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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经济失衡带来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但是人民币汇率变动与贸易差额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单纯的人民币升值不会解决全球贸易失衡问题。我国在进行金融制度改革时,应注意寻求最佳的政策组合,积极推进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
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人民币升值;汇率形成机制
一、汇率调整义务的触发机制:全球经济失衡
2005年全球经济面临严重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经常账户的巨额逆差,从2000年的4160亿美元飚升至2005年的8065亿美元;二是亚洲国家经常账户大量顺差,对美贸易顺差,2005年达到了3500多亿美元。而美国的2005年对华贸易逆差达2016亿美元,因此当今世界的经济失衡与中美两国高度相关。中国汇率改革在这种形势推动下展开,2005年7月进行人民币汇率改革之路,确定以市场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实现更加平衡的经济发展。
经济失衡美国方面原因:(1)储蓄率下降是造成经常账户逆差的主要原因,过度消费、储蓄不足,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美国的经济增长,形成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2)投资储蓄战略的变化,经济快速增长刺激了投资支出扩张,收入与资产价值快速增长扩大了消费,减少了储蓄,引起了储蓄与投资状况的关系恶化;(3)美国以货币资金为基础的储蓄战略向以资产为基础的储蓄战略转移,促进了经常项目赤字扩大与储蓄率的下降。
中国的贸易顺差不仅是汇率的问题,且包含其他多种成因:(1)对投资的过分依赖,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动性弱;(2)对出口的过分依赖,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国民实际生活水平提高较慢;(3)缺乏可持续性,经济增长一直是靠高投入、高能耗来维持,经济增长的效益与质量较差,消费增长慢,一直在生产的体内循环。而且非科学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给我国带来了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
分析中美贸易失衡,发现美国的经济结构失衡所造成的全球经济失衡具有长期性,且取决于世界经济与货币制度的演进趋向,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对于世界经济的冲击具有短期性与非制度性的特征,因为其实际上是世界经济制度的接受者而非领导者。2006年基金组织提出解决世界不平衡问题的“联合战略”,要求美国压缩财政赤字,增加国内储蓄,日本和欧元区加快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和扩大国内需求。
二、内生性的汇率调整义务
(一)汇率正常化
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影响外汇供求关系及汇率变动,具有推动本国货币汇率走强的效应,但外汇储备的增长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与汇率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决定一国货币汇率的基础是两种货币购买力或两国物价水平,即购买力平价理论。我国经济的一个悖论是经常账户顺差与FDI持续流入的长期并存,表明本国储蓄相对于投资是过剩的,即应输出储蓄,同时吸引大量的FDI。意味着在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融资时又将国内高收益率的投资机会提供给了国际资本。RMB低估是一个重要原因,抑制了对进口品消费,增加对FDI诱惑。RMB价值回归,是实现以本国储蓄为基础发展经济,替代依靠外资发展经济的关键。
RMB相对低估源于美元的贬值,不是RMB汇率的主观操纵,体现了钉住汇率机制的内生性不足。国际大循环中,汇率不仅是体现为直接的两国关系,也间接反映一国货币在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元的贬值不应是RMB贬值的免责理由。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宏观经济政策的外部影响也越来越大,应在纠正全球经济失衡的努力中承担相应的义务。事实上我国的汇率改革也伴生着国际社会对我国政府央行维持名义汇率稳定的可信度下降之风险。RMB汇率的让步,对世界经济的稳定有积极的意义。
(二)汇率稳定性
《基金协定》赋予了成员国对于自己已确定的货币平价予以改变的权利,附录C第6段规定:“成员国除非为了纠正或防止出现基本的不平衡,不应提出改变其货币平价”。成员国从事的影响外汇汇率的行为目的不是调节国际收支才是被允许的。但成员国建立平价制度要有共同的标准,不能以黄金或任何一种货币为实行或恢复外汇固定平价制度的共同标准。成员国在改变平价制度外汇汇率等方面享有较大的自由,其唯一的约束条件是为了维持国际金融制度,特别是汇率制度的稳定。另外赋予一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国际货币制度中央货币的职能,势必使该货币发行国取得优于其他国家的地位,等于从法律上认可了该国货币的特权及其与他国货币的不平等竞争,承认了国际货币制度安排与一国的经济发展、金融政策联系在一起,这不符合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及各国平等发展的国际义务要求[1]。
美国早就坚持国际社会所需要的并非稳定的汇率制度,而是汇率的稳定制度,它指出浮动汇率可以是稳定的,特别是在汇率变动和汇率危机频繁发生的情形下更是如此。
三、外生性的汇率调整义务
(一)汇率调整与可持续发展
汇率体现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同时还是一种经济杠杆,不但能改变我国经济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影响国内外价格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汇率低估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但不利于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汇率高估对经济增长的速度有抑制作用,但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有刺激作用。所以汇率政策本质上是短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与长期的经济增长质量之间进行权衡,阶段不同,汇率政策的选择不同。目前国内资源相对于经济增长的需求已捉襟见肘,为解决经济发展的困境,需发挥汇率的杠杆作用,汇率改革的目标是改善贸易条件,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能力。
(二)汇率调整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行业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创造外汇的制造业快速发展并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而不能创造外汇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而汇率实质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价值之比。如果缺乏汇率价格杠杆的调节以及税收、用地等方面对制造业政策倾斜的纠正,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不平衡发展格局反映到外汇市场上是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的增长。进入90年代中期后,新增就业机会多源于服务业,在两者不平衡的格局下,服务业在吸纳就业方面的能力受到了遏制,恶化了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同时通过就业方面作用传导对于消费能力产生了消极作用。所以汇率调整有利于遏制经济过热现象,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汇率适当提高有助于服务业发展。
(三)汇率调整与货币政策独立性
1993年我国的汇率为5.762,RMB汇率处于市场高估的状态,当时出于对汇率稳定的追求,使汇率作为政策工具的外部经济平衡作用基本缺失,也干扰了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负面效应是:(1)央行调控货币供给量主动性下降,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困难加大。(2)以外汇占款为主渠道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及收回再贷款的冲销方式给国内造成资金供给的结构性失衡,给经济结构的调整带来困难。
浮动汇率制度有利于国际货币金融市场的发展:(1)可防止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量游资对硬货币的冲击;(2)可防止某些国家外汇储备货币的流失,浮动汇率制度下,国家是没有义务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用外汇储备货币去买进被抛售的本国货币,不会出现国家外汇储备货币大量流失。
1994—1997年从央行干预实证可看出由于体制原因,我国利率与汇率之间的关联度并不大,没有完善与健全的汇率与利率调节机制,成为利用利率手段调节货币市场进而调节外汇市场的严重阻碍。国内短期资本流动是政府最难控制的,尤其是在政策限制了汇率灵活性的场合,此问题解决须依赖于财会政策的紧缩和增长汇率的灵活性,须利率市场化与汇率的弹性化,真正实现利率变动—资本流动—汇率变动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四)汇率调整与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的内涵包括了静态金融资本的国际流动与动态金融风险发生效应机制的同化。全球化进程中,要求各国尽量实现货币的自由流动,但实现货币的自由汇兑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国家要具有有效而灵活的调控国内国际平衡的能力,涉及宏观经济政策,合理的汇率机制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汇率的市场化更能体现实际的汇率趋向,应建立RMB的实际汇率政策,以银行与企业之间通过竞价形成市场汇率为基础建构汇率形成机制。
固定汇率制与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这就是所谓的三元悖论,而现实是这一矛盾已经使很多国家放弃了单一的固定汇率制。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促进储备的更为有效的全球分配,有助于资本的最有效益的使用,激励经济增长和福利实施。因此我国应加快汇率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有选择分步骤放宽对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
基金协定一方面要求成员国实现货币的自由流动,一方面又限制成员国的本国货币成为可自由使用的货币。基金协定第30条(f)规定:“自由使用货币是指被基金指定的一成员国的货币……”由于可自由使用货币能从国际上载运利润回国,所以发行此种货币的国家集团为了获得垄断利润,是不愿意增加利益分享者的。金融全球化为各国提供了一种可能,一成员国的货币在满足了“在国际交往中被广泛使用”和“在主要外汇市场上被广泛交易”两个条件,以获得实际上的国际货币地位,以分享金融全球化的利益[2]。
结论:汇率不仅具有比价属性,还有杠杆属性。人民币汇率调整需满足以下条件:(1)促进国际收支自由流动,满足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2)保持国内的经济健康发展与物价的相对稳定,对资本项目的适当管制关注名义汇率的稳定性;(3)保持国内经济结构的均衡性,增强发展的可持续能力。
参考文献:
[1]王贵国.国际货币金融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220.
[2]杨松.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