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发展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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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习和研究经济思想史具有经济学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许多重要功能，这包括更好地理解经济理论的创造过程，更好地体悟经济政策因时因地而制宜的重要性，培养经济学多元主义科学思维，作为思想基因库保留被排斥的经济思想，温故知新，以及直接作为认识世界的理论和分析解决问题的分析工具等。特别是对于经济学的范式革命来说，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更是居于核心地位，它可以为当前经济学发展中被忽视的重要理论问题特别是经济学革命提供新的思路和灵感来源，并从过去的经济思想中重新获得建设新范式所需要的材料。

关键词：经济思想史；经济学教育；经济学范式革命；经济学多元主义

经济思想史是经济科学的基础性学科，但自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相对于经济学其他学科的繁荣而言，经济思想史学科就一直处于衰落的趋势之中。为了振兴该学科，就必须重新认识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发展中的作用。本文首先从该学科不断被边缘化的现状入手，提出为什么要重新认识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功用”问题，然后分别探讨该学科在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范式革命中的作用，最后则提出：只有经济思想史学科本身做出创新，它才能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1 为什么要重新认识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我国过去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作为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处于平等地位的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学科，由于长期受到严重忽视，学科发展状况远不如西方国家，许多高校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几乎陷入停顿状态，例如，除了笔者带领的团队外，我们至今仍没有见到有国内其他学者引用和使用过 2003 年版的英文著作《经济思想史指南》[1]一书中的材料。目前，该学科在全国普遍面临后继乏人的状态，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为例，其学位点在 20 世纪 80 年代是以经济思想史学科申报下来的，但到了 2015 年初，该学科只剩下笔者这样一位年过半百的教师。

在我国，即使是从事经济思想史教学的教师，也几乎没有以该学科为志业的。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状况与我国略有不同。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似乎不断地在增加，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中几个专业期刊的创立，如 1983 年创刊的《经济思想史和方法论研究》、1990 年创刊的《经济思想史杂志》和 1993 年创刊的 《欧洲经济思想史杂志》 以及 《经济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杂志；其二，经济思想史学会在国际范围内的成立与扩大，美国经济思想史学会（U.S. History of Economics Society）自 1973 年成立以来就迅速扩张，成员不断增加，欧洲也出现了三个活跃的经济思想史学会，类似的学会也出现在日本和澳大利亚。

[2]但上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都是在大学之外发生的，在大学之内，尤其是在经济学院中，经济思想史学科不断地被边缘化，甚至濒临灭绝的境地。道格拉斯?多德教授指出，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有三个必选的“课题领域”：经济理论、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此外，还有自选的两到三个其他领域。但现在呢？经济理论仍然存在，再加上数学；但两个历史学方向已很少要求，也很少开设了。[3]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在久负盛名的《经济展望》杂志中的一篇文章中写到，“经济思想史的学习和研究备受主流经济学家的歧视，甚至有时被公开蔑视为嗜古成癖已经不是一个秘密。这种现象并非今天才发生。实际上，过去 30 年以来，提到思想史在现代经济学中所扮演的角色，论者都不禁对此哀叹”。[2]海因茨D. 柯兹在“经济思想史欧洲学会”的 2006 年年会上发表主席讲演时也指出，经济思想史学家已成濒危物种，该学科被边缘化由来已久。

[4]近年来，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突显出经济思想史以及经济史学科在西方经济学界所面临的生存危机：2007 年，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拟将这两个学科划归到“历史、考古学、宗教和哲学”分类中，由于遭到经济思想史学家的激烈反对，这种从经济学分类中试图移除掉这两个学科的动议才未落到实处。但欧盟研究委员会已经将这两个学科归类到“人类过去的历史研究：考古学、历史和记忆”之中；2011年，经过经济思想史家的努力，它们才重新被划归经济学科的分类之中。[5]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和欧盟研究委员之所以要将经济思想史学科划归到考古学之类的学科中，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受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有效市场”假说在“思想市场”问题上的支配性影响所致。

在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经济学界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完全市场”，新概念在这个市场中传播相当有效率，几乎没有重要的内容不被人所注意。这种“思想市场有效率”的观点隐含着这种看法：经济学界忽略经济思想史也不会造成损失，因为有价值的概念完全包含在现代的课程之中了。因此，他们通常认为，如果一个人在论文中提到十年前的文献，那么，这个人的知识结构就是非常陈旧的。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家迈克尔?赫德森在纽约大学经济学系读研究生时的经历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当他想选择经济思想史中的生产率理论作为博士论文进行研究时，他的导师告诉他，思想史纯粹是浪费时间，“当经济理论发展到今天的完善状态时，如果某些思想不再被人们所拥有，那是因为它们在智力上是有缺陷的，”[6]最后，他不得不放弃这个题目，选择了经济学家们都已遗忘的 19 世纪中叶美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的帕申?史密斯的经济思想作为博士论文选题。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以来，面对经济思想史学科在西方国家大学中不断被边缘化的状况，不断有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经济思想史学科到底有何具体的“功用”？面对这个问题，一些文章的标题采用了痛苦辩护的论调，讨论经济思想史在现代经济学中的角色，如斯蒂格勒的《经济学的过去有用吗？》；科里（Corry）的《经济学应该放弃政治经济学史吗？》；巴克豪斯（Backhouse）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前途吗？》。针对经济学界对经济思想史学科存在必要性的怀疑，即使写出《经济分析史》的熊彼特对它的辩护也是软弱的，他说，“在教学方法上有所裨益，获得新的观念以及了解人类的思维方法。”[7]博尔丁强调了经济思想史提供思想素养的重要性：现代经济学研究所的训练，若遗漏了经济思想史，充其量只能培养出有知识而无常识的书呆子。[8]那么，学习和研究经济思想史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2 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经济学教育中的作用

目前的经济思想史教科书谈到了学习经济思想史这门课程的两点基本作用。首先，更好地理解现代经济理论，更好地理解创造过程。阅读经济思想史中的名著和研究某经济学流派为什么以及如何提出某种理论和政策主张，有助于我们学习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和科学研究的方法，这比单纯学习知识不知要重要多少倍。张五常对这种学习方法甚有心得：每遇名师及高手明友，他就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并综合他们的方法为己所用。张五常谈到，有一次，赫舒拉发在课后问他，“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的课，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张五常回答说，“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9]张五常真是聪明透顶之人！一个人在现实中能碰到的高手非常有限，经济思想史中却高手如云，如果你轻信这门课程没有什么用处的流行说法，错过学习经济学大师们心灵洞见和科学创造方法的机会，岂不可惜！

布劳格指出，当论还带着已解决的过去问题的疤痕、已更正的过去谬误的痕迹。若没有从过去传下来的遗产，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这些理论。[10]通过学习经济思想史，我们可以了解这种经济学说或为什么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地点形成，了解它的提出需要哪些内部和外部条件，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今天流行的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来龙去脉，从而加深对其理解，不仅可以更好地灵活应用，而且还可以发现其不足并加以改进。其次，温故知新。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会重复，在一个国家已成陈迹的某种学说，如果经济环境更为适宜的话，往往在另一个国家重新出现。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经济现象和问题，往往在历史上或其他地方出现过，而且当时当地的经济学家们也往往针对它们提出过有价值的经济学说和政策。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比较常见，虽然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并不完全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但由于在发展阶段上的不同，发展中国家迟到的发展过程与发达国家已走过的道路具有较大的类似性，曾经在发达国家出现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主张就可能会似曾相识地在发展中国家再次出现。

通过学习和研究经济思想史，不仅可以使我们预见到发展中国家将要面临的问题，而且可以从过去有价值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中得到启发，针对新的环境，提出新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在笔者看来，学习经济思想史和在大学经济学教育中开设经济思想史课程还具有以下两种重要作用。

第一，有助于培养经济学多元主义思维，并避免政策主张上的极端主义。经济学多元主义是“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核心纲领之一，它倡导在经济学内部形成多元主义的智力格局，实现不同的方法、理论和范式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竞争，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垄断地位。所谓经济学多元主义，用尤斯凯利?梅基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世界与多个理论”：[11]虽然客观世界是唯一的，但它却是由无数个事物、复杂的演化过程以及不确定的未来所构成，因此，由于观察者的角度不同，世界就会呈现出千姿百态，观察者对它的解释也就呈现出多样性、可错性和不完备性。按照经济学多元主义的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和异端经济学都是从不同角度观察经济世界的角度和方法，我们不能像“只有一个经济学”的教条主义那样，在赞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同时，否认西方异端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也不能像这种教条主义那样否认经济学的国别差异。就像科学界不能否认生物多样性一样，不承认经济思想多样性的“只有一个经济学”观点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多样性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而经济思想史是经济思想多样性的丰富宝库，学习和研究经济思想史是建立经济学多元主义历史观的基本途径。正如凯恩斯指出的，研究思想的历史是解放思想的必要前提，因此，针对中国经济学界目前的状况，经济思想史不得不承担起解放思想的基础性功能。学习经济思想史，还可以避免在政策主张上的极端主义。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演变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这些流行思潮的轮回性交替出现的现象，这启发我们要对这种循环异变保持中庸之道：在政府干预或贸易保护日益强化的时候，要想到终有一天削减干预和保护的时候不可避免会到来；而当自由放任或自由贸易甚嚣尘上之时，国家干预或贸易保护的时代迟早要到来。史鉴使人明智，当我们对经济思想史的演变具有一种通盘思考的大历史观之时，它启迪我们在提出新的经济学说和制定经济政策之时，要避免教条主义，避免极端行为。

第二，直接作为认识世界的理论和分析解决问题的分析工具。在 2000 年爆发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中，改革运动的参与者普遍认为，在经济理论课程之外，经济思想史、科学哲学和社会经济史都应成为经济学的核心课程。通过对经济思想史中著名学派代表人物名著的研读，可以直接作为认识世界的理论和分析解决问题的分析工具。例如，刘易斯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二元经济理论被称为“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刘易斯在他那篇经典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开头就指出：“本文是按古典学派的传统写成的，做出古典学派的假设，并提出古典学派的问题。”对于这一点，他解释说：“从斯密到马克思的古典经济学家都假定，或者都认为，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供给。然后，他们研究生产是怎样一直增长的。他们发现，答案就在于资本积累，并根据他们对收入分配的分析来解释资本积累。这样，古典经济学体系便同时求出了收入分配和收入增长……”。[12]在新古典经济学盛行的时期，“劳动力已不是无限供给”，而刘易斯所研究的是人口过剩的当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问题，因此“必须完全回过来研究古典经济学家”。[12]刘易斯的这一理论曾长期被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所推崇，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赫尔希曼曾指出：刘易斯“从有关半失业的简单定理中总结出一套典型的欠发达国家的运动规律，并广泛介绍国家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政策。”[13]自刘易斯的理论提出后，发展经济学家们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

3 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在经济学范式革命中的作用

经济学说发展史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经济学内部一直就存在着不同的研究传统，即使在同一种研究传统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研究范式或方法。这就引出了经济学的发展和科学革命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重要特征：新旧经济学范式或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长期并存。在自然科学中，周期性的和激进的格式塔转变导致了旧的理论轨道被终结并开始一种新的开端。例如，在一种范式的转变中，科学界从一种人人都认为“天圆地方”的思想状态转变为人人都知道地球是圆形的这样一种新的理解。这种转变是在相对短的时期内发生的。但在经济学中，几个世纪以来，“天圆地方”与“地球是圆形的”这两种理论却一直长期并存，并分别在不同时期占据主流地位。而这两种理论中的一种在某一时期占据的统治地位往往会导致另一种处于“地下”状态，甚至面临绝迹的可能，但当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巨变之后，处于“地下”状态的经济学理论就会像地下的河流一样冲出地面，如果它的力量足够强大，就有可能替代原先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成为新的主流，甚至发生“科学革命”。[14]例如，在前苏联“十月革命”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之前，西方经济学曾占据主导地位，而到前苏联巨变和我国改革开放前，西方经济学无论是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还是西方异端经济学却遭到了长期的排斥和批判，而现在，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却在俄罗斯和我国大行其道，马克思主义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异端经济学又反过来遭到排斥并被边缘化了。

上述情况说明，经济思想史在保留被排斥的经济思想并使之流传下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熊彼特强调了经济思想史作为思想基因库的作用，他认为，由于经济学在科学发展的连续性上存在杂乱不畅的问题，比如，经济学中分歧众多，而且有的经济学成果可能在中途就被遗忘了，所以，经济学比自然科学更需要研究本学科的历史。当然，自然科学史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是重要的，我们可以用物理学史在爱因斯坦提出“波粒二象性”理论上发挥的作用对此加以说明。从 17 世纪以来，在光的理论方面就一直存在着牛顿的微粒说和惠更斯的波动说的斗争，由于牛顿的权威影响，微粒说在 19 世纪之前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学说，但到 19 世纪初，由于托马斯?杨和菲涅耳的努力，波动说得到复兴，并发展成为大有彻底排斥微粒说之势。正是爱因斯坦在量子力学的革命中，把这两种学说综合在一起，提出了光具有“波粒二象性”的光量子论。如果物理学界视物理学史为无物，波动说会不会因为微粒说的统治地位而失传？爱因斯坦如果不了解光的理论史，他会做出这种科学理论的创新吗？特别是在“只有一个经济学”———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这种教条主义观点支配我国经济学界的情况下，经济思想史就愈发显示出其重要性。因此，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就为经济学的革命提供了两种重要的作用。首先，为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提供必备的建筑材料。正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高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的，经典（自然）科学不承认演化和自然的多样性；现代宇宙观是在 19 世纪下半叶的生物学革命和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的物理学大革命中诞生的，20 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中的复杂性科学革命又进一步丰富了这种新的宇宙观。但在这种现代宇宙观在自然科学中诞生之前，一些经济学流派的理论工作就已经具有了现代宇宙观的一些朴素要素和先驱思想。

正如古木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自然科学发展出了一些具有进化论意义的复杂系统，它们所提供的概念框架为社会科学展现了一整套连贯的思想，而这套思想与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某些由来已久的观点是非常吻合的”[15]，西方经济思想史中的演化思想在西方社会科学史中是最丰富的。因此，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并非只是被动地接受现代宇宙观为之所提供的新范式和新的基础理论，经济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可以在其中发挥具有能动性的启发和推动作用。而且，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要说新的东西，但要使用旧材料，经济思想史可以为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演化科学新范式的发展提供必备的建筑材料。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从过去重新获得建设某些新东西的材料。例如，随着 20 世纪80 年代末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爆发的复杂性科学革命被一些经济学家接受，他们就带着一种新的视野重新审视了经济思想史，1998 年美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对经济思想史中的复杂性理论的专门讨论及其出版的著作[16]就是这方面的例证。根据这些学者的研究，按照复杂性理论的透镜来透视，经济思想史中原先地位很高的一些经济学家如李嘉图的地位就大幅度地下降了，而那些受到轻视甚至不被认为是经济学家的学者如巴贝奇等就迅速地从默默无闻上升到显赫的地位。

该书主编科兰德还指出，在经济思想史中，有关复杂性的观点最有趣的故事与目前西方异端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先驱思想有关，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具有某种接近现代复杂观的思想。其次，为当前经济学发展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或被忽视的重要理论问题特别是经济学革命提供新的思路和灵感来源，使其建立在坚实的学说史基础之上。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当一个学科在发生危机并酝酿范式革命的关键时刻，对本学科的历史进行反思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著名物理学家彭加勒在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物理学大革命中曾写到，为了预见数学的未来，正确的方法是研究它的历史和现状。同样，不了解经济思想史，我们也就不知从何创新。奥地利学派著名经济学家沙克尔说得好：“创新性的理论家需要无情的自信。他必须推翻成百上千人的认识，他的第一本能就是进行抵制和反攻。但是，理论的重建必然不可避免地使用许多旧的材料。对于以前理论的虔诚不仅是可敬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不借鉴传统的发明将举步维艰。”[17]例如，情境与脉络特定的理论和方法（历史特定性问题）只是在过去的几年中才开始又被重视，而这个问题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就被卡尔?马克思和其他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者所认识，并一度在以后近百年时间里成为经济理论的中心问题，但在 20世纪 40 年代后被经济学家们所抛弃，霍奇逊 2001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无疑将推动演化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给予更多的注意并从其思想史研究中汲取许多教益。[17]4

 结语：

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做出重要创新我们曾经讨论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导致经济思想史学科不断被边缘化的经济学专业自身的原因：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偏见；经济学科的专业化过程；主流经济学对“硬”科学的崇拜；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经济学研究评价标准的变化。[18]在本文中，笔者又探讨了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范式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经济思想史学科本身之所以长期处于不景气状态，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经济学家们对该学科的歧视，经济思想史学科本身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上所存在的缺陷，阻碍了它在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范式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就使得经济思想史学科本身的创新成为了它在经济学发展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在该学科的边缘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辉格史观及其研究方法却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只是在近年来才遭到质疑。我们的研究说明，自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1931 年在其史学理论名著《历史的辉格解释》中对辉格史进行批判以来，辉格史这个概念在历史学界和科学史界就成了一个贬义词。

但是，著名经济学家和诺奖得主萨缪尔森在1987 年的一篇著名论文中却贬词褒用，提倡辉格史方法作为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正确方法。近年来，萨缪尔森的这种观点开始遭到挑战，特别是《剑桥经济学杂志》在 2014 年第 3 期出版了一整期专刊对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辉格史观及其研究方法进行批判。我们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界有关辉格史方法争论的反思，澄清了辉格史方法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基本含义及其缺陷：单一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累积发展观，无视经济思想史中长期存在的多元化经济学理论体系及其复杂性问题；由于辉格史观及其研究方法的支配性影响，经济思想史学科也严重忽视了它在解决现实问题上经世致用的重要作用。[19]笔者此前曾在一些论文中对经济思想史学科如何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上做出创新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例如，笔者曾指出，“目前的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对象上存在三大缺陷。其一，是偏重于系统的经济学说，忽视那些曾经对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却不成系统的甚至还有待于加以总结的经济思想。其二，是偏重于对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过程的研究，忽视经济思想反过来对经济政策制定和具体经济行为产生的重要影响。其三，是对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研究传统重视不够。”[20]笔者还提出了经世致用作为经济思想史学科新的研究目的以及“新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笔者试图通过推进经济思想史学科本身的创新，达到该学科在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范式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目的，但这些研究仍然是非常初步的，需要有志之士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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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根良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