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汇率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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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与实施积极的人民币汇率政策。

中国在启动汇改时，就确定了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方向是重归真正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基本内涵体现在市场供求、有管理与浮动汇率三个方面。汇改两年的实践证明，在推进这一改革的过程中较好地把握了这三个方面。首先，力图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适当放松外汇管制，扩大外汇管制区间，使经济主体的自愿选择尽可能落在外汇管制区间内，反映市场供求变化，体现广泛的市场参与者的真实交易意愿，为汇率进一步市场化奠定基础。其次，采取多样化的管理方式和手段。既有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直接干预，也应包括结合宏观经济环境，通过调节本外币的供求量、调整利率水平等手段进行综合调节。再次，适当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扩大浮动区间，促进人民币汇率从僵化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

汇改前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严重扭曲的，而中国外汇市场存在的诸多缺陷是导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扭曲的重要原因，如外汇市场的封闭性和严格管制、被动干预的市场、单调的市场等。汇改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发展银行间外汇市场、加大和扩展市场的深度与广度。中国外汇市场的改革与发展在以下四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1.增加市场交易主体。2005年8月8日，央行决定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性企业进入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截至2007年5月底，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会员有268家，其中包括151家外资银行、111家中资金融机构和一家企业会员。

2.健全外汇交易方式。2006年1月4日起，央行在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上引入询价交易，同时引入做市商制度，此举提高了交易的灵活性、大幅度降低了交易费用。截至2007年5月底，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做市商共22家，其中有9家外资银行、13家中资银行。在汇率中间价的形成过程中，做市商的独立性以及报价能力对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起决定性的作用。

3.改革和完善管理政策。国家外汇管理局先后推出的头寸管理政策改革有：2005年9月22日决定调整结售汇周转头寸管理办法，实行结售汇综合头寸管理；2006年初，允许做市商将远期敞口纳入结售汇综合头寸管理；2006年7月1日起将权责发生制头寸管理原则推行至所有外汇指定银行。2006年1月4日，中国再次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方式进行了完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向所有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询价，并将全部做市商报价作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计算样本，去掉最高和最低报价后加权平均，得到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权重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根据报价方在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及报价情况等指标综合确定。各外汇指定银行在此价格基础上，按照规定的浮动范围制定本行各币种现钞及现汇的买入和卖出价（王允贵，2007：第43页）。2005年9月23日，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交易价的浮动幅度，从原来的上下1.5%扩大到上下3%。从2007年5月21日起，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也从3%0扩大至5%0。扩大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幅度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外汇市场的发展，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

4.增加外汇市场交易品种。汇改以来，中国外汇市场交易品种不断丰富、业务范围逐渐扩大。2005年5月18日在银行间市场上推出了外币对外币买卖业务，2005年8月8日推出了远期外汇业务，2006年4月24日推出人民币对外币掉期交易；在银行对客户零售市场上扩大了银行对客户远期结售汇业务范围，并且开展银行对客户外汇掉期业务，以满足各类市场主体管理人民币汇率风险的需求。

无庸置疑，上述改革措施对于矫正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扭曲、增强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的作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效果较为明显。但是，实事求是地来看，中国外汇市场的规模仍然比较小、市场结构还不完善，交易主体和交易工具依然有限，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充其量只是反映了实体经济对人民币的需求和供给，而外汇市场在汇率发现、资源配置和风险控制方面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因此，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任重道远，其核心依然是加快外汇市场的发展与创新：增加市场交易主体、健全外汇交易方式、改革和完善管理政策、增加外汇市场交易品种。例如，可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限制以增加市场交易主体，允许符合条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按实际需要原则参与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逐步允许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参与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改进结售汇制度以扩大外汇市场的供求基础；完善做市商制度，为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开展产品创新、加大汇率衍生品的开发，推进银行问衍生品市场的发展。

二、汇改两年来的重要启示

2005年7月21日，中国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次改革是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内在要求，是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历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要标志。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有利于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应对金融开放对汇率制度的冲击，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有利于消除汇率制度内在不稳定性。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两年来取得明显的进展，人民币汇率在基本稳定的大前提下逐步向合理、均衡水平回归，与此同时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上保持了良好的态势。总结汇改两年来的历程对于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三大启示。

1.在改革的方向上，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在启动汇改时，中国人民银行就明确宣布进行的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确定了汇率改革的市场化方向。这一市场化改革涉及汇率变动的三个方面：汇率水平的确定、汇率波动的参照体系以及汇率波动的幅度。显而易见，如果没有一个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通过市场寻求合理、均衡的人民币汇率就是一句空话；同样，如果没有一个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任何调整汇率水平的决策，无论是汇率升值或者贬值，都因缺乏足够的市场支持而成为主观臆断。因此，汇改两年间，央行在维持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小幅升值的趋势下，把推进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作为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重点，推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用意就在于要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让外汇市场自发寻求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

2.在改革的操作上，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三原则”。在这两年间，中国承受了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压力。期间有来自西方国家政府的压力，也有国内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而产生的压力，这些压力导致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与日俱增。然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继续有条不紊地推进。在改革的操作上，始终坚持着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三原则”。在主动胜方面，根据中国自身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决定汇率改革的方式、内容和时机。在改革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的因素至少包括九大方面：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就业的影响，对金融体系状况、金融监管水平、企业承受能力和对外贸易状况的影响，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以及对世界经济金融的影响。汇改关系到行使国家主权问题，必须将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可控性是指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要在宏观管理上能够控制得住，既要推进改革，又不能失去控制，避免出现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大的波动，可控性的内涵包括风险控制与加强管理。渐进性即循序渐进，从近期和中期来看，汇改是重归真正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长远来看，是增加汇率的弹性和灵活性，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以有效地发挥汇率在国际收支调节中的杠杆作用，并且保持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3.在改革的路径上，坚持完善汇率机制优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目标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显而易见，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涉及“机制”与“水平”两方面的问题，并非仅仅是汇率水平问题，也并非单纯是人民币升值问题。机制问题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基础或核心，如果没有完善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就是空中楼阁。因此，完善机制问题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首要任务，长期以来中国在汇率水平上不断遭受的贬值或升值的压力、陷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疲于奔命的尴尬状况之中，完善机制问题有利于扭转这种状况，同时也有利于解决汇率水平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重在汇率机制的完善，而不在于汇率水平的简单调整。完善汇率机制优先，也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渐进性原则的要求和体现。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中国自主的选择，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避免汇率大幅波动。从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的操作内容来看，这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主动性原则的要求和体现。

显而易见，在未来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过程中，这些基本原则应当进一步坚持。

三、实施积极的人民币汇率政策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有力地把中国的汇率市场化推进了一大步。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新的汇率制度尚需进一步完善，而且中国仍存在着一系列较为突出的棘手问题：一是人民币升值预期问题，非理性的升值预期高烧不退，国际投机资本仍然持续流入中国；二是国际经贸摩擦问题，美国和欧盟在中国出口商品特别是纺织品贸易等方面屡屡制造事端；三是国内产业结构失衡问题，中国经济的外向性决不会因此次汇率改革而发生明显的变化，结构调整仍然滞后；四是外汇储备超常快速增长问题，贸易顺差仍在扩大，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日益突出。所有这些都使人民币汇率政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在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同时，必须高度关注和准确把握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取向。

（一）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目标

汇率政策主要指汇率目标水平的确定及汇率变动的具体方式，包括汇率变动时机的确定、条件的创造、步骤与手段及配套措施的运用等各个相关环节。从一定意义上来看，汇率水平的调整或汇率变动是汇率政策的核心。根据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要求，人民币汇率政策目标可界定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显而易见，汇率政策目标包括两个层面，即保持合理、均衡的汇率水平与保持汇率的基本稳定。

确定并且保持合理的汇率水平是汇率政策的基础，而这一基础的建立则主要取决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关键在于均衡汇率。均衡汇率是在一定时期内，使国际收支保持均衡，而不引起国际储备额变动的一种汇率。这里所指的一定时期是一个中长期的概念，国际收支保持均衡是指与宏观经济内部均衡、外部均衡相一致的状态。由于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现实汇率总是以均衡汇率为轴心而上下波动的，从运动的轨迹来看，现实汇率时而接近均衡汇率，时而又偏离均衡汇率。通过均衡汇率可判断出一国汇率是否高估或低估，均衡汇率可使一国国际收支能够达到长期均衡，而且不必借助于外汇管制或外贸管制来维持汇率的稳定。

（二）实施积极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动因

所谓积极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就是指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积极应对人民币汇率政策面临着的严峻挑战。人民币汇率政策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非理性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与外汇储备高增长的压力。

1.非理性的人民币升值预期。近年来，国内外市场上人民币升值的呼声甚嚣尘上。这种非理性的升值预期，主要是建立在境外关于人民币均衡汇率的研究和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现实基础之上的。由于境外大部分关于人民币均衡汇率的测算缺乏现实针对性，而且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有着深层次的制度和结构原因，恢复其平衡也不可能靠大幅度调整名义汇率来实现。产生非理性的人民币升值预期的重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这些研究假定中国现行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都是不变的。恰恰相反，中国是一个正处在体制急剧变革、发展战略及政策面临重大调整关键时期的转型经济国家，这些制度和政策变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实际均衡汇率水平，引入新的制度和政策后的人民币均衡汇率会与之前的均衡汇率有很大的不同，显然用过去证明未来是不合适的。二是这些研究无论是采用购买力平价的估算，还是基于国际收支平衡要求的估算，都仅仅考虑商品市场的基本因素，而忽视了金融体系的因素。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各国金融市场间的利率差异影响短期汇率的变动，因此在考虑长期均衡汇率时往往忽略金融因素。但是，在中国情况则完全不同，金融市场因素不仅涉及利率因素，而且包括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问题。中国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比较高、金融体系脆弱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状况是中国的制度和结构因素决定的，其对中长期汇率水平有重要影响，因此估算中国的长期均衡汇率需要考虑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问题（潘英丽，2006）。这种非理性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在市场主体推波助澜之下日益高涨，不仅对人民币汇率升值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也给汇率政策以及政府宏观调控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2.外汇储备高增长的压力。到2007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又创新高，达到13326亿美元，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的地位。中国外汇储备持续高增长以及高于常规水平的规模孕育着巨大的风险，其中仅仅汇率损失一项就令人触目惊心。导致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和极其复杂的。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持续顺差，是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持续高增长的主要原因。值得关注的是自200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不断加剧，投机性资本大量涌入，中央银行采取强行结汇的政策操作以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导致外汇储备持续攀升。但从深层次来观察，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缺陷是外汇储备持续高增长的制度基础；而在外汇储备规模方面存在的种种理论误区则成为外汇储备持续高增长的政策导向（王元龙，2006）。

从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以及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格局难以在短期内得以改观。从短期来看，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是当前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最主要的根源，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极大地阻碍着中国人民银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施。由于外汇储备的规模变动与国内货币供应量、外汇市场走势密切相关，外汇储备的增长以及由此带动的中央银行外汇占款的增长，已成为当前中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也成为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一个关键性因素。高额外汇储备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给中国的汇率政策以及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带来了巨大压力。

（三）积极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方略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实施积极的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在稳定汇率的前提下，从政策上弱化和消除人民币升值的预期。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实施积极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其内涵是多方面的，如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增强人民币弹性、完善外汇市场运行体制、加快外汇市场产品创新、调整外汇管理政策等等，而不可将目光仅仅盯在汇率水平本身上，简单地理解为人民币要加快升值。积极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主要包括四大方略：采用多层次政策组合；汇率调整双管齐下；创新外汇储备管理；改进外汇管理体制。

1.采用多层次政策组合。既然中国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是由深层次制度因素和结构因素造成的，那么促进中国国际收支趋向平衡和实现汇率均衡，就必然要求采取政策组合进行调控。这种政策组合至少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实际汇率调整和名义汇率调整相结合，二是汇率政策和外贸、外资、投资、产业等宏观政策调整相结合，三是结构调整与制度变革相结合。毫无疑问，单项政策的调整或单纯依靠汇率升值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而应从围绕以消费需求为主扩大内需、降低储蓄率、调整外资优惠政策、扩大进口和市场开放等结构性政策以及汇率浮动来共同入手，全方位进行调整。

汇率政策的核心是汇率水平的调整或汇率变动，汇率作为一揽子政策的组成部分之所以能够在调节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关键在于适时地采取合适的调整方式来调整汇率水平。通过汇率水平的调整来适当发挥汇率政策在实现总量平衡、结构调整及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中的独特作用。所谓采取合适的调整方式来调整汇率水平，就是指在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不一致的情况下，央行根据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要求，以适应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为出发点，调整名义汇率或调整实际汇率，或调整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相结合。

2.汇率调整双管齐下。从中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汇率政策的操作宜采取名义汇率调整和实际汇率调整相结合的方式。调整名义汇率主要措施是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区间。人民币汇率波幅范围扩大，这将是一石二鸟，不仅增强了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也会增加投机资金的风险，使投机的动力减小，从而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央行决定自2007年5月21日起，将人民币对美元的日波动区间从过去的0.3%扩大至0.5%。扩大浮动区间，而不是像市场预期的再度调升人民币汇率基准，显示了中国增加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的一贯立场。可以预计，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深化，人民币汇率波幅范围将逐渐放宽到日均1%的范围。需要强调的是，人民币名义汇率水平的调整应该是小幅的、渐进的。罗纳德·麦金农教授指出，人民币汇率的具体变动时间可以无章可循，以免给投机者享受免费午餐的机会。他认为，重要的是要维持人民币的温和升值并使升值幅度与美中两国的通货膨胀率差值相一致。要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中国央行至少要密切关注美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和利率水平，并据此制定其以汇率为基础的货币政策。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应在严格控制的前提下逐步升值（Mckinnon，2006）。维持货币稳定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并以此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这个前提下，人民币汇率调整将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决非一蹴而就的短促突击。

关于调整实际汇率，主要措施是通过外贸、外资、投资、产业等宏观政策的调整而引起实际汇率的变动，如调整外资优惠政策、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出口退税等税收政策、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等都可达到调整实际汇率的效果，实现汇率均衡。具体而言，一是将中国外资政策的重点从提供税收优惠政策转向完善投资软环境，为外资提供正常经营所需要的条件，以遏制投资主体的短期投机行为与假外资等套税行为，同时减弱优惠政策的竞争。加快统一内外资企业税收制度，实现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公平竞争。二是逐步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并开征资源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税收。三是提高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以利于提高低收人阶层的收人，刺激国内消费，促使企业从低价竞争策略转向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差异化竞争战略；通过实际汇率升值的方式实现汇率的均衡。

3.创新外汇储备管理。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是产生人民币升值预期的重要依据，因此，调整外汇储备管理政策、降低外汇储备增速，就理所当然成为以弱化和消除人民币升值预期为主要任务的积极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重要内容。中国外汇储备政策调整的基本点是控制外汇储备规模与加强外汇储备管理并举。从控制外汇储备规模方面来看，外汇储备的变化是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结合点，中国可以利用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对外汇储备进行调控。外汇储备内生于国际收支，外汇储备的增减是国际收支运行的结果和残差项，在国内经济情况允许的前提下，适当调整利率和汇率水平以有效调节资本流动和国际收支，从而达到调整外汇储备规模的目的。

从加强外汇储备管理方面来看，要构建新型的外汇储备管理体系。该体系最重要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最佳的外汇储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注重对外汇储备的风险管理，提高外汇储备运营效率。2007年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国务院决定组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由该公司向外汇局购买外汇储备，用于境外投资。6月2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财政部拟发行特别国债15500亿元人民币，购买约2000亿美元的外汇，作为组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资本金来源。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系的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中国未来的外汇储备管理基本组织架构将主要由两大部分所构成：一是由中央银行保留大部分外汇储备，以满足对外汇储备的交易性需求和预防性需求，应付国际收支逆差、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二是由外汇储备管理实体即外汇投资公司管理和运作部分外汇储备用于投资，追求尽可能高的收益。该组织架构的基本特征是进行专业化分工、分层次管理。。

除组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之外，拓展外汇储备使用渠道和方式至少还包括：一是制定更积极的对外投资战略，将外汇储备与国有企业的跨国经营战略、银行的国际化经营战略结合，如推进中国有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建立起更加市场化、多层次、多元化的对外投资渠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新建企业的方式促进产业链的转移，加速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支持经济的均衡和可持续增长；二是拓宽中国企业和居民的对外投资渠道，鼓励投资于境外资本市场，提高外汇投资收益；三是支持民间部门利用国际市场稳定资源供给和投资于先导性产业；四是合理选择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和资产结构，适当减持美元，增加欧元等币种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动用部分外汇储备购买黄金，通过储备资产多兀化而保值增值。实施这些举措，可根据各经济主体的需求重新配置外汇资源，有利于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同时还可缓解外汇市场供求不平衡，加快实现外部经济均衡。

4.改进外汇管理体制。改进外汇管理体制是从政策上弱化和消除人民币升值预期、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内容。改进外汇管理体制主要取向为“严进宽出”与“严进严出”相结合。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进展，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也在加快，以往外汇管理中存在的重流入、轻流出的不对称性正在改观。现阶段，“严进宽出”的外汇管理政策正在取代以往外汇管理中的“宽进严出”政策。在宽出方面：一是继续有序放宽企业和个人持汇、用汇限制。二是逐步放宽机构和个人对外金融投资的规模、品种等限制。三是对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等外汇管理政策进行调整，如取消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开户事前审批，提高企业账户限额；简化服务贸易售付汇凭证并放宽审核权限，对居民个人购汇实行年度总额管理；拓展境内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允许证券、保险机构在一定额度内开展境外投资。在严进方面：一是改进外债管理方式，从严控制短期外债过快增长。二是加强对外汇资金流入的检查和非法外汇交易的打击力度。三是继续落实和巩固贸易外汇售结汇、个人外汇和外资进入房地产等监管政策，加强对贸易信贷等资金流入的管理。四是对异常跨境资金流动实行严密监测。这些改革也将促进外汇市场创新，从而进一步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上述“严进宽出”的政策只是运用于一般的或正常的外汇管理，而对于热钱的进出则必须采用“严进严出’’的特殊政策。在存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情况下，热钱以各种渠道涌入中国已成为推升外汇储备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即人民币升值预期吸引热钱而来，热钱的涌入又进一步加剧了人民币升值预期，人民币升值预期挥之不去。因此，必须通过各种手段降低对人民币升值预期以控制外汇过度流入，这已经成为当务之急。防范热钱的进出，对待热钱要坚决实施“严进严出”。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外汇管理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重点监督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入，强化对跨境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控和管理，对没有实际交易背景和虚报出易额的外拒流入严厉查处。可通过税收政策来阻击热钱流入，如对投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外资征收升值利得税，将外资出售房地产和购买房地产之时的汇率相减，对纯粹因升值而获的投资收益征收一定比例的税赋，既可平抑房地产价格又可抑制人民币升值投机。又如，可研究探讨选择适当时机开征“托宾税”，以此把热钱进入和流出中国的交易成本提高到一个令其望而却步的水平。当然，开征“托宾税”也会使正常的投资和贸易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成本，但如果采用合适的制度安排，给一定时期内保持资金账户稳定的交易实行“退税”，则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依法合规投资活动的正常运行。为使这一措施具有法律依据和权威性，可考虑制定《反热钱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