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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深化会计经济后来学说的内涵,研究了会计管制与会计寻租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认为会计管制不一定导致会计寻租,而会计寻租的存在则表明存在某种程度的会计管制,会计寻租一旦存在就会以其惯性促使会计管制及会计设租现象的持续存在,因而会计寻租在一定条件下只能被适度控制而不可能彻底消除,而会计寻租的存在会导致社会经济资源租值的耗散,从而引起社会福利的损失。我国经济的转型特征及我国会计规则的“双轨”运行,表明我国现在乃至将来都将存在会计寻租现象,会计寻租将随我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民主化进程的加快而日益普遍,因此开展会计寻租研究具有较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经济后果会计管制会计寻租租值耗散适度控制
社会经济资源在配置过程中,出现权利真空或所谓的“公共领域“而存在“租值”未被界定时,各社会经济主体就会耗费资源去提取它,同时对他人利益造成损害,这就是寻租(rent-seeking)。会计作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制度装置之一,其运行具有直接的经济后果,而规范会计配置资源机制运行的规则一般又通过政治程序制定且难以做到绝对公平,因而谁能够对会计运行规则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响,谁就能够提取社会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公共租”,于是会计寻租就成为作为“经济人”的各社会经济主体进行非生产性寻利(unproductiveprofit-seeking)的直接手段。
一、经济后果:会计寻租研究的逻辑起点
尽管会计的经济后果学说自斯蒂芬·A,泽弗(StephenA.Zeff,1978)在其一篇著名论文中首先提出,引起了人们对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的广泛关注,并因此而使人们对制定会计准则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经济后果”学说,只引起了人们对会计准则最终运行结果的公平性的重视。其实,会计通过资本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本身就说明了会计天然就具有经济后果,只不过在此之前,人们更多的是关注会计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效率而已。从这个角度说,会计或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就应该是指各社会经济主体通过利用会计信息在他们中间进行财富的非公平性转移而带来的社会性后果,当然其表现就是“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工会、投资人、债权人决策行为的影响”,更具体的表现就是一个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对其市场价值产生影响。
经济后果学说在美国提出后,使人们更加注意到会计准则及其制定过程的公平性、公开性,进而使得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演变成了一种政治程序或政治博弈。而事实上美国在制定会计准则过程申,确有许多利益集团乃至参议院、众议院的议员们都参与了会计准则的制定、评论过程中。其基本特点是对拟出台的会计准则进行政治游说,陈述“经济后果”,对准则制定人员施压等,而且往往取得成功或至少获得折衷的博弈结果。
从广义上说,凡能够引起经济后果的资源配置机制都能够引起寻租活动,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机制能够毫无障碍地运行。也就是说,无论是市场的价格机制,还是企业的内部层级管理机制,抑或是政府的行政干预机制都有其运行成本,都有其“失灵”的地方,当一种机制因为"失灵"而被其他机制代替时,就会有社会经济资源处于“公共领域”而其租值未被界定,于是寻租现象就自然发生。显然,资源的非生产性使用造成社会经济资源租值的耗散是其最大特点。由于会计对资源配置发生影响是间接的,通过会计来寻求租金就需要通过会计信息进而通过会计准则的制定来进行,因此会计寻租就是指通过对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施加影响,以便出台或修改的会计准则于已有利,而对其他社会主体利益造成损害的一种非生产性寻利活动。
既然会计能引起财富的非公平性转移和会计实际上难以做到中立,那么通过影响会计运行的规则即会计准则的制定或会计政策的选择就能够将社会财富转移到自己身上来,其中就会有人受益,有人受损,而且这种财富的转移并不是为了获得有效的利用,它只不过是既得利益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重新分割而已,这一点己为瓦茨和齐默尔曼的会计实证研究所证实。就这一点而言,会计上的非生产性财富转移与寻租的基本思想不谋而合。同时,如果会计没有经济后果,就不会有各社会利益团体的政治参与,也就没有会计及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政治博弈,因而将经济后果作为会计寻租研究的逻辑起点是有充分的事实基础和理论依据的。
二、会计自制:会计寻租产生的直接导因
会计及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为会计寻租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但会计寻租要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还需要有会计管制的出现,而会计管制的出现则是以会计信息市场的失灵而政府介入为前提的,随着会计信息社会影响的日益重大和会计数据开始作为控制的一种重要工具,政府对会计的管制规模有越来越扩大之势,会计寻租也就有越来越严重之势,但并非两者呈正比例演变之规律,还要受到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现代意义上的会计信息揭示管制始于20世纪初的美国,当时会计信息的生产、加工提供是由各企业经营者依据自行确定的会计处理方法来进行的,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当投资者与经营者的目标函数不一致时,就可能对投资者的利益构成损害。铁道业作为最先受到会计信息揭示管制的部门,其会计信息的处理规范是由根据1906年赫本法案授权的州际商业委员会制定的统一会计制度来进行的。由此,政府根据会计经济后果影响范围的逐渐扩大而将其他行业的会计信息提供规则也纳入到自己的管辖范围,以至于最后成立了专门的会计管制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
权力机构对会计信息揭示管制的开始,意味着会计通过资本市场配置资源产生了直接的经济后果,也意味着社会资源配置链条中出现了“公共领域”,于是通过会计手段对“公共领域”中的租金流攫取的寻租活动便会随影而至,会计信息揭示管制就成了会计寻租产生的直接导因。而会计信息揭示管制一旦开始,会计上的寻租和设租活动就会以一种惯性一直进行下去,除非有大的社会制度或社会环境的变迁。一方面,作为受管制者即会计信息生产者的企业,只要其会计数据被广泛用于收费管制、签订债务契约和经理报酬契约、决定工人工资及其他公共用途,他们就会有动机和激励去进行寻租,因为通过会计寻租获得的利益往往要比通过生产性活动获得的利益来得快、来得多;另一方面,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政府管制机构和官员都有一种扩大自身管制范围以获取最大租金分割或最大抽租的内在激励,一旦设租成功,他们就有一种将分租或抽租活动继续维持下去的动力。而且,会计信息揭示管制的方式决定着会计寻租的方式和内容,一般来说,对会计信息揭示的管制主要是通过会计准则的制定来实现的,因而会计准则制定模式便成了会计寻租发生与否、寻租方式、规模大小的重要决定因素。当会计准则是由立法机构直接制定时,会计寻租就表现为直接的政治游说;而当会计准则是由政府部门直接制定时,会计寻租者就会通过直接说服准则制定机构官员、或者发表对准则的所谓“评论”意见、或者通过游说立法部门让其对准则制定机构施加政治压力来寻租;当准则是由立法或政府机构授权的民间部门来制定时,会计寻租更是表现得异常激烈。例如,会计寻租现象表现最为突出的美国,势力强大的企业说客、金融团体、政府部门和国会议员要求改进某会计实务以满足各自特殊利益需要而进行的会计寻租,往往使得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及其前任有时不得不放弃其“产生对投资者和债权人有用的公正的信息”同的会计准则开发计划。
三、会计寻租:租值耗散与适度控制
寻租是对既得利益的重新分割与转移,且寻租过程中要耗费社会经济资源,因而寻租造成了社会经济资源租值的耗散,进而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事实上,寻租理论就始自于寻租理论创始人GordonTullock和AnneKrueger对关税、垄断、偷窃及贸易管制等给社会带来福利损失的研究,后来寻租的基本思想与公共选择理论结合起来,深刻揭示了寻租给社会带
来的福利损害,而致力于寻租损失的量化分析模型的构建与应用则一直是寻租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尽管精确的寻租规模与寻租损失的计算很困难,但还是可以给出一些初步的估计,如AnneKrueger(1974)就对印度1964年的租金进行过估计,达146亿卢比,占当年国民收入的7·3%;阿克尔估计,1968年的土耳其仅进口许可所带来的租金就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5%,而寻租的间接效率损失更是无法计算。
会计寻租由于其参与经济资源配置的间接性与基础性,我们很难直接估算出会计寻租给社会带来的租值耗散或福利损失,但我们还是可以从理论上概括出会计寻租所导致的社会成本的范围。一般来说,会计寻租造成的租值耗散或社会成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直接的会计寻租成本,如给会计管制机构的贿赂、进行政治游说的耗费、对准则进行各种评论的
成本;(2)因会计寻租而发生的准则修改及相应引起的准则培训、更新会计电算化软件、重组会计基础性资料等带来的间接成本;(3)会计寻租引起的效率损失,如因寻租产生的会计准则或会计政策的选择通过会计信息对资源配置发出不当信号引起的资源运用效率损失。与垄断寻租和贸易寻租相比,会计寻租引起的租值耗散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但从直接数额来看也是令人惊讶的,这里以美国著名的“储蓄与贷款会计规则”为例来说明。在美国,储蓄与贷款协会是接受公共管制的行业,其破产将会得到联邦政府的财政补贴。20世纪80年代初,储蓄与贷款协会行业普遍业绩恶化,为避免其对联邦预算赤字影响的进一步加剧,该行业的上级管理机构“联邦国内信贷抵押公司”首先是游说FASB为其出台“管制性会计原则(Reuglatoryaccountingprinciples)”,在该会计规则仍不能挽救其财务状况之败局时,直接向其会员发放股票股利以增加储蓄与贷款协会的规定资本,并说服FASB最终同意了这一会计处理方法,这一做法虽避免了储蓄与贷款协会行业的崩溃,但却便纳税人由此而承担了7500-10000亿美元的未来福利损失门。可见,会计寻租导致的直接社会福利损失是相当大的。
尽管会计寻租会造成社会经济资源租值的耗散,但我们并不能从根本上将会计寻租予以消除。一方面,由于会计信息的公共产品性质导致的会计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使得政府对其适当干预是增进社会福利所必需的,而且为控制会计的经济后果也需要政府对会计信息揭示进行管制;另一方面,会计寻租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还有助于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完善,会计寻租博弈对会计准则达到纳什均衡状态的帕累托最优具有一定效率同。因此,我们只能在一定程度扼制会计寻租活动的发生和蔓延,况且扼制会计寻租是要花成本的。就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会计寻租活动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适度控制会计寻租:(1)教育社会公众,让其明白过度会计寻租对整个社会福利的损害将使每个人都有机会受损;(2)改进准则制定者的选择与监督机制,在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找到合理的均衡点;(3)确立准则制定者的独立性,让作为政府部门或其授权机构的准则制定者与被管制者分离,并延长其任职期限,“长期的工作保障可以使准则制定者从利益集团要求制定他们所偏好的机会主义准则的高压下解脱出来”;(4)对会计寻租行为尤其是非法的会计寻租行为予以揭露,形成一种反对会计寻租的道德或思想环境,由此而形成的意识形态资本将有助于扼制会计寻租现象的进一步滋生与蔓延。
四、结束语:在我日开展会计寻租研究的意义
寻租与制度、体制、产权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而转型实际上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为减少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震荡,我国采取了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方式,其最大的特征是制度的“双轨”运行。从会计的角度看,我国目前乃至将来都将因经济的转型而在较长时期内存在会计寻租现象,其主要促动因素有:
(一)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会计制度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并存,为会计寻租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基础。“双轨”会计规则的存在就意味着其适用对象上存在差异,这对那些混合性质的企业集团或跨行业的企业利用会计规则范围的差异所形成的政策空间进行寻租提供了“先天性”的可能。同时,我国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会计规
范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而逐步放开的经济出现了大量新业务、新情况和新问题未能完全纳入现有会计规则所规范的范围,这更为会计寻租提供了“边际性”空间。
(二)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及其利益的异质化,必然导致社会经济资源的竞争性使用,相比于传统单一的公有产权主体,更有可能使新生的利益主体去游说管制部门,争夺传统经济主体的即得利益,而后者则为保住自身利益更有激励去“护租”(rentprotection),或者二者反过来行事。如我国曾对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及外资企业实行过不同的会计规则,一些企业为获得诸如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法、存货的后进先出法之类的“优惠”会计政策,而试图说服财政部门或其主管部门。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及其利益的非均衡性,还会便会计规则制定的博弈有更多的参与者,这便为会计寻租准备了寻租主体。
(三)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民主化进程明显加快。政治经济生活中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程度与寻租规模大小有很大关系,而我国民主化进程的明显加快,为会计寻租活动准备了积极的、活的因素,这表现为会计规则制定过程中的评论、意见日益增多,社会公众对会计信息质量及其使用效果更加关注等。尽管政治活动要受到“搭便车”现象的困扰,但其财富转移的易得性仍将吸引很多人参与其中。可以预见,随着会计经济后果的“日益严重”,人们关注会计信息质量、关注其运行规则制定过程的“充分性”、公平性的积极性会越来越高,会计寻租活动也将越来越普遍。开展会计寻租研究就应该成为我国会计界较为紧迫的研究课题。
主要参考文献:
1斯蒂芬A泽弗、贝拉G德兰主编,夏冬林等译。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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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同5
7同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