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农业经济观及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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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内在直接动力
邓小平强调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应立足于实际
农业易受环境条件的影响，具有很严格的区域性的问题，因此，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既要注重农业内部各要素间的协调，也要强调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邓小平在《关于农村政策》一文中指出：“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按照着去做，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1]“我们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2]。“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3]邓小平这些思想集中体现了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即一方面农业经济体制改革通过现有经济体制内部的自我调整，达到破除落后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农业经济体制与管理体制的目的；另一方面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必须立足于广大农民的实际，以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作为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依据。
邓小平指出了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的方向动力
制度在发展中是不断演化的，农业制度内生的变革也决定着我国农业发展的内在制度动力来源的变化。我国农业制度变革的轨迹将决定农业发展的内在制度动力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原有的第一次飞跃。在第一次飞跃的基础上，农业发展的第二次飞跃将会是怎样的演化轨迹呢？这一问题，邓小平作出了科学的回答。通过对我国建国以来农业改革和发展的经验教训的总结，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大农民的成功实践的总结，邓小平在1990年3月科学完整地提出了关于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的伟大构想。邓小平同志把这“两个飞跃”精确地概括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2]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的“两个飞跃”思想清晰地勾勒出了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中的内在方向动力，而这一方向动力是通过制度的变革和生产方式的调整得以实现。更进一步分析，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本的开发和组织创新一直是其重要的因素。“第一个飞跃”最关键的是调动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一个飞跃”是对人力资本这一资源做了很好的开发。“第二个飞跃”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通过对农业生产资源的新组合，使农业生产要素优化组合，通过市场机制，使生产中物的因素达到最大的经济利用效益，使社会资源利用达到最大节约，取得最优效益，从本质上看，“第二个飞跃”是一种组织创新。因此，邓小平的这一光辉思想，指出了推动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动力。
乡镇企业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外在动力
乡镇企业对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均占有土地量较少，农地增收空间极为有限，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必须最大限度地发展非农产业和劳务经济，使大量农民从农业内部转移出来。针对这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邓小平曾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村每人只有一两亩地，多数人连温饱都谈不上，一搞改革开放，一搞承包制，经营农业的人数就减少。剩下的人怎么办？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2]因此，邓小平指出了农村剩余劳动转移的一个方向就在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累计吸纳了1亿左右的农村劳动力就业，乡镇企业已充分证明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途径。
乡镇企业是农民增收、农村经营格局多样化的有效载体
邓小平把农民增加收入与农业经营方式多样化、乡镇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的崛起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农民增收的一大亮点，另一方面，乡镇企业改变了农村传统的单一的种养业发展农业的格局，将农村产业结构引导到二、三产业为主的方向，为农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因此，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民增加收入和农村经营格局的多样化具有双向推动作用。
对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以及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我国现阶段农业的发展动力来源仍取决于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的调动
邓小平认为通过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对农民积极性调动具有重大作用，并强调农民积极性才是农业发展的动力源泉，这一思想在当今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近年来，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坚持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长期稳定农村的土地承包关系，这从实际上就是从制度上保障农民拥有土地经营权这一核心物质利益，把农民发家致富的合法性从体制上和政策上得以肯定。但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还存在农业综合生产水平不高，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农业市场风险比较大等因素，因此，要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国家就必须要从农产品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及其流通渠道等方面给予农民足够的帮助和激励，使农民能真正从农业生产中获得实惠。
我国现阶段农业的发展面临着推进“第二个飞跃”的重大历史阶段
邓小平关于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为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农业现代化是将现代科学技术用于农业专业化生产，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土地分散而凌乱，不利于采用现代机械技术的耕作，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土地规模经营有利于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在当今，我国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人口不断减少，农民降低了对农地的需求，农地规模经营具备了可能的土地资源。同时，随着农村劳动力逐步向城市转移，耕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其结果也必然是逐步实现农地规模经营。因此，我国现阶段具备了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和获得规模效益的历史条件。而我国发达农村比较发达的地区的成功实践也验证了农业发展动力将是由家庭承包经营向规模经营、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发展规律。
我国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核心动力在于农业科技的推动
邓小平充分重视农业科技对农业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教兴农的思想，这对我国当今农业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实现科学种田，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实现规模经营，增加农业产量都是以先进农业科技为支撑的。农业科技可以通过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也可以通过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来加快农业的发展。科学技术在农业的大量运用，会使得小规模、分散经营方式逐步难以适应其要求，这必然成为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的推动力。从当今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耕地、淡水等资源的稀缺性将进一步加剧，生态环境承受的压力将越来越大，依靠大量消耗资源的传统生产方式推进农业发展将难以为继；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当今农民工短缺的现象已经初步呈现，农民工劳动力成本迅速上涨，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支撑现代农业发展将无法持续。在保证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基础上，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农业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就必须更加依靠科技实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因此，从某种程度来看，我国已到了必须充分利用科技进步来推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历史新阶段。
农业产业化是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邓小平充分重视农村乡镇企业对解决农业劳动力、推进农村城镇化道路的重大作用，这一思想在当今同样闪耀着光芒。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中，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新型的、更加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农业企业。而当代新型农业企业既承担了传统的乡镇企业所承担的转移劳动力、推进城镇化道路、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的历史任务，也承担了推动农业产业化的新的历史使命。在经济学理论中，农产品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农民面临着“增产不增收”、“农业小生产与大生产”等一系列矛盾，而化解这一矛盾的出路之一就是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通过各种利益机制和组织方式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从而实现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达到缓解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交易的矛盾，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新型农业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通过集成利用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带动农户发展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成为农业产业化的主体力量。因此，在现阶段在政策上扶持农业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发展，对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促进现代农业建设和农民增收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扶持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认为，调动农民积极性是农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农业改革和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保障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积极性，农业科技在农业的运用最终也必须通过农民加以实践和推广；乡镇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同样也是农民的发明和创造，因此，农业的发展必须通过农民这一主体行为的推动来实现[5]。而在当今中国，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尤其是一批青壮年和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村劳动力由乡村进入城市务工，使得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精英主体”流失，农业自身发展面临人才“空心化”的危机。农民工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农民工转变的方向，即一部分融入城市成为市民，一部分回流农村成为真正意义的农民。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作用来看，作为农村精英群体的农民工，在经历城市市场经济洗礼和拥有丰富的社会阅历的基础上，在农业内部的创业，既可以通过推进农地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社会化大生产，也可以通过采用农业科技，建立农业企业，成为农业产业化的排头兵，从而达到带动农民共同富裕的目的。而在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很强的背景下，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以及中国粮食的供应和农业的基础性地位等方面思考，迫切需要把农民工的农业创业意愿转化为现实，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6][7]。
本文作者：周建锋作者单位：福州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