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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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世界经济格局的急剧变化和美国对国外资本的严重依赖束缚了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手脚，削弱了美国经济及其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伯南克独特的学术背景和个人风格使得关联储会在推进数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确立货币政策规则、增加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以及使货币政策非人性化诸方面继续做不懈的努力。

关键词：通货膨胀目标约束的抉择政策透明度货币政策非人性化

2006年2月1日，伯南克接替格林斯潘就任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宣告了格林斯潘时代的终结。跨入21世纪后急剧变化的全球经济和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潜伏着各种新的危机和变数，对易主一年的美联储构成了许多新的挑战，孕育着美联储货币政策可能的微妙变化。分析和理解这些潜在的危机、挑战和货币政策可能的变化，对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经济运转状况，诊断经济周期和预测经济走势至关重要。

一、格林斯潘时代的丰富遗产

格林斯潘无疑是20世纪末传奇式的人物。自他1987年出任美联储主席到2006年2月1日卸任的18年来，世界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科技革命、亚洲金融危机、股市泡沫、新经济破产、安然丑闻、恐怖袭击、房地产景气和泡沫。在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危机面前，格林斯潘像一位杰出的艺术大师一样执掌着美联储，“培育了繁荣，减缓了萧条”(Mandel，2005)，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繁荣创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格林斯潘和美联储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卓越的贡献在海内外和经济学界几乎是众口皆碑。美国货币学派领袖弗里德曼断言：“格林斯潘显然是联储建立以来最有效的主席。”WellsFargo&CO.总裁R.Kovacevich则认为：“他是历史上最好的联储主席。我认为他大概会被记载为古往今来最好的中央银行家。”

格林斯潘的卓越贡献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第一，独具慧眼、力挽狂澜。格林斯潘是最早意识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信息技术革命驱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即新经济出现的少数经济学家之一。正是这种对新经济的独具慧眼使他坚持维持低的利息，为科技革命和新经济的产生、发展和繁荣创造了宽松的环境。2001年，美国经济遭受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科技股崩盘和911恐怖袭击双重打击，美联储在他的领导下果断地在一年内将联邦基金的利率从6.5%降低到1.75%，其结果是美国经济在该年仍维持了3.2%的增长率，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了3.5%。第二，力排众议、相机抉择。时至今日，悲观保守派的经济学家不得不承认，格林斯潘的经济预测纪录要远远超过他们。事后观察，新经济起始于1996年或1997年，但当时的官方统计数字却含糊不清，美联储内外很少有经济学家苟同格林斯潘关于信息技术革命结束了美国20多年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的见识。格林斯潘敏锐地察觉到官方统计数字对无形投资和知识经济的忽略，拒绝接受有关劳动生产率降低了的官方统计数字，坚信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会减缓和消除通货膨胀，并相机抉择，坚持松动银根，有效地培育和促成了科技革命和新经济的产生、发展和繁荣。第三，头脑清醒、审时度势。试想如果当时不是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而是按照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建议于1997年和1998年提高利息，20世纪90年代末大规模的技术投资，特别是风险投资大概不会发生，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技术项目也会在紧缩的信用条件下难以得到启动资金，科技革命和新经济或许在得到充分发展以前被紧缩的货币政策所窒息。从这个意义上讲，格林斯潘似乎有意让经济的引擎发热，并容忍由此造成的景气和衰退，这或许是中央银行促进和培育技术进步的最好办法。这种“景气—萧条”手法震惊了绝大多数在研究生院接受过严格训练的经济学家。事实上，备受伯南克推崇的反通货膨胀目标的最大好处就是减少增长、通货膨胀和金融市场的波动。但在格林斯潘看来，这些波动或许是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特征，与其抗拒不如驾驭。

格林斯潘无疑比他所处时代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个新的世界有更深刻的理解。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任主席GlennHubbard所说：“艾伦·格林斯潘比我所见过的几乎所有的人有更深刻的经济直感。”不管我们赞同与否，格林斯潘以他卓越的才华、非凡的胆识和传奇的经历向世人展示：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地支持和刺激而不是阻碍科学技术的进步。这大概就是他的真正遗产!正因为如此，格林斯潘被《时代》杂志评为“世纪(惟一)人物”。

二、美联储货币政策可能变化的背景

尽管伯南克明确表示要维持格林斯潘时代货币政策的连续性，但今日的联邦储备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国际国内环境、理论和个人背景与格林斯潘时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进入21世纪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最突出的特征是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支配地位日益下降，新崛起的经济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等国的经济实力迅速增长，美国经济及其经济政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减弱，这对新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无疑是最大的挑战。日益增加的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国际“热钱”对国际货币体系的频繁冲击极大地减弱了美联储的斡旋能力。近年来美联储连续17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以防止经济过热，但长期利率并没有随之增加，就反映了来自中国、日本和欧洲的国际资本流动对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的冲销作用。美国依赖外国投资者支撑其巨额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的窘境也大大地削弱了美国的金融地位。美国《商业周刊》2005年11月7日的封面标题文章将今日的美联储描述成一个“收缩了的银行”和“更谦卑的机构”(Mandel，2005；Miller，2005a)。时势造英雄，在美国和美联储影响力日益下降的今天，即便伯南克有胆有识、有能力做格林斯潘那样传奇式的人物，也会力不从心，无法我行我素，左右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新的美联储不得不放下架子，更多地与其他经济大国协调货币政策，以求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和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增长。

2.“双赤字”造成的全球金融失衡，酝酿着潜在的金融危机，严重地束缚了联邦储备银行的手脚。美国旷日持久的财政赤字使美国政府积累了巨额的国债，滚雪球式的发新债还旧债必然使市场上利息上升的压力越来越大。由于近一半的美国政府债务掌握在外国投资者手中，一旦这些投资者对美国经济或政府失去信心而抛售美国政府债券，利息定会扶摇直上，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一触即发。财政赤字的孪生兄弟外贸赤字对美国经济的威胁更直接。美国目前巨额的贸易赤字导致美元一路走低，使国外中央银行的美元储备资产不断缩水，一旦各国政府对美元失去信心而抛售美元，必然会触发美元崩盘，导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解决双赤字的根本出路是提高美国的储蓄率。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原因，美国在短期内不可能解决双赤字问题，因而不得不对别国，特别是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他们用刺激消费、降低储蓄、增加进口包括人民币升值的方法来减少对美国的顺差，以减缓美元贬值的压力。由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世界各国特别是几个大国的经济利害攸关，他们不得不同舟共济，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用抛售美元和美国政府债券的方式来转嫁危机的。但无论如何，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力都会缩小，一旦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它必定会失去对货币基数和利息的控制。

3.货币政策理论影响的微妙变化。货币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不受政府干预的经济波动是最优的，市场的自我矫正机制是有效的。与此相适应，货币学派的货币理论和政策的中心命题是：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但不应被使用。货币学派的领袖弗里德曼的诺贝尔奖代表作《美国货币史》用大量的数据和资料证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完全是美联储紧缩的货币政策造成的，因而货币学派信奉“单一规则”，主张货币供给按固定不变的比率增长(FriedmanandSchwartz，1963)。新古典学派则走得更远，当人们问到新古典学派的领袖卢卡斯，如果你是美联储主席会如何做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会辞职。尽管主流学派的货币理论在学术界的影响很大，但在货币政策的实践中影响甚微。自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理论实践在“撒切尔时代”遭到惨败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实践中实行单一规则。格林斯潘极成功地展示了货币政策的威力，因而深受货币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欣赏，但“相机抉择”本身就是对货币学派和新古典学派政策主张的否定。作为当代最优秀的货币理论专家之一，伯南克虽然强调明确的货币政策目标和确定的货币政策规则，但在实践中他会多大程度上执著他所信奉的货币理论和数学模型，我们只能拭目以待。这不仅仅是对美联储的检验，也是对货币学派和主流经济学派的又一次检验。

4.新联储主席伯南克个人背景的不同。与格林斯潘大不相同，伯南克是一位出身学院派的中央银行家。在出任美联储主席前，他只做过3年的美联储理事会成员和7个月的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此前他主要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并作经济系主任。尽管他具有公认出色的协调能力和天赋，但其人格魅力难以与格林斯潘相提并论。伯南克极其有限的央行管理经验和空白的华尔街经历，尤其是他缺乏化解和驾驭危机的经验使他难以取悦众多的听众，特别是成千上万敏感的投资者。伯南克为人低调、谨慎、幽默自贬。他善于细心地倾听不同的观点，特别是他对经济统计数据的反复推测、质疑，表现出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一丝不苟的风格和对货币政策严谨、负责的态度。从2002到2005年作为联储的新成员，伯南克从未挑战过格林斯潘的权威，但也从未放弃过他对更详尽的资料和不同观点的探索和质询，因而赢得了格林斯潘和其他美联储董事会成员的尊重。伯南克最大的优势是他的才智。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伯南克善于将高深的经济理论、概念转化为明确的政策主张，并应用于现实世界。他几乎所有的研究工作都与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现实世界密切相关。与伯南克联名发表过若干论文的纽约大学教授MarkGealer说：“我们所作的任何事情都必须与现实世界相联系。”美国前商务部长DonaldEvans指出：“你可以在学术界提出许多好的见解，但你需要把它们转变成好的政策，他(伯南克)则有能力把两者连接起来。”如果说格林斯潘是个久经沙场的卓越的艺术大师，那么，伯南克则是一位初出茅庐的优秀的交响乐指挥。他所面对的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学术精英，而是华尔街、主流社会和影响力日益强大的其他国家中央银行家以及急剧变化的整个世界。

三、伯南克与格林斯潘货币政策比较

伯南克在刚就任美联储理事时，曾在一次演讲中暗示美联储应从其他国家中央银行借鉴的是“要稍微有点儿颠覆性”。这种可能的颠覆性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货币政策目标的变化——确立数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应当说，伯南克与格林斯潘在货币政策方面的最大分歧是是否将反通货膨胀定为明确的货币政策目标。伯南克和许多货币经济学家多年来一直为建立一个数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而努力(BernankeandMishkin，1992；BernankeandMihov，1998；Bernanke，Laubach，MishkinandPosen，1999)。所谓确立通货膨胀目标，就是将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和长期目标，并将其制度化。具体操作办法是由政府或中央银行公开宣布一个目标通货膨胀率，比如1%到2%，然后运用各种货币政策手段将通货膨胀率维持在这个范围内。目前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有数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比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新西兰、巴西和韩国等。实践证明，设立通货膨胀目标的国家，既稳定了物价，又保持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没有确立通货膨胀目标的国家如美国、日本，由于投资者对未来通货膨胀的走向不明确，股票和证券市场的波动更大(参见Coy，2005)。尽管格林斯潘在实践中也把反通货膨胀作为头等目标，但他明确反对设立数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格林斯潘更相信美联储不公布目标通货膨胀率也能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设立这一目标只能束缚美联储的手脚。特别是在出现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或急剧变化的经济形势时，固定的目标会使货币当局丧失应变能力，货币政策因而失去灵活性。比如在1997年，如果美联储实行数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并根据官方公布的和绝大多数权威机构预测的通货膨胀率去提高利息，美国甚至全球可能会失去科技革命和新经济的机会。伯南克并不认为设立通货膨胀目标会束缚美联储的手脚，他明确表示，一旦危机出现，美联储会不惜一切代价来稳定经济。哥伦比亚大学货币经济学家，伯南克的长期合作者FredericMishkin指出，中央银行确立明确的政策目标，并取信于民，可以避免政策制定者陷入“时间不一致性的陷阱”，即货币当局在短期内迫于政治压力或为取悦公众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不计长期后果(Mishkin，2003；BarroandGor-don，1983；CMvo，1978)。这样才能给央行控制通货膨胀、处理经济衰退更多的灵活性。在2006年的一次讲话中，伯南克又一次强调：“防止能源和物价上涨导致持续的高通货膨胀率的最好办法是稳住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长期预期。”因为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会减少货币工资率和总供给的波动，从而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有助于产量、就业和物价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货膨胀目标也是GDP目标和就业目标。问题的关键是，伯南克的通货膨胀目标并不适用于危机时期，那么一旦危机来临，伯南克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是冒着通货膨胀的风险停止增加利息，还是承担经济衰退的风险继续增加和维持高的利息?

2.货币政策规则的变化——相机抉择与固定规则。与货币政策目标变化密切相关的是货币政策规则的变化：在充满变数的全球经济背景下，美联储应当继续实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还是遵守固定的货币政策规则，是格林斯潘与伯南克货币政策的另一重大区别。格林斯潘主张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即根据经济形势和专家特别是他个人对经济统计数字的解释、判断和对经济走势的直感、预测，施行灵活的货币政策。格林斯潘认为，货币政策之所以不能按照固定的规则操作不是因为导出这些规则的数学模型太复杂，而是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远比这些模型更为错综复杂。这个日益复杂世界的许多最基本的经济和金融联系总是处于连续不断的变动状态。规则“有助于货币政策的制定”，但不能代替从广泛的经济分析和风险估价得出的政策判断(Greenspan，2003；Feldstein，2003；Yellen，2003)。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的索洛把格林斯潘驾驭经济比喻成掌舵，需要左顾右盼，不停地调整方向，以避免触礁和翻船。显然格林斯潘的风格具有浓重的凯恩斯学派色彩。”格林斯潘的巨大成功也使他愈来愈倾向于“鲁莽行事”。与格林斯潘不同，伯南克主张固定的货币规则，至少是“约束的抉择”。所谓固定规则政策是指联邦储备银行应遵循一个公开、清晰、连贯一致的货币政策规则，货币政策不应依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动。如果用驾驶汽车做例子，固定规则就像公路旁的停车标记，无论有无其他车辆的行驶，都必须停车。这与货币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政策主张非常接近(KydlandandPrescott，1977)。货币政策按规则而不是政策制定者个人的意愿和见解操作可增加货币政策的可预测性，减少不确定性和金融市场上不必要的波动，但同时也会使决策过程变得越来越机械呆板，缺乏灵活性。尽管伯南克强调危机时美联储会采用灵活的货币政策，但是如果固定的货币政策目标和规则只适用于经济良好运转时期，而不适用于危机时期，人们不仅会对其政策规则打折扣，而且会加重对伯南克应对突发、重大事件能力的怀疑。其实人们更希望美联储有所作为的是危机时期而不是经济良好运转时期。可以预测的是，如果房地产泡沫破灭，新的美联储的动作会比格林斯潘执掌的美联储迟缓，大概一直会到这种破灭使通货膨胀降低到目标区以下，美联储才会考虑到是否降低利息和降低多少。

3.决策程序的变化——模糊政策与透明政策。在伯南克执掌美联储大权后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首次会议上，正式议程中增加了一条新内容——在政策的透明度和清晰度方面，应当向国外学些什么。在格林斯潘时代，这种讨论是难以想像的，因为格林斯潘认为，一定程度的模糊政策会使市场，特别是投机商措手不及，以提高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效力。格林斯潘上任时的一句名言是：“我想我应该警告你们，如果我把话说得很清楚，你们可能会误解我的意思。”尽管格林斯潘时代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最近的一项研究证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仍位于新西兰、瑞典、英国、加拿大和欧洲央行之后。格林斯潘经常凭直觉和经验而不是经济模型来识别即将发生的重大经济变化，而伯南克则更依赖经济模型进行预测(Miller，2005a)。显然，通过研究这些模型，华尔街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联邦储备银行究竟想要做什么和正在做什么。伯南克主张揭开美联储神秘的面纱，公开其行为、意图和策略，发表其长期经济预测，并欢迎公众参加货币政策的辩论。他认为，只有当公众知道美联储在做什么和要做什么，并从制度上约束中央银行实现其许诺，追究其偏离政策目标的责任，股票和证券市场才能运转良好。”更透明的货币政策可以减少消费者和投资者对未来利息和通货膨胀走势的迷惑，促进稳定的、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伯南克还反对美联储用利率政策对付股市泡沫，认为这种政策不仅不能打击投机活动，反而会损害整个经济(Bemanke，2001)。这些观点与格林斯潘大不相同。可以相信，伯克南执掌的美联储在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方面会有很大的提高。

4.决策风格的变化——人格魅力与非人性化。格林斯潘时代，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美联储主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牵动着美国乃至全球的经济神经。有人甚至把美联储主席比喻为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领域一言九鼎的“经济沙皇”。而伯南克执掌的却是一个影响力日益减小的美联储，并且他的学术理念就是要收缩美联储的活动范围，将重心集中到反通货膨胀这一使命上。Mishkin指出，“让中央银行涉足它不该涉足的事情是个错误”，“货币政策的非人性化是件好事”，因为它可以增加可预测性，减少不确定性。弗里德曼认为“最糟糕不过的是一个捉摸不定的美联储”。另外，经济决策的制度化、透明化、非人性化，增加与公众和市场的交流和沟通而不是依赖少数“精英”制定经济政策是民主体制的精髓。为了稳定金融市场，伯南克上任时虽然强调优先考虑“保持格林斯潘时代确立的政策和策略的连续性”，但在短期内他不会，也无法用个人的魅力去影响有关政府税收、支出、医疗健康保险和社会安全保险等政策方面的争论。缺乏“华盛顿经验”和“华尔街经验”使他不大可能就这些非联储职责范围的问题发表有影响力的见解。”他既不具备格林斯潘那种与生俱来或经验赋予的对股票市场韵律的灵感(innatefeel)，也没有格林斯潘那些广泛的华尔街和企业界纽带。伯南克在经济学界的声誉，加上政见低调和没有裙带关系或许使他更适合这个收缩了的美联储赋予他的历史使命。正如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委员CharlesSchumer所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位审慎的，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同时了解美联储的主要职责是抑制通货膨胀的人选。看来伯南克正是这样的合适人选。”不利的一面是，一旦出现大的金融危机，人们就会期盼一个像格林斯潘那样具有个人魅力的中央银行家来力挽狂澜。前克林顿内阁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任校长LarrySummers指出：“货币政策永远是中心，但维持全球信心的能力在未来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要。”

5.四位一体——新瓶装旧酒。美联储在以上四个方面货币政策的可能变化是相互关联、融为一体的。明确的数量化货币政策目标需要固定一致的货币政策规则来保证；清晰的目标和规则必然容易被公众和市场所理解和接受，因而具有透明度；实现透明的政策目标，遵守固定的政策规则，必然使决策过程依赖于制度、承诺、责任及其奖惩，而不是个别人的意愿、见识和素质，这本身就是货币政策非人性化的过程。作为一个学院派的、低调的美联储主席，执掌一个影响力日益减弱的美联储，伯南克将致力于推行货币政策在以上四个方面的改革。这与其说是一种巧合，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这些可能的变化实质上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货膨胀与失业、长期与短期、规则与灵活性、透明政策与模糊政策、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保守主义以及民主和精英政治的交替这些古老命题在货币政策领域的翻版。

四、结语

世界经济格局的急剧变化，美国在全球经济、政治和军事诸领域支配地位的日趋减弱，特别是美国的双赤字以及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严重地束缚了美联储的手脚，因而决定了伯南克不可能像格林斯潘那样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施展其高雅的艺术大师般的个人魅力和影响。由于伯南克独特的学院派背景，低调的处事风格，特别是他出色的协调能力和手段，让他来执掌一个影响力日益减弱的美联储，与其说是他胜任这一职务，倒不如说是历史的选择。与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领袖人物一样，新的主人在交替时期一定会强调政策的连续性，这对接替一个最杰出、最有影响力的中央银行家而自身的经验又不足的伯南克来说，别无选择。同样，任何一个杰出的人物要想有所作为，必须要走出其前任的影子。伯南克时代新的历史背景，特别是他独特的学术背景和个人风格决定了他会在推进数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进一步明确货币政策规则，增加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以及使货币政策非人性化诸方面继续做不懈的努力。然而，实现他的理想和抱负是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如无突发事件，短期内我们不会看到美联储货币政策发生大的变化。历史将会无情地证明，无论新的美联储主席有什么样的雄心、抱负和才干，也回天乏术，一个无所不能的中央银行和英雄史诗般的中央银行家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等待伯南克的是一个多元、多极、复杂多变的非均衡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