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披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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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层出不穷的会计造假事件相继在国内外资本市场掀起了轩然大波，使人们不得不对现存的信息披露制度重新审视，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稿对现存的信息披露制度进行剖析，提出建议。笔者认为，制度的变迁并不是随机的、偶然的，它具有内在规律性。救火式的制度修补无益于会计信息质量实质性的提高，加强对信息披露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为该制度的优化提供理论指导实有必要。本文拟对信息披露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为信息披露制度的变迁提供参考性意见。

一、信息披露制度的变迁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创立、变更、转换及随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过程，可以理解为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

信息披露制度发展至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大致可把这一期间分为自愿性安排和强制性安排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愿性安排阶段（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在该阶段，公司的会计信息被视为商业秘密。会计信息的披露以自愿为主，其目的在于从资本市场筹集更多的资金。因此，信息往往只是在标准的报表格式里填充大量诱人的“筹资广告”。特别是进入19世纪80年代，工业企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资金的稀缺性相对提高，股票融资方式得到广泛的应用后，资本市场上投机、欺诈行为横行，其整体运作能力呈无序状态，资源配置功能扭曲，最终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初股票市场的大崩溃。到了后期，政府、证券交易所、银行等部门以及一些学者开始探索新的制度。

第二阶段：强制性安排阶段（从20世纪30年展至今）。20世纪30年代初股票市场的崩溃促使政府介入公司的信息披露。美国《证券法》、《证券交易法》的颁布标志着会计信息自愿性披露时代的结束，依法披露成为股份公司的法定义务。从30年代末开始，会计职业界着手建立和强化会计规范、审计规范，提出以“真实、公允”作为会计信息的质量标准，规范和完善信息披露的格式和内容。在该阶段，“泡沫公司”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扼制，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资本市场朝着有效性的方向发展。

但是，即使在带有法律约束力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框架下，不同程度的会计信息造假事件依然大量存在。

二、信息披露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1．变迁的内在根源

在现有制度安排外存在着的无法实现的潜在利润是信息披露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从理论上讲，社会的技术结构决定了社会经济活动的上限，适宜的制度结构可以将经济活动尽力推向上限，不适宜的制度结构则会使得经济活动呈现出收缩、衰退的趋势，可能发生变迁。

首先，分析信息披露制度的创新。到19世纪中期，技术的变迁提升了经济活动的上限，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使产出在相当范围内发生规模报酬递增，从而导致规模大的股份公司组织的制度安排变得有利可图。但社会分工也是有成本的，它在实现分工与合作所创造收益的同时，也相应地提高了交易成本（如信息成本、成本等）。尤其在股份公司组织的制度安排中，财务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分工合作是通过资本市场联系起来的，属于一种松散的、不对称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假设前提下，这种合作关系下的交易成本会显得十分高昂，甚至可能超过分工合作所创造的收益。基于这一背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最大限度地实现潜在利润，信息披露制度得以产生。上述论述的内在逻辑是：技术变迁→规模经济、社会分工→股份公司组织安排→信息披露制度安排。高昂的交易成本是信息披露制度创新的直接诱因。可见，信息披露制度安排的创新旨在弥补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合作竞争关系中的机会主义和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以维持长期合作，通过合作者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达成来实现技术变迁所带来的潜在利润。

其次，分析信息披露制度的再安排。以信息披露制度安排由自愿性安排向强制性安排的变迁为例：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使股份公司组织安排得到了发展，部分地释放了技术变迁所创造的新的收入流。可如何在财务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公平地分割这些新的收入流呢？在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安排下，财务资本所有者可利用的会计信息是由人力资本所有者自愿加工、披露的，显然，财务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不能得到保证，公平的合作基础会受到虚假会计信息的侵蚀。这种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不仅没能弥补财务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促进股份公司组织安排的完善，反而助长了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了交易费用的进一步提高和社会资源的更大浪费，甚至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导致整个证券市场的土崩瓦解。20世纪30年代初股票市场的崩溃就是例证。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个体利益、社会福利的最大化都难以实现，潜在利润仍然大量存在，这足以诱使投资者、企业以及政府去进行信息披露制度安排的创新。其结果促使政府开始介入信息披露，实现了由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向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变迁。分析其他的信息披露制度的再安排也会得出类似的结论。

可见，潜在利润的存在是信息披露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公允性，以及财务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公平的合作基础，以维系财务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广泛、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是信息披露制度安排实现潜在利润的途径。

2．引起制度不均衡的因素分析

（1）社会知识存量的积累。社会科学的进步，加深了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因而不仅提高了个人管理现行制度安排的能力，还提高了个人领会和创造新制度安排的能力，扩大了制度选择集合，从而产生对制度安排变迁的需求。如：资本金、累计折旧等概念的提出及相关制度的安排主要是人们对经济业务本质的认识提高后的结果，而这一认识的提高又归功于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

（2）技术的变迁。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技术结构决定社会制度结构。技术的变迁有可能引致信息披露制度安排的变迁。如前所述，信息披露制度的创立本身就是技术变迁的产物。又如：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初期，主要披露企业的财务信息，采用表内披露是在这一需求下的制度安排。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变迁，人力资本、无形资产等难以用货币度量的因素在企业经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单一表内披露安排已不能全面反映企业的真实情况，这就促使单一表内披露安排向表内表外披露相结合的安排变迁。另一方面，技术的变迁还能改变特定安排的相对效率，从而引起安排的变迁。如电脑技术的发展促成了账务自动化处理对手工处理的替代，数理统计知识的进步使抽样审计取代全面审计成为现实。

（3）其他制度安排的改变。林毅夫曾经指出，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一种函数，尤其是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的函数。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也可能诱使信息披露制度的变迁。如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使我国原来分行业的会计规范制度被统一的会计规范制度取代。而在其他制度安排中，对信息披露制度变迁影响最深刻、最直接的是政府的政策安排。

（4）经济交往面的扩大。会计既具有社会性，又带有技术性。从其社会性的角度来讲，会计规范涉及到社会个体或集团的利益和地位，不同社会制度结构下的信息披露制度应该存有差异；从其技术性的角度来讲，不同社会制度结构下的信息披露制度安排之间又可以相互借鉴、移植，而且这种制度借鉴、移植有利于降低制度安排的变迁成本。经济交往面的扩大会提高这种制度借鉴、制度移植的可能性。以我国会计规范的制定为例，在对外开放以前，我国的会计规范以学习或照搬原苏联的会计规范为主，变动较少。改革开放扩大了我国信息披露制度的选择集合，加快了制度变迁的节奏，在短短的几年内，我国逐步建立了完善的会计规范和审计规范体系。目前，分析和借鉴国外制度安排已成为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必经阶段。近年来我国在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对外经济交往面的扩大是分不开的。

上述各种因素对信息披露制度变迁的影响是连续的、交错的，而信息披露制度的变迁相对来讲是离散的、跳跃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息披露制度的均衡状态也只是一种相对的均衡。信息披露制度安排的变迁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综上所述，社会知识积累、技术及其他制度的变迁、经济交往面的扩大等多种因素都可能引起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均衡或在现存制度外潜在利润的产生，进而引致信息披露制度安排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