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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资产和相应的智力资本的确认、计量及其效益的评价与分配等,将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在知识经济体系中,智力资本(Intellectualcapital)及与其相对应的智力资产(Intellectualassets)作为人类超常智慧的结晶,是企业创造超常效益的最基本的源泉。它们的确认、计量及其效益的评价与分配等,将在管理会计中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因为,在知识经济中,智力资产与传统的作为管理会计师所熟悉的物质资产(Physicalasset)与财务资产(Financialasset)有所不同,它们作为人类超常智慧的结晶,是生产价值很高的知识产品的基本生产要素。而与智力资产相对应的智力资本,则是智力资产创造者所拥有的知识产权。这两个范畴所反映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会计上表现为“借方”与“贷方”的关系。在这里必须着重指出,为了正确反映智力资产在知识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必须把它同通常所说的无形资产区别开来。如前所述,智力资产是指具有非凡的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而无形资产则是他们的超常智慧已经物化了的部分,在现有文献中,对无形资产的相关问题论述较多,而对本文所说的智力资产则极少涉及。因而我认为,对知识经济中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智力资产问题,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并通过周密的确认、计量与评价程序,将它们的价值同现有其他资产一样,以“智力资产”项目列记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同时以相同的金额列于资产负债表中的“资本”项下,并同对企业投入现金或其他资产而形成的“资本”一样,参与收益的分配,以实现价值的创造与分配的统一。这样做,也体现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精神。至于已入帐的智力资产的金额,则应视其寿命周期内不同阶段的增值或减值情况,相应地进行调整或逐次摊销。由于这是知识经济条件下管理会计内容上的一个新发展,目前的认识还是初步的。因而必须把它当作一个新的专门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地进行开拓性的研究。
投资方案效益的评价要从财务效益向全方位效益转变。现行管理会计对投资方案的效益评价,主要考虑财务效益,而且把重点放在寻求直接材料和直接人工的节约上。这种做法是导源于劳动密集型或低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条件,从知识经济的要求来看,无异于舍本逐末。知识经济既是以知识为核心生产要素的经济,自应以智力投资作为基本的投资取向。与此相适应,投资方案的效益评价,就应站在时代的高度,面向国际大市场体系,从整体观和长期观来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尽可能超前地在人才开发、科技开发和产品开发等方面投入足够资金,力争在这些领域超前地取得创造性成果。因为在知识经济体系中,人才的知识优势和创新精神,是企业的生命。依靠深厚的人才、科技积累,谁能最先推出具有独创性的产品(因为它享有专利权),谁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占领世界市场,从而为企业全面、长期地提高其竞争、发展能力奠定牢固的基础。由此而取得投资效益,是属于高屋建瓴式的全方位效益,它是传统的、狭隘的财务效益根本无法比拟的。因此在知识经济体系中,投资方案的评价与选优,应以方案可能产生的全方位效益作为基本的出发点。
具体地说,在知识经济体系中,投资于先进的技术设备,提高生产经营的电脑化、自动化水平,可能产生的全方位效益可进一步区分为直接效益(如直接人工成本的减少、能源成本的节约、废料的减少、生产经营各个环节存货的减少等)、间接效益(如减少占地面积、保障劳动安全、改善生产条件等)和无形效益(如改进产品质量、提高生产的弹性、提高顾客的满意程度、改善企业的社会形象和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等)三大类。利用这三大类指标对先进技术设备的投资决策进行效益评价,如何量化它们,据以得出较具体的数据,是传统上人们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
但对以上三类指标进行较具体的分析,可以看到,有些指标易于进行量化,并可直接采用货币计量的方式;有些指标只可从它的某一个侧面进行量化,据以得出的数据具有较大的不完全性;有些指标则难以用具体的数据来较确切地反映其可提供的效益。以下举例说明。
一般地说,上述第一类反映直接效益的指标易于进行量化,且可用货币计量其效益的大小。如存货减少,一方面可以减少存货的仓储费用,并且可以相应减少在存货上占用资金所需支付的代价(利息费用)。
上述第二类反映间接效益的指标,有的可以量化,有的只可从它的某一侧面进行量化。例如占地面积的减少,可以用由此而少支付的租金反映其效益,在经济发达地区房地产租金极为昂贵的情况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但从保障生产安全、避免工伤事故这一因素看,其效益可以部分地用减少保险费的支付来反映。但人的生命是无价的,由此而避免了人员的死亡,其效益就无法用货币来计量了。再如,改善生产条件,使劳动者的健康不致受到伤害,虽可用减少医疗费用的支出来反映,但劳动者在比较舒适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由此而导致劳动热情、工作效率和敬业、乐业精神的提高,其可能产生的效益就难于进行量化了。
上述第三类反映无形效益的指标,虽有些包含了可部分量化的因素,但它们的基本方面都是难于量化的。例如,产品质量的提高虽可通过废、次品和修复、赔偿成本的减少而显示其效益,但在大的方面,由于产品质量超群而提高市场占有率、顾客满意程度和改善企业形象等而可能增加的效益,就难于进行量化了。又如,顾客的满意程度,虽可通过顾客的投诉、订货撤消和销货退回等而部分地表现其负效益,但由此而形成的对企业的不信任感,从全局上有损于企业的声誉和形象,其可能产生的负效益就难于量化了。
由此可以看到,先进技术设备投资决策的效益评价,对有关指标的量化问题不能作绝对化理解,量化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为决策者正确地决策提供相关的参考数据。数量信息只是信息的一种形式,但并不是唯一的形式。对于难于量化的指标,只要将有关情况较完备地进行收集、分类、整理,并据以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洞悉其中所隐含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趋势和基本规律,亦足以为决策者正确地决策提供重要依据。至于那些可以量化的指标,如果脱离活的情况而只提供死的数据,其作用也是极为有限的。因此在效益的评价中,必须特别强调数量因素与质量因素并重,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并重,数量计算与综合判断相结合。显然,面临的问题越复杂,涉及的可变性因素越多,决策者的综合判断就越重要。而综合判断的成效如何,则主要取决于决策者的素质、经验和水平。由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涉及的越是属于高层次、具有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的决策,越有赖于决策者根据相关材料(包括量化的和非量化的相关材料)进行高屋建瓴式的综合判断,才能得出既具客观现实性又具科学前瞻性的结论。由此而形成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方案付诸实施,才有可能取得较好的实践效果,否则将事与愿违,甚至导致巨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