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险防范下金融刑法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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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风险，是指由于各种与金融活动相关的经济、政治等不确定性因素而导致金融活动主体遭致某种损失、金融秩序遭受破坏的可能性。当金融风险积聚到一定程度，在某种诱因的推动下或经过连锁恶化，就会爆发金融危机。一般而言，金融风险越高金融危机的爆发概率就越大，金融安全形势就越严峻。金融风险①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金融风险具有客观性。由于金融活动中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和经济主体认识的局限性，不确定性因素必然存在于金融活动中，即使是在最好的金融秩序下，金融风险也无法消除。第二，金融风险具有不确定性。金融风险既可以使经济主体遭受损失，也可以为其带来收益。在多数经济主体力求回避风险从而避免损失的同时，也有一些风险偏好者试图利用风险获得收益。第三，金融风险具有可控性。对于金融风险，市场主体可以依据一定的技术手段进行风险监管，通过对金融风险的识别、预测、防范和事后的化解来控制可能造成损失的风险因素，从而有效控制金融风险。正是由于金融风险的内在特性使然，使得金融风险监管成为了一种必然，而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法律手段不容置疑地成为金融风险监管过程中的重要手段，而金融刑法作为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其基本功能必然表现为打击金融违法犯罪、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秩序。一方面，它为加强金融风险监管提供最重要的制度保障，增强金融管制措施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培育金融自我调节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对金融违法行为的否认和打击，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了金融机构的优胜劣汰［2］。由于金融风险本身具有可控性，人们可通过事前识别技术预测出风险的种类和程度从而减少金融交易风险，降低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还可以通过风险的事后化解技术减少金融风险的不利影响从而提高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最大限度地增加经济效益。当法律手段介入风险管理程序时，必须高度重视其可控性特征，兼顾到金融风险管理中的安全性和效益性，因此，必须充分发挥金融刑法抵御金融风险的功能，有效地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促进金融业的创新与发展，保障全球经济的健康平稳运行。

金融刑法之维护金融安全的价值目标

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是衡量金融安全的重要参数，抵御金融风险的过程实则是为维护金融安全扫清障碍的过程，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终极目的即是维护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是相对于金融风险而言的，在某一区域的某一时期没有出现金融危险并引致经济的紊乱，金融就是安全的［3］。金融安全，作为经济安全的核心，既代表某一区域某一时间内金融秩序状况，也代表了一国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在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冲击，确保国家正常的金融功能和金融秩序进而最大限度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的能力［4］。金融安全的基本要义即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进而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其本身即代表了一种秩序价值。秩序是法的一切价值之基础，是与法永相伴随的基本价值，没有秩序价值的存在就没有法的其他价值。而金融刑法作为其他法律的保障，是稳定金融秩序的最后一道制度屏障，因此，从此种意义上来说，金融刑法理应将维护金融安全作为自身追求的价值目标。金融业由于自身的脆弱性、不确定性及制度的不完备性，为金融犯罪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大量的金融犯罪充斥着金融领域，扩大了金融风险，危害了金融安全。一方面，金融犯罪打破了金融交易主体间的信用平衡，造成了信誉危机，破坏了良好的金融交易秩序。另一方面，金融犯罪使得社会金融资产处于风险之中，严重阻碍了金融结构的优化，危害了国家金融安全。例如，一些金融主体凭借骗取的银行保函到第三方处骗取财物或申请开发工程资格，使金融交易第三方蒙受经济损失。这是对信用制度的直接破坏，它在无形中增大了金融交易的风险成本，动摇了金融市场有效运行的制度根基。再比如，某些企业为了转嫁经营风险，恶意逃避银行债务，使银行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降低了银行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这就使大量的社会金融资产不能起到应有的融资作用，增加了我国金融结构调整的难度，破坏了金融秩序的正常运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一国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刑法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金融形势为基础并对金融发展产生反作用的制度性上层建筑。在抵御金融风险的进程中，金融体系及其发展决定了刑法变革走向，而刑法在反映金融发展要求的同时也对金融体系完善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作用。刑法通过对金融犯罪的遏制来降低金融活动的风险成本，通过稳定金融秩序来推动经济效益的平稳增长。金融刑法，作为社会防卫的最后一道防线有必要强化其对金融犯罪的遏制作用，发挥其特有的威慑功能，通过惩治犯罪来抵御金融风险进而维持金融秩序的稳定，实现保护金融安全的价值目标。

我国金融刑法之金融风险防范的立法缺陷

金融刑法，是指刑法典、单行刑事立法、附属刑事立法中所规范的，发生在金融交易、金融监管、金融调控中的金融犯罪、相关刑事责任及其处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5］。由于1979年《刑法》关于金融犯罪只规定了伪造货币罪、伪造有价证券罪和贩运假币罪三个罪名，因此，我国较全面规制金融犯罪的金融刑法可以说始于1995年颁布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1997年《刑法》则在刑法第三章的第四节和第五节两节对金融犯罪进行了规定［6］。近年来随着金融业的高速发展，金融犯罪不断增加，特别是金融危机的出现，使人们深刻认识到了金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因而，在不断完善金融法律的同时，惩治金融犯罪的刑事立法也随之加强，如我国自1997年《刑法》颁布以来的八个修正案中就有六个刑法修正案规定了金融犯罪的内容。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由刑法典、刑法修正案、单行刑法、附属刑法组成的金融刑法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打击金融犯罪、防范金融风险的功效。然而，面对日益复杂的金融形势，金融刑法还存在诸多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金融刑法的立法理念落后

目前，我国金融犯罪的立法理念相对落后，在金融风险的识别、防控、化解等方面显现出了诸多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金融刑法价值功能的发挥。具体而言，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金融刑事立法缺少金融创新理念，导致金融刑法落后于金融发展形势，无法有效抵御因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金融领域的显著特点即是它的创新性。金融创新①，既包括金融业务、金融市场的创新，也包括政府对金融业监管方式的创新［7］。每一次金融创新必然会导致新的金融犯罪的产生，这无疑为金融刑事立法提出了挑战。然而，金融创新的观念并未引起我国刑法学界的高度重视，我国现行金融刑事立法是建立在传统金融交易方式之上的，它的立足点是基础性的金融工具，较少涉及以金融衍生工具为对象的金融犯罪。这就导致刑法无法有效惩治因金融创新而产生的新型犯罪，从而弱化了金融刑法的风险防控功能。第二，我国金融刑事立法遵循的是“事后主义”的立法理念，即对犯罪活动重事后惩罚而轻事前预防［8］。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我国金融刑法过于注重金融犯罪行为造成的结果，忽视了行为过程的危害性，忽视了金融犯罪综合预防机制的建设，这就导致其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例如，对于一些手段极其危险但是没有造成重大损失的金融犯罪行为是无法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控制的，这便在无形中增加了金融风险成本，危害了金融秩序的稳定。第三，我国金融刑事立法的信用观念淡薄，缺少对信用安全的保护，在防范和化解信用风险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不足。信用，“是金融活动的本质，也是整个金融体系赖以存在的基础。”［9］信用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种重要的资本形态，是商业经营者精神财富和生命价值所在［10］，信用安全与否不仅影响着金融交易主体的利益也关系着整个国家的金融安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法典都专门设立了和信用有关的犯罪内容，例如《法国刑法典》第4卷第4篇设立了“妨害公共信任罪”，《巴西刑法典》第10篇设立了“破坏公共信用罪”［11］。然而，信用理念至今未引起我国刑法学界的重视，在我国金融刑法中根本找寻不到涉及信用安全的犯罪。即使是在金融诈骗类犯罪中，刑法也仅仅将金融诈骗的数额作为犯罪与否的考量依据，将立法焦点放置于对财产性利益的保护上，忽视了对信用安全的维护。现代金融业是一个信用交易形式急速变化的行业，缺少对信用安全的保护无疑为信用类金融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金融风险的形成。

(二)我国金融刑法的立法技术不发达

目前，我国金融刑法采取的是刑法典、刑法修正案、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并存的立法模式，它们之间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了惩治金融犯罪的任务。然而，伴随着金融形势的不断发展，在该种模式支配下的金融刑法却逐渐暴露出了适应性不强、前瞻性不够、协调性不足，立罪逻辑倒置等诸多立法技术上的缺陷。具体而言，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金融刑事条款修改频繁，金融刑法缺乏应有的稳定性。1997年《刑法》修订至今，相继出台了八个修正案，其中有六个涉及到金融犯罪，这意味着在10多年的时间内，金融刑法平均每两年就要修改，刑法作为一门基本法，如此频繁地修改说明了我国金融刑事立法技术不发达，不能以前瞻性的眼光立法。第二，金融犯罪倒置性立法，违背了刑法立罪的逻辑规则。所谓倒置性立法，是指对同一个不法行为而言，在其他法律没有做出禁止性规定时，刑事立法就将其予以犯罪化。倒置性立法严重违背了刑法谦抑性原则，是对刑事犯罪立罪逻辑的颠覆。我国金融刑法出现了大量倒置性立法的情况，如在《证券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证券犯罪就出现在了1997年《刑法》中;再比如《刑法修正案(五)》中规定了“窃取、收买或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构成“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而在立法当时，作为我国信用卡管理的主要规范性文件《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和其他非刑事法律并没有规定该种行为的民事和行政法律责任［12］。第三，刑法典和金融附属刑法规定不一致，导致金融刑事法律制度间的不协调。一方面，刑法典与附属金融刑法对同一罪名的罪状描述不完全一致，如刑法典中规定的证券犯罪与《证券法》中的证券违法犯罪行为界限不同。另一方面，刑法典和附属金融刑法对同一行为的处罚规定不同，如《证券法》对擅自设立证券公司行为的处罚金额要高于刑法典的规定。第四，金融刑法罪名设置不均衡，导致了罪刑失衡。金融刑法中数个性质不相同的犯罪行为被涵括在同一个法条中，例如，我国刑法典将证券犯罪和期货犯罪视为行为性质相同、危害范围相当的两种行为，将其涵盖在一个法条中，适用相同的法定刑。而实际上，期货交易由于可以买空卖空以小博大，往往比证券犯罪具有更加严重的破坏性，但是却和证券犯罪适用同样的法定刑，无疑会导致罪刑失衡。

(三)我国金融刑法的刑事法网不严密

金融刑事立法的法网不严密主要表现在金融刑法调整领域不宽泛，个罪罪状规定不细致。第一，信托和基金领域内的犯罪尚未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我国现行刑法对于基金领域和信托领域的调整尚属空白，对于证劵市场中的期货领域犯罪调整完全依附于证券领域，忽视了期货领域犯罪的特点，无疑造成了立法上的不周延。第二，我国金融刑法极少涉及侵犯金融客户利益的犯罪问题。受计划经济时期金融垄断体制的影响，现行金融刑事立法优先保护金融机构利益，针对金融客户侵犯金融机构利益的违法行为制定了大量的刑事条款，而对金融机构侵犯金融客户利益的行为却极少提及。以保险欺诈行为为例，金融刑法仅将客户欺诈保险公司保险金的行为视为犯罪，对保险公司为了诱骗客户投保，故意隐瞒或虚假提供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信息的欺诈行为却只字未提。刑法对金融机构的过度保护导致了金融交易双方保障机制的不平等，对于信息占有处于劣势地位的金融客户明显不公平，不利于从根本上防止金融欺诈行为的发生，无形中增加了金融交易的风险。第三，我国金融刑法没有涉及到与金融衍生产品相关的犯罪问题。金融衍生产品是伴随着金融创新而产生的新型金融产品，包括期货产品、期权产品、次贷产品、信用衍生产品等等。由于诸多金融衍生产品是在传统金融产品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它既有同传统金融产品相同的风险特征又有别于传统金融产品，继续使用旧有的法律制度对其进行规制无疑掩盖了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特性。由于我国金融衍生产品交易起步较晚，针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犯罪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国金融刑法缺乏对于金融衍生产品犯罪的相关规定，无法有效控制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风险，这无疑为与金融衍生产品有关的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第四，金融刑法个罪罪状描述不明确。我国金融犯罪的罪状设定大多是以数额或情节作为犯罪成立以及犯罪轻重的衡量标准，但是对于多少数额是“较大”、“巨大”、“特别巨大”，对于什么样的情节是“严重”、“特别严重”并无具体的区分标准。由于罪状的设定不够明确，不利于打击某些金融犯罪。

(四)我国金融刑法的刑罚配置不完善

我国金融刑法的刑罚配置不合理，罚则内部结构不协调，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刑罚幅度规定不科学。在量刑幅度的设置上表现出档次少、跨度大、刑种多的特点［13］，这就导致了同一个量刑档次中司法裁量的范围过于宽泛，许多罪名在同一个量刑档次内的跨度达到了五年、七年、甚至十年，进而造成了同罪不同罚的情况，有违罪刑均衡原则。第二，单位犯罪规定不合理。对于单位犯罪而言，仅规定判处罚金并追求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但并未明确判处罚金的具体标准或方法。另外，对于单位犯罪而言，单一的罚金刑并不足以达到预防和惩治金融犯罪的目的，由于缺少对单位营业资格方面的处罚规定导致实力雄厚的企业在缴纳罚金之后仍然具备继续犯罪的能力，从金融犯罪的一般预防上来讲无疑是失败的。

我国金融刑法之金融风险防范的立法创新

由于我国金融刑事立法存在着立法理念落后，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特性认识不足，导致了金融刑法在抵御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出现适应性不足，前瞻性不强，稳定性不高，调控范围不宽等诸多问题。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金融形势，有效应对新型金融犯罪，全面抵御金融风险，最大限度维护金融安全，笔者在此提出几点纲要性的立法改革构想。

(一)更新我国金融刑法的立法理念

金融犯罪刑事立法理念是决定金融刑事立法制度及立法模式的基础性因素。只有具备科学的立法理念才能构建出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符合现代金融风险管理的内在要求，符合金融犯罪防控目标的金融刑事立法。因此，变革立法理念是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改革的首要之事。笔者认为，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应当树立起创新理念、全局理念、信用理念。第一，树立创新理念。在立法上，创新理念主要表现为金融犯罪刑事立法对于犯罪圈的设定。这就要求立法者加强金融创新知识的学习，准确认知金融发展形势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并考虑将某些金融违法行为适度犯罪化。创新理念要求金融刑事立法的触角向更为广阔的金融领域延伸，将信托、基金、期货、互换市场等领域的新兴犯罪纳入金融刑事立法的建设中，弥补法律上的空白。“树立创新观念并不等同于“超前”立法，而是指在金融业的发展已经超越了金融刑事立法原本依托的金融法律制度”［14］，在严重的金融违法行为已经存在的情况下，要求刑法必须紧跟金融形势，及时打击新型金融犯罪。第二，树立全局理念。“全局理念”是相对于我国金融刑事立法一直沿用的“事后主义”立法理念而言的。在“事后主义”立法理念的指导下，金融犯罪刑事立法注重犯罪的结果而忽视了行为过程，因此，在防范和化解金融交易风险方面呈现出了明显的滞后性。而“全局理念”则是指将金融犯罪的刑事立法视域拓展到金融行为的全过程。这就要求刑法既要关注金融犯罪的行为结果，也要关注金融犯罪的行为过程，既要重视金融犯罪的事后惩罚力度，也要重视金融犯罪的事前预防。在立法上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加强金融交易秩序方面的立法。金融管理是在金融交易的基础上产生的，其实质是国家运用公权力保障金融交易的安全。因此，刑法对于金融秩序的保护不能忽视对于金融交易秩序的调整。“这就要求金融刑事立法对金融市场准入空间、交易空间和退出空间三个过程均有相应的制度调控，以此确保金融交易的顺利进行。”［15］其次，加强犯罪综合预防机制建设。民事、行政法律法规是对金融违法行为进行首次评价的第一性法律规范，它们所调整的范围决定了金融犯罪刑事立法的延伸领域。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预防金融犯罪，防范金融风险于未然的作用。加强犯罪综合预防机制的建设就是将这些第一性的非刑罚手段和刑罚手段有效结合，优先完善金融非刑事立法，有效遏制金融违法行为，使其不会转变为金融犯罪。这对于金融犯罪的预防和防控深层次的金融风险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三，树立信用理念。在金融犯罪刑事立法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信用观念，重视信用安全的经济价值，改变过去重资金犯罪，轻信用犯罪的立法倾向。在信用理念的指导下，立法者应当重视从信用角度分析金融犯罪，有必要将信用安全视为金融犯罪的客体，有必要增设危及信用安全的金融犯罪。有数据显示，在金融诈骗罪中，“以信用安全为直接对象的诈骗行为，得逞的机会为89．6%，而以资金安全为直接对象的诈骗行为，得逞机会为48．1%。”［16］由此可知，通过危害信用安全的方法进行诈骗比资金诈骗行为更容易达到诈骗目的。因此，从信用角度认知金融犯罪的本质，将信用风险纳入金融犯罪刑事立法的构建进程是极为重要的。

(二)创新我国金融刑法的立法技术

创新我国金融刑法立法技术的实质是为了解决金融刑法在抵御金融风险过程中适应性不足、前瞻性不强、稳定性不够的困境。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完善附属金融刑法，弥补金融刑事立法稳定性不足的缺陷。一方面，对于那些犯罪形态比较固定的金融犯罪，刑法典或单行刑法中已经明确规定的，金融附属刑事立法可以直接指明适用的刑法条文，以此节省立法资源，避免发生歧义;另一方面，对于新兴的金融犯罪，刑法典中没有规定的，可以在附属金融刑事条款中创设新的罪名和相应的处罚机制。采用此种立法模式既有利于维持刑法典的稳定性，又避免了出现那种“不顾我国的现实国情，片面强调刑法的稳定性，不能实时依据社会变化的情势对我国刑法进行修正，从而违背宪法对我国发展阶段的准确定位”［17］的情况。第二，遵守刑法谦抑性原则，坚守金融刑法“立罪至后”的逻辑规则。所谓“立罪至后”是指在金融违法责任立法中，金融刑法立罪是在非刑事责任立法之后［18］。具体而言，这一原则表现为:非刑事法律制度对于金融违法行为的调控领域要充分和到位，为刑事法律的调控范围提供广阔的空间，其他法律制度没有做出禁止性规定时，刑事法律不能提前介入。第三，刑法典和附属金融刑法规定要一致，增强金融刑事法律制度间的协调性。一方面，刑法典和附属金融刑法对于同一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的规定要一致，另一方面，同一罪名的刑罚种类和刑罚幅度要相同。此外，对于金融附属刑事条款中列举到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要能够在刑法典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条款，为追究此类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第四，合理认定各类犯罪行为的性质，加强罪名设置的科学性。这就要求金融刑法将原来定性存在偏差的犯罪重新定性，单列犯罪或转为他罪处理。以信用卡诈骗罪为例，我国《刑法》第196条将恶意透支行为与使用伪造信用卡、作废信用卡、冒用他人信用卡行为规定在同一个条款中，模糊了恶意透支行为的行为性质，导致了罪刑失衡。因为恶意透支行为是在行为人合法持有信用卡的前提下进行的，其造成的损失较之于其他信用卡诈骗行为而言更容易挽回，其危害性也更低，但两者却适用同样的法定刑。因此，可以考虑将“恶意透支行为”单列出来，重新确定法定刑，利于罪刑相均衡。

(三)严密我国金融刑法的刑事法网

严密我国金融刑事法网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严密整体金融刑事法网，二是严密个罪刑事法网。具体而言，需要做好如下几点:第一，完善金融刑法调控领域。这就要求金融刑法的触角向更为广阔的金融领域延伸，有必要将信托、基金两个领域的犯罪纳入金融刑事立法的建设中，弥补法律上的空白。第二，增加保护金融客户利益的刑事条款。金融刑法应当结合金融活动中“金融机构—金融客户”平等交易的特点，对于处于信息劣势地位的金融客户在刑法保护上予以一定的倾斜。例如，加强金融机构欺诈客户行为的金融刑事立法，规定严格的信息控制制度，通过立法上的倾斜保护来平衡处于信息优势地位的金融机构和处于信息劣势的金融客户间的关系，实现金融市场真正的平等化。第三，加强金融衍生产品的相关刑事立法。金融刑法应高度关注金融创新形式的发展，增设与金融衍生产品相关的刑事条款，将风险识别技术纳入金融刑法的法网建设中，以此对应因金融创新而产生的新兴金融犯罪。例如，针对投资银行过度打包出售金融衍生产品，恶意隐瞒与金融衍生产品相关的抵押贷款信息，导致购买者遭受损失的欺诈行为应纳入金融刑法的调控领域。通过强制相关责任人对产品基础资产信息和企业自身经营管理信息的如实披露来缩短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链条，提高金融交易过程的透明度［19］。第四，明确金融犯罪的罪状。加强个罪的法网密度建设就是通过细化个罪的罪状来明确金融犯罪成立的标准，明确金融犯罪数额和情节的认定标准和认定方法，通过加强立法解释对既存的模糊罪状进行补充性规定来实现一般规定和具体解释的结合进而逐步明晰个罪的设置情况。

(四)完善我国金融犯罪的刑罚配置

刑罚配置的一个基础要求是罪刑相均衡，它要求刑罚在刑种设置、刑罚幅度等方面均能做到罪刑相一致。因此，完善我国金融犯罪的刑罚体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废除金融犯罪的死刑。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死刑只适用罪刑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而我国刑法却在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两种金融犯罪中设置了死刑。从报应论的角度来看，对于获取非法经济利益为目的的金融犯罪处以生命刑实际上是在用财物的经济价值来衡量人的生命，其实质是对人权保护的漠视，而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死刑对于金融犯罪的威慑效果是十分有限的，自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大量的金融犯罪适用了死刑，但是近年来大案要案频发，依照规定应判处死刑的犯罪案件仍然呈现出上升趋势。可见，对金融犯罪适用死刑既不符合人权保障精神也不能有效遏制特大金融犯罪。第二，增加金融犯罪资格刑的种类。为了达到有效遏制金融犯罪的目的，应当增设剥夺和限制金融行业人员从业资格及从业范围的规定，同时对于单位犯罪应增加其限期、解散等附加刑的配置。这样既达到了惩治犯罪与预防犯罪相结合的目的，同时又提高了犯罪成本，降低了金融领域的风险，促进了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第三，完善金融犯罪的刑罚幅度。我国金融犯罪的刑罚幅度跨度较大，对于同一犯罪的量刑档次和刑种规定多样，从而导致了同罪不同罚的情况。因此，有必要细化量刑档次，减少同一量刑档次内的刑种配置，优化金融犯罪的法定刑幅度，进而改善目前对金融犯罪的惩治“厉而不严”的现状。

作者：袁林吕垚瑶吕昭义单位：西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