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会计制度影响资本监管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商业银行会计制度影响资本监管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摘要:“会计准则是否助推了2008金融危机的升级和扩散”是G20华盛顿、伦敦、匹兹堡3次峰会持续关注的议题。本文聚焦G20议题的基础性问题，即银行会计制度是如何影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水平核算的?全面认识这一问题对G20议题的解决有借鉴意义。在比较巴塞尔资本框架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构成基础上，本文锁定金融资产计量、分类、减值和SPE并表等4个会计制度影响资本充足率的渠道。本文分析基于国际相关制度和市场背景，我国会计制度和资本监管规范与国际趋同，因而研究结论对我国监管机构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商业银行;会计制度;资本监管;影响渠道

一、引言

“会计准则是否助推了2008金融危机的升级和扩散”是G20华盛顿、伦敦、匹兹堡3次峰会持续关注的议题。它缘起于银行会计制度与资本监管的捆绑实施问题，即现行金融监管制度要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水平核算以其财务报告数据为基础。会计制度与资本监管目标不同，前者致力于市场信息透明、后者聚焦于金融系统稳定;金融危机期间，当金融稳定成为监管机构优先目标时，市场信息透明度常常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破坏。基于透明度目标，财务报告要反映危机中资产价格持续下跌的情况，但却引发商业银行核减资本潮，动摇了银行系统根基，引起G20高度关注。本文聚焦G20议题的基础性问题，即银行会计制度是如何影响资本充足水平核算的?全面认识这一问题对G20议题的解决有借鉴意义。在比较巴塞尔资本框架与银行资产负债构成基础上，本文锁定金融资产计量、分类、减值和SPE并表等4个会计制度影响资本充足率核算的渠道。本文分析基于国际制度和市场背景，我国会计监管和资本监管制度与国际趋同，因而研究结论对我国监管机构有参考价值。

二、监管资本要素与财务报表项目比较

BaselII(2006)①核心内容是资本要求、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三个支柱。本文重点分析BaselII资本要求(第一支柱)与财务报表数据的关联度。BaselII资本要求的核心是最低资本充足率，计算该比率分数式的分子是各类符合条件的资本要素，分母是依据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调整确定的风险加权资产。资本要素是依据财务报表数据调整确定的，与财务报表数据直接相关;而风险加权资产是依据BaselII的专门调整比率或方法确定的，与财务报表数据关联度不大。资本监管主要目的是要求商业银行保持一定损失吸收能力。一级资本应具有在持续经营情况吸收损失的能力，二级资本应具有在破产清算情况下吸收损失的能力。BaselII(2006)所界定的一级资本要素有:普通股本、股本溢价、永久性非累积优先股、留存收益、一般储备、法定储备和少数股权，这些资本要素对应的财务报表项目分别是:实收资本(普通股)、股本溢价、优先股、留存收益、未分配利润、一般风险准备、盈余公积和少数股权［1］。除优先股外①，BaselII的一级资本内含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内容一致，见表1。BaselII(2006)所界定的二级资本有资产重估增值(包括确认和未确认的)、一般准备或储备(包括公开和未公开的)、混合资本工具(债务和权益)以及长期次级债等4类，对应的财务报表项目是:资产账户(如资产重估增值)、资产备抵账户(如一般准备)和负债账户(如混合工具和次级债)，也包括一些财务报表未列示的项目。不同于集中在财务报表“所有者权益”部分的一级资本要素，BaselII界定的二级资本分散于财务报表资产与负债之中，有一些还游离于财务报表之外③。BaselII(2006)界定的一级资本要素对应财务报表中的“所有者权益”项目，二级资本要素对应财务报表中的部分资产项目、部分资产备抵项目和部分负债项目①。这些财务报表项目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基本稳定项目”，包括:普通股、优先股、股本溢价、少数股权、混合工具和长期次级债等6项，它们属于长期持有项目，按历史成本计量，在财务报表上列示的金额保持基本稳定不变，对监管资本的贡献也稳定不变;第二类是“受损益影响的波动项目”，包括留存收益、未分配利润、一般风险准备等3项，它们与利润直接关联、受其直接影响，在发生亏损时最先被用于吸收损失，短期看损益既受经济周期、宏观政策、经营管理能力等因素影响也受会计制度影响;第三类是“受市场影响的波动项目”，包括资产重估增值和贷款损失准备，这些项目既受市场影响又受会计处理方法影响。在这样分析之后，我们认为可能对商业银行资本监管产生重要影响、又可能受到会计制度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主要集中在“损益”和“资产增减值”两方面，对这些项目产生直接影响的会计制度包括金融资产计量、分类、减值等相关会计规范。

三、商业银行会计制度对资本监管影响渠道

(一)金融资产计量会计规范对资本监管的影响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所载的资产和负债项目大多为各类金融工具。统计发现，美国所有银行控股公司资产负债表上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例为90.44%［2］，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上金融资产占比也超过90%［3］。因此金融工具计量规范成为银行会计制度对资本监管产生影响的重要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公允价值在金融工具计量使用的范围不断拓展，分析会计计量规范对资本监管的影响实质上就是分析公允价值计量对资本监管的潜在影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统计结果表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平均有45%的金融资产和15%的金融负债按公允价值计量［4］。毕马威(KPMG)针对欧洲大型商业银行的统计结果是，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占所有金融资产和所有金融负债的比率最高超过70%、最低约为20%［5］。上述统计数据说明，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在商业银行总资产中普遍占有较大比重。表2整理各类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结果确认位置及对监管资本影响渠道。按照现行会计制度，在每一报告日均需要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项目主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衍生金融工具、指定为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实施公允价值选择权)。依据计量结果确认位置的差异，这些项目可进一步划分为两组，第一组是计量结果计入损益的项目，第二组是计量结果计入权益的项目。按照当前的资本监管规范，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要将计入权益的金融工具未实现利得或损失予以剔除，因此这些项目的公允价值计量结果对监管资本核算没有直接影响。

对监管资本核算产生直接影响的仅限于公允价值计量结果计入损益的项目，具体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非套期衍生金融工具、部分套期工具、指定为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Song(2011)参照美国十大商业银行各项资产和负债占比以及相关财务比率编制了一份简化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假设该银行本期收益为1，350，000元并直接向股东分配该收益且假设没有税收负担［6］。这份资料符合本研究需要，本文稍加调整后予以采用，见表3。从表3可知，该银行按公允价值计量并将变动计入损益、从而对监管资本核算产生直接影响的金融资产金额为2500万元，在所有资产中占比为25%。出于简化分析和突出影响程度考虑，假设该银行其他资产和负债数据保持不变，仅对“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金融工具”项目设定增值20%和贬值20%两种情况，观察这两种情况下商业银行会计制度对监管资本核算的影响方式和程度。首先依据该银行资产、负债和收益的“期初数据”对其盈利能力和监管资本充足状况进行分析评价，然后依据相同标准分析在金融资产升值和贬值情况下公允价值计量结果的潜在影响。美国商业银行最低资本充足要求主要关注“全部风险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风险资本比率”和“核心资本/杠杆比率”三项指标，据此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状况划分为五档:资本十分充足、资本适当充足、资本不足、资本显著不足和资本严重不足。①计算上述三项指标还需要了解该银行风险加权资产数据，它是各项资产乘以各自风险权重后的总和，本文假设该数据为7500万元。这样可依据表3的数据计算“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金融工具”项目升值和贬值20%情况下该银行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水平变化，见表4。从表4可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结果对商业银行获利能力和监管资本充足水平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

从获利能力角度看，按期初数和常规盈利水平，该银行的获利能力为15%;在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金融资产市值上升20%情况下，这些变动计入损益后该银行获利能力为45.36%，上升幅度大于200%;在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金融资产市值下降20%情况下，这些变动计入损益后该银行获利能力为－91.25%，下降幅度大于700%。从监管资本充足水平角度看，按期初数和常规盈利水平，该银行“全部风险资本充足率”是8.6%，“核心资本/风险资本比率”是8%，“核心资本/杠杆比率”是6.19%，属于“资本适当充足”;在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金融资产市值上升20%情况下，这些变动计入损益后该银行“全部风险资本充足率”是15.3%，“核心资本/风险资本比率”是14.7%，“核心资本/杠杆比率”是11.3%，属于“资本十分充足”;在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金融资产市值下降20%情况下，这些变动计入损益后该银行“全部风险资本充足率”是2%、“核心资本/风险资本比率”是1.3%，“核心资本/杠杆比率”是1.03%，属于“资本严重不足”，该银行将被接管，面临破产清算或兼并的命运。SEC(2008)统计表明，25%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是美国商业银行普遍情况，欧盟大型商业银行2007年也有20%以上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表3确定的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规模并非脱离实际。以上分析的金融资产计量规范对商业银行监管资本影响可总结为三点:(1)使收益大幅度波动;(2)使资本充足水平大幅度波动从而引发监管风险;(3)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影响，即在经济下行、金融资产市值下跌时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水平下降的幅度，远远大于经济上行、金融资产市值上升时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水平上升的幅度。这一结论解释了为什么银行家们一直对拓展公允价值应用强烈抵制，因为盈利水平大幅度波动预示风险的存在，会增加资本成本，而由此引发的监管资本违规风险更难以应对。因此，欧洲中央银行(2004)将拓展公允价值应用所衍生的“收益波动性”问题列为公允价值六大罪状之首［7］。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金融危机期间公允价值会计会备受关注，因为经济下行期间其负面影响远远高于经济上行期间其正面影响。

(二)金融资产分类会计规范对资本监管的影响金融资产分类规范对资本监管的影响是通过影响计量规范选择以及计量结果确认位置而实现的，也是通过影响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金融资产的规模而实现的。如果商业银行划归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数量大，则对资本监管影响大，反之则小。从这个角度看，计量规范对资本监管的影响与金融资产分类规范对监管资本的影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金融资产分类规范对资本监管的影响具有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商业银行在金融资产初始分类时具有一定选择空间，二是在金融资产持有期间可行使重分类选择权。这里有一个说明在金融资产分类时商业银行非常关注划分结果对监管资本影响的客观证据［8］。在SFAS115颁布之前，美国商业银行金融资产投资组合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是纳入监管资本核算的。①据此，按照SFAS115划归为“交易性”和“可供出售”证券投资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都要计入监管资本。但在SFAS115生效9个月后，银行监管机构突然宣布调整监管资本核算制度，将划归为“可供出售”证券投资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排除在监管资本核算之外。之后在1995年11月，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允许商业银行在1995年12月31日前将前期分类的金融资产投资进行一次性集中调整。这一事件充分说明了金融资产分类会计制度对监管资本核算具有重大影响。在金融危机期间，欧洲商业银行强烈要求金融资产重分类的案例进一步佐证了金融资产分类对监管资本的重大影响。SFAS115的金融资产重分类规范比IAS39宽松，前者允许对所有类别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后者禁止对划归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交易性金融资产在危机期间的价值下跌直接计入损益，对监管资本的侵蚀性最强。在2008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金融资产市值大幅度下跌，欧洲商业银行监管资本面临很大压力，它们游说金融监管机构向IASB施加压力，要求欧盟商业银行也能向美国银行一样可以通过金融资产重分类的方式将未实现损失排除在监管资本核算之外，从而降低监管干预风险。Fiechter(2011)发现，在重分类限制放松后约有1/3欧盟商业银行实施了对原归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处理，重分类资产金额约占商业银行总资产3.9%，占权益账面价值的131%［9］。这说明金融资产重分类会计规范对监管资本核算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三)金融资产减值会计规范对资本监管的影响金融资产减值会计规范要求商业银行将所确认的减值损失计入损益，因而对监管资本核算产生直接影响。金融资产减值对资本监管影响可划分为两类，一是贷款减值的影响，二是其他金融资产减值的影响。贷款是商业银行主要资产，该类资产占银行总资产比例高，减值金额对监管资本充足水平影响大。当商业银行计提贷款减值准备时，在资产负债表上该准备冲减贷款资产总额，在损益表上该准备冲减税前利润，它既影响资产又影响收益。贷款减值准备对监管资本核算影响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会削弱一级资本，是监管资本的扣减项;二是可能计入二级资本，是监管资本的增加项。但由于税收的存在，扣减项与增加项的金额并不相同。假定某一商业银行在一个会计年度中新计提贷款减值准备100美元(适用所得税率是40%)，其税后利润减少60美元，即100*(1—40%)，致使所有者权益和一级资本均减少60美元;但因贷款减值准备可计入二级资产，使二级资本增加100美元。此次计提贷款减值准备，不仅没有侵蚀监管资本总额，反而使其增加40美元。这一例子说明，在没有其他限制情况下，银行计提贷款减值准备会提升其监管资本充足水平。但BaselII(2006)限制计入二级资本的贷款减值准备金额，要求不超过加权风险资产的1.25%。在这一限制条件下，贷款减值准备对监管资本影响会出现三种情形:(1)如前期累计贷款减值准备远低于限制标准、新计提贷款减值准备可全额计入二级资本，则一级资本会受到负面影响，二级资本会受到正面影响，总资本会受到正面影响;(2)如前期累计贷款减值准备接近限制标准、新计提贷款减值准备部分计入二级资本，则一级资本受到负面影响，二级资本受到正面影响，总资本受影响的方向取决于计入二级资本金额是否超过计入一级资本金额;(3)如前期累计贷款减值准备已超过限制标准、新计提贷款减值准备无法计入二级资本，则一级资本受到负面影响，二级资本不受影响，总资本受到负面影响，程度与一级资本相同。

这说明，贷款减值准备对监管资本影响不是开放式的，监管机构为鼓励商业银行多计提贷款减值准备而允许部分计入二级资本的政策使两者关系复杂化，但由于金融资产减值处理涉及估计和判断，商业银行利用这种关系操纵监管资本可能性仍存在。这种监管资本操纵的基本规律是，在面临监管资本压力情况下，如果新计提的贷款减值准备可全额计入二级资本，则商业银行会利用超额计提贷款减值准备方式增强资本充足水平，因为这种会计处理对监管资本总额有增量贡献;如果新计提贷款减值准备无法计入二级资本，则商业银行会不提或少提贷款减值准备，即使预示贷款减值的事件已发生，以防这类会计处理进一步加剧监管资本压力。Ng(2014)对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商业银行新计提贷款减值准备情况研究发现，前期累计贷款减值准备接近或超过监管限制标准的银行计提贷款减值准备动机远低于其他银行［10］。这一证据说明，商业银行了解和重视贷款减值准备对监管资本的影响并将其作为应对监管风险问题的重要工具。从表5可知，贷款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比重很高，美国2008～2010年三年均值是55.06%，欧盟2008～2010年三年均值是43.55%;美国商业银行计提的贷款减值准备三年均值为1961.6亿美元，占贷款总额的2.96%;欧盟商业银行计提的贷款减值准备三年均值为2137.4亿欧元，占贷款总额的1.5%。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美国占贷款总额2.96%的贷款减值准备可能计入监管资本核算，对监管资本产生直接影响;欧盟占贷款总额1.5%的贷款减值准备可能计入监管资本核算，对监管资本产生直接影响;美国商业银所行计提贷款减值准备对监管资本影响程度较大，约是欧盟商业银行计提贷款减值准备对监管资本影响的两倍。Sanders(2010)将金融危机期间美国主要商业银行支付股利数据与计提贷款减值准备数据对监管资本影响进行比较研究，发现贷款减值准备对监管资本的负面影响是－15.36%，支付股利对监管资本的负面影响是－6.15%［11］。贷款减值准备的负面影响超过支付股利影响的两倍。

这进一步说明贷款减值准备会计规范对监管资本核算影响是非常大的。除贷款之外，其他涉及减值问题的金融资产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和无报价权益工具投资等。在这些金融资产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其价值变动计入权益，由于审慎过滤器作用，这些变动不影响监管资本核算;但如果商业银行确认这些金融资产发生了减值(在美国这些减值还要是“非暂时性的”)，相关减值损失要从权益中转入损益，对监管资本核算产生负面影响。持有至到期投资和无报价权益工具按摊余成本计量、不确认价值变动，但如确认减值则要将其计入损益，也对监管资本核算产生直接负面影响。与贷款减值不同的是，上述三类金融资产投资如确认发生减值，均直接将该减值计入损益，只会对监管资本产生负面影响，而不会对其产生正面影响。与贷款减值相同的是，这些金融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也主要依据估计和判断，因此商业银行也可能利用相关减值操作影响监管资本充足水平。表6是2008～2010年欧盟商业银行合并报表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和无报价权益工具投资的金额及其减值数据。在这三年中欧洲所有商业银行平均每年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和无报价权益工具投资的平均金额分别为16428.5、2601.8、1732亿欧元，所确认减值损失平均金额分别为125.4、2.8、4.8亿欧元，减值损失所占比率平均值分别为0.77%、0.1%、0.28%。从这三年数据看，欧盟商业银行在2008年对这三类金融资产确认的减值损失较多，其后在2009和2010年逐渐减少，这与欧洲金融市场在2008年步入深度危机，其后逐步恢复的基本经济形势一致。三类金融资产每年合计的减值金额分别为248、110.3、41.2亿欧元，远远小于对应三年的贷款减值准备金额;三类资产每年计提减值比率平均为0.67%、0.35%、0.13%，也远低于对应三年的贷款减值比率1.37%、1.56%、1.57%。这说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和无报价权益工具投资三类金融资产合计减值金额对监管资本的影响远低于贷款减值准备的影响。随着经济形势趋好，三类金融资产减值对监管资本影响还有进一步减小的趋势，但贷款减值的这种趋势并不明显。

(四)SPE并表会计规范对资本监管的影响除了金融资产会计处理规范之外，另外一些对资本监管产生重要影响的会计规范是与“特殊目的主体”(SPE)并表相关的会计规范。这些规范界定商业银行的某些表外业务是否应并表列报，进而确定它们是否应纳入监管资本核算之中。在商业银行各类表外业务中，资产证券化业务对资本监管核算的影响是最大的，在某些时期，这种影响还可能是持续性的，因而受到广泛关注，焦点是商业银行为资产证券化之目的而创设的SPE是否应并表。BaselII(2006)要求的最低资本充足率是8%。通过使用SPE进行资产证券化操作，商业银行能够将一些风险资产出售给名义上的独立主体，从而将风险资产转化为无风险资产。在会计规范允许上述业务表外处理情况下，这一操作会大幅度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Jack等(2010)在分析美国相关会计规范变更对商业银行监管资本管理影响时所列举的例子生动地描述了上述情况，本文予以引用［12］。表7是样本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操作之前的财务状况，下面是该银行利用SPE进行资产证券化操作的步骤以及完成后资本充足水平变化情况。第一步，该银行设立一家SPE。在本例中，该银行向SPE注入37亿美元资金，其中:0.5亿美元以权益投资方式出资，36.5亿美元以短期借款方式提供;这些资金的来源是:15亿来源于自有资金、22亿来源于联邦基金借款;另外，依据2008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美国相关会计准则，如果权益资本的10%来源于非发起银行的投资方，则在财务报告日发起银行不需对SPE并表操作;为此目的该银行为SPE融得第三方权益资本800万美元(第三方权益投资为权益资本总额的13.7%)，使其成为了“符合条件的SPE”，无需并表操作。第二步，该银行将36.5亿美元贷款出售给SPE，对方以自有资金支付相关款项。第三步，SPE以贷款资产为基础发行过手型债务抵押证券，完成整个资产证券化过程。第四步，SPE用发行证券获得收入偿还该银行的短期借款，该银行在收到该笔资金后偿还联邦基金借款(22亿美元)并新发放贷款(36.5亿美元)。

在创设SPE之前，样本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8%①，达到资本监管的最低资本充足率指标要求。在创设SPE之后，该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为5.8%，因为对SPE进行权益投资和发行短期贷款，增加了风险加权资产总额(增加的金额为37亿美元)。但当该银行完成向SPE出售36.5亿贷款交易之后，其资本充足率又上升至7.9%，基本恢复至最初的水平，因为这一操作使加权风险资产总额减少了36.5亿美元。在完成贷款出售交易之后，SPE可发行基于贷款资产现金流量支持的债务抵押证券，完成资产证券化的最后一个环节，回笼资金，有能力偿还创设银行的短期借款。样板商业银行因出售贷款现金资产大幅度增加情况，可以偿还联邦基金借款并再次放贷，假设此次放贷量为36.5亿美元，现金余额再次下降为11.74亿美元。在二次放贷之后，样本商业银行因风险资产增加而导致资本充足率下降至5.8%。但这种资本充足水平恶化的情况在样本商业银行再次向SPE出售贷款资产(假定金额与二次放贷量相同)后恢复正常，见图1。理论上讲，在商业银行创设SPE之后，通过“出售贷款资产→回笼资金→发放贷款→出售贷款资产”的循环无限制地扩充社会信用，而由于相关会计规范允许某些符合条件的SPE进行表外处理，使商业银行的上述行为不会因资本充足水平监管限制而受到影响。这一情况说明，会计制度通过影响资本监管核算间接地影响着商业银行的决策行为。 已有研究文献(JalalandJack，2004)在分析商业银行创设SPE的目的时，重点关注隔离风险资产和获取流动性两个方面［13］。事实上，对于商业银行而言，隔离风险和获取流动是紧密相关的。通过创设SPE并出售贷款资产，商业银行在剥离风险资产的同时回笼了资金，为进一步放贷提供了资金保障，但如果会计制度不允许对SPE进行表外操作，则商业银行会因资本充足水平限制而无法进一步放贷，获得额外流动性的意义也大打折扣。因而，在2008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如何通过完善企业合并财务报告相关会计规范以限制商业银行资产剥离行为，进而约束商业银行肆意扩充社会信用，成为金融监管与会计制度关注的焦点。

四、结论

在现行监管制度框架内，商业银行受会计制度与资本监管双重约束。会计制度能够通过金融资产计量、分类、减值和SPE并表等渠道对资本监管产生实质性影响，这种影响在金融危机期间演变成市场顺周期性的一种推动力量，因而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议题。理解和认识会计制度影响资本监管的渠道不仅能帮助我们厘清这些热点议题的实质，而且也能为监管机构设计有效应对策略提供借鉴。2008金融危机以来会计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针对金融资产计量、分类、减值和SPE并表等方面，如FASB放松公允价值计量标准、封杀符合条件SPE(QSPE)的表外操作;再如IASB放松金融工具重分类标准、基于未来预期损失的贷款减值操作准则等。这些会计制度改革背后的推动力，除了某些会计规范存在的缺陷在危机期间充分暴露急需调整之外(如允许SPE表外操作)，主要源于危机期间这些会计制度对银行资本的负面影响遭到银行业和银行监管机构诟病，它们游说政治家强迫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做出一些应急反应，从而减轻或终止这一负面影响。但政治家们把会计制度视为金融市场救助工具的做法是否恰当值得深思。虽然银行资本充足率核算基于财务报告数据，但银行监管机构有许多灵活手段对这些数据进行筛选，如使用审慎过滤器等。为什么监管机构不在监管资本规范方面做出应急调整而将矛头对准会计制度呢?另外，会计制度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和多重经济后果性，监管机构仅为稳定银行资本之考虑而推动会计制度调整是否会伤害其他财务报告信息使用者，从而影响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有效发挥?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BaselCommitteeonBankingSupervision.InternationalConvergenceofCapitalMeasurementandCapitalStandards，ARevisedFramework［EB/OL］.www.bis.org/publ/bcbs107.htm，June2006.

［2］DoronNissimandStephenPenman.FairValueAccountingintheBankingIndustry［EB/OL］.academiccommons.columbia.edu/catalog/ac%3A125367，2007.

［3］成洁.中国资本充足率监管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理论与经验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47－60.

［4］SEC.ReportandRecommendationsPursuanttoSection133oftheEmergencyEconomicStabilizationActof2008:StudyonMark-To-Mar-ketAccounting［EB/OL］.www.sec.gov/news/studies/2008/marktomarket123008.pdf，2008.

［5］KPMG.FocusonTransparency，TrendsinthePresentationofFinancialStatementsandDisclosureofInformationbyEuropeanBanks［EB/OL］.www.home.kpmg.com2009.

［6］GuoxiangSong.TheBenefitsofDecouplingFinancialReportingfromBankCapitalRegulation［EB/OL］.ssrn.com/abstract=1955453.2011，56－60.

［7］EuropeanCentralbank.FairValueAccountingandFinancialVolatility［EB/OL］.https://www.ecb.europa.eu/home，2004.

［8］Beatty，A.TheEffectsofFairValueAccountingonInvestmentPortfolioManagement:HowFairIsIt?［J］.ReviewofFederalReserveBankofSt.Louis，1995(January/February)，25－38.

［9］PeterFiecher.ReclassificationofFinancialAssetsunderIAS39:ImpactonEuropeanBanks'FinancialStatements［EB/OL］.ss-rn.com/abstract=1527107.2011.

［10］JeffreyNgandSugataRoychoudhury.DoLoanReservesBehaveLikeCapital?EvidencefromRecentBankFailures［J］.ReviewofAc-countingStudies，2014，Volume19，1234－1279.

［11］SandersShaffer.FairValueAccounting:VillainorInnocentVictim［Z］.FederalReserveBankofBoston，2010，WorkingPaperNo.QAU10－01.

［12］JackDorminey，BarbaraApostolouandNicholasG.Apostolou.RegulatoryCapitalatRiskunderAccountingRuleChanges，BankAc-counting＆Finance，Volume23，2010，40-46.

［13］JalalSorooshandJackT.Ciesielski.AccountingforSpecialPurposeEntitiesRevised:FASBInterpretation46(R)［J］.TheCPAJour-nal，2004，July，29－30.

作者：于永生 单位：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