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历文书会计账的实质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敦煌历文书会计账的实质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摘要：本文报告对敦煌会计文书中占重要地位的“历”文书的研究结果。通过分析保留原始标题的“历”文书，我们进一步了解“历”文书的格式特点，对“历”之含义及会计史意义提出见解。敦煌文献中的“历”文书是一种用列示方式做成的业务记录，承继了汉代简牍“历书”的序时特点，并充分利用纸张的幅面优势，在发展账簿记录格式方面获得了长足进步。这是古代中国会计账簿名称由“簿”、“籍”向“账”及“账簿”转换的居间阶段，属于唐宋时期会计系统中典型的账簿记录，同时也是其他一系列会计报告、审查及管理行为的资料基础。关于“历”为唐宋时期具体会计账簿标准名称的观点属于中古时期中国会计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发现。

关键词：敦煌文献；“历”文书；账簿格式；唐宋时期

敦煌文书是研究中古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稀世瑰宝，具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i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历”文书，较为系统地反映了唐宋时期我国会计记录方式及观念的历史演进。然而，自20世纪初发现以来，因为文献流散等多方面原因，相关研究一直未能得到充分重视，对有关“历”文书的各种重要问题如文书性质、意义、分类、定名等甚少较为深刻的探究。“历”作为一种文书类型，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中占据重要位置。仅纳入《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以下简称《释录》）的“历”文书即达260件，占《释录》中34类1391件文书的18.69%。那么，“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书，与籍、账、牒、簿、稿、状、契、凭等其他各类文书有何区别及联系？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中，“历”文书处于何种地位？其实质是什么？有何重要的历史意义？相对于其他会计文书，学界对“历”文书的研究着力稍多，但依然存在诸多不足及缺憾。唐耕耦先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注意到了“历”文书的会计史价值，除编辑《释录》时在“历”文书的分类、整理及定名等方面下大功夫外，并在《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一书中对“历”文书的性质、特点及分类等进行了研究，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然而，唐先生的研究仅能依据微缩胶卷展开，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文书细节的观察；而缺少会计学背景，使其研究在文书定名、分类及部分文书会计价值的把握方面存在一些缺憾。后来的研究者虽然有从多个方面对“历”文书进行考察，2但在关于“历”文书的性质判断、定名及类别划分等方面，基本都沿用了唐先生的既有成果。本文以《释录》所收文书为基础，参阅其他新刊布资料，依照国际敦煌项目（IDP）提供的高清图片深入研判原始文书，析解典型“历”文书的格式特点及会计学意义，辨别一些概念性词汇的异同，以期从本源上还原唐宋时期会计的一些基础事实。

一、“历”文书基本分析

（一）带有原始标题的“历”文书纳入《释录》的“历”文书凡260件，分别归入“纳赠历”、“便物历”、“什物历”、“诸色入历”、“诸色破用历”，以及“敦煌会计历等财政文书”、“施入疏”、“诸色入破历计会”等多个类别。藏经洞所出敦煌文书，因为残破或剪贴粘贴等原因，大部分是没有原始标题的。3如此必然导致一些文书分类定名及含义考察上的困难。本文先就《释录》所载，析出原文书中带有原始标题的“历”文书，考察其名称、类别及格式特点，然后择其典型进行剖析研究。上表经反复核对，仅包含原文书中标题明显且直接标示为“历”的文书。另需说明的是，伯3231号（11），《释录》目录中写为“癸酉年至丙子年（公元974——976年）平康乡官斋籍七件”，共包含7件文书，第1件前缺，第2、3件写为“官斋籍”，第4、6、7件写“官斋历”，第5件只写“官斋”。因此，准确地说，带有原始名称的“历”文书共有32号34件。

（二）关于“历”文书的初步认知1.从上表分析可知，《释录》所载260件4“历”文书，带原始标题者34件，占13.08%。其名称包括：纳赠历、贷粟历、便面历、褐历、借贷油面物历、便粟历、授百姓部田春苗历、突田历、地子历、破用斛斗布等历、出酥油面米麻毛等历、破油面历、使白面历、使用油历、常住破历、沿寺破历、官斋历、付麵历、诸色入历、纳设历、付酒历、次第历。广泛地涉及纳赠、贷便、授田、纳税、破用、付出、收入、设斋、纳供、以及受戒时登坛的次第排列等公（官府）私（寺院、民间会社）业务。由此可见，在当时，“历”是一种适用范围极为广泛的文书类型。2.从表中所列各种“历”文书的名称可以看出，敦煌“历”文书已有明确的定名，采用根据业务特性分别命名的方式，在名称上尽量反映所记业务的基本要件，包括时间、所涉人员、事由、业务性质、项目、文书性质等。如：乙酉年正月廿九日孔来儿身故纳赠历（时间）（所涉人员）（事由）（业务性质）（文书性质）辛亥年十二月七日后某寺直岁法胜所破油面历（时间）（所涉人员）（业务性质）（项目）（文书性质）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定名方式一直沿用至后世，直至二十世纪上半期，民间中式账簿依然普遍采用此种定名方式，如下文中“光绪三拾四年新正月吉立广泰昌银钱流水老账”封面图片（图9）所示。3.“历”文书的定名，因为各种业务各自的特点，以及可能因为记账人本身的原因，在一些特殊业务的处理中，尚会发生犹疑不定的情况，表明对于文书的命名，尚处探索之中。这一点，伯3232号（11）中7件官斋籍（历）文书的名称变化可以作为明显的例证。对于“历”与“籍”的区分，该文书的记录人并不具有十分确定的把握，因此才有第2、3件写为“官斋籍”，后面第4、6、7件写“官斋历”，而第5件只写“官斋”的情况出现。一字之差，恰能反映其间的犹疑。

二、“历”的文字意义及会计解释

理解“历”文书的真实意义，首先需要了解“历”之含义。对于“历”，姜伯勤称之为“帐目”ii；王永兴认为：“历是一种重要的文书形式，历不仅存在于财物文书之中，如唐代勾官印署、行朱讫，必书于历，这种历与财物无关，但从出土文书看，财物历更为普遍。”iii陈敏则认为：“‘历’与数目、簿册均有关系，所以敦煌文书中也常用‘历’作为凭证账簿的名称。从文书中‘历’、‘历状’的内容来看，‘历’多指凭证，也包括一部分账簿”，并引S.6452号（7）《壬午年（公元892年）三月六日净土寺库内便粟历》和P.3234号背（5）《壬寅年（公元942年）正月一日以后净土寺直岁沙弥愿通手上诸色入历》说明其分别“类似于现在的出库单”及“相当于现在的收入汇总凭证”的类别确定。而另外一件S.5937号《庚子年(940)十二月廿二日都师愿通沿常住破历》则被认为“相当于现在的支出明细账，也可以视作汇总记账凭证。”iv关于“历”字，《辞源》列明其四种意义：1.推算日月星辰之运行以定岁时节气的方法。《大戴礼?曾子天圆》：“圣人慎守日月之数，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时之顺逆，谓之历。”2.年代，寿命。3.数。《管子?海王》：“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4.日记本。宋苏轼《东坡志林三?修身历》：“子宜置一卷历，昼日之所为，莫夜必记之。”《说文》则曰：历（歴），过也。“历”之初始意义，与古人以日月之数、星辰之行来序四时相关联。凡天体之运行，时间之更替，皆有其固有之次序，谓之“历”。以自然之序一一列示，乃为“历”。故有“历历在目”之说，意思是条陈屡列，清晰分明。

由此观之，“历”之蕴意，颇类似于英文词汇“list”（列示、列举、列表）。至唐宋时期，如《东坡志林》所见，又衍生出“日记”之意——即将所发生事务，依照时间顺序逐日记录。对会计记录而言，也就有了相当于后世日记账（也叫“序时账”、“流水账”）的“历”式记录。作为会计记录的“历”，是一种可能按时间顺序一一列示的记录形式。不过，从上文所析出的34件敦煌“历”文书所记内容来观察,其时人们所称之“历”，既包含有明确序时特征的记录，如伯3578号《癸酉年（公元913年）正月沙州樑户史氾三沿寺诸处使用油历》，也有不含时间因素，而仅仅是分项列示的“历”文书，如伯3423号《丙戌年五月七日乾元寺新登戒僧次第历》、ДX2149号a《戌午年（公元958年）四月廿五日寒食座设付酒历》。进而，从时间的角度来观察，敦煌“历”文书既有反映一段时期（数个月乃至一年）业务的（如：6452号（2）《辛巳年（公元981年）十二月十三日周僧正于常住库借贷油面物历》，自辛巳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壬午年十二月十一日），也有反映某一具体时日业务的（如：伯4635号《某年某月七日社家女人便面历》，伯2842号背《乙酉年正月廿九日孔来儿身故纳赠历》，斯4884号背壬申年（公元972年）正月廿七日褐历等）。5由此可知，敦煌文书中的“历”文书，既有相当于序时流水账的业务记录，也有对一些事物（事务）并不包含时间因子的列示。也即是说，从“历”作为名称的实际含义上看，正在经历“历”的字义由“一一列示”向“日记账”的转换。在下文分析中我们还将进一步看到这一时期记录形式转换的证据。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因为所登记的业务内容和发生的时间各不相同，所以，“历”并不一定具有序时特性，但其作为业务发生时第一时间所做成的业务记录这一特性，却是确定无疑的。在下文有关“历”与“帐”的区别的讨论中，对此将有进一步说明。因何本指历法的“历”字，会被用到会计记录方面来，除了以上字义上的分析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历法与会计“历”文书在形式上的共通之处。以下提供两个实物例证：一是敦煌市博物馆藏汉简《历书》，该《历书》1990年出土于清水沟，27枚简，日各一条，从右到左列出从四日到卅日共27日的历法信息。另一个实例是敦煌文书中的具注历日，王重民、荣孟源等先生曾对其进行整理研究。6观察原始文书可以看到，不论是汉代简牍历书，还是敦煌文书中纸质的具注历日，都具有按照日期逐行顺序记录的特点，与多数会计“历”文书的记录形式相同。这应该正是敦煌会计账簿文书之所以称为“历”之形式渊源。

三、“历”文书例释

为了解“历”文书的格式特点，进一步探究其实质性意义，以下引几份带原始标题的“历”文书进行讨论。1.伯3234号背，《甲辰年（公元944年）二月后沙州净土寺东库惠安惠戒手下便物历》寺院放贷文书。定名明确（甲辰年二月后东库惠安惠戒手下便物历）7、每项业务分记一行，格式规范，记录清晰。作为一件完整的便物历文书，共72行，记录净土寺东库惠安惠戒手下出便粮食情况。录文及格式：1.甲辰年二月后东库惠安、惠戒手下便物历2.李幸端便豆壹硕，至秋壹硕伍斗。（押）3.同日张和子便豆壹硕，至秋壹硕伍斗。（押）梁户张咄子弟住在莲台寺门4.史都料贷豆叁硕。（押）5.何义信便豆壹硕，秋壹硕伍斗。（押）得麦八斗，是何奴子陪6.索延庆便黄麻贰斗，至秋叁斗。（押）住在僧愿真巷7.安员进便豆壹硕陆斗，至秋两石肆斗。（押）住在寺前大街西8.冯友祐便豆两石，至秋叁硕。（押）共宋游弈同巷9.陈黑子便黄麻捌斗，至秋壹硕贰斗。（押）（中间略）69.彭憨子便麦壹硕，至秋壹硕伍斗。（押）70.吴德信便麦两硕，至秋叁硕。（押）范宋章曲住71.押衙宋略明便麦肆硕伍斗，至秋陆硕柒斗伍升。72.王幸丰便麻壹硕伍斗，至秋两石二斗五升。得一石八斗。（后空）本文书以“甲辰年二月后东库惠安惠戒手下便物历”为题，时间、地点、经办人、业务性质诸因素明晰可辨。业务发生的时间，标题中写“二月后”，究竟后至何日，无法判明。记录中两处写有“同日”，表明在登记便物账时也注意到了时间因素。但对于便物（粮）而言，时间因素并非至关重要，因为这种业务通常都是在每年二、三月份青黄不接时集中办理，其记账的重点在于保证借贷人认可（画押），记录真实准确的借出数量及秋天还贷数量。为了便于联系，使还贷有保障，部分项目后还用小字注明了其他相关信息，如住址、人物关系等。

本文书有如下特点：（1）明确的标准化名称；（2）记录正文以借贷人姓名为主，顶头书写，人各一行；（3）采用格式化的记录形式，如：姓名业务性质品名借出数量还贷时间还贷数量签押附注（或有）例：安员进便豆壹硕陆斗至秋两石四斗（押）住在寺前大街西（4）每笔业务下皆有签押，确证借贷及归还数量；（“押字为凭”8）（5）绝大多数人名项旁画有表示账目结清的符号。2.斯5822号，《杨庆界寅年地子历》官方记录。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记录民众交纳田亩税（地子）的情况。由杨庆界收集曹兴国等应缴地子后，统一纳付入库，故名之曰“杨庆界寅年地子历”。文书存7行，后缺。录文及格式：1杨庆界寅年地子历2青麦肆驮半玖斗，小麦肆拾驮贰斗，粟柒驮伍斗3糜两驮，豆肆驮半伍斗，计伍拾玖驮壹斗4曹兴国小贰斗徐遊巌粟贰斗田福子小半驮贰斗杜邕5小陆斗，豆壹斗，赵騷騒小陆斗王光俊小半驮伍斗，青伍斗粟五斗粟半驮伍斗6董元忠青贰斗，小半驮贰斗王孝义小伍斗，豆壹斗7吴琼小半驮，豆伍斗曹进玉□□（后缺）文书内容可总体上分为标题、总纳数、分户缴纳数三部分，从记录格式上注意了三部分内容的区分：（1）标题用较大字体顶头书写；（2）总纳数部分分两行书写，起首字低于标题一字位置，先分写青麦、小麦、粟、糜、豆各数，再结出合计数；（3）分户缴纳数部分，按人名、应缴各项细数逐一书写，人名字体较大，应纳谷物名称及数量字体略小。应纳项目较多时则分两行书写。虽然文书依然采用满行书写方式，但通过位置和字体大小的调节，做到了记录清晰整齐。作为官府文书，其字迹较一般寺院或私人文书工整。

3.斯2472号背，《辛巳年营指挥葬巷社纳赠历》此件文书为民间社邑组织（巷社）于辛巳年办理指挥丧葬事宜时，成员纳赠助葬物品的帐目。文书存39行，第2行为标题，第1和第3至34行记龙录事及李社官等33人纳赠数，第35行记见付主人丧葬剩余物资（油、饼、粟、柴）数目，第36至38行为重订社条。39行字迹不清。录文及格式：1龙录事粟并油柴2辛未年十月廿八日荣指挥葬巷社纳赠历3李社官并4龙社长粟并油柴紫绵绫帛绵绫帛练一丈九尺5氾宅官6氾愿昌粟并油□绯绵绫丈五一接两故7氾团头粟并油柴生绢半疋8氾富通粟并油柴孔什德绢招9孔幸子粟并油柴故烂半幅碧绢生绢内三接计丈五（中间略）33张佛奴粟并油柴碧绢一疋彭丑奴二人招34高员佑粟并油柴帛练紫绵绫内两接一丈六尺35见付主人油三十一合饼五百四十枚又二十粟两石柴三十一束36辛巳年十一月一日，因为送指挥，众社商量，自后三官则破油一般，37虞侯破粟壹斗，其赠粟则分付凶家，饼更加十枚，斋麦两硕，黄麻八斗38每有纳赠之时，须得全纳，一般不得欠少，自后长定39□……本文书是标准的纳赠历，除个别地方文字脱落外，基本完好。文书标题完整明晰，每项记录皆采用统一形式如下：姓名（或职位）所纳规定物品所纳绢帛名称及数量例：龙社长粟并油柴紫绵绫帛绵绫帛练一丈九尺其中姓名字体较所记内容字体为大。这种差别是会计记录格式化并突出所要强调内容的常用方法。所有成员皆按统一标准交纳“粟并（饼）油柴”，故这四项物品不写数量，其余绢帛之类各人交纳品种及数量各不相同，一一详列细数。

本文书交纳绢帛名数处皆有表示账目已经核对结清的符号。文书第35行记“见付主人油三十一合饼五百四十枚又二十粟两石柴三十一束”，表明所纳物品除用于丧葬开支外，剩余油、饼、粟、柴交付主人。本文书较特别的是第36至38行有关修订社条的记录，一方面表明社条由众社员一同制定和修订，另一方面，社条的修订记录在纳赠历上，表明纳赠历作为会社办理丧葬事宜的记录资料，是要由会社统一保留的。本件纳赠历立账日期为“辛未年十月廿八日”，会社成员商量修订社条在“辛巳年十一月一日”，表明一件纳赠历的记录期间，通常是从开喪到送葬结束数天之内。参考其他纳赠历文书的题名，可知纳赠历作为丧葬仪式上收纳会社成员纳赠助葬物品的帐目，是按死者名讳（如：乙酉年正月廿九日孔来儿身故纳赠历、丙子年四月十七日祝定德阿婆身故纳赠历）或凶家姓氏（如：辛未年三月八日沈家纳赠历）设账。此件纳赠历可视为纳赠历文书之典型，具有如下特点：（1）有明确的定名，表明了时间（辛巳年）、事由（营指挥葬）、文书归属（巷社）、性质（纳赠历）；（2）人各一行，姓名、品名、数量记录清晰，且以字体大小变化来区分不同内容；（3）标注有核对账目的符号；（4）文书中记录“见付主人”物品数，兼具结账之功能；修订社条也在同一件文书上刊明，凸显了文书功能上的综合性。4.伯3578号，《癸酉年（公元913年）正月沙州樑户史氾三沿寺诸处使用油历》这是一件私人文书，记录沙州樑户（油坊主）史氾三沿寺院各处使用（供）油的情况。文书采用满行序时记录方式，详列供油时间、用途、数量、经手人等信息。其最大特点在于虽然采用满行记录形式，但却保持了严格的序时特点。以下是其所记时间摘录：癸酉年正月十一日樑户史氾三沿寺诸处使用油历十五日廿二日早上二月八日十九日三月廿四日四月十三日十五日廿日廿六日五月四日六月十二日七月十二日廿七日八月五日九月五日十六日十月一日记录中写明了业务发生的月份和日期，当一月内有一笔以上发生时第一笔后业务只写日期不写月份的形式，与近现代中式会计的日期标记方式完全一致。也说明此件文书属于比较严格的序时记录，具有流水（序时）账性质。此种特性在敦煌文书中较为多见。如伯2642号《年代不明（公元十世纪）诸色斛斗破用历》，虽前面部分缺失，但从十月一日至十二月四日的日期标注非常详细。

5.斯6829号背，《丙戌年（公元806年）正月十一日已后缘修造破用斛斗布等历》这是一件寺院修造工程成本费用账，文书记录丙戌年正月十一日至八月十四日寺院修造工程中发生的各项支出。文书共33行，采用分行记录形式，格式规整，记录清晰。录文及格式：1丙戌年正月十一日已后缘修造破用斛斗布等历2十九日买张奉进木，付麦肆硕3廿二日买康家木价，付布肆疋，计壹佰柒拾陆尺，折麦壹拾硕，又付粟叁硕4二月十一日付翟朝木价布壹疋肆拾伍尺。却入5三月十四日出麦捌斗，雇索鸾子等解木手工城西6四月二日出麦柒斗，付曹雲恩解木七日价7同日出麦贰斗，付索家儿充解木两日价。又一日价，麦壹斗8九日出麦柒斗，付索鸾子充解木五日价9廿一日出粟柒斗，付彭庭贤雇车载城西木（中间略）26八月二日出布陆拾尺，与道恽修佛座赏物27同日出布陆拾柒尺，付灵图、金光佛充杜邕木价28同日出白面叁斗，付质英将窟（旁注小字：别历收）取赤土食29同日出白面壹（旁注小字：别历收）硕柒斗，供赤白人，从六月廿三日至七月30十四日并修佛座人等食，布肆尺，造泥巾31又出白面贰斗（旁注小字：别历收），入赤白处，油半胜，赤白处用32以前都计，出麦粟五十二石二斗一升，（小字：内一十七石八斗一升麦，卅四石四斗粟）油九升33布三百卅九尺。又布一丈一尺出卖，（小字：卅四石四斗粟，每尺五升）无念其特点：（1）题名准确，全面地标示出了业务所涉及的时间、事由及项目内容；（2）严格序时、分行登记；（3）在逐日逐项登记的基础上，最终结出了合计（都计）数；（4）六项支出旁小字注“别历收”，表明已经注意到不同账历间的牵制关系。

四、“历”文书的性质及格式特点

上文选寺院、官府、社邑、私人、成本文书各1件做了初步考察，以下以之为基础进一步分析“历”文书的性质及格式特点。

（一）“历”文书的性质综合以上各方面资料，本文认为：1.“历”是唐宋时期广泛应用于敦煌寺院、官府、民间会社及私人的一种文书形式，是以一定格式列示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中所涉及人、事及经济活动内容的记录方式。2.“历”文书所涉及内容，以经济活动为主，兼及个别非经济性活动（如伯3423号《丙戌年五月七日乾元寺新登戒僧次第历》，只是登坛受戒的排列次序）。因此，不能绝对地称“历”文书为会计文书，但大多数“历”文书却属典型的会计文书无疑。3.“历”作为文书名称，广泛应用于纳赠、贷便、授田、纳税、破用、付出、收入、设斋、纳供等业务，属于当时公私账簿最广泛使用的名称，一定意义上，“历”即相当于后世的“账簿”。不过，正如下文将会讨论到的，在唐宋时期“帐”、“簿”二字另有所指，而真正意义上的会计账册作为业务发生时的原始记录，仅称为“历”。4.部分“历”文书具有明显的“序时”特征，其功能相当于后世的流水账（也称日记账、序时账），可视为流水账的先驱。但并非所有“历”文书皆严格序时；是否具备序时特点，关键在于业务的性质及业务发生的时间特性。5.部分“历”文书包含经办人签名（或签押），具有一定的凭据性作用，同时兼具账簿记录和原始凭证等多重功能，反映了当时人们因实际业务需要而灵活设账和使用记录材料的特点。但总体来看，会计“历”文书更偏重于“历”列示业务记录的性质，属于账簿而非会计凭证9。至于在账簿上杂记其他内容，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民间会计常见的习惯，直至民国时期的会计账簿中依然十分多见。106.从记录形式上来看，“历”文书的记录包括逐行逐项登记（人各一行或日各一行）和连续满行登记两种形式，逐行逐项记录清晰易辨，连续记录则不易分清各笔业务。对比多件文书的记录内容，初步认为，之所以依然采用满行连续记录的形式，主要目的应该是为了节省纸张。11

（二）“历”文书的格式特点敦煌“历”文书是目前所见，自纸张代替简牍记录之后最早的会计记录实物证据，处于简牍记录向订本式纸质记录演进的中间环间。因此，其中所包含的文书格式方面的许多发展变化及特点，具有重要的会计史意义。为了更好地把握“历”文书的实际意义，特概括“历”文书的格式特点如下：

1.明确的定名当在现实生活中，纸张逐渐取代简牍作为记录的主要介质，文书的定名也逐渐得到重视并日益规范。考察“历”文书实例可见，但凡完整的文书（包括起首完整而后部残缺的文书），通常皆会在起首第一行写明文书的名称，且多独立成行。与近现代中式账簿的定名相类似，该名称通常包括立账时间、记账人身份姓名、与所记业务的关系、所涉项目内容、文书类别等，如“庚子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都师愿通沿常住破历”、“辛巳年十一月十三日周僧正于常住库借贷油面物历”、“壬寅年正月一日已后直岁沙弥愿通手上诸色入历”等，已经形成相对标准化的名称标示，与近现代中式账簿的封面信息（账簿名称）十分相近。所不同的是，敦煌“历”文书中将账簿名称写在起首第一行，后世账簿则因采用订本账形式，封面单独成页，所以采用立账时间居中，账簿名称（往往包含内容及业务类别信息）写于左首靠上，账簿所属机构名称写于右下角。与近现代中式账簿通常在账簿封面正中写“XX年X月X日吉立”相类似，敦煌“历”文书标题起首的时间标示，通常也只是写起始（开始记账）日期（相当于立账日），部分则在日期后加“已后”二字，所记内容可能跨年，但目前所见，大都不超过一年，这也符合当时业务量相对较小，以及本册式账簿出现以前单幅纸张记录的要求。

2.根据业务性质及所记内容灵活确定记录形式及要素前面分析中可见，敦煌寺院、官府、会社及私人业务，广泛地涉及纳赠、贷便、授田、纳税、破用、付出、收入、设斋、纳供等诸多方面，为了反映清楚各类具体业务，人们依据各类业务的特点及信息需求，在账历的格式设计方面动了许多脑筋，形成了一定之规。表现在实务中，则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各类“历”文书各不相同的具体格式。以下概括列出几种主要文书的格式特点：①纳赠历——人各一行，人名顶头书写；人名字体大于所记业务内容；所纳项目列示中，定额缴纳项（饼粟、粟饼柴油、面柴饼粟麻等）列前，自主缴纳项（布帛）列后。②便物历——顶头书写，人各一行；内容以“便某某若干，至秋若干”方式记录；借方画押。③入历——序时特点。收入物品品名数量列前，来源居后。④破历——因人因事，择适而设。根据具体业务特点采用序时、签押等多种不同技术形式。3.通过字体大小的变化和位置安排收明晰、醒目之效；4.根据业务内容及节省纸张的需求灵活地选择满行或分行记录形式。分行记录的使用是会计记录格式化、标准化的重要标志。有些文书依然采用满行记录方式，但也有一些文书采用了分行记录方式。尤其斯6829号背《丙戌年（公元806年）正月十一日已后缘修造破用斛斗布等历》，不但格式规整、记录整齐，而且采用严格的序时方式。

五、“历”与“籍”、“账”之区别及联系

了解中国会计账簿名称之演变，是清楚地理解“历”之含义及“历”文书会计史意义的重要基础。当今会计中所谓“账簿”，历史上曾有过多种不同的名称，其间转换颇为复杂。商周时期称之为“册”、“籍”,春秋至秦代则称为“籍”或“籍书”,汉代则名之曰“籍”、“簿”及“簿书”等。“籍”，从竹,出现于“簿”之前,字形如多篇竹简卷束成捆，叠置搁放之状。西汉时“籍”与“簿”既密切相关，又有一定区别：凡文献典册称为“籍”,如其中与财政经济相关、具有统计性质的户籍、名籍等；凡与会计方面相关的记录，则称为“簿”或“簿书”。此后直至唐宋，关于“籍”，基本沿用了这个用法，如户籍、名籍，皆属具有统计意义的名录。13敦煌文书中有多件名为“籍”的文书，如：ДX1382号《河西都僧统应管一十六寺僧尼籍》14，斯0113号《西凉建初十二年（公元416年）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籍》等。在敦煌文书中，“帐”15字也已经有较为广泛的使用，如“写帐日”、“写帐人”、“帐讫”等。郭道扬教授考证发现，“帐”最早用以表示帷幕或床帐，其用于代指会计账目，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2年——589年）。v当时，皇帝与达官显贵热衷于巡游,每次巡游都要在沿线每隔一定距离置一筛帐作为休息享受之用。筛帐内往往陈设各种贵重精良的用品用具。为了保管好这些财物,要为每一筛帐委派专人进行记录。凡登记筛帐之内的财物,便简称之为“记帐”,而把作成的书面记录称之为“帐”。这样，幕帐、床帐之“帐”便约定俗成被人们引申为与会计相关的“籍帐”、“计帐”乃至“簿帐”。至唐代，一直沿用计帐之法。16而相应地，“帐”字也作为会计账目的代称，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经济生活，并在敦煌文书中多有出现，比如斯4782号《寅年乾元寺堂斋修造两司都师文谦诸色斛斗入破历筭会牒残卷》中，即有“写帐日”（白面叁斗，油半升，粟肆斗，以上充神宝幢写帐日食用），伯3234背（9）《癸卯年正月一日已后净土寺直岁沙弥广进面破》第3行有“面五斗五升祘会愿通中间六日及写帐人食用”；伯3841号背《唐开元廿三年？（公元735年？）沙州会计历》第119行（《释录》卷一第424页）有“其年秋季帐讫”，第123行（《释录》卷一第425页）有“开廿年春季帐讫”；伯3348号背《唐天宝四载（公元745年）河西豆卢军和糴会计牒》第5行（《释录》卷一第426页）有“载夏季载支粮帐讫”等。

极为重要的是，本文研究发现，在敦煌文书中，“帐”字只用来指称一般性帐目，而未．．．．．．．．．．．．．．．．．用于具体帐簿的定名．．．．．．．．．。《释录》中收录的定名为“帐”的文书，仅见“西魏大统十三年瓜州效谷郡计帐”（卷一）、“力皓等户帐”（卷二）、“堂舍房基帐”（卷三）等区区数件，皆属分类整理或研究者定名，而非原始名称！敦煌文书中所见会计账册，原始标题中皆用“历”定名，而未见有用“帐”者。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庆元条法事类》所包含的南宋初年（公元1127年）至庆元年间（1195-1200年）的法令（敕、令、格、式和随敕申明）中，用到“帐”字时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一般帐目（如前帐、今帐），另一种则是作为上呈的帐目报告（如“帐状”、“季帐”等）。“历”则依然用于指称具体帐簿，并有“交历”（交接记录）、“门历”（出入库记录）、“帐历”、“簿历”等多种说法，表明对“历”文书的类型区分更趋细致。其卷三六《库务门》中，更有《州县场务收支历》，是对场务会计帐记录及结帐形式的规定。表明在南宋时期，依然以“历”作为具体帐簿的名称，并有关于“历”保管不当的罚则。17其中言明“遇有收支即时注历，每日转计都数，监官书押。在州者旬赴知州以次签书旧历，限十日缴申州勘磨”。可见直至南宋，“历”依然作为具体会计帐簿的名称与作为会计（帐目）报告的“帐”相区别。同时也说明，“历”用作帐簿名称，并非限于敦煌一定的地区性习惯，而是全国皆然。关于“历”与会计报告的具体关系，吐鲁番文书中的《唐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礌石馆具迎封大夫马食?歷上长行坊状》18是极好的例证，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述。

六、结语

鉴于自魏晋以降，因为纸张取代简牍成为主要的记录载体，导致自此以后直至明末之前有关会计历史的第一手原始资料极少留存，敦煌文书对于中古时期中国会计史的研究，实则具有重要的填补空白的根本性意义。“历”文书则是打开这个宝库的锁钥。它下以凭、契、疏、抄录等各种原始凭据为支撑，上与祘会牒（稿）等综合性报告相勾连，在秦汉简牍会计向后世以订本式账簿为核心的纸质会计记录系统的演进中，充当了至为重要的中间环节，内涵地揭示了中式会计思想及方法演进的许多重要史实。“历”文书作为唐宋时期会计账簿记录的代表性形式，在会计记录格式化及记录形式的发展进步方面，具有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本文研究发现唐宋时期的敦煌会计中以“历”作为具体会计账簿的标准称谓，并通过进一步查考相关史籍，确证了这一判断，并初步得出这一现象并非局限于敦煌一地，而是全国皆然。这是以前有关唐宋会计史的研究中从来未曾有人注意到的重要发现。与敦煌“历”文书的研究相关，有两个重要问题，本文未暇展开：一是“历”文书与凭证、报告及其他文书的关系，其间的区别、联系及配合；另一个则是敦煌会计文书所代表的会计事实与唐宋时期一般内地会计的关联性及代表性问题。对此需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展开。

参考文献：

i唐耕耦，敦煌寺院会计文书，北京图书馆馆刊，1996年第1期。

ii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

iii王永兴，《敦煌社会经济文书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

iv陈敏，《唐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会计制度研究》，湖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

v郭道扬，“帐（账）的应用考析”，《会计研究》1998年第11期。

作者：宋小明1 陈立齐2 单位：1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2美国芝加哥伊利诺大学、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