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实践范文精选

境外资产经济治理面临风险较大、监管难度高且审计欠规范等一系列困难。国家审计推动一带一路经济治理战略时，国家审计人员能够借助政策沟通、贸易往来和经济流通等实现一带一路经济治理战略的有效推进。而在推动一带一路经济治理时，国家审计人员需结合一带一路经济治理的客观需要，选择合适的实践路径。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走出国门，国际贸易经济往来日益频繁，一带一路经济治理显得尤为关键。国家审计机关的工作人员需要在一带一路经济治理背景下，通过国家审计推动一带一路经济治理战略的完善与优化。本文基于一带一路经济治理的现状与困难，阐明国家审计推动一带一路经济治理战略的必要性，并提出相应的实践思考。

一、“一带一路”经济治理现状与困难

1.境外资产经济治理风险较大。境外资产区别于境内资产，经济治理的风险相对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投资难度。基于目前的发展，境外投资管理多处于起步阶段，境外资产经济治理的制度管理及人才队伍建设都可能存在限制。同时，由于境外资产经济治理需涉及国际化业务，国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境外资产经济治理本身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在这样的客观前提下，针对境外资产经济治理风险的防范及控制就会面临新的难题。在不同的政策环境及法律环境下，境外资产的经济治理难题明显，由于管理制度不健全而导致的生产经营风险加大等问题，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治理的效果。

2.境外资产经济治理监管难度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治理多为境外资产经济治理，在境外投资监管过程中，需根据其职能所属部门，由外管局、银监会等不同部门共同监管，境外资产经济治理监管的难度是相对较高的。尽管在现阶段发展时，各个部门能够根据自身的职能分化，有效承担相关职能并履行相应职责，但由于监管力量相对分散，各监管部门对境外资产经济治理的整体监管会有一定难度。部分管理人员在经济治理监管过程中，只注重对境外资产的审批，忽视了对企业境外投资的严格管理，这就限制了经济治理的效果。同时，各个监管部门各自为政时，忽视了对监管信息及监管资源的互利共享工作，协同性相对较弱，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致使重复监管的问题出现。

3.境外资产经济治理审计欠规范。国家审计人员需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治理问题做严格管理，境外资产经济治理审计欠规范，也是现阶段经济治理审计面临的困难。在开展境外资产经济治理审计工作时，审计人员将工作重点落脚于财务审计及经济责任审计，这使得他们对境外业务经营情况的经济治理审计会存在重点偏差的情况。在境外资产经济治理审计只有法律授权却缺少实施细则的情况下，境外资产经济治理审计会缺少审计依据。与此同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设置有一定差异，审计权利的归属也各有不同，当境外资产经济治理审计存在审计方法冲突或审计权利冲突等情况时，境外审计工作也会受到局限。

二、国家审计推动“一带一路”经济治理战略的必要性

本文作者：胡剑凝作者单位：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农垦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要求。近年来，广西农垦树立机遇意识和战略意识，抢占先机，争取主动，积极延伸产业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

一、广西农垦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

广西农垦糖业集团依托16个农场和周边农村106万亩蔗区为原料基地，以蔗糖加工为基础，融合糖酒、糖纸、糖化工产品等深加工项目，不断追求企业效益最大化。

一是利用蔗渣发展浆纸工业。从2009年开始启动年产9.5万吨漂白蔗渣浆和年产20万吨高级文化用纸两大项目，每年可消化广西农垦9家糖厂产生的60万吨甘蔗渣，相当于节约近40万立方米的林木，减少近7万亩森林的砍伐量，大幅降低糖厂生产成本。制浆项目在2011年初正式竣工投产，造纸项目今年5月成功生产出第一批纸板。

二是利用废糖蜜发展酒精工业。农垦糖业集团先后建成了年产5万吨的思源酒业和年产3万吨昌菱酒业两条酒精生产线，充分整合废糖蜜资源，变废为宝。

10多年来，全球化概念在经济领域大受欢迎。经济学家们通常认为，全球化已使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更为成功的时期。全球化的确存在，但它也很容易被严重误解。全球化的本质和实际结果都未得到正确的理解。坦率而言，它并不是人们所宣称的那样，它也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

定义问题

全球化一般被界定为市场与外部联系这一过程的加速和随之而来的民族经济融入到统一的规则中，在这里，国家受到限制，市场则不受限制。但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因为它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不是一个仅仅由特定的政府排除连续的障碍以达到各种跨国联系的量变过程。这是一个质变过程，民族经济的整体从开放产品市场发展到开放资本市场。产品市场，或外贸，在10年前就已相对地不受束缚。比较新的情况是，最近10年对资本流动的障碍急剧减少。这意味着质变而不是量变，因为这两种类型的市场之间存在一个根本的差别。

它们是不同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以下事实：就本质而言，资本市场较少竞争性，或者说更倾向于垄断，如银行业那样。正如斯蒂格利茨所强调的，市场经济中资本的配置主要是以卖方所定的价格来进行的①。另一个差别是，由于信息的匮乏，资本市场比产品市场更易于遭到投机和崩溃的打击②。因而，资本市场比产品市场存在更多风险，因而，当资本流动的障碍减少时，民族经济必须增强。换言之，如果像上面那样界定的话，全球化将民族经济和世界经济带入了一个新的、风险更大的领域。进一步而言，这些风险一方面与更为显著的垄断活动有关，另一方面与更为剧烈的经济变动性有关。理论模式的转变战后两种主要的理论模式，即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充分意识到自由资本所包含的风险。虽然通常被人们看成竞争对手，但由于这一原因，这两种理论事实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二者皆主张本国经济对外国经济的优势地位，希望由政府来处理快速增长和充分就业问题。为了给政府以必需的自由处理权，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提倡限制跨国资本的流动性。这两种理论都应当被看成是对战前几十年资本市场迅速开放的一种反应。它们都把30年代的大萧条（有史以来资本主义最低迷的时期）归咎于大规模的资本自由化。两种理论对政府的信任反映出了相同的道德使命：如果市场不能为整个社会确保公正的结果，那么政府必须以某种方式介入并纠正这些结果。

从更深的层面而言，可以将这些经济学说看成是一种受道德驱动的、对可能无法令人接受的非正义的反应，这种非正义导致了资本主义近乎完全的崩溃。然而，必须注意的是，虽然公开提出道德问题，但两种学说在运用道德概念时存在一些差异。凯恩斯主义的道德观主要是个人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基本上是集体主义的。

相应地，这两种学说在实现公正的（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结果的首选方式上存在差异，凯恩斯主义是改良的学说，主张在传统的机制内进行有限的修改。它尤其赞同政府对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左右的经济的干预。相反，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学说，主张对制度的根本变革，从而政府而不是市场将成为主角。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得到了扩展。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达到最优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如果情况真是这样，财政的作用就应该只限于筹集政府收入，它存在的必要性也就只是源于国家的存在。但是，我们看到，现实情况并不是这么理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对财政存在必要性的认识还应该更进一步。问题主要在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只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种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具备形成完全竞争市场所需的全部条件。而只要有某一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上就有可能出现失灵。

西方经济学家对市场失灵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导致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的根本原因在于价格信号并非总是能如实反映社会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成本。具体来说，市场失灵有以下几种情况：

1、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领域。西方经济学认为产品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萨缪尔森在其《公共支出的纯理论》（ThePureTheoryofPublicExpenditure）一文中给出了公共产品的定义：纯粹的公共产品指的是这样的物品或劳务，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物品或劳务消费的减少。西方经济学家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总结了公共产品相对于私人产品的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由于公共产品具有上述特征，市场对公共产品的生产进行资源配置时，就会出现失灵的现象。一般来说，由于“免费搭车”现象的存在，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公共产品的生产量是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应该设法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

2、外部效应

一、古典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4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L·Robbins）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1976）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岁完成的5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120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1817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1981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M·Blaug）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1823年李嘉图死后的10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1956）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

作为剩余理论的继承人，马克思无疑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马克思”条目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对（古典）经济学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毫无疑问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19世纪没有第2位作者能象马克思那样始终清醒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发展和改变世界。的确，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预言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经济学始终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欣赏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所作的这样的高度评价：“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主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

不过，提起“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纪年轻的剑桥大学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贡献。在剑桥，他是和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年轻的拉姆齐（F·Ramsey）和冯·诺伊曼（J·VonNeumann）一样仅靠3篇论著而成为名声大噪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天才。特别是，他于1960年出版的仅99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古典结构”。这种结构复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们今天干脆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斯拉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