及多个行为主体(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个人)的集体行动。面对当前生态安全问题的全球化趋势，只有这些与生态环境发生关系的行为主体之问相互协调一致，才能保证生态治理的效果，这就必须有一定的激励和约束制度的保证，否则这种集体行动将永远无法协调一致，最终会引起更加严重的生态危机，威胁人类及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视阈下，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一方面，不同时期的生态治理制度供给，是由不同的生态治理条件决定的；另一方面，在同一时期不同类型的生态治理参与主体，也适用与之相适宜的生态治理制度才能体现出治理制度的效率。某一时期的生态治理制度的安排，是由当时所处时代的生态治理条件决定的，当生态状况发生变化时，原先的生态治理制度安排就可能部分或完全失效，应当随着不同时期的生态治理条件的改变，来调整原有的治理制度安排。在同一时期，会有不同的主体参与生态治理，那么不同的主体所适用的制度安排也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并不存在任何可以一劳永逸、包揽一切或完全解决生态治理问题的制度安排，不同的制度安排是有其适用边界的。所以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生态治理制度，同一时期也会有针对不同参与主体的治理制度，生态治理制度的安排应该是多维度、动态的治理制度的综合运用。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生态安全问题愈演愈烈，生态治理活动越来越成为关注焦点，随着现代生态治理实践活动的增加，已经总结并形成了几种不同的、针对不同生态治理主体的治理制度形态。

1．以政府或国家为主导的强制性生态治理制度。该种强制性治理制度安排是生态治理应用最为广泛的制度安排之一。当通过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无法消除生态恶化所带来的生态安全问题时，就需要全球性组织和政府的“看得见的手”进行干预，国家或政府通过运用行政、经济等直接或间接的控制手段，将经济主体对生态破坏所带来的社会外部成本内部化，经济主体必须严格遵守该强制性的治理制度安排，实现对生态的有效治理。

2．以微观主体为主导的市场化生态治理制度。该种市场化的治理制度安排，其前提是在生态资源和环境产权明晰的情况下，有关参与主体通过事前相互协商和谈判，协调各方的利益，对生态资源实现没有社会成本的优化管理，最终实现对生态的有效治理。但是该方法仅仅适用于微观管理层面，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则无法实现市场化的有效治理。

3．以个体间相互作用而自发形成的自主治理制度。生态的自主治理制度安排，是依靠个体间的相互作用而自发形成的规范来约束个体行为。该制度的供给是由一群委托人相互沟通、协商之后自发达成的，该制度在运行时不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而是依赖个体内部的特定协调方式。各种非政府组织、团体对生态的保护和治理活动，就是一种典型的自主治理制度表现。

除了对以上针对不同生态治理主体的多维度的生态治理制度安排并进行综合运用以外，笔者认为，还应当动态地考察治理制度实际效率问题，从而实现对生态的多维度、动态治理。反思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以往被动的、本位的(局域和区域性的)、静态的、传统生态维护理念、原则、体制、政策和手段已经显现出严重的不足和局限，实践中这种传统静态的治理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治理效率的式微和衰减。在变幻莫测的全球环境中，为了保障生态安全，增强人类对其自身的控制以达到对社会系统的控制，进而实现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协调的控制，人类就必须不断地学习、创新和变革治理模式，通过动态的治理方式，提供新制度和规则，以促进生态系统内部各个主体间物质、能量和信息等的交流，不断择优合意的制度和规则，改进对生态系统的治理效率，降低生态危机爆发的概率。进一步说，动态治理主要体现在面对不确定和迅速变化的环境，现行政策、制度和规则的选择应当适应现实变化和发展的要求，并保持政策、制度和规则的适宜灵活性和有效性。显然，这种治理不是一劳永逸的变革，也不是在挫折后的恢复，而是一种在不断试错、反馈和适应过程中长期演进、可持续的变革。某个阶段的治理结构即便是最优的，难免也会随着整体环境的变化而失灵。

因此，保持有效的治理必须是动态的。只有在对生态治理不断地试错、信息交流、反馈适应的过程中，持续地学习、创新和变革，设计和提供灵活应变的适应性生态治理制度、规则和政策，并按照历史经验和现实要求付诸“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兼而用之的办法来解决治理问题，才能获得治理绩效的持续性提高。需要强调的是，在对生态系统动态治理的过程中，充满了各种对抗和挑战，给生态的动态治理加大了难度。因此，在不断的学习和反馈中，需要生态治理政策的制定者从整个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系统、自然系统多个视角，比照既定生态治理目标，监测、收集各种反馈信息，评估和掌握现行政策实施的效果，为下一步的变革和调整积累可靠数据和资讯条件。在此基础上，还需要生态治理政策的制定者具有创造性、前瞻性的视野和能力，以整体性和长期性为政策制定的目标和出发点，不断面对各种挑战和对抗，从而实现对生态安全问题的动态治理。综上所述，未来对生态安全问题的治理，要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在联合国等国际性组织的积极协调下，制定适宜不同参与个体的治理制度，以降低生态安全问题泛全球化趋势的速度，这需要国家或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等的积极合作与参与。在生态治理制度设计上应当选择多维度、动态的治理制度框架，该制度安排既能够保证不同维度治理制度的适用性，又能够确保治理制度的持续有效性。

五、小结

生存与发展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从复杂系统理论视阈看当代世界，人类正直接或间接面临生态安全问题，并呈现泛全球化趋势，这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理论本身存在的生态缺憾所致，作为当前推动生态系统演进主导力量的人类来说，唯有人类自己能够拯救自己。以往的生态治理制度之所以未能发挥效能，主要是单维和静态的治理制度安排，是有适用界域和有限效率的，因此，一个多维度、动态的生态治理制度框架的搭建，为解决单维度、静态生态治理制度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思路，并期望最终能解决生态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