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会计差异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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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2008－2013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运用logit回归研究了总的税会差异(BTD)、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与不同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EM)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随着负的总税会差异(BTD－)与负的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的扩大，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EM)也随之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伴随企业所得税会计准则的执行，中国税收－会计差异逐渐呈分离之势。且从会计信息需求者的角度而言，税收－会计差异是识别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一个更为可靠的指标。本文研究为税务部门更加有效地甄别与管理企业规避税收的行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支持。
1引言
长期以来，税收与会计两大系统之间关系密切，由于会计准则和税法在目标、对象与经济关系等方面相互矛盾，导致了两者天然的差异。近几年，中国新企业会计准则持续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且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企业所得税法的改革，致使税会差异逐渐呈扩大之势(刘行、叶康涛，2012)［1］，这种税会分离的模式将会带给企业大量粉饰报表的契机，即同时达到多报利润，少报甚至使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额度不变的目标(De-sai，2005;龙月娥、叶康涛，2013;Frank等，2009)［2－4］。目前，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研究表明，税收－会计差异与公司的盈余管理、税务筹划行为有很强的联系。这些文献的基本思想均为，由于会计准则与企业所得税法间的先天不一致性，将会导致税务筹划行为，即公司管理层当局会利用该种特性来减少公司的应纳税额。如果操纵了部分应纳税所得额，且不会影响公司的会计利润，那么税收－会计差异的变化额就成为了避税行为的最好证据(Shevlin，2001;Desai＆Dharmapala，2006;Plesko，2004)［5－7］。Wilson(2009)［8］与Frank等(2009)［4］的研究均发现，有确切的证据表明税收－会计差异与确定了避税行为的公司呈正相关关系。事实上，美国学者研究发现(Manzon＆Ples-ko，2002;Mills等，2003)［9，10］，自90年代开始，美国总的税收－会计差异就有扩大之势，然该种扩大之势并不能简单归结于制度的变迁;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试图选取不同角度的指标，以此来发掘、检验税收－会计差异与盈余行为之间的关系，诸如Atwood等(2010)［11］、Guenther(2011)［12］、Blaylock等(2012)［13］以及其他的研究者，遵循Hanlon(2005)［14］提出的研究方法，进一步验证暂时性差异与会计利润持续性之间的关系。Weber(2010)［15］、Chi等(2014)［16］以及其他的学者，依照Lev和Nissim(2004)［17］提出的研究方法，探索计税基础和未来盈余变动情况下的市场反应。这两方面的研究已成为税收－会计差异与盈余管理关系最主要的两个研究方向。此外，一系列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报表数据也从各方面佐证了中国上市公司同样存在着相似的问题。随着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改变了原有准则制定的理论基础，由“收入费用观”转为“资产负债观”。这样的转变，一方面有利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报表在国际层面的会计信息等效性，另一方面与此同时中国上市公司的管理者也拥有了更多较为灵活的会计政策选择空间，比如新准则就允许会计从业人员可就某个会计周期内收入、费用的确定，因自我职业判断不同而有所差别。然而，当企业的管理层有较强的动机来粉饰企业的财务报表，通过利润操纵扭曲公司实际经营状况时，他们就可利用会计准则与税法前述的特性来进行盈余管理，从而就产生了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即非正常的税会差异(ABTD)的盈余管理行为，从而加大了进行具有投机倾向行为的可能性。
比如，Haw等(2005)［18］和Chen与Yuan(2004)［19］采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验证，发现企业管理层往往通过向上盈余管理的手段以获得股票增发的权利。有一些研究将上述现象产生的缘由，归结于中国的资本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与控制，特别是中国证监会(CSRC)没有尽到其应有的监督与审查的责任，以及缺少独立审计和相关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法律法规(Lin＆Chan，2000)［20］;还有学者认为这是外部审计的问题，从而研究税收－会计差异中所蕴含的会计信息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钱春杰、周中胜，2007;谭青、鲍树琛，2015)［21，22］。目前，中国有一部分学者基于税收－会计差异视角，主要对税收政策选择行为等内容进行研究。比如，刘行和叶康涛(2013)［23］研究了企业避税活动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的避税程度与非效率投资额显著正相关，并且这种正相关关系主要表现为由避税引发了过度投资。谢香兵(2015)［24］研究结果指出会计－税收差异、暂时性会计－税收差异与公司未来盈余增长显著相关。王亮亮(2016)［25］检验了金融危机对公司避税的影响，以及研究了融资约束程度、外部金融市场环境等对二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在先前的研究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从中国资本市场出发，以中国2008－2013年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借鉴Phillips等(2003)［26］提出的模型进行研究。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将盈余管理行为依据净资产收益率所处的区间进行分类，并将税会差异(BTD)中非正常的部分，即管理层可操纵的部分剔出(ABTD)，进而根据不同的经济性质将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划分正负，重点研究不同类别的税收－会计差异与不同动机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本文试图探索税收－会计差异项目对盈余管理影响的机理，从而提高了企业会计信息的利用程度，以此可揭示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另一方面，本文又进一步对盈余管理动机细化，可为税务部门更加有效地甄别与管理企业规避税收的行为，提供相应的理论与实践的支持。
2研究设计
2.1变量选取关于盈余管理行为的度量，除了通过应计盈余管理估计模型或真实盈余管理估计模型，还有一类研究设计试图通过盈余分布特征来识别盈余管理行为。比如Hayn(1995)［27］最早报告了盈余的非对称分布，在文中计算了每股收益与股价的比率(ratio)，并描述出了ratio分布图。根据该分布图，显示在0点附近有一个跳跃，小于0的公司较少，而在大于0的区域附近却有很多公司。此外，Burgstahler和Dichev(1997)［28］曾提出假设认为管理层有很强的动机操纵报告盈余，以此来避免报告利润的下降和亏损，并且与预期中全年大规模盈余变动的横截面分布相比，他们通过记录业务，提供实际证据表明，盈余为零和微利发生的频率在盈余管理中极高，同时他们也发现盈余管理水平也呈现出相同情况。结合中国特有的法律制度环境，可知中国《证券法》和2012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修改的《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均对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提出高标准，且有大量实证研究也共同佐证了那些有强烈动机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上市公司财务特征，即其净资产收益率多集中在0%、6%、10%附近(Myers＆Skinner，2001;Bartov等，2002;Phillips等，2003)［29，30，26］。基于盈余分布特征的盈余管理研究为识别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一项分析工具，该方法一方面可发现公司可能实施盈余管理的环境和特定盈余区域，另一方面可检测出盈余管理迹象，有利于对盈余管理动机进行研究。本文对中国A股所有上市公司(除金融、保险业)2013年净资产收益率的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除金融、保险业)共有2424家，为了排除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的样本进行了处理，其具体结果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知，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为7.03%，标准差为8.994，同时该分布图清晰的呈现出净资产收益率频数分布的状况，可观察到此分布呈正态分布，且在超过0%、6%、10%的附近出现峰值，这也恰恰验证了文献中所提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分布的规律性，即“0%、6%、10%现象”。因此在本文中将净资产收益率处于(0%，1%)，(6%，7%)，(9%，11%)区间的上市公司视为存在盈余管理行为的上市公司。为了将研究细化，本文进一步将总的税会差异(BTD)与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划分为正的税会差异(BTD+)、负的税会差异(BTD－)、正的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负的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
2.2模型构建本文借鉴Phillips等(2003)［26］提出的模型，利用上市公司公开财务数据，研究总的税会差异(BTD)、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分别与盈余管理行为(EM)之间的关系。EM4it=α+β1BTD－it+β2DAit+β3ΔOCFit+β4∑jIndit+β5LEVit+β6LNSIZEit+εit(1)EM4it=α+β1BTD+it+β2DAit+β3ΔOCFit+β4∑jIndit+β5LEVit+β6LNSIZEit+εit(2)EM1it=α+β1ABTD－it+β2DAit+β3ΔOCFit+β4∑jIndit+β5LEVit+β6LNSIZEit+εit(3)EM1it=α+β1ABTD+it+β2DAit+β3ΔOCFit+β4∑jIndit+β5LEVit+β6LNSIZEit+εit(4)EM2it=α+β1ABTD－it+β2DAit+β3ΔOCFit+β4∑jIndit+β5LEVit+β6LNSIZEit+εit(5)EM2it=α+β1ABTD+it+β2DAit+β3ΔOCFit+β4∑jIndit+β5LEVit+β6LNSIZEit+εit(6)EM3it=α+β1ABTD－it+β2DAit+β3ΔOCFit+β4∑jIndit+β5LEVit+β6LNSIZEit+εit(7)EM3it=α+β1ABTD+it+β2DAit+β3ΔOCFit+β4∑jIndit+β5LEVit+β6LNSIZEit+εit(8)上述所有变量，除虚拟变量、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外，其他所有变量均除以期初总资产，达到标准化，以消除异方差对之的影响;且对所有数据均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以消除极端值对之的影响。
2.3数据来源本文以中国2008－2013年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①，剔除满足下述条件之一的公司:(1)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2)2007年12月31日之后上市的公司;(3)所得税税率未知，或为0的公司;(4)利润总额非正的公司;(5)所得税费用非正的公司。根据以上标准，得出了本文分析的有效样本，样本具体的分布与筛选情况如表2所示。其中所涉数据均来自于同花顺iFinD金融数据终端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本文的有效样本为638家上市公司，从2008年到2013年则共有3828(638×6)个样本。从行业分布来看，可知本文选取的样本分布范围广，除了金融、保险业，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中的13个行业都有所涉及，说明本文的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3实证分析
3.1描述性统计从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表2)，可知总应计利润(TACC)占期初总资产的比例平均为5.37%，这与叶康涛(2006)［31］文中结果相近，说明中国的上市公司并不全部通过操纵应计项目，而是更多的采用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来进行盈余管理，规避该项行为所带来的所得税成本，降低了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平均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所占期初总资产的比例很低，但是其均值与中位数均为负数，且其标准差很大，达到6.46%，这很有可能是各公司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正负相抵的结果。在本文的样本中有2085个样本(占总样本的54.47%)的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小于0，即会计收益小于应税收益，这也间接反映了负的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更能代表上市公司的主要情况。表3对总税会差异(BTD)、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操纵性应计利润(DA)以及盈余管理行为(EM)进行了相关系数分析。本文采用的是Pearson相关系数，并进行了双侧检验。此外，根据修正的琼斯模型得出的操纵性应计利润(DA)，在1%的置信水平下，与总的盈余管理行为(EM4)和以避免亏损为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EM1)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在5%的置信水平下，与以防止利润下滑为动机(EM2)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在10%的置信水平下，与以再融资为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EM3)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以应计项目来衡量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可能会存在一定的系统性偏误，这与Phillips等(2003)［26］、Tang等(2011)［32］研究的结论相似。
3.2总税会差异与盈余管理行为由于总税会差异(BTD)的正负代表不同的经济含义①，进一步将总税会差异(BTD)划分为正的总税会差异(BTD+)和负的总税会差异(BTD－)，并将之连同操纵性应计利润(DA)带入回归方程(1)、(2)进行回归，考察正的总税会差异(BTD+)、负的总税会差异(BTD－)、操纵性应计利润(DA)与总盈余管理行为(EM4)之间的关系。具体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回归结果(Ⅰ)、(Ⅱ)来看，负的总税会差异(BTD－)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表明随着上市公司负的总税会差异(BTD－)增加，其总的盈余管理行为(EM4)也随之增加，且进行盈余管理的上市公司，其负的总税会差异(BTD－)较未进行盈余管理的上市公司而言，高达3.185倍。即负的总税会差异(BTD－)越大，上市公司越可能存在以避免亏损、防止利润下滑和再融资为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然而，正的总税会差异(BTD+)的回归系数却不显著，说明其无法识别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这可能与之数额太小的缘故有关。同时，操纵性应计利润(DA)在回归方程(1)、(2)回归的结果均显示，其与总的盈余管理行为(EM4)显著负相关，说明修正的琼斯模型在识别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上可能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偏误。这与Phillips等(2003)［26］、Tang等(2011)［32］研究的结论相似。以上结果与预期的结果一样，上市公司有足够强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行为，所得税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得到了验证，上市公司负的总税会差异(BTD－)逐渐呈扩大之势，并受之影响，总的盈余管理行为(EM4)随之扩大而增加，上市公司公开披露财务报告中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谨慎性得到了怀疑。
3.3操纵性税会差异与盈余管理行为由于操纵税会差异(ABTD)的正负代表不同的经济含义，从而进一步将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划分为正的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和负的操纵性总税会差异(ABTD－)，并将之连同操纵性应计利润(DA)带入回归方程(3)、(4)、(5)、(6)、(7)、(8)进行回归，考察正的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负的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操纵性应计利润(DA)与各个动机产生的盈余管理行为(EM1、EM2、EM3)之间的关系。具体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从回归结果(Ⅰ)、(Ⅱ)可知，正的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和负的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说明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无法识别出上市公司以避免亏损为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这与样本中以该项动机界定盈余管理行为的数量有一定的关系，从表2可得，EM1的均值为0.0274295，即表明约有2.74%的上市公司可能存在以避免亏损为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较之其他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其所占比例较小。从回归结果(Ⅲ)、(Ⅳ)可知，在5%的置信水平下，负的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与以防止利润下滑为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EM2)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在上市公司中负的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越大，上市公司越有可能出现以防止利润下滑为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EM2)。平均而言，负的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占期初总资产的比例每增加1元，则以防止利润下滑为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EM2)将会增加6.030倍。从回归结果(Ⅴ)、(Ⅵ)可知，在10%的置信水平下，负的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与以再融资为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EM3)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在上市公司中负的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越大，上市公司越有可能出现以再融资为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EM3)。平均而言，负的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占期初总资产的比例每增加1元，则以再融资为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EM3)将会增加3.874倍。综上所得，负的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将可以有效地识别出上市公司以防止利润下滑(EM2)和以再融资为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EM3)。这些无不说明了负的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呈扩大之势的上市公司，其更有可能存在这两种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这些上市公司披露出的盈余信息质量，将很可能并不符合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标准。此外，从表5的回归结果还可知，在不同的置信水平下，操纵性应计利润(DA)的回归系数均为负，说明修正的琼斯模型在识别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上可能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偏误。这与Phillips等(2003)［26］、Tang等(2011)［32］研究的结论相似。
4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以中国2008－2013年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检验了总的税会差异(BTD)、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与不同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EM)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由于会计准则与税法遵循着不同的原则与目标，且企业管理层在进行盈余管理时可能会面临权衡所得税成本的选择，从而现今这种税收－会计差异分离之势可能会给管理层带来更大的操纵空间。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操纵性应计利润(DA)，总的税会差异(BTD)与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更能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随着负的总税会差异(BTD－)与负的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的扩大，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EM)也随之增加。即验证了随着新所得税会计准则的执行，中国的税收－会计差异逐渐呈分离之势，而从会计信息需求者的角度而言，税收－会计差异是识别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一个可靠的指标。总体而言，本文研究了税收－会计差异对盈余管理影响的机理，提高了企业会计信息利用程度，以此可揭示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此外，本文对盈余管理动机的细化，可为税务部门更加有效地甄别与管理企业规避税收的行为，提供相应的理论与实践的支持。正如查特菲尔德教授曾在他的著作《会计思想史》(1989)［33］中所言，会计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为外部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其二为会计信息需求者需求的变化。在社会经济环境均发生较大变化的现今，如何向会计信息需求者提供高质量和数量的会计信息显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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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