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生活与艺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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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士”阶层的破产和新兴经济本位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地位

中国“士”阶层到了清朝出现了空前的膨胀化，这一方面归咎于数千年封建思想的日积月累，另一方面也是明清时期开科取士的知识分子遴选制度风气过于浮夸和华而不实的结果。这种重量不重质的情况在满清尤为严重，根据《明史会要》的记载，明朝时期中央按照每个府或县的规模，每次取其地生员四至八名，已经造成了知识分子势力扩大的现象。明末启祯时期的走马换相，以及民间知识分子结社议论朝政的现象，就是这种知识分子人数不断增多，能量难以正确导引的结果。清朝建立后，这种情况却有愈演愈烈之势，清政府的规定将每府县每次提供的生员人数从四至八名一下增加到二十到四十名，提高了五到十倍，士人群体的迅速臃肿可想而知。到了满清末年，每个府县所在地通常都平均聚集有生员三四百人，大一点的府县甚至可能破千。康熙末年至乾隆时期，士人多而出路少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政府应有的重视，甚至在有些时候被认为是国之祥瑞。在太平天国以后，清廷出于征敛收入的考虑，甚至出台了一个政策，根据各地民间捐资的数量来决定增加当地生员数量的比例。例如1859年上海一个富绅一次向中央捐银二十万，中央就奖励上海县永远增加生员名额十九名，松江府十名。此外，毋须考试直接获得生员资格的“捐监”制度也是由来已久，依靠捐输获取的生员资格叫“监生”，虽然与正式生员称呼不同，但是享受的待遇都是一样的。在明朝时期，捐监的费用还比较高，捐监现象还并不普遍，至于清朝费用就大大降低，尤其是到了太平天国以后，一次捐监的费用降低到了十几两，即便是一般的中下人家也能够轻易承受。种种优厚的条件决定了士人阶层的空前繁荣，但是也决定了他们所面对的是破产的必然结局。毫无疑问，作为一个精神生产的阶层，“士”阶层的物质生产力是非常弱小的，所以他们在物质分配方面享有特权。然而捐监等简化遴选制度的出现，使得许多本来不具备精神生产能力的人也名正言顺地获得了脱离物质生产的特权，其唯一结果毫无疑问就是使得可供他们分享的社会资源也就越来越显得贫乏。但是另外一方面，“安贫乐道”的思想又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根深蒂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亦不改其乐”的这种贫困生活，在传统士人看来无疑是一种值得炫耀的资本。“士”阶层的这种经济规则则又决定了无论他们在整体上如何贫困化，他们也不会试图改变自己，只能等待社会的变革来强制改变他们。这种知识分子的消极经济观，民国人蒋星煜在其所著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文的第五章《中国隐士的经济生活》中，抨击得丝毫不留情面：“隐士遂以为非贫穷不足表现其高尚的乐以忘忧的精神，颜回的贫穷是真实的、不得已的，后世隐士的贫穷大半是虚伪的、故意的做到这般地步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化是政治和经济关系的一次大颠倒，社会思想的迅速变革和价值观的本末倒置是实现士人阶层的这种强制改造的前提。在这种全新的、经济本位主义的社会刚刚出现的阶段里，物质是绝对的，精神是相对的。评价一个人的价值不再依靠传统的精神、道德等抽象标准，而是看其对于社会实实在在的物质贡献。另一方面，特权阶层的范围也在迅速塌缩，吟风弄月再也难以换来三饱一暖，按劳取酬的经济机制也在更广阔的社会范围里被确立起来。这一切都决定了社会对于知识分子的强制性改造，就表现为士人阶层的破产。其具体途径是经过破产、游离、价值观的重新塑造，最后实现知识分子阶层重组和适应新社会的过程。历史学家李长莉在其著作《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中特别提到了一个名叫王韬的读书人，他的遭遇可以说是在中国社会大转型中士人阶层逐渐破产并树立新价值观的代表。王韬字仲，号紫铨。上海甫里人。父亲是私塾教师，他本人也于18岁考上秀才，其出身可谓标准的传统知识分子，书香门第。王韬21岁时，父亲病故，家贫如洗。迫于生计，王韬不得不来到上海，谋得了一份在墨海书馆（英国人所开的一家出版社）帮助西人译书的工作，为求一点微薄的工资，任此职达12年之久。

到了光绪年间，王韬文名渐著，被《申报》聘为主笔，《上海轶事大观》里记载他“光绪年曾任《申报》主笔，月撰论说六篇，月薪七十元”。读书人单纯地为了经济目的而卖力挣钱，这在旧思想看来已经是俗不可耐之举，况乎为蛮夷之人效力？在社会思想的新旧斗争以及知识分子个人思想的新旧斗争之中，不得不以这种“务俗”和“失节”的行为为业，无疑王韬的心中是十分苦闷的，他在咸丰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其时寄以全家之仰事俯育，曾无大力之左提右擎。困苦交攻，鹿思走险，寒饿所迫，燕惯依人，所以为幕之巢，而不为荫之择也。”王韬所说的“无大力之左提右擎”，恰好说明了当时社会动荡，苟延残喘的清政府已经无暇也无力顾及散乱于社会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死活。特别提及这一史例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清末民初时期破产知识分子流入上海的情况，而且这种情况也越来越普遍。在王韬的著作中，记载很多清客文友前来上海求为账房、西席之事。王韬对此感叹地说：“沪虽非孔道，而近来名流至者，联镳接轸，特一至即去，如海鸥天雁，往稻粱乡谋食，饱即飞去。盖此间为人海，亦利薮耳。”随着士人流入的增多，知识分子在上海谋求生路也越来越艰难。王韬自己就接待过一位谋生无着、病急乱投医的许姓士子，“急谋一枝之栖，且愿贬节以求合，娄嬲不休”。这种破产士人衣食难继的生活是何等凄凉。

二、艺术市场化的必要性——艺术家的生活支出

将艺术创作作为商品待价而贾，其根本的出发点还是为了谋生。所以，在探讨海派艺术的市场特点时，上海社会当时的谋生环境可以说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从现有资料上来看，上海清末和民国时期的生活环境两极分化相当严重，中下阶层的城市平民生活以贫困者居多。城市平民收入的有限和上海生活费指数的日益升高成为上海谋生环境的两大特色，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民国人潘公展在《上海市工人生活费指数——民国十五年至民国二十年》一书的序言里说的这样一些话：“‘生活程度太高呀！谋生真不易啊！’这句话成为今人的口头禅，何尝指工人，凡是月入在二十元至六十元，一家三口至六口的大多数中国人民平均一家一年的生活费，不过四百五十元之谱，以上海生活程度之高，仅仅供给中等阶级一个人的生活，也不能说舒服呵！但是这很少的数目，要供给平均一家四五个人的全部生活费用——我们应注意到——其中食物一类，就要占百分之五十三强，房租衣着燃料三类共占百分之二十二强。这意思就是说人民衣食住三者必需的费用，已占据全部生活费用四分之三以上”这本书中所列举的数字，是民国时期上海工人的生活费指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上海谋生实属不易。因为没有系统的统计数字，我们现在很难找出当时上海画家的生活费平均指数来予以对比了，但是大多数画家应当是属于比工人生活景况略好一点的中等阶层，这样的推测应该不是信口开河。我们再来参考第二章中引用过的，关于赵子云前往上海开拓市场的例子，那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子云设法租赁了盆汤弄的一家箱子店的小楼，作为工作室。日夜不停地挥毫。经过半载的努力，结算除去一切食宿开支及交际费外，尚积余二百多元。当时昌硕敦促子云赴上海鬻艺，是含有试探性质的，先锋队去了很顺利，他老人家的大军也就长驱直入了。”根据这段话我们可以来算一笔账，赵子云“日夜不停地挥毫”，半年时间除去生活费和成本能够赚到二百余元，也就是一个月的积余在三十元到四十元之间。这样看来比起潘公展所说的“月入在二十元至六十元”（包括生活费消耗和节余）的最低等人家似乎是好得多了；然而不能忽视的一点是赵子云初到上海是只身一人，并没有家小的生活费投入，所以说如果代入潘公展所说的“一家三口至六口”的标准情况来计算的话，一个月的节余就肯定没有那么多，甚至有可能只是略有盈余而已。赵子云半年积聚二百余元，已经是令吴昌硕相当满意的、“先锋队去了很顺利”的结果，由此可以推测出，上海大多数景况一般的、并不是那么顺利的画家，平均生活费标准应当是处于比普通人家略好、但是相去无几的中档层次水平。上海画家处于这种中档层次、甚至时而出现捉襟见肘的窘况，其情况很有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普遍。因为即便是如吴昌硕这样声名卓著、作品风靡一时的大家，也有时会大发生活艰辛之叹。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这首诗：“人情世态不可说，趋势利若江河。趋之不足继谄媚，吮舔痔言报恩。溺势利者神志，目所不视气所吞。那知白屋寒云屯，雪风猎猎柴无门。米无可炊棉无，鼻涕堕地冰一痕。一客送炭来前村，羔裘积雪难手扪。围炉促膝天黄昏，依人鸡犬牛羊豚。奴子待客皴颜温，飞走猛若来昆仑。一鹤独立孤松根，清泪唤醒袁安魂。且卜性命须臾存，不知世有几乾坤。”我们且不说吴昌硕此诗中有无言过其实之处，但是他时而需要接受王一亭的接济却是事实，至少就好像这样在诗中所特别提到的，总不可能是无中生有。不光吴昌硕自己而已，对于旅居上海的另一位艺术大家李瑞清，吴昌硕同病相怜，也曾经写诗描绘过他的困境：“滔声浩浩翻秋空，破壁飞动来真龙。云从龙兮龙化松，时云时雨清画此者谁临川李，玉梅花清道士。三日无粮饿不死，枯禅直欲参一指。我识其画书之余，鹤铭夭矫龙门矍。笔力所到神吸嘘，有时幻出青芙蕖。卖字我亦笔尖秃，一日仅饱三餐粥。墨饮一升难鼓腹，犹自开口笑向天。羞为阮籍穷途哭，手疲作画输苍然。气象倔强撑南山，大夫之封乌可攀。参天黛色横斑斓。”诚如吴昌硕所说的“卖字我亦笔尖秃，一日仅饱三餐粥”，生活境况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物价的居高不下，其中相当部分的费用都是衣食住等必须的生活基本设施。20世纪初期到30年代，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上海市的物价也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因此使得在上海生存变得越来越艰难。

这样看来，标准三口之家一年的生活费是三百九十元零五分三厘，也就是说一口人一年的花费平均是一百三十元；如果按照前文所给出的数值来计算，赵子云之初来上海，要养活的不是他孓身一人，而是一个三口之家的话，那一年的生活费开销还要增加二百六十元；按照赵子云单身生活一年的节余四百元算，再养活两口人的话，一年的节余就只剩下一百四十元，实在不能算得上非常富裕。这已经是景况令人满意的画家的遭遇了。在《上海生活费指数》这本书中，还列举出了民国十五年至十九年的详细零售食物物价表，但是因为以月为单位太过冗长，我们这里只摘取每年一月的物价来予以比较：可见除了食物和衣着比较稳定以外，其他的项目都在扶摇直上。其中增长幅度相当大的是燃料和杂类。房租的变动也在呈现逐年稳定上升的趋势，至民国二十四年为止，房租居高不下的情况终于成为了一个动摇社会安定的问题所在，对此，上海市政府曾经于民国二十三年提出了上海市住房减租运动，但是遭到了房产租赁界的一致抵制，后来也不了了之。在民国二十四年的《上海市年鉴》中，刊载了这样一段上海市房产公会对于减租运动的意见：“惟上海房地产业主与内地完全不同。内地业主，必要有余财，方能置产，上海则完全营业性质，以三四成之垫本，即可购置产业。近数年来新建筑骤然增加，地价亦突飞猛进，一切建筑为竞争招徕之计，图样力求新颖，工程力求坚固，卫生设备力求齐全，成本之重较前倍蓰。故房租虽比昔日为高，而业主利益转比昔日为薄。故今日业主现状，上者付息之外或可略有盈余，次者收租仅敷抵息，再次则空屋较多，收租尚不足抵押款之息，因此赔累者，不知凡几。”如此义正词严地予以拒绝。就是说，租客在负担房租的同时，也负担了业主的生活费用和银行利息，其付出不可谓不大。居住也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如郑逸梅《艺林散叶》中说“吴昌硕初来上海，与张子祥同住一小室，只容二榻及一桌，甚为局促”。画家租房，空间要求较大，因此负担也可想而知。衣食住是生活基本设施的投入，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尚有积余的话，方可考虑层次略高的一些消费。近现代上海的消费生活是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的。1872年8月6日的《申报》上，曾经刊登过一篇题为《记咸丰三年上海县城被扰事实》的回忆录，而咸丰三年上海县城的“被扰”，就是指小刀会起义。在这篇文章中，署名为黄浦江头冷眼人的作者对比上海二十年间的变化，曾经不无感慨地这样说道：“余游上海二十年矣，见夫昔之杀气弥天者，今则酒肉熏天也；昔之肝脑涂地者，今则金银布地也。铁马金戈之所，一变而为灯红酒绿之场；焦头烂额之区，一变而为买笑追欢之地。”城市财富的迅速集中和兼并也带来了豪华奢靡的享乐之风，各种消费设施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有一个名叫池式微的人，在他的《沪游梦影》中，以一种“阿房宫赋”式的华丽笔触，记载了一家名号叫“南诚信”的高档烟馆的设施之豪华：“入其中者，觉画栋雕梁，枕榻几案、灯盘茗碗，无不华丽精工。而复庭设中外之芳菲，室列名人之书画。夏则遍张风幔，不知火伞之当空；冬则遍设火筒，不知冰霜之著地。每一榻中各嵌大镜一面，夜则电灯初上，以镜照镜，以灯映灯，镜金相临，灯灯相映，几如入玻璃世界，珠宝乾坤，令人目闪心眩。”

《淞南梦影录》中还记载了一家高档的大茶楼“阆苑第一楼”说：“四面皆玻璃窗，青天白日，如坐水晶宫，真觉一空障翳。”还有1872年7月9日的《申报》里，有个署名晟溪养浩主人的人写了一首竹枝词描述大戏园装潢之豪华说：“群英共集画楼中，异样装潢夺画工。银烛满筵灯满座，浑疑身在广寒宫。”极度奢华的享乐设施一方面是社会贫富分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从物欲上刺激了社会财富的不断创造和流通，艺术当然也被包括在内。相对于纸醉金迷的上海社会而言，画家的生活尚算是平静，但也不可能不为之所影响。在上海的浙江艺术家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加之浙江优厚的人文传统和享乐风俗，他们不可能独立于消费生活之外。很多事实证明，上海艺术家多有晋人之风，他们对于一些奢华的、靡废的甚至是不怎么健康的享乐消费并不免疫，只是这些轶事在艺术史的正史中鲜有记载罢了。而艺术家非此即彼的生活习惯也并非大多数人一贯以为的那样，与艺术史的研究毫无关系，至少它们反映了艺术家与当时社会环境的联系，它们对于艺术的发展也会有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海派艺术而言，艺术家以艺术品交换享乐之资也是艺术品市场化必要性的一个侧面。我们来看看前人笔记中的以下的内容：“（李瑞清）性嗜蟹，一日能馨其百，故当时人戏锡以‘李百蟹’之号。又嗜食闽菜，小有天闽菜馆中恒有其足迹。”嗜好口腹之欲在清末民国时期的上海不足为大惊小怪。我们再来看看以下的这几则令现代人颇难理解的轶事：“（胡公寿）旅沪之时尝眷恋一妓，而此妓自高身价，视胡为措大一流人，待遇疏形落寞，不令得傍妆台，胡因是悒悒思有以博其欢心，乃书一极工整之双行便面配檀香扇骨以贻之。”艺术家多是生性浪漫之人，这种情况到了近代五光十色的十里洋场，就更加屡见不鲜了。“山阴任伯年嗜鸦片烟，一日戴用柏先生与杨伯润过其门，任方卧榻吸烟，”此段记载的就是那个戴用柏为书僮迫任伯年交画稿的故事，因原文太长，不必全引。这个故事脍炙人口，《清稗类抄》以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也有所提及。“周坚白曾拜赵叔孺、冯超然为师，奈二人均瘾君子，俾昼作夜，无从请益。阿芙蓉癖甚深。值窘乡则攒其眉而入小烟室，僵卧败榻破席间，涕泗横流，乞主任赊取紫霞膏以制瘾。主人不允。于此有人焉，先密商于主人，俟其至，当其穷蹙，乃谓主人曰：‘余有数百钱，权为任先生作东道，并无他求，扇一页，或纸一桢，便愿代请一挥何如？呼吸既毕，即假笔砚，就榻间，攒蔟渲染，顷刻而成。视之，真佳构也。转售于人，立致重价。故得其画者，十九从小烟室中来也。”而在此两段里记载的任预烟瘾发作时“攒其眉而入小烟室，僵卧败榻破席间，涕泗横流，乞主任赊取紫霞膏以制瘾”的丑态，是艺术家之生活习惯与其艺术创作息息相关的一个绝好佐证。这种行为虽然斯文扫地、实在太过荒唐，然而民国书画家为瘾君子的情况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普遍。除去这些五花八门的生活习惯以外，书画家消费生活中比较健康的内容还有雅集、冶游和收藏，其中收藏之风在民国书画家中非常普遍。民国时期，前清宫廷珍品广为流散民间，文人鉴赏之风盛行、鉴赏水平提高，为私人收藏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郑逸梅之《艺林散叶》中对于这方面之记载车载斗量，我们可以摘取几例如下：“刘靖基藏有吴渔山八言大对，已破损，重裱一过，完好如新，裱费二百金。范祥雍亦有渔山所书直幅，渔山画多于书，甚珍稀。”“二弩精舍，为赵叔孺斋名，家藏二弩机，一有吴大帝年号，一有蜀汉后主年号，为仅见之物。叔孺卒，二子各得其一。”“吴湖帆见有破损古画，辄以价购之，委裱工刘定之装池，破损处，吴亲自填补加笔，了无痕迹。”“陈渭渔家藏清嘉庆御用墨，外装锦匣，绝精致，墨上均为中南海各斋阁轩堂之景迹，以三希堂一锭为冠，全套六十二式。渭渔于光绪癸卯晋京，由一式微之清宗室出让，已用去五锭，所剩五十余，渭渔以巨值得之，曾分贻朱古微、褚礼堂、赵叔孺等。时袁寒云居流水音，即以流水音墨为赠。”“张大千之大风堂，以所藏唐宋名迹炫耀于世，溥心畲旧藏陆机平复帖，及韩干所绘照夜白图，自诩足以压倒大风。奈曾几何时，二迹已易主，王孙早归道山，而大风堂巍然独存。”“颜韵伯藏东坡寒食诗帖，为苏书之精品，后归日本。”“冯展云富收藏，多宋元名迹，一日不戒于火，冯号于众曰：有能出图卷者，酬百金。一少年应声突火，携数卷出，则黄公望秋山无尽图、范宽重山复岭图、顾虎头洛神图。”“周瘦鹃家藏一巨大之玉謦，乃大内物，叩之厥声清越。”

这些五花八门的收藏品中，如大内的御墨及玉磬这样的物品，想来也是价值不菲。这样，书画家在维护（如刘靖基、吴湖帆修补古书画）和征集收藏品过程中的支出不可谓不大，这其中涉及的资金甚至一度左右了上海收藏品市场的动向。美术史学家郑重有许多研究书画家收藏习惯专门著作，但是此题与本文关系并不密切，在此就不深入探讨了。很多书画家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手艺，在收藏品交易界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也成为了创造财富的一种手段。从生活的必要支出一直到嗜好的支出，这一统计过程可以说是涵盖了不同家境的各个文人阶层，其中不乏豪富之家或者一贫如洗者，但是最多的应该是中产阶级。总之，对于书画家这样一个创造社会财富能力不强的阶层，为了应付生活支出，其谋取金钱无非是依靠其创作的一技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