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衍变对农业经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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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致性制度变迁出现的原因
一是指令经济统得过多，要求诱致性变迁。在行政指令条件下，全南农业生产完全听从政府指挥，农民无生产经营自主权，不能因地制宜地种植收益最大化的作物。二是农民收入低下，不能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在指令经济下，农业生产效益低，农民无生产积极性。1957年全南人均收入119元，人均口粮244公斤，到1962年人均纯收入下降到91元，人均口粮下降至190．5公斤，［8］（P648－649）1965年“社员人均集体分配52．3元，1976年为62．8元增长20％，平均每年只增加0．95元，而现金分配下降17．2％”。［9］（P299）三是农民的消费状况导致诱致性变迁。1966———1976年，全南农村居民人均购买消费支出，平均每年只增加1．30元，购物都要凭票证如粮票、布票，“使得农民在吃、穿、住、用等方面基本上没有得到什么改善”。［10］（P300）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经济停滞使得国民经济面临巨大的困难。一种经济体制如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这种经济体制必遭抛弃。人民需要能够给其带来物质利益、带来生活满足和幸福感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应这种局面而逐渐被淘汰。
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
改革开放标志着诱致性变迁在中国逐步出现，即由计划经济体制而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场改革始于农村，改革重点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1980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肯定了”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得到大力推广。此外，农村经济结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开始产生了系列的新生事物，如乡镇企业的创办。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其经济效益显著。1981年，全南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都是自己的”做法深受群众欢迎。1982年，农业总产值上升到3827．71万元，粮食总产量54581吨，比1978年分别增长55．47％和13．32％。1988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489元，比1978年的127元增长2．85倍。在消费支出上，1985年人均支出307．7员，1988年人均支出470．9元，消费支出额同比1985年增长43％。［11］（P650）由上述不难看出，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是人民自发选择的结果，符合客观经济规律，适应国情，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制度变迁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制度变迁对当今新农村建设具有如下启示：一是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必须要遵从客观经济规律，实事求是，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度推行的出发点。二是要把改革作为贯穿制度变迁与社会发展前行的动力。要坚持改革，并要充分调动人民在社会制度变迁中的主体性作用，在改革中要善于不断听取群众呼声，努力为民谋福祉。当下，我国正在逐步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新农村建设，它在一定程度上关联到国家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迁，如何在新农村建设中找寻农业经发展与制度变迁的最佳平衡点，仍然是值得深思的一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