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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特朗普经济新政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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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特朗普经济新政的不确定性

提要:特朗普的经济增长目标充满“功利色彩”,他在竞选期间承诺通过经济新政复苏美国经济。本文从共和党传统价值观视角分析特朗普经济新政所面临的党派内分歧,从维护选情需要、真实利率主张、经济学逻辑和现实阻力四个方面出发,分析特朗普竞选期间承诺经济新政的实现可能性,认为特朗普不仅难以摆脱奥巴马政府遗留的现实经济困境,亦难以复制里根主义,最后针对特朗普激进的对华态度和“试探动作”行为提出了中国的应对建议。

关键词:特朗普;经济新政;“民粹”竞选策略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于2016年11月9日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面对美国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拉大、不同群体之间社会矛盾激化、反恐安全等一系列国内和国际问题,特朗普任职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推行新政。在没有经过国会授权和引进立法的情况下,特朗普在2017年1月20日任职之后就密集签署总统行政令,包括退出TPP、“废除奥巴马医保政策”、削减对美国制造业的监管规则、批准输油管道建设项目、修筑“美墨边境墙”、“禁止中东北非七国人员90天内入境”、“重新审查华尔街监管规则”等,绕开国会推行新政。然而缺少法律支撑的新政引发的争议越来越大,反对行为也越来越多样化,如移民旅行禁令遭到多家法院驳回;参议员、共和党立法者、立法者公开反对部分行政令;企业高管、协会会员、普通民众发起抗议活动等,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所承诺的经济新政在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一、特朗普“功利色彩”的经济目标及其竞选期间承诺的经济新政概要

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其新政的核心原则,2016年9月15日,特朗普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时提出为美国人民大量增加就业、工资、收入和机会的“美国经济复兴计划”,通过实施改革措施刺激经济增长,将美国经济总体目标定位为“未来十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至少维持在3.5%,或达4%,创造2500万新的就业岗位”。回顾美国历年来经济增长情况,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如图1所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117%,其中2015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426%,远远低于特朗普制定的总体经济目标3.5%(或4%)。而距今最近任期内实现3.5%以上经济增长率的总统为总统克林顿(任期:1993-2001年)和共和党总统里根(任期:1981-1989年),因此,特朗普提出3.5%(或4%)的经济增长目标显著带有“功利色彩”,必须要配合经济新政来摆脱目前低速增长的困境。

(一)大规模减税与降支相结合的财政政策特朗普的税收改革政策是经济新政的重磅计划之一,也是大幅选票来源之一,减税计划涉及企业和个人。在企业税收方面,将最高联邦企业税率从35%降至 15%,将一致适用企业税率缩减至15%,对迁回海外利润的美国企业一次性征税10%。在个人税收方面,一是提高标准扣除额,个人申报者及已婚联合申报者分别提高到25000美元和50000美元,提高了4倍,将使美国7500万人不必纳税;二是废除遗产税;三是将股息及资本利得税税率最高限制在20%;四是把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累进档从10%/15%/25%/28%/33%/35%/39.6%简化为12%/25%/33%;五是14岁以下美国少年儿童享有托儿费免税。大规模减税必将大幅度降低联邦财政收入,为了缓解财政赤字问题,特朗普提出“一分钱计划”,即每年削减1%的支出,削减项目包括废除奥巴马医改,削减海外军事投入等。但是特朗普的降支计划不包括基础建设投资支出和国内军队建设支出,特朗普宣称将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预算投资5000亿美元以上,并且要求基础设施建设必须采购美国制造的商品,甚至有意发行“基础设施债券”,开放民间购买,刺激民间资本参与;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开支,增加国内军费支出,加强美国军事建设,增加战机和军舰采购,扩大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规模,要通过“无可置疑的军事实力”来阻止冲突。

(二)加息主张和弱势美元相结合的货币政策特朗普关于利率政策取向的态度摇摆不定,从2015年6月开始在“抨击美联储低利率政策”与“支持当前低利率政策”之间发生了两次转变,最新立场是不干预当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放任加息。在汇率走向方面,从特朗普批评欧元、日元、人民币等货币币值低估的态度就能看出特朗普倾向于施行弱势美元政策。

(三)激进反全球化和孤立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特朗普以美国货物贸易逆差造成国内资源和工作岗位流失为出发点,鼓吹货物贸易逆差仅有利于贸易伙伴,却损害美国经济复苏,宣扬激进的反全球化、孤立主义贸易,包括指责中国通过操纵汇率形成美中巨额贸易逆差,要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45%的关税;企图重新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谈判1994年就签署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要求墨西哥出资在美墨边境修建高墙,对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征收35%的关税;退出TPP,甚至扬言要退出WTO等。

(四)制造业回迁和重振的产业政策特朗普号召美国跨国公司回迁,通过重振制造业为国内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如2016年1月特朗普在利伯缇大学演讲时称“我们将让苹果在美国生产他们的电脑,而不是在其他国家”,直接表达他要求制造业回迁的主张。除了延续奥巴马政府提出的“购买美国货”措施外,特朗普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手段集中体现在“税改”和“去监管”两方面,承诺缩减至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改革将使美国成为与爱尔兰、新加坡一样的低税收国家,美国企业不再需要跑到国外低税收国家避税;承诺对企业的监管减少75%甚至更多,鼓励企业在美国扩大投资;反之对在海外生产并将产品销往国内的美国制造商征收高额“边境税”。

二、特朗普经济新政所面临的党派内分歧

共和党是美国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之一,与相比,共和党主张“有限政府”、“分权”、“个人自由”和“法制”,主要支持者来自宗教组织、大企业、退伍军人,尤其是男性白人,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和社会保守势力,也被视为社会保守主义、经济古典自由主义,在外交、国防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的“右派”、“鹰派”、“保守派”政党。在经济思想方面,大多数共和党人支持对商业有利的自由市场政策,倡导经济自由主义,限制政府支出和政府管制,也被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财政保守”的政党。特朗普作为一个从未有过任何从政经历的商人参与竞选,他的竞选之路遭遇共和党精英的各种质疑和反对,如前共和党总统选举候选人米特?罗姆尼(共和党“建制派”人士)在2016年3月就公开警告“如果特朗普当选总统会制造危险局势,可能触发美国新一轮经济萧条”,2016年10月与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等20多人公开要求特朗普退选。在质疑和反对的困境中,特朗普善于利用“民粹”作为竞选策略,吸引边缘化的劳动者和愤懑的中产阶级等人群的支持,这些工资长期停滞和对收入不平等不满意的选民是美国经济衰退的最大受害者,他们对联邦政府非常愤怒,对未来美国经济状况非常担忧,认为共和党精英背叛了他们,迫切希望能有个“反建制派”的人来当选总统。特朗普的“民粹”竞选策略出奇制胜,成功赢得总统选举,然而却激化了共和党内党派矛盾,特朗普经济新政与共和党传统价值观之间的争端将影响其经济政策的实现可能性。

(一)“减税”迎合共和党传统价值观,“降支”面临财团利益再平衡大部分人共和党人奉行的财政政策是“减税降支”,因而共和党也被称为“财政保守党”。在减税方面,共和党坚持供应学派理论,认为减税会刺激供给,增加消费和投资,虽然短期内减税会减少财政收入,但长期而言消费和投资的增长会带来税基的扩大,从而增加税收总额,扩大财政收入。代表性的共和党总统是里根,当时美国经济面临财政赤字、管制过多、税率过高和通胀这四大问题,里根在1981年执政后立刻向国会提出“30%减税计划”并被国会通过,在实践过程中虽因财政赤字不断增加而被打折,最终将个人最高累计税率从70%降低到28%,公司所得税率从46%降低到34%,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虽然降税幅度小于原计划的三年减少30%,却也使美国成为当时西方工业化国家中税率最低的国家。其次,里根政府通过大量发行中、长期国债筹资,以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的方式配合减税政策来抵消短期内因减税而带来财政收入减少的影响。里根的减税政策效果是积极的,成功帮助美国经济摆脱了“滞涨”的泥潭,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然而契合共和党传统价值观的减税政策效果是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的,减税政策并不是任何条件下都能促进经济增长。以共和党总统小布什的减税政策为例,小布什在2001年执政时向国会提交了十年内大幅减税1.6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以兑现竞选总统时向选民许下的承诺。

但是小布什的第一次减税计划并没有取得预期效应,加之“9?11”恐怖袭击和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美国失业率不断上升,如图2所示,2002财年小布什政府不仅花光总统克林顿时期连续四年的财政盈余,还出现了1578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占GDP的1.49%。2003年小布什向国会递交第二次减税计划,由于巨额的财政赤字问题,受到社会各界普遍质疑,虽然国会最后通过减税计划修正案,却将减税额缩减一半(十年内减税额预计为3500亿美元),减税计划在执行期间由于财政赤字的问题阻力重重,美国经济没有实现稳定增长,相反在2007年遭遇次贷危机,2008年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出现负增长。BenjaminM.Friedman(2007)评价小布什政府减税政策的效果是屡创财政赤字纪录、失业率居高不下、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等,对美国经济造成长期威胁。在财政支出方面,大部分共和党人都支持削减政府开支、精简政府机构、减少政府管制。以里根政府为例,里根在执政期间提出少政府、少开支、少福利的政策,公布一项削减800亿美元预算赤字的计划,主张削减财政开支,尤其是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改革社会福利制度,然而里根的减支计划不包括军费,为了在军事上对苏联保持绝对的威慑优势,里根政府大量增加军费开支,保证共和党军工财团的利益。也有部分共和党总统主张增加财政支出,以小布什政府为例,小布什在执政期间大幅增加联邦支出,军事支出也不断增加,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统计数据,2003财年联邦政府的实际支出为8260亿美元,同比增长11%,其中国防预算支出为3930亿美元,同比增长16%,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就耗费了580亿美元,由于小布什在执政期间美国财政赤字不断创新高(图2),2009年财政赤字达到历史最高点,赤字额为14137亿美元,占GDP的比重9.47%,共和党也被批评不再是提倡“保守财政政策”的政党。而无论是里根政府的财政减支还是小布什政府的财政增支,其共性在于联邦政府都增加军费支出,这是由于共和党代表着资产阶级和社会保守势力的利益,背后的财团是石油巨头、军工巨头、大银行家,军费支出意味着保障共和党财团的利益,是不可撼动的。因此,特朗普“减税”政策主张迎合共和党传统价值观,却将遭遇现实主义困境;特朗普“降支”政策主张面临财团利益再平衡,需要审慎衡量削减项目。

(二)“加息”迎合共和党传统价值观,汇率手段调控宏观经济在利率政策方面,大部分共和党人支持里根经济学,即货币学派的以控制货币供应量来抑制通货膨胀理论,认同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来复苏经济。以里根政府为例,1980年美国通货膨胀率为13.58%,里根政府支持美联储加息,以提升银行利率减缩货币供应量来抑制通货膨胀,1989年通货膨胀率降至4.83%,美国成功度过经济衰退,迎来经济增长。大部分共和党人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会给经济带来隐患,以小布什政府为例,2001年美联储先后11次降息,至2001年12月11日,联邦基金利率降至1.75%,放松银根的低利率货币政策在金融市场上为次贷危机埋下隐患,并蔓延至全球形成国际金融危机。在汇率政策方面,汇率成为共和党人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里根在执政期间充分利用资本“逐利”的特性和“美元特权”,通过提高利率来吸引全球资本(包括滞留于海外的美国资本)流入美国以提振美国经济,高利率导致美元的高汇率,高汇率导致高外贸赤字,高外贸赤字形成高利率预期,推动美元利率进一步走高,“高利率+高汇率+高赤字”现象吸引全球资本进一步流向美国,强势美元政策取得奇效,迅速提振了疲软的美国经济。小布什在执政期间推行的是弱势美元政策,美元贬值有利于抑制经常项目逆差的扩大,而小布什最主要的意图是通过弱势美元刺激出口来促进经济回升和就业增长,美元在2002-2004年连续三年贬值,贬值幅度近50%,缩减了美国的对外债务。短期内弱势美元的政策发挥了作用,美国经济很快开始了复苏,进入了恢复性增长阶段。但是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扩大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抑制,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经济分析局数据,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5.7%,巨额的贸易赤字支撑着小布什政府巨额的联邦预算赤字,美国经济好转完全依赖于国外资金的注入,而美国政府早已丧失了清偿美元债务的能力,汇率的币值反映经济基本面,市场形成美国经济放缓的预期,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

(三)“激进的反全球化,孤立主义贸易”悖离共和党派传统价值观大部分共和党人奉行“自由贸易”,以里根政府为例,里根在竞选美国总统时提出一个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及加勒比海诸国在内的“北美共同市场”设想,在任期内签署和推动国会批准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布什在任期内通过了WTO乌拉圭回合谈判,建立世界贸易新格局;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推动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公布“美国贸易法修正案”,将美国的战略目标定位为“开放市场、建立一个不断扩大的国际贸易体系”。2001年小布什执政后,提出“竞争性自由化战略”,采取主导双边自由贸易谈判推动地区贸易谈判参与世界多边谈判,包括提出了“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设想等,积极推动WTO多哈回合谈判,单边、双边、区域和多边贸易并行,大力扩展全球市场。因此,特朗普倡导的高关税贸易保护、重新协商、甚至退出经济组织等“激进的反全球化,孤立主义贸易”行为完全悖离共和党派传统主张。

(四)对华政策迎合共和党“鹰派”传统,需在“合作双赢”现实中妥协共和党在外交上被称为“鹰派”,表示强硬派或者好战派,历任总统在竞选期间对华态度都不友好,包括孤立敌对中国、“承认”但不“接受”“一个中国”、抨击中国操控汇率等,但在执政期间共和党总统越来越重视与中国的关系,认识到中美经贸“合作双赢”,对待中美关系也是慎之又慎。如共和党总统尼克松,他在就任美国总统前是有名的“鹰派”,带头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就任总统之后公开宣布与中国共产党保持敌对关系,并不时派飞机、军舰侵入中国的领海、领空进行骚扰,而正是共和党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签署中美第一份联合公报《上海公报》,打破新中国成立后中美隔绝的局面。共和党总统里根的对华政策表现为“承认”但不“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虽然里根在1982年8月17日签订了表面上限制对台军售的“八一七”公报,实际上却源源不断对台军售,并辩驳说美国的对台政策是“美国必须确保台湾应对大陆‘威胁’的军事防御能力”,里根虽质疑“一中政策”,但由于中、美、俄复杂的国际环境,并没有人为的引发贸易争端制造贸易摩擦,中美经贸在里根任职总统期间持续增长。共和党总统小布什执政后曾一度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并采取预防性遏制的对华战略,2005年小布什连任美国总统后,提出“要以建设性和坦诚的方式与中国接触”,“美国的目标不应当是阻止或者遏制中国,而应当帮助它在目前的国际秩序范围内实现其合理的抱负,成为亚洲和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中国责任论”,中美经贸在其任职总统期间也保持稳定增长。总体而言,共和党执政下的中美关系虽然时有小波折,但是执政后的共和党总统并没有选择竞选时期的严厉态度,人为地割裂中美关系,发起贸易制裁点燃贸易战,而是审慎对待,在“合作双赢”和“斗则俱损”的现实中妥协,互惠互利稳定发展中美经贸关系。

(五)“民粹”竞选策略激化了特朗普与共和党党内精英之间的矛盾共和党“建制派”原先指共和党中比较传统、温和的保守派,他们长期在共和党中掌握党政系统,拥有较大的权利,包括共和党高层大佬,全国委员会、国会议员、参众议院,以及共同党背后的财团,他们决定选举章程、控制资金分配,是共和党精英阶层。特朗普作为一个从未有过任何从政经历的商人参与竞选,在共和党“建制派”质疑和反对的困境中善于运用“民粹”作为竞选策略获得中下阶层选民的选票赢得选举,最终与共和党“建制派”决裂,特朗普的经济新政如“反对美国军事安保扩张,主张削减海外军事投入”的经济计划大大削减了共和党军工财团的利益;“激进的反全球化,主张贸易保护”的贸易政策缩减了共和党资产阶级的销售市场和利润来源。特朗普无论在竞选期间还是在任职之后都广泛遭遇共和党派高级立法者的公开反对,激化了共和党党内矛盾,不仅影响其执政支持率,也影响其经济政策的实现可能性。

(六)特朗普不仅难以摆脱奥巴马政府遗留的现实经济困境,亦难以复制里根主义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117%,经济复苏乏力;根据美国劳工部劳动统计局统计数据,2016年美国的失业率为4.8%,接近充分就业;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统计数据,2016财年美国的财政赤字为5873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3.2%。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其新政的核心原则,以“民粹”为其竞选策略,辅以大规模减税计划,提出具有“功利色彩”的3.5%(或达4%)经济增长目标,希翼美国再现里根时期繁荣。在奥巴马政府遗留的现实经济困境下,根据美国税务基金会的测算,特朗普的大规模减税计划将在未来十年内损失10万亿美元的财政收入,特朗普2016年9月15日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经济计划时称其减税方案总规模4.4万亿美元,特朗普团队经济顾问摩尔称未来十年内降税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将被控制在3万亿美元以内。无论最终数额如何,特朗普的减税计划都远远超过之前共和党总统的减税规模,而特朗普政府所面临的负债率也远远超过里根政府和小布什政府,联邦政府债台高筑,巨额的财政赤字犹如悬在共和党减税政策上的一把利剑,严重限制美国政府未来的融资能力和开支能力,减税削支将使经济陷入衰退,减税扩支会使财政赤字飙升。特朗普选择“抨击挑衅中国”实施其贸易保护政策,不仅损害了共和党资产阶级的利益,还面临与中国“合作双赢”或“斗则俱损”的选择。因此,如表1所示,选择共和党总统里根和小布什为参考,在共和党传统价值观视角下对比特朗普经济新政,特朗普的经济经济新政不仅难以摆脱奥巴马政府遗留的现实经济困境,亦难以复制里根主义。

三、特朗普经济新政的内在逻辑和实现可能性分析

特朗普的经济新政不仅面临的党派内分歧,以内在逻辑为核心,从维护选情需要、真实利率主张、经济学逻辑和现实阻力四个方面出发,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承诺的经济新政能否真正实施在未来还存在很大变数。

(一)部分激进“民粹”政策目的是为维护选情需要特朗普作为一个从未有过任何从政经历的商人,属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的“草根”,在美国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拉大、不同群体对立和社会之间的矛盾激化的环境下,随着美国社会的民粹主义开始滋生,特朗普善于利用“民粹”作为竞选策略,提出通过增强中产阶级的富有和竞争力“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吸引愤懑的中下层阶级的支持。EvenOs-nos指出“自从茶党2010年的高潮逐渐衰落,美国极右的公民———爱国者民兵、自发边界纠察队、白人至上论者———在不断地寻找他们典型的化身,他们现在找到了特朗普。”特朗普的反移民、反全球化的孤立主义政策主张正是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更多的是出于维护选情需要,然而,孤立主义更多地基于利益再分配的冲突和折衷,如果孤立主义并未能实现特朗普“功利色彩”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特朗普任职后必定会对其出于维护选情需要的政策主张进行调整修改。

(二)摇摆后的利率政策取向掩盖了其真实的利率主张特朗普虽然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并表示支持美联储加息,但是特朗普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当前低利率政策,因此,分析特朗普的真实利率主张需要从其出发点和经济主张方面综合考量。特朗普抨击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的出发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借低利率抨击美联储货币政策受奥巴马政府控制,即丧失独立性又催生资产价格泡沫,带来经济的虚假繁荣;二是低利率政策严重损害了美国储户的利益。这两个出发点都带有竞选拉票的政治意图,前者用于抨击竞争对手,后者用于拉拢美国选民。而特朗普支持低利率政策的真实意图体现在举债大兴基建这个经济主张上,特朗普预算投入5000亿美元以上重建基础设施,希望通过发行长期国债的方式来进行债务再融资,低利率有利于长期融资,并可以通过发行更便宜的新债来偿还高息的旧债,考虑到特朗普的商人背景,作为地产商人,他曾经濒临破产被银行团监管,低利率更符合他的个人偏好。因此,可以认为特朗普支持加息的立场大概率仅为竞选拉票策略,任职总统后真正符合其刺激经济增长的主张依然是维持低利率环境。根据美国的法律,美联储是独立运作的,特朗普任职总统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产生溢出效应,或者一定程度上需要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配合,即维持低利率环境配合其刺激经济增长的主张,美联储有可能会适度地为联邦政府的赤字提供便利。然而,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和影响早已经被市场消化,甚至是过度地消化,2016年12月14日美联储的25个基点加息是时隔一年后的再次加息,如果美联储迟迟不加息,那么其信用会受到比较严重的质疑。因此,从长期来看,虽然特朗普摇摆后的利率政策取向掩盖了其真实的利率主张,但是美联储的加息不会加快也不会止步,美国货币政策仍会处于宽松状态。

(三)制造业回迁违反经济学逻辑,激进的贸易保护政策容易诱发贸易战特朗普宣称美国贸易逆差仅利于贸易伙伴,却造成美国国内资源及工作岗位流失,主张通过制造业回迁解决美国国内失业问题,并通过关税来限制进口,甚至对贸易逆差严重的国家如中国、墨西哥征收惩罚性关税。单从国际贸易理论上分析,美国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布局是各个经济体通过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各个经济体包括美国通过资源禀赋优势参与国际分工,降低生产成本,产品内分工更使得商品不再有国别的概念,参与分工的经济体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获得产品,消费者最终获利。美国的资本和技术要素禀赋丰裕,国内集中资源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符合要素禀赋理论,美国国内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的下降亦是长期趋势,反映出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制造业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符合产业结构升级换代趋势,而特朗普所主张的制造业回归的经济政策显然违背了比较优势理论,违背了产业结构发展规律,造成美国国内商品生产成本提高,对于美国国内的消费者而言购买“美国货”需要支付更昂贵的价格,最终是让美国的消费者补贴了制造业,加重了美国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成本。其次,由于美国国内生产的制造品价格更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必然被劳动力要素禀赋丰裕的经济体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所替代,因此特朗普需要用激进的贸易保护政策来保护这种让制造业回归的扭曲政策。然而,特朗普激进的贸易保护政策如果仅对中国产品征收高关税,服装、鞋类和低端电子产品等就业岗位也不会回到美国,只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果特朗普把所有低工资国家的产品都拒之门外,将只会造成美国开放贸易体系的终结。最后,贸易保护政策是相对的,美国限制他国产品进口,必然会导致其他国家的贸易报复,对于想要复苏增长的美国经济而言只会适得其反,陷入更差境地。

(四)部分竞选政策法案难以通过国会审议特朗普经济新政不仅与共和党的传统价值观存在争端分歧,对其当选和任职也耿耿于怀,2016年11月9日美国大选结束后,声称计票器被黑客攻击要求重新计票的社会新闻就不间断,美国威斯康辛州和密歇根州也将重新计票这件事情付诸行动,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派的质疑和反对。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共和党目前在国会参众两院获多数席位,特朗普执政后的经费开支及法案通过等须由国会批准,会有各种势力进行博弈,实际上仅是行政分支主管的美国总统提出任何政策都有被打折甚至驳回的可能,这也是特朗普任职之后绕过国会密集签署总统行政令的缘由,然而缺乏法律支撑的行政令毕竟缺乏效力,特朗普竞选期间承诺的大部分经济新政还是需要经由国会授权和立法,最终付诸实施的法律有可能与特朗普竞选期间承诺的经济改革相距甚远,这也是美国政治最大的不确定性。

四、中国应对建议

特朗普的3.5%(或4%)经济增长目标充满“功利色彩”,在竞选期间承诺的经济新政否能够落实,不仅取决于其个人意志,更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宏观经济现实的影响,在未来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历届美国总统竞选都拿美中贸易逆差说事,指责中国操控汇率,造成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加,要以贸易逆差“受害者”的身份引发贸易争端,发起贸易制裁,事实上历届美国总统都明白美中经贸互惠互利,人为地割裂中美关系点燃中美贸易战对美国经济的发展都是弊大于利的,执政后对待中美关系也是慎之又慎。虽然特朗普的对华态度延续了共和党的“鹰派”作风,在竞选成功后不断尝试一些“试探动作”挑衅中国,如2016年12月2日特朗普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话,公开违背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台领导人、高级官员不直接交流的默契;2016年12月11日接受FOX电视台采访时谈到要把“一中政策”当成交易筹码与中国交换贸易或其他事物,但是这些“试探动作”也正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尝试寻找中美两国交往的底线,也能推测出特朗普审慎对待在竞选时期抨击中国的言论。特朗普是继里根之后第一个质疑“一中政策”的共和党总统,在“里根时代”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都远远落后于现在亦能维护好自身权益实现中美共赢发展,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美国是最重要的双边贸易伙伴之一,中国完全有能力抗衡美国不公正的挑衅并积极反击。中美经济互惠共赢,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特朗普如果坚持以汇率操纵为借口向中国征收高达45%的惩罚性关税,中国必然会诉诸报复行动,局部贸易战可能一触即发,相信特朗普在充分了解、认识这一现实之后,也会审慎思考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方式。因此,特朗普新政后会落实哪些经济政策以及会如何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因素广而复杂,但是可以预见的是,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承诺的经济新政的可行性充满着不确定。[作者单位:闽江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本文系福建省教育厅社科项目“经济增长的‘自贸区驱动’效应研究”(JAS16042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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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斐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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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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