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对宏观经济革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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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至今仍让人们记忆犹新。它曾使资本主义经济倒退了30年！其危机的长度、深度、广度都是前所未有［1］。而当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传统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对此既无法做出理性的解释，也拿不出有效的对策。直至罗斯福总统上台，大胆实施政府干预的新经济政策，才使全球经济逐步走出危机。凯恩斯对此作了理论总结，从此创立了经济学的宏观理论和总量分析方法。本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堪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与30年代大危机不同是，人类社会已有了丰富的应对经济危机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和实践：从一个宏观经济角度看，危机爆发之后，对内应实施阻经济下滑的财政、货币的刺激政策，对外应防止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如此才利于逐步走出危机。此次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大宏观经济体均实施了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支撑的政府救助；贸易保护主义虽有所抬头，但基本处于可控的状态。尽管如此，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还在深化，巨额的政府救助在一些国家引发通货膨胀，在另一些国家则助推了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同样无法解释变化了的现实，宏观经济学理论到了一个创新的关键期。本次金融危机再次给宏观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三个方面的理论探索。

一、市场与政府二元调节机制优化组合的探索

在整个近现代经济发展史中，经济学家和政策的制定者们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究竟哪种主张更会促进长期稳固的经济增长。作为对经济实践的理论总结，西方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乃至争论也是围绕着市场和政府这两个核心问题而展开的。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在19世纪初就对“公认为定论的原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经济秩序的原理提出怀疑［2］。市场主导和政府干预的两种主张，两种理论体系交替地成为不同时期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制定的主导思想，二者都有过促进经济增长的辉煌历史，也都有过无力应对经济危机的不良记载。

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再续了市场与政府的争论。关于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有人说是新自由主义的错，有人说是凯恩斯的错。笔者认为，如仅从市场和政府两个角度看，单说那一种错都是不全面的，本次危机是市场和政府双失灵的结果，既有市场参与者为追求利润的无序和恶性竞争导致投机过度的因素，也有政府宏观调控失误和监管失缺的原因。所以市场和政府孰优孰劣的争论可以休矣，因为市场与政府都有失灵的劣势，也都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市场经济体制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从单一市场调节机制的自由放任的“古典体制”演变为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市场与政府二元调节机制并存的“现代体制”，其标志是在市场自由竞争制度的基础上加上政府干预机制，而政府的财政收支及中央银行体制则为政府干预提供了财政和货币两组系列的调控工具。当市场与政府二元调节机制达到优化组合时，市场经济“现代体制”就成为一种集效率化、有序化、公正化、法制化、协调化于一体的经济体制。然而，市场经济“现代体制”的建立，只是为市场与政府二元调节机制的优化组合提供了制度基础，并不意味着市场与政府二元调节机制会自动实现优化组合。当二者处于“双失灵”组合或由优化组合转化为二者“双失灵”组合时，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重大损害。随着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全球化、一体化的迅猛发展，全球各宏观经济体均面临新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及二者双失灵的挑战，而如何在一国范围内乃至全球范围内实现市场与政府二元调节机制的优化组合，是每个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体及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在市场与政府两种理论争论数百年之后，经济理论和实践需要的是研究和创立“市场与政府二者优化组合理论”。即全面研究和量化市场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各自发挥作用的时空范围、实施程度、组合类型、双优机理、国际协调、最优度和最优路径等问题。从政府层面看，需要研究和探讨政府干预的切入点、切入时机、切入程度，切入与退出时机，干预工具的种类、体系、组合的创新等等。以二者的优势组合克服二者双失灵组合，以市场与政府二元调节机制优化组合理论替代二者孰优孰劣的争论。尤其重要的是探索实现开放经济内外双均衡的政策配合模式及国际协调模式［3］。

二、资产价格波动规律的探索

自从现代信用纸币发行以来，不断发生商品和货币间失衡的危机，宏观经济常常受到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的困扰。但是，经过不断地实践试错和理论探索，到目前为止，人们不仅对二者间的波动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也基本上掌握了控制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的手段。然而，随着虚拟经济比重的提升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人们对资产价格（各种有价证券，包括房地产，因为它不同于普通商品，而是一种具有消费和投资功能并存的特殊商品）的波动规律、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对避免和应对因资产价格波动引发经济危机的工具、手段及工具组合的创新和运用等方面，还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盲区。

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看，现代市场经济是二者头重脚轻的倒梯形结构，人们对虚拟经济持续地极度膨胀往往难以掌控，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对衍生品的依赖程度会不断增强，而这也将加速虚拟财富的创造［4］。常常出现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远远脱离实体经济结构失衡状况，而每当出现资产泡沫过大的虚实结构失衡时，人们只能被动地接受危机型的调整方式，即以资产泡沫突然破灭、实体经济遭受严重打击的方式来缓解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整个社会付出巨大的调控成本。从现有的宏观经济的各种理论模型看，尚缺少成熟的资产价格波动的变量及构成要素的分析。我们有反映实体经济发展状况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生产者物价指数（PPI）等指标体系及预警系统，但却缺乏反映虚拟经济的资产价格指数及预警系统。可喜的是中国的学者们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

三、国际经贸体系变革的探索

在经历了二战前国际经贸关系混乱、无序、恶性竞争之后，二战后，国际社会在贸易和金融两个方面建立了协调机构。分别是：

1．为抑制贸易保护主义而建立的关贸总协定（GATT），并逐步发展为世界贸易组织（WTO）；

2．为逐步消除各国外汇管制、防止货币恶性贬值、维护汇率稳定而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球范围的政府间经贸合作机制，推动了各国经济的平稳发展。

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国际浮动汇率制度的实施，现行的国际贸易、金融体系的内在矛盾日益突出，全球范围的宏观监管机制有的形同虚设，有的处于空缺状态。

例如，为应付全球经济危机需要各国政府同心协力恢复经济发展之时，美国政府却迫于国内压力，带头大搞贸易保护，使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形同虚设，或陷于时而有效，时而无效；对弱国有效，对强国无效；平时有效，危机时反而无效的尴尬境地！再如，自从实施国际浮动汇率制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本失去了对汇率稳定和货币恶性竞争的监控，所以，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当前国际经贸体系改革的重点。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趋势上看，有四种选择空间：

（一）回到金本位

但这是历史的倒退，不具可能性。因为金属货币受金矿存量和开采量的限制，无法适应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常常陷经济发展于通货紧缩的泥潭中无法自拔；金属货币的运行成本和流动性远远高于现代信用纸币；货币在长期的发展演进中，已从最初的商品交易的中介角色发展为经济的引领者，并进入了电子货币时代。

（二）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

重回国际固定汇率制，这需要有克服固定汇率制过于僵化的弊端，还要建立对国际本位货币超量发行的限制机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历史事实证明，固定汇率的内在矛盾———汇率基本不变但影响汇率变动的各种经济变量随时变化所形成的价格扭曲难以在体制内克服，常常是在矛盾长期积累后以危机和崩溃的方式化解，对经济的打击太重，同时也很难在体制内部构建对国际主导货币超量发行的监督机制，故难以重建。

（三）赋予特别提款权（SDR）世界货币的地位

即以超主权国家货币取代强势国家的货币。特别提款权是既不依赖于黄金亦不依赖于单一强国的世界货币的雏形，但是几十年的实践证明SDR难以承担大任，它始终只占国际储备货币1％。原因在于SDR是没有实体经济的空中楼阁，现阶段它只能是世界货币的补充。

（四）创建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

即国际货币区域化合作体系。目前国际货币已形成美元、欧元、东亚货币三足鼎立之势。然而，欧元区遇到的一些成员国主权债务危机问题，严重地威胁着国际区域货币合作体系，从而使区域内强国货币主导的合作模式成为国际货币合作模式的重要选项，人民币将会在国际货币舞台上大展身手。综上所述，各个宏观经济主体乃至全球范围的市场与政府二元机制的优化组合、资产价格的波动规律、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超主权货币、新的强势货币对美元的替代问题、国际区域货币创立与合作问题等）等问题，将成为宏观经济学需要探索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