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与个体活动关系及影响因素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社会经济与个体活动关系及影响因素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摘　要：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个体身体活动参与的重要社会因素。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分析，检验社会经济地位对不同群体身体活动的影响效应，梳理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个体身体活动参与的作用路径，发现：（1）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的身体活动具有重要影响，但对青少年、普通人群和特殊人群身体活动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2）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社区环境（体育活动设施、社区学校条件）、家庭因素（家庭物质环境、家庭成员身体活动行为）、久坐行为、超重或肥胖、锻炼动机（锻炼意图、自我效能）等因素对个体身体活动产生影响。（3）当前关于社会经济地位与身体活动关系的研究存在核心概念的界定与测量混乱、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身体活动的理论构建缺乏等问题。

关键词：社会经济地位；身体活动；体育锻炼；社区环境；家庭因素；个体行为

社会经济地位是指个体在社会中的经济及社会地位。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要体现为个体所可能获得或控制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1］。社会经济地位也是反映个体所属社会阶层的测量指标之一。在身体活动领域，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个体身体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2－5］，并且会强化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在身体活动上的差异［6］。一方面，较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表现出了较少的身体活动和较多的不利于身心健康的行为（暴饮暴食、屏前静坐）［3－5］。当前一个不容乐观的事实是，一项针对32个国家的学龄儿童身体活动水平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学龄儿童的身体活动水平达到美国《身体活动指南》中所推荐的标准。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身体活动水平呈下降趋势，并且女孩的身体活动水平显著低于男孩［7－8］。对成年人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个体都面临着身体活动缺乏的风险，特别是对那些早期生活在较差社会经济环境中的个体。另一方面，早期社会经济环境与身体活动的关系又受到成年阶段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尤其是受教育水平。Cheval等人（2018）［4］对22　846名50～95岁被试进行的为期10年（2004－2013年）的纵向研究发现，早期生活在较差社会经济环境中的个体在成年阶段表现出了更高的缺乏身体活动的风险，女性表现得更加明显。身体活动对身心健康的积极作用已经得到大量研究证实，研究者从身体活动者自身和环境两方面对影响个体身体活动的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取得了丰富研究成果。但国内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身体活动影响的研究相对匮乏。研究以“社会经济地位”“身体活动”“Socioeconomic　status”“exercise”“physical　activity”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web　of　science、EBSCO、Sportdiscus等数据库检索1990－2019年间的相关文献。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分析，探究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身体活动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总结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探讨促进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身心健康的身体活动干预措施，为促进国民身体活动参与，提高身心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1　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体身体活动的关系

目前关于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体身体活动的研究根据关注人群的不同可以分为青少年身体活动、普通人群身体活动和特殊人群身体活动等三类。

1．1　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关系

由于青少年群体主要以学生为主，尚未有经济收入来源，因此其社会经济地位主要指的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目前关于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身体活动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首先，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关系。有研究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身体活动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高社会经济地位青少年的身体活动水平显著高于低社会经济地位青少年［9－11，7］，尤其是在中到大强度身体活动上两者的相关性更高［9］。也有研究指出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身体活动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12－14］，低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每周累计身体活动量显著高于高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此外，低社会经济地位青少年达到每日身体活动指南的比例也更高［13］。而Barr－Anderson（2017）［15］则认为青少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总体身体活动量逐渐降低的现象与社会经济地位无关。其次，青少年期社会经济地位与成年期身体活动的关系。Juneau等人（2015）［16］对儿童期社会经济地位和成年期身体活动关系研究的文献进行系统分析后发现儿童期社会经济地位和成年期身体活动之间存在小到中等程度的正相关。此类研究开始关注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身体活动影响的长期效应，进一步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在身体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但这种相关之间的作用机制仍需更多研究进一步检验。第三，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期身体活动和成年期身体活动关系的影响。目前仅检索到1项对此问题的研究。Brodersen等人（2007）［17］对11～12岁儿童进行的一项为期5年的大样本纵向追踪研究发现在青少年身体活动中存在显著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并且这种差异能有效预测成年阶段个体的身体活动水平。但该研究也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11岁的儿童，并不是对整个青少年阶段都产生显著影响。研究发现，通过体育干预，低社会经济地位儿童的锻炼意图、行为规范、主观行为控制感、对体育锻炼的态度和锻炼行为均有显著改善［18］。通过对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的有针对性的身体活动干预，不仅可以有效提高个体身体活动［19］和健康水平［20］、锻炼自我效能［21］和身体自我概念［22］，而且可以显著提高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的学业成绩［23］。反之，个体参加身体活动对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具有积极效应［24］。

1．2　社会经济地位与普通人群身体活动的关系

与青少年不同的是，社会经济地位对普通人群身体活动的影响在活动水平、活动类型和强度上均表现出了较为一致的效应。首先，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在身体活动行为上的差异。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在身体活动水平上显著低于高社会经济地位个体，甚至低于政府给出的身体活动建议标准。Cleland（2012）［25］调查发现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个人和伴侣处于低教育水平且无私人房产）的休闲体育活动时间比政府指导意见所要求的体育活动时间（＞150min／week）低了35％～50％，而低收入家庭和低社会经济地位社区人群的体育活动时间则降低了40％。最近，Camargo等人（2018）［26］采用观察法分别对高、低社会经济地位社区公园人群的身体活动进行测量，每天分别在早上、下午和晚上观察3次，结果发现高社会经济地位社区公园每天平均参与身体活动的人数（1　195人）显著高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社区公园（647人）；但低社会经济地位社区公园男性参与身体活动的比例（70．1％）显著高于高社会经济地位社区公园男性（54．2％）。其次，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在身体活动类型和强度上也存在差异。中等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主要从事职业相关的中等强度身体活动，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主要从事家务相关的身体活动，而高社会经济地位个体则从事更多的体育锻炼［27－28］。通过行为改变、认知行为改变、健康教育、健康风险评价、锻炼处方等形式，在身体活动过程中为个体提供关于身体活动的知识、行为管理技能和克服身体活动障碍的方法等信息，消除个体在身体活动过程中的困难和疑虑，可以有效提高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的锻炼动机。

1．3　社会经济地位与特殊人群身体活动的关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身体活动在特殊人群（老年人、心脏病患者、艾滋病毒携带者、糖尿病患者等）康复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探讨影响特殊人群身体活动的因素，利用身体活动促进身心康复已经成为医学、心理学等领域内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对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实施的身体活动干预可以显著改善艾滋病毒携带者和产妇的抑郁症状［22，29］，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还有研究［4］发现公共卫生政策可以减少老年人缺乏身体活动的现象，并确保最佳的健康老龄化轨迹，尤其是处于早年较差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妇女。目前的研究成果总体上支持了社会经济地位与身体活动对特殊人群身心健康的交互影响效应。一方面，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收入、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与患者康复期间的身体活动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30］，高社会经济地位个体在康复期间表现出了显著高于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的身体活动水平。高社会经济地位老年人参与身体活动的频率（9．5％）显著高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年人（5．2％）。Mabweazara等人（2018）［19］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艾滋病毒携带者身体活动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果。另一方面，患者的运动能力（较低的最大摄氧量和心率储备能力）和健康状况（高糖尿病患病率和吸烟率）又是阻碍个体参加身体活动的重要因素［31－32］，但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效应由于受到身体活动水平的影响而减弱［33］。积极参与身体活动的低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年人比不进行身体活动的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年人具有更高的健康水平。

2　影响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体身体活动关系的因素

2．1　社区环境

社区环境是社区主体生存和活动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人文条件和经济条件的总和。当前对社区环境的研究主要针对狭义的社区环境，即把居住在某一特定社区的居民作为主体，研究社区范围内一切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环境因素对社区的影响。社区环境是影响人们身体活动、生活方式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34］。社区环境越好，居民参与身体活动的意识越强，参加身体活动的频次越高，身体活动参与者之间的同伴关系也更强，身体活动的组织化程度也显著高于社区环境差的居民［35－37］。有研究指出寒冷的天气［38］和居住社区绿地指数［31，39］会影响到个体的身体活动。

2．1．1　体育活动设施

现有研究表明个体在活动场所的选择上还是以就近原则为主。因此，社区体育活动设施的多样性和便利性就成了影响个体参与身体活动的主要因素［40］。范卉颖等人（2017）［41］认为在社区体育因素中，社区体育设施情况的影响最大，其次分别为社区内体育组织完善情况、社区体育活动及技能培训的组织频率，缺乏体育锻炼场地和设施则不利于个体身体活动的参与。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团体运动俱乐部，在参与身体活动期间开展身体活动相关教育和指导，可以有效提高个体身体活动参与的积极性［42］。从城市规划和社区设计来看，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所居住的环境往往具有更充足的户外活动空间和更完善的体育设施［43］，而公共体育场地面积、公共体育设施维护修缮以及利用效率是影响个体参与身体活动及其频率的重要因素［44］。最近，有研究［45］以个体居住地2公里以内的体育设施和公园的数量为标准将身体活动环境分为“不利的身体活动环境”“适度有利的身体活动环境”和“有利的身体活动环境”，检验了身体活动环境和肥胖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相对于“不利的身体活动环境”，“有利的体育活动环境”中个体的肥胖发生率显著低于“不利的身体活动环境”，但与“适度有利的身体活动环境”中的个体肥胖发生率之间无显著差异。因此，可以增加低社会经济地位社区公园的绿地、徒步／自行车路径和身体活动区域的数量［26］以满足更多的不同身体活动水平、年龄和性别的人参与身体活动的需要，有效降低居民肥胖发生率，提高居民健康水平。此外，有研究发现媒体信息干预（海报宣传）也可以有效提高低社会经济地位社区个体的身体活动参与行为，显著增加了个体爬楼梯的行为，减少了个体乘电梯的行为［46］。另外，社区体育活动设施的便利性还会影响到个体的生活方式。高社会经济地位社区由于身体活动的便利性，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会表现出更高的身体活动行为。研究发现高收入家庭青少年居住社区的徒步便利性与其每天花在交通工具上的时间、看电视时间和久坐时间与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社区的徒步便利性还与青少年的身体活动时间和积极交通方式密切相关［43］。Eisenberg（2009）［38］认为在寒冷季节增加室内体育活动设施的可利用性可以提高低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的身体活动水平。

2．1．2　社区学校条件

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也必然反映在社区中学校条件上，而学校是青少年身体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因此，学校条件是影响学生参与身体活动的重要因素［47－48］。研究发现，低收入中小学更倾向于提供单一的体育活动场所、较少的校内活动和外部运动设施。与规模较小的低收入学校相比，学校规模较大的高收入中小学则提供了更多的身体活动机会、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更多样的体育活动选择［49］。如果学生认为学校有足够的身体活动设施和资源可以利用，则更愿意积极参与身体活动，反之则容易退出身体活动［50］。此外，研究发现小学阶段的学校规模、课内外身体活动、多样化的室内设施与学生的积极交通方式之间呈正相关［49］。对于学校而言，开设多样化的体育健康教育课程，保证体育课的质量与数量，培育学生的体育锻炼意识、兴趣和自律性，可以有效控制其媒介使用时间，督促和增加学生的体育活动参与［48］。

2．2　家庭环境及成员行为

缺乏支持性环境、害怕受伤和危害婴儿成长、工作等家庭原因而导致的时间缺乏、不清楚如何选择合适的锻炼项目以及锻炼的注意事项等因素是阻碍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参与身体活动的重要因素［42］。首先是家庭物质环境的影响。家庭物质匮乏是阻碍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参与身体活动的主要因素［51］。有研究者指出，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身体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非身体活动类电子游戏设备的差异上；在具有更少电子游戏设备的家庭中，儿童也更少地坐在屏幕前［9，52］。相比高收入家庭儿童，低收入家庭的儿童的卧室中具有更多的娱乐产品（电视：52％VS　14％，DVD播放器：39％VS　14％，电子游戏：21％VS　9％），更少的便携式活动设备（自行车：85％VS　98％，跳绳：69％VS　83％）［52］。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儿童身体活动参与水平低于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儿童的现象。Tandon等人（2012）［52］研究指出，移除儿童卧室中的电子产品可以为儿童参与身体活动创造积极条件。其次是家庭成员身体活动行为的影响。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观察和模仿是个体习得社会行为的重要途径。家庭成员的身体活动行为反映了家庭的身体活动氛围，也影响着家庭成员对身体活动的认知水平［47］。积极参与身体活动的家庭成员为其他家庭成员树立了榜样，会影响到其他家庭成员的身体活动行为；反之，消极参与身体活动的家庭成员则容易在家庭中建立消极的身体活动认知氛围，阻碍家庭成员的身体活动参与。另外，家庭的文化背景也与个体的身体活动有密切联系［15］。在家庭干预中，家长参与身体活动的榜样作用、对青少年在校参与身体活动的热情关注对青少年身体活动参与具有重要影响。范卉颖，唐炎，张加林（2017）［41］研究指出，家长参与身体活动的频率、陪伴青少年参加体育比赛或表演的积极性、主动关心青少年在校体育学习的程度是影响青少年身体活动参与的主要家庭因素。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对身体活动有更严格的限制，父母和孩子在一起看电视的时间更久。有研究发现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平均每日待在屏幕前的时间为1．7h，而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为2．4h［52］。虽然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父母总体上都对儿童的身体活动给予鼓励和支持，但在支持方式上存在差异。来自中高社会经济地位学校的儿童获得更多的是来自父母的后勤保障和经济支持，能够和儿童共同活动并树立榜样。而来自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父母支持更多地表现在口头鼓励和要求上［53］。另外，来自中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儿童报告了更高水平的家庭集体活动。由于经济花费的原因，中高社会经济地位儿童比低社会经济地位儿童参加了更多的运动俱乐部和有组织的身体活动。从现有研究可以看出，家庭物质环境与家庭成员的身体活动行为两方面因素共同影响个体的身体活动参与度，父母对身体活动的积极参与和关注可以削弱家庭电子产品对儿童身体活动的消极影响。

2．3　个体行为与心理因素

2．3．1　久坐行为

随着科技进步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诸如电脑前工作或电子娱乐、看电视、伏案学习等久坐行为（sedentary　behavior）在日常生活中所占时间的比重在不断提高。现有研究表明，久坐行为对个体的身体［54－57］和心理健康［57－58］具有极其消极的影响，增加了个体产生生理或心理疾病的风险。郭强等人（2017）［59］对我国儿童青少年久坐行为模式特征的研究显示，儿童青少年表现出严重的久坐行为，不同性别个体在久坐行为上表现出了相似的年龄变化趋势，整体上呈现出波浪式的“S型”的年龄变化特征。研究者探讨了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体久坐行为之间的关系，但研究结果却并不一致。针对儿童青少年的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体的久坐行为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儿童青少年每周久坐行为时间显著高于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儿童青少年［11－17，52］，但对成年人群体的研究却得到了相反的结论，高社会经济地位个体在久坐时间上显著高于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12－14，28，60］，并且成年人总体身体活动中与职业相关的身体活动所占的比例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密切联系：高社会经济地位个体表现出更低的总体身体活动量和较高的久坐行为，而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则表现更高的总体身体活动量和较低的久坐行为［60］。另一方面，徐霞等人（2016）［61］进行的一项元分析结果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久坐行为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性负相关，并进一步指出这种非显著性相关结果与久坐行为的测量方式及其有效性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社会经济地位对久坐行为的影响需要后续研究区分特定研究群体、改进研究工具和测量方式，更科学深入地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

2．3．2　超重或肥胖

首先是低社会经济地位增加了个体超重或肥胖的风险。研究发现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其肥胖或超重的风险显著高于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62］。经济收入少，就会导致其在饮食上选择的范围较小，难以保障科学健康的饮食习惯［63］；此外，低收入也决定了其居住环境难以有良好的锻炼环境保障［64－67］。这种饮食和生活环境的局限都会增加个体超重和肥胖的风险，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的体重指数和体质百分数均显著高于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而在运动能力和身体活动水平上则显著低于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同时感知到了更多的锻炼障碍［68］，表现出更糟糕的心血管健康状况，在运动后需要更长的恢复时间［69］。最近的一项大样本（n＝22　889）研究发现“有利的身体活动环境”中个体的肥胖发生率显著低于“不利的身体活动环境”［45］。其次是体重污名增加了超重或肥胖个体回避身体活动的风险。研究发现，超重或肥胖中学生在受到体重相关的歧视行为之后，由于对体重污名的恐惧和对自己身体活动能力的低感知而使其表现出回避体育活动的行为［70］。那些感受到体重污名的个体比没有感受到体重污名的个体表现出更低水平的身体活动行为，并且这种关系并不受到实际身体指数（BMI）的影响［71］。

2．3．3　锻炼动机

锻炼动机是个体参与或退出锻炼行为的重要动力。首先，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影响个体的锻炼意图进而影响其锻炼动机。合理行为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均认为锻炼意图是锻炼动机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个体相比，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报告了更多的锻炼和更强烈的锻炼意图［72］。一项包括99项研究的元分析结果表明，个体的受教育水平对锻炼意图向锻炼行为的转化具有重要影响，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体更有可能将锻炼意图转化为锻炼行为［73］。其次，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个体自我效能影响其锻炼动机。高社会经济地位个体的运动能力显著高于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并且影响效应在家庭收入、教育水平、住房状况和职业四个因素上依次降低［74］。一方面，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由于其伴随的缺乏安全感、较小的社交网络、对身体活动的负面结果预期而使其表现出较低的锻炼自我效能［51］。另一方面，收入、教育水平、职业等社会经济地位还可能通过先前的锻炼经历、锻炼满意度等因素影响个体的锻炼自我效能，进而影响身体活动行为［75－76］。

3　研究局限与展望

当前研究者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社会经济地位在个体身体活动行为中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大量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为促进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的身体活动参与提供了科学参考。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还存在一些不足，对于全面客观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身体活动参与的影响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并实施促进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个体身体活动参与措施均会产生不利影响。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3．1　核心概念的界定与测量的科学性较低

核心概念的科学界定与测量是保障研究有效性和科学性的重要前提，也是建构理论和指导实践的重要参考依据。在研究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身体活动参与的研究中，对社会经济地位和身体活动的界定与测量是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在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和测量上均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3．1．1　社会经济地位的操作性定义不明确，测量指标选取过于随意

当前对社会经济地位的操作性定义主要集中在经济收入、职业和受教育水平三个方面，相应的测量工具也主要包括这三类指标。在测量层面上包括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社区层面三种类型。对成年人群或职业人群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主要为个体层面测量，对青少年儿童群体的研究则主要通过测量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23，53］或就读学校类型［14，17，49］来评价其社会经济地位，也有研究［26］将社区经济水平作为评价所属社区人群社会经济地位水平的指标。这种不同层面的社会经济地位测量方式一方面造成社会经济地位在测量内容上存在巨大差异，如个人经济收入、家庭经济收入与社区经济水平之间在概念内涵上无法等同，研究之间也难以进行有效比较，造成了不同研究结果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即使在同一测量层面，也存在测量指标不一致的情况。在经济收入、职业和受教育水平三个指标上，只有部分研究在测试过程中兼顾了这三个指标［28，33，77］，大部分研究仅选取部分指标来评价社会经济地位［6，11－13，15，38，52］，甚至有研究仅根据保险付款人的状态（州或私人）和中位数家庭定义［78］或者学生是否有资格在学校享有免费午餐［68］来判断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这种测量指标选取的片面性和不一致同样降低了研究设计的科学性和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与应用价值。Cleland，Ball和Crawford（2012）［25］认为如果使用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综合考虑个人（教育水平，职业，收入）、伴侣（教育，职业）、家庭（房屋所有权，应对收入的能力）信息以及他们居住社区邻居的社会经济地位等指标，则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个体在体育活动中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现象。英国政府部门制定了一项名为“多元剥夺指数（Index　of　MultipleDeprivation，IMD）”的测量工具，从收入、职业、健康和教育水平四个方面评估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根据评估结果将个体分为低、中、高三个等级［53］。也有研究［2］（Rimal，2002）综合考虑测量层面和测量指标的问题，将家庭收入、家庭地理位置、家庭中子女数量和被试的年龄、种族、性别、婚姻状况和教育程度综合作为评价社会经济地位的依据。

3．1．2　身体活动测量方法与手段良莠不齐

身体活动是指导致能量消耗高于休息时新陈代谢水平的人类身体运动。对身体活动的界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由骨骼肌产生的位移，引起能量由低向高变化的消耗，对体质有积极影响。当前研究中对身体活动的测量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自陈报告测量。此类研究主要通过量表或问卷采用被试自我报告的方法获取个体身体活动的信息，常用的测量工具包括“每周中到大强度身体活动问卷（weekly　moderate－to－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MVPA）”［7，28，42］“国际身体活动问卷（International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IPAQ）”［11，34］“休闲时间身体活动量表（Leisure－time　physical　activity，LTPA）”［25］“三日身体活动回顾问卷（thle　Three－DayPhysical　Activity　Recal　questionnaire，3DPAR）”［12］，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全球性身体活动问卷（Global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GPAQ）”［19］等。第二，测量仪器测量。常用的测量仪器有Acti－Graph　GT1M单轴加速度计［13］、身体活动记录仪（在连续7日内每间隔1分钟记录1次身体活动情况）［78］、用加速度计［6，9，14－15，52］以及加速度计和GPS传感器的结合［79］。第三，其他的测量手段。比如调查每周身体活动的频率［33］、活动时间［17］、使用积极交通方式［27，43］或者过去12个月内参加身体活动的情况［77］。也有研究仅通过观察从整体上评估某一特定空间范围内（公园或社区）目标区域身体活动参与者人数来评价群体身体活动水平［26］。自陈报告测量可以进行大样本调查，施测方便，但在测量过程中不同被试对身体活动包含的具体行为、活动强度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异，测试的过程和指导语以及被试根据社会期望作答的问题都会影响到测验结果的准确性。采用仪器测量身体活动相对于自陈报告测量具有更高的客观性，可以监控个体身体活动的全过程，并且不会受到被试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的影响。但这种依据计步结果衡量个体身体活动水平的方法难以体现出身体活动的具体特征，比如活动的强度、时间等信息。其他的一些测量方法则是在更宽泛的层面上对个体的身体活动进行行为学评估，其精确性和有效性较低，多应用在一般描述性研究中。今后的研究可以采用多指标测量方法，一方面在测量仪器上不仅测量个体的计步结果，还可以将心率、血压、心率变异性等生理指标纳入测试系统，以更客观全面地反映个体身体活动的具体信息。另一方面，将自陈量表和身体活动测量仪器结合，从主观感受和客观指标上更全面地评估个体的身体活动行为。

3．2　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身体活动的理论构建滞后

全面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身体活动影响，在此基础上制定科学有效的措施以促进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身体活动参与，这是一个涉及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的综合性问题。但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大多未提出明确的理论依据，也未见建构相关理论的文献。最近有研究［80］指出，社会经济地位低所带来的压力对生理的影响可以用适应负荷来衡量。适应负荷是指有机体长期或反复适应压力情景而付出的生理代价［81］，反映了压力状态下个体多个生理系统的综合变化，这些生理改变的累积对个体身体和心理健康会产生长期的重要影响。研究表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具有更高的适应负荷［80－82］。适应负荷理论为理解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提供了有益的解释。同时，研究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对适应负荷的影响受到环境压力、社会支持、个人特质以及生活方式等因素的调节［80］。今后的研究需要加强该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全面深入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个体身体活动行为的发生机制与作用过程，为促进个体身体活动参与提供科学理论依据。此外，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检验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身体活动的影响效应，但反过来个体的身体活动参与情况是否会对社会经济地位产生影响？其产生影响的作用路径是什么样的？最近国内有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83］，今后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思路，积极探究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提高研究成果的实践应用价值。

4　小结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健康需求的提高，个体社会经济地位与身体活动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密切。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的身体活动具有重要影响，其影响效应与个体生理、心理特点以及外部物质、心理环境有密切关系。当前关于社会经济地位与身体活动关系的研究存在核心概念的界定不清与测量工具混乱、理论构建滞后的问题，今后的研究需要建立适用不同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身体活动的测量与评价指标，统一测量工具，提高测量工具的科学性，同时积极建构社会经济地位与身体活动之间的理论，建立有效的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身体活动促进指导方案，提高该领域研究的科学性和实践指导价值。

参考文献：

［1］徐霞，黄佳瑷，郭锦扬，等．社会经济地位与久坐行为关系的元分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6，50（7）：48－54．

［2］李良，曹赤，何勇明．美国体育素养计划研究及启示———基于ASPEN报告分析［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20，36（2）：77－82．

［3］胡鹏辉，余富强．中学生体育锻炼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EPS（2014－2015）数据的多层模型［J］．体育科学，2019，39（1）：76－84．

作者：祝大鹏  单位：武汉体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