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政治经济学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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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数字经济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发展动力和方向，其发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经济数量增长，而且有力地提升了经济增长质量。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观点具体分析数字经济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的影响，有利于正确认识数字经济本质，从容应对数字经济变革。数字经济虽改变了经济活动的生产方式与生产效率、参与收入分配与剩余价值的分配、提升了流通效率并降低了流通费用、改变了消费方式且扩大了消费规模，但并未涉及这些经济活动本质的变化。可以通过规范数据要素市场化、缓解数字鸿沟、提高数据治理水平、完善数字经济法律服务等手段促进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字经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政治经济学

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技术等的不断应用使得数字经济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发展动力和方向。数字经济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经济数量增长，成为经济数量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而且有力地提升了经济增长质量，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源泉。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的36.2%，占比增长1.4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名义增长15.6%，高于GDP名义增速约7.85个百分点①，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带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称为五种要素，提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5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颁布实施，进一步提出“完善数据权属界定、开放共享、交易流通等标准和措施，发挥社会数据资源价值”。这都是鼓励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重大利好。此外，在肺炎疫情影响下，数字经济作为经济新动能，也表现出引领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按照《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对数字经济的定义，数字经济是将数据作为主要生产要素，将数字技术作为核心驱动力，依靠现代信息网络，实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而不断提高经济发展和治理模式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的新型经济形态，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的信息革命的产物①。从文献来看，大量学者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杨新铭从企业、产业、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分析了数字经济对传统经济的影响，提出传统经济深度转型的经济学逻辑[1]。赵涛等提出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创业活跃度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以城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2]。荆文君等梳理了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即从微观上，数字经济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及长尾效应可以提高经济的均衡水平，从宏观上，数字经济通过提供新的投入要素、新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新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3]。类似的，丁志帆也从微观、中观和宏观角度探讨了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他指出在微观层面，数据要素成本递减与网络效应有助于企业实现生产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有助于改善配置效率；在中观层面，数字经济通过产业创新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产业融合效应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在宏观层面，数字经济通过丰富要素来源、改善要素配置效率和资本深化效应、技术创新和扩散效应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4]。王静田等认为数字经济产生的加速机制和普惠机制有力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水平，加速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5]。郭周明等指出数字经济通过要素禀赋、投入产出结构、价值链治理和升级、地理距离、国内制度与相关政策五方面影响全球价值链重构[6]。也有学者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经济活动的具体影响。例如裴长洪等用政治经济学基本观点分析了数字经济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数字信息产品的社会生产和新的社会交换关系[7]。何大安等探讨了数字经济对供给侧结构重塑的机理[8]；王开科等通过构建投入产出模型证明了数字经济显著改善了生产效率[9]；李政等分析了数据参与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实现方式[10]；谢莉娟等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分析了数字经济驱动零售创新的潜在作用机理[11]；俞彤晖等探讨了数字经济时代下流通智慧化转型的机理与路径[12]；韩文龙分析了数字技术对消费内容、消费模式、消费需求等的影响[13]。可见，现有文献大多关注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和数字经济对经济活动某一领域的具体影响，缺乏对数字经济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的分析。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对社会再生产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的深刻影响，揭示数字经济的本质及其对人类经济活动的作用，从而说明数字经济改变的只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具体形式，并未改变人类经济活动本质的事实。

一、数字经济对生产领域的影响

生产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劳动力的生产，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每一次生产技术变革都是生产方式的一种革新。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生产方式的革新体现在数字劳动的诞生。在数字经济形态下，工业劳动与数字劳动并存。其中，工业劳动是指在工业技术革命条件下雇佣一定劳动力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特定物质形态产品的劳动，从劳动的属性看，工业劳动既具有具体劳动的属性，也具有抽象劳动的属性；从价值的角度看，工业劳动的产品既具有使用价值，也具有价值与剩余价值。数字劳动是在数字经济发展下特有的产物，是一种特殊的劳动，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劳动者在网络设备或终端设备上，系统化地表达或组织已有数据包括知识、信息、经验等内容，从而带来利润的劳动[14]。我们可以根据马克思劳动过程三要素理论来具体分析数字劳动。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包括有目的的劳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15]。劳动者通过有意识的劳动，在改变自然物形式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目的[15]。劳动对象包括自然、原料等，在数字经济形态下，数字劳动的劳动对象变化为图像、文字、创意、经验、信息等抽象性的数据。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15]。在数字经济形态下，数字劳动的劳动资料也是物化的工具，即数字技术，包括手机、电脑等终端生产工具。生产力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和生产资料有机结合从而形成改造自然的能力[5]，机器或人工智能设备都是物化的生产资料。为了满足人类需要，生产力不断被开发和发展，从农业时代到蒸汽时代，再到电气时代、信息时代，最后到如今的数字时代，生产力进行了不断变革，对应的生产要素、劳动者、主要劳动资料、主要劳动对象、代表性产业和组织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表1）。最早出现的是农业时代，土地是其关键生产要素，主要劳动者是农民或者手工业者，主要劳动资料是人力或畜力，主要劳动对象是农作物和手工艺品，该时期主要发展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组织方式较为分散和粗放；18世纪60年代，蒸汽机的出现使人类进入蒸汽时代，该时代资本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劳动者变为机械工人，主要劳动资料变为机器设备，主要劳动对象为矿物、森林、水等自然资源，代表性产业有纺织等轻工业，也有钢铁、煤炭等重工业，这时候的组织方式一般是规范经营或合作经营；19世纪60年代，电动机和内燃机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进入电气时代，此时资本和技术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主要的劳动者变为化工工人，主要劳动资料为电动机和内燃机，主要劳动对象为人工合成材料等，代表性产业多是电力、钢铁等重工业，生产组织方式接近标准化作业；20世纪50年代，通用电子计算机的诞生标志信息时代的到来，此时，信息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技术工人成为劳动者，主要劳动资料为电子计算机，主要劳动对象是一些精密设备，代表性产业有先进制造业、新能源等，生产组织方式多是跨界合作、跨界竞争；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科技公司的崛起以及大数据、区块链技术的成熟勾勒出数字时代，在数字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智力工人成为主要劳动者，智能计算机以及机器人成为主要劳动资料，信息、知识成为主要劳动对象，代表性产业包括新型数字产业、数字化赋能产业以及数字治理产业，这时候的生产组织方式更加注重个性化、定制化和精准化。数字劳动及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于生产过程中，尤其是传统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能够使企业更加专注于研发、生产本身，通过重组生产方式，实现智能化生产和个性化定制，推动资本、劳动、技术和数据等各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生产力效率。从制造业来看，制造企业通过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实施数字化转型。制造企业对外通过整合全球的研发、设计、服务、人才等资源，有效缩短其产品的研发周期；在企业内部，通过将生产设备、生产管理和生产决策集合成智能工厂，使生产过程更加精益化、柔性化和智能化。例如中国商飞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建立网络化、智能化协同研发平台，利用跨地区的资源，实现协同研发，使得其商用飞机研制周期缩短了20%，成本降低了20%，整体生产效率提高了30%。在一些需求个性化比较突出的行业，比如家电、服装等，企业正通过互联网平台，整合分析客户需求数据，打通生产现场和客户端，实现按需设计，按需生产，通过消费驱动生产，极大地降低设计成本和库存成本，增加企业利润。对一些售后维护要求高的行业，比如机床设备、工程机械等行业，企业在产品中生成传感、控制等功能，通过联网，实现实时数据监测分析，对其设备状况进行远程维护，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如此，数字经济的运行模式重构了供给侧结构[8]，具体来说，数字经济运行使得厂商的供给结构由大数据决定，厂商投资运营数据化。随着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与传统行业的全面融合，以价格为信号的市场供给机制逐渐会被智能化供给机制所代替。厂商通过运用云计算、云平台、人工智能等手段搜集关于其他厂商和消费者的行为数据，继而对这些数据进行加工整理，确定自己的投资运营情况，包括投资什么、投资多少、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以及产品价格确定等。从农业生产来看，智慧农业已经成为发展趋势，通过运用物联网技术，运用传感器和相关软件，对农业生产全流程进行有效控制，实现农产品生产智能化。目前国内外的知名互联网企业都加快在农业领域的布局，有力推动农业数字经济的发展。总之，数字经济催生了数字劳动，变革了生产力，重组了生产方式，提高了生产效率，重塑了供给侧结构。但是，数字经济改变的只是生产的具体形式和效率，并未改变生产的本质，即人类利用劳动资料，通过劳动工具，改变劳动对象，从而创造物质和财富的过程。

二、数字经济对分配领域的影响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核心的生产资源。党的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数据第一次在党的权威文件中被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收入分配是在劳动者与非劳动者之间进行的分配，劳动者得到劳动力的报酬（v），非劳动者得到生产要素的报酬，即剩余价值（m）。每年新生产的总价值在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中间进行分配[16]，新增价值采取不同的收入形式分别归属于不同的要素所有者，一部分以工资的形式归劳动者所有；一部分以利润的形式归企业所有者，以利息的形式归货币资本所有者，以地租的形式归于土地所有者，以其他形式归技术、管理及数据等的要素所有者。数据参与收入分配一般有两种形式：其一，作为劳动产品的数据商品，通过对其生产、创造、加工或传播参与收入分配，数据商品的生产属于生产性劳动；其二，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通过所有权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具体说，一方面，数据商品在参与生产之前，首先是一种独立的商品，对其的创造、加工、整理是一种劳动过程，应当属于物化劳动的范畴，所有者获取物化劳动转移旧价值的报酬（收回成本）。另一方面，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数据单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参与一般商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等环节，为厂商、消费者提供信息，数据所有者可以依据对数据的所有权参与剩余价值（m）的分配。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作为无形资产列入会计目录，通过资产价值评估，可以投资转让，可以融资贷款等。例如电网公司对运营中的相关数据进行收集、整理，作为资产进行投资。电网公司在运行过程中产生了发电、变电、输电、配电、用电以及调度等大量数据，将这些数据资产进行价值评估，并将其作为出资方式与民营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投资，结合其他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向行业内外提供高附加值的数据增值服务。数据成为资产已经成为业内共识，盘活数据，充分释放其价值，规范数据的确权、开放、流通、交易等环节成为许多企业的重要课题。数据资产管理已经成为实现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其中数据资产指的是由企业拥有或者企业控制的，能够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以物理或电子的方式记录的数据资源，如文件资料、电子数据等①。数据资产管理的初衷很大一部分便是实现数据资产的保值增值，确保数据要素公平参与分配。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运营的关键在于通过数据分析或者数据交易实现数据价值。数据资产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其公允价值的确定应该参考市场参与者通过最佳使用数据或将数据出售给其他市场参与者而创造的经济利益的能力。只有合理评估数据资产的价值，才能更合理更高效地管理数据资产，对外提供数据服务，更有效地实现数据要素参与分配。总之，数字经济对分配领域的影响集中在数据要素参与分配，一方面数据商品作为一种独立的劳动产品，参与收入分配，另一方面，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依据对数据的所有权参与对剩余价值的分配。同样，数字经济改变的只是分配的具体形式，其本质并未改变。

三、数字经济对交换领域的影响

交换通过完成商品销售从而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一切商品对它们的占有者而言是非使用价值，而对它们的非占有者而言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全面转手，形成商品交换，商品交换使商品彼此作为价值发生关系并作为价值来实现[15]。马克思把商品交换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物物交换（W-W）、买卖（即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W-G-W）和商业或贸易（即资本流通G-W-G）。无论是商品流通还是资本流通，都会耗费一定的流通时间，而在此时间内，资本既不生产价值也不生产剩余价值，与生产时间相互排斥，因此资本的流通时间越长，生产效率就越低；反之亦然。同时，交换或流通还会产生流通费用，包括在商品流通时间内对劳动力的耗费、簿记的费用，都属于非生产性费用，不会把价值追加在商品上。这些费用必须从剩余产品中得到补偿，对资本家而言，是剩余价值的一种扣除[17]（在流通过程中只有包装、保管、运输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因此，减少流通时间与流通费用非常重要。数字经济时代，新一代信息技术有力地提升了流通效率，加快了商品资本的周转速度，降低了流通费用。随着商情信息的数字化趋势，交换更倾向于“薄利快销”，通过快买快卖来缩短流通时间对产业资本增殖运动的消极限制[11]。从供给与需求的协同来看，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识别不同主体的消费需求，从而有利于交换与消费更紧密地联系，通过大数据挖掘消费情况，识别各个主体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实现消费洞察，反向助推生产的柔性化与交换的匹配化；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繁荣有益于提升交换过程对于快速匹配供给与需求的能力，降低供需误配，使得商品以较短的时间拓展到更广、更远的空间，有助于交换市场的拓展，从而实现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流通效率的提高。从交换方式来看，数字经济能够实现跨时区、跨空间的新型交换。具体说，数字经济可以缩减商品交换的环节，改善信息不对称情况，有利于节省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并且能够有力带动跨区电商和全球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剔除商品交换的诸多壁垒，从而实现商品的“直接交换”。从国际贸易看，贸易手段数字化改变了全球贸易格局，电子商务发展迅猛，商品流通环节实现了线上线下相结合。同时，大数据有力支撑平台经济发展，大幅度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丰富了交易的商品种类，聚合物流、支付、信用管理等配套服务，使得跨时区、跨空间的交换成为常态。从交换技术手段来看，算法、区块链、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使得物流产业实现智慧化，配送时效由原来的“天极”或“小时级”骤减至“分钟级”，物流效率得到提升，显著减少了流通时间。比如，盒马鲜生利用数字技术精准控制其商品的到店、上架、打包、配送过程，能够实现“3公里范围内30分钟达”①。从交换支付手段来看，移动支付等技术的普及应用大大节约交易双方成本，减少流通费用，有助于激活交易、提升效率，增加随机性交易。移动支付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翼支付等支付方式基本覆盖了线上线下、交通出行、生活缴费等各种支付领域。2018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处理移动支付业务605.31亿笔，金额277.39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1.19%和36.69%，非银行支付机构发生网络支付业务105306.10亿笔，金额208.0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5.05%和45.23%②。总之，数字经济提升了流通效率，加快了商品资本的周转速度，改善信息不对称情况，降低了流通费用，但并未改变交换的本质。

四、数字经济对消费领域的影响

这里的消费领域包含马克思所讲的两种消费，一是生产消费，二是生活消费。其中，生产消费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消费生产资料，并把生产资料转化为高于预付资本价值的劳动产品，这也是资本家对工人劳动力的消费；生活消费即个人消费，是指工人用自己劳动所获得的货币购买生活资料[15]。数字经济通过高新技术的发展不仅重组了直接劳动过程，而且通过生产与消费一体化的数字活动重塑了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将其纳入资本循环中[18]。在数字经济中，用户使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商品和劳务的消费，同时也为平台提供了很多数据和内容，使得消费过程同时成为数据的生产过程。具体包括两种“数字产消”活动，一种“数字产消”活动可以生产个人用户数据以便推销广告。例如，用户在阿里巴巴平台搜索商品信息或在微信上互动（包括点赞、评论、转发等）、阅读公众号或广告时，都在平台上产生海量的用于推断个人需要的数据，可以使互联网厂商定位不同广告的目标受众。另外一种“数字产消”活动能生产更多的数字内容。例如，现在流行的抖音、快手等提供的视频资料绝大多数都是由用户自己制作的，用户创造的内容又吸引更多新用户。可见，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数据产品的消费过程与生产过程一体化，实现了劳动者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的统一。在个人消费领域，数字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扩大消费规模。一方面，人们的消费内容出现了新变化，变得更加多元化、虚拟化和个性化[13]。首先，人们消费产品的范围更加广泛，不仅包括数字产品、数字服务等新消费内容，也包含传统消费内容的数字化，例如手机银行、在线理财等。其次，人们消费产品中非物质类商品的比例扩大，例如，网络视频、音频、文字等越来越受人们欢迎，消费内容虚拟化。最后，随着数字技术在消费领域的应用，人们越来越能够享受个性化服务和购买个性化产品，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满足人们消费的个性化需求。通过大数据、可视化技术或者采用网络直播带货、精准广告推送方式，人们能够实现消费内容个性化。运用大数据可以实现精准营销、商业智能，利用消费者年龄、性别、消费能力、意愿、频率等各个方面大数据，让产品找到最佳顾客。例如，国际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根据消费者大数据，尤其是消费者的购买历史、频率、喜好，直接向消费者家中寄货，消费者打开快递后不需要就退回，需要就完成消费支付。通过不断的数据修正，最终实现让顾客需要的产品自己找到顾客。再如，健康医疗大数据使得个人用户的医疗消费由被动寻医转变为主动的健康管理，健康医疗大数据可以实时检测个人健康状况，医美、药膳等个性化健康管理的需求量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人们的消费模式更加网络化和平台化。由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全球网络零售规模保持快速增长。2018年，全球网络零售额和全球总零售额分别达到2.8万亿美元和23.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23.4%和5.8%①。2018年，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70198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8.4%。同时，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消费急剧增长，引领现有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信息消费包括信息产品消费和信息服务消费，前者指对手机、数字家居产品、可穿戴设备等各种联网产品的消费，后者指对通信服务、软件应用服务等的消费。2018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约5万亿，占最终消费支出比重达10%，同比增长超10%②。而且线上线下融合已然成为了主流的消费方式，数字经济时代，文化旅游、教育培训、交通出行、商贸零售等各个领域都形成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消费闭环，从而不断满足大众的个性化需求。其中，智能零售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使得传统零售业改变了经营理念、经营模式和支付场景，由原来的传统人工运营逐渐转向全链路数字化运营。这极大地丰富了消费场景，改善了居民的消费体验，从而实现消费提质升级。此外，信息消费还促进网络购物、网上外卖、共享出行、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新兴消费蓬勃发展。在农业方面，涉农电子商务、综合信息服务的应用快速推广，使农产品通过互联网走出乡村。农村电商通过网络平台嫁接农村资源，拓展农村信息服务业务、服务领域，极大地拓宽了农产品销售市场。统计显示，2018年，我国农村电商超过980万家，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交易额2305亿元，同比增加33.8%①。总之，数字经济的发展把数字产品的生产与消费融为一体，实现了劳动者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的统一，扩大了人们的消费规模，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引领现有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但同样也没有改变消费的本质。

五、结论

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改变着我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引致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改变，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方面影响着经济活动。在生产领域，数字经济催生了数字劳动，重组了生产方式，实现智能化生产和个性化定制，推动资本、劳动、技术和数据等各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了生产力效率。在分配领域，数据一般以两种形式参与收入分配，其一，作为劳动产品的数据商品，通过对其生产、创造、加工或传播参与分配；其二，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通过对数据的所有权获得对其剩余价值进行分配，而且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资产已成共识。在交换领域，数字经济时代，新一代信息技术有力地缩减了商品交换的环节，改善了信息不对称情况，提升了流通效率，加快了商品资本的周转速度，节省了流通时间，降低了流通费用。在消费领域，数字经济通过生产与消费一体化的数字活动重塑了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改变了消费方式，扩大了消费规模，促进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但这些改变的只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具体形式，并未涉及这些领域本质的变化。数字经济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了传统经济生活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在新一轮的科技产业革命中，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将面临许多难点与困惑，包括数据产权确定、数据性质分类、开放对象及开放程度、流通、交易等许多环节的相关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数字鸿沟使得一些人排除在数字经济红利之外，不利于社会公平[19]；数据化治理水平不高，比如政务服务能力不强、市场准入限制不清等；数据经济引起新的经济纠纷，而相应的法律服务滞后等。因此，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亟待需要规范数据要素市场化、缓解数字鸿沟、提高数据治理水平、完善数字经济法律服务等。

参考文献

[1]杨新铭.数字经济：传统经济深度转型的经济学逻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4（4）：101-104.

[2]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20，36（10）：65-76.

[3]荆文君，孙宝文.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经济学家，2019（2）：66-73.

[4]丁志帆.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现代经济探讨，2020（1）：85-92.

[5]王静田，付晓东.数字经济的独特机制、理论挑战与发展启示——基于生产要素秩序演进和生产力进步的探讨.西部论坛，2020，30（6）：1-12.

[6]郭周明，裘莹.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典型事实、理论机制与中国策略.改革，2020（10）：73-85.

[7]裴长洪，倪江飞，李越.数字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财贸经济，2018（9）：5-22.

[8]何大安，许一帆.数字经济运行与供给侧结构重塑.经济学家，2020（4）：57-67.

作者：白永秀 单位：西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