佤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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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认同”作为社会研究的基本概念，由英语名词“identity”及其蕴含动态含义的衍生词汇“identification”翻译而来，因此，同时具备“认同感”与“认同行为”之义。在“认同”概念的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将“认同”概念运用于民族（族群）、国家这类社会群体，并衍生出对民族认同的发展阶段、层次、维度等问题的深入研究。1996年，DavidY．H．Wu在《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与民族认同》一文中，指出，“凯斯在总结东南亚一些民族现象的基础上，提出了民族认同这一概念———即把文化作为一种原始的解释性特征保留下来，同时也显然考虑到相反的事实，就是在结构互动过程中，文化内容与族群联系在一起常常承受着意义上的变更。”[1]之后，卡拉（J.Carla）和雷格奈德（J.Reginald）把民族认同界定为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并认为群体的认同包括群体认识、群体态度、群体行为和群体归属感四个基本要素。菲尼(J.Phinnery)认为，民族认同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它不但包括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而且还包括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积极评价，以及个体对群体活动的卷入情况等。[2]国外对族群认同的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主要对民族认同的内涵及其影响因素、民族认同的结构、民族认同的发展、民族认同与文化适应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地实证研究。尤其在民族认同的发展问题上，西方学者提出了许多相关的理论解释少数民族认同和适应发展的过程。[3]菲尼(J.Phinnery)发展了埃里克森的认同发展理论，提出个体的族群认同主要经历了弥散性阶段、排斥性阶段、延迟阶段和整合阶段。70年代格罗斯（Feliks•Gross）提出了一个黑人族群认同发展的五阶段模型，即前遭遇阶段、遭遇阶段、浸入和浮现阶段、内化阶段、承诺与信仰阶段。[4]然而，国内关于民族认同的研究更多侧重于描述性的定性分析，定性研究仍然是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主流，尚且缺乏运用多种方法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问题进行系统地实证研究。佤族是云南省独有的一个跨境民族，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与萨尔温江之间的山地，分属于缅甸与中国，云南境内佤族现有人口35万多人，仅占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的2.76%。由于“现代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以市场经济为推进力而势如破竹冲向全球的全球化进程，从根本上冲破了传统的封闭性，极大地拉近了各个民族、各个族群之间的距离。同时各种差异直接碰撞，直接对抗，从而导致了新的矛盾和冲突。”[5]因此，佤族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即中华民族认同）及文化融合的状况如何、他们的民族认同又与哪些因素相关，这些都是值得探索的问题。佤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深入研究，对于促进佤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良性交往与相互融合、促进西南边疆的和谐稳定及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本研究采用了代表性抽样的方法，抽取了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和沧源佤族自治县三所中学的437名中学生。施测时实际发放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437份，有效率97.11%。在所抽取的437名学生中，其中男生206人（41.7%），女生231人（52.9%）。高中生222人（50.8%），初中生215人（49.2%），并且少数民族聚集区35人（8.0%），民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区15人（3.4%）。西盟佤族自治县和沧源佤族自治县处于中缅边境，与缅甸隔江相望，是我国佤族最聚居的区域之一，受主流文化影响不多，而佤族中学生是思想最活跃、人生观正在形成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文化与民族认同也代表了佤族民族认同状态的趋势。

（二）研究工具及数据分析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参考Phinney的民族认同四维度理论及其多群体民族认同量表（MEIM），自行编制《佤族民族认同调查问卷》，采用了从“很不同意”到“很同意”的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本研究分为两个分量表，即“本民族认同问卷”和“中华民族认同问卷”，从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四个维度入手，分别对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即国家认同）进行分析。从对问卷所做的因子分析来看，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伴随概率为.000，小于.01，拒绝零假设；KMO的值为.878，在0.8＜KMO＜0.9之间，比较适合做因子分析。同时，采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Componentsanalysis）和平均正交旋转法（Equamax）对问卷进行结构分析，本民族认同调查量表与中华民族认同调查量表均自然归类得出4个因子。由此可见，因子分析的结果与研究者的构想相吻合，两个分量表及其总量表具有良好的构想效度，最终问卷整体信度（Cronbach''''sAlpha）达到0.954。数据分析是采用SPSS（18.0）软件进行，对数据进行了均值分析、单元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线性回归分析等，目的在于探索佤族中学生对民族认同的认识、情感、评价和行为，并分析民族认同的影响因素。

三、研究结果

（一）佤族中学生民族认同的总体状况从整体上对佤族中学生的民族认同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描述性结果显示，佤族中学生民族认同的各维度均值M在2.8699~3.9697之间，标准差SD在.31108~.63541之间。可见，佤族中学生的民族认同总体上处于一种良好的状态，但对本民族的认同要高于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且在行为维度上的得分偏低。

（二）双重民族认同的相关及差异检验佤族中学生既是少数民族成员，又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其民族认同存在身份的双重认同，用Pearson相关考察分量表及其相应维度之间的相关，并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分析两者是否存在差异。如表2所示，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之间的相关系数为.406，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000，即认为佤族中学生的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之间呈高度的正相关，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显著差异。同时，在认知、情感和评价三个维度之间也存在着相关性，且本民族情感和中华民族情感之间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但本民族认知和中华民族认知、本民族评价和中华民族评价之间呈现负相关性。

（三）佤族中学生民族认同的差异比较民族认同是一个多维度的结构，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将受到不同背景变量的影响，包括正影响与负影响。本研究将性别、年级、社会文化环境、语言熟悉程度设定为可能影响佤族中学生民族认同的自变量，并采用单变量方差来分析民族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

1.性别从表3可知，性别在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上没有显著的差异性，只是男生在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上的平均得分都要高于女生。从四个维度来看，在行为维度上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性（p=0.046＜0.05），而在认知、情感和评价维度上没有显著的差异性。

2.年级在本民族认同上，高中生（N=225）和初中生（N=215）没有显著差异，F（1.130），P=.051＞.05。对维度的比较发现，初中生与高中生在中华民族评价和中华民族行为维度上均有显著的差异性，高中生在这四个维度上的平均得分要显著地高于初中生。

3．社会文化环境通过对佤族中学生的生长环境的考察，研究结果显示，佤族中学生所在中学的环境在本民族认同（F=42.828，P=.000＜0.001）和中华民族认同（F=52.232，P=.000<0.001）上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县城中学生的民族认同得分要显著地高于乡村中学生。4.语言熟悉程度从表6来看，汉语的熟练程度对本民族认同没有显著的影响，F=.769，P=.512＜.05，且在四个维度上也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中华民族认同上存在着显著差异，F=5.776，P=.001＜.01，并且在中华民族认知（P=.001＜.01）和评价（P=.000＜.001）两个维度上差异性显著。从佤族中学生对本民族语言的知晓程度来看，佤语的熟练程度对本民族认同也没有显著的影响，反而在中华民族认同上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性（F=4.763，P=.003＜.01）。

四、讨论与分析

（一）佤族中学生民族认同的总体状况在“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6]中，民族认同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的动态过程。因此，本研究将民族认同的结构划分为四维度：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其中，认知维度是个体对自己民族身份的承认及其对自己民族文化知识的了解；评价维度，即个体对本民族的积极评价和民族自尊心；情感维度，对自己所属民族群体的情感上的联系和依恋；行为维度，对自己保持本民族的行为习惯、文化、语言及其在民族群体面临困难时积极为本民族效力的承诺。[7]本研究结果表明，佤族中学生对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的均值在“3.5”左右，尚处于一种相对良好的认同状态，不具有明显的“种族中心”的倾向。但是，佤族中学生对本民族的认同要稍微强于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且在中华民族情感维度上的得分偏低（M=2.8699）。“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认同”，[8]我国的佤族主要聚居在中国西南边疆，与缅甸接壤，属于典型的跨境民族，在族源、语言、文化特征等方面有相同或相近的认同感，而在国家归属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认同要求，被现有政治地理（领土）边界线所分割，分属于不同国家政治实体的同一文化民族或族群。[9]由于经济、文化和婚姻的原因，佤族中学生在日常生活接触到境外的同族群体更多，而接触汉族或其他民族的机会反而更少，边民的认同更多的是族群的原生认同，其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就相对弱了。

（二）佤族中学生双重民族认同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还表明，佤族中学生的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之间呈高度的正相关，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显著差异。这反映了佤族中学生在认同本民族的同时，更多地将中华民族看作是一个民族统一体，从内心深处真正认为自己是该民族统一体的一员，而不是把中华民族视为“他民族”。因为佤族“和其他55个民族同属一个层次，他们相互结合而成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高一层次的民族实体，这个多元统一体有个凝聚的核心，就是华夏族团和后来的汉族……”。[10]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佤族中学生对自己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之间不存在冲突，说明佤族中学生既一致地认同本民族，也同样认同中华民族。但是，从四个维度来看，本民族认知和中华民族认知、本民族评价和中华民族评价之间呈现负相关性，出现双重身份认同理论（即线性两极模型和二维模型）负相关现象，且对中华民族认知和评价上的得分均高于对本民族的认知和评价。显然，我国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民族分布格局，以及日益普及的汉语教学，使得佤族中学生对于本民族的认知和评价在逐渐地减弱，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也越来越少的了解，甚至一些传统的民族文化已经失传了。这种民族认同上的差异也迫切要求国家日益重视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教育，倡导多元文化共同发展与繁荣的政策，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同时，更加侧重于民族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保护与教育。

（三）佤族中学生民族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目前，国内外对于性别与民族认同之间关系研究上存在着差异，在很多民族认同的研究中，性别不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11]本研究结果表明，佤族男生在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上的得分要显著高于女生，但并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由于佤族世居于云南澜沧江和怒江流域的边远山区，自狩猎时代以来，男性就一直在社会生活、宗教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佤族女性则处于追随者的角色。这种历史缘由使得佤族社会的男性对本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更为强烈，更倾向于维护本民族社会的独特性。同时，佤族男性更多地接触外面的社会，而女性更多从事一些家务，即使中学生也如此，因此，佤族男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也相对要强烈一些。一般而言，年级越高，其与主流文化和汉文化接触的时间也越长，因而高年级的同学也就能比较全面而理智地看待民族文化，而年级对民族认同的影响可能主要是以接触汉文化的时间和年龄因素为中介变量对民族认同产生影响的。[3]但本研究却发现，佤族高中生与初中生在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上没有显著的差异，从四个维度来看，佤族中学生在中华民族认同评价和行为维度方面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性，高中生在这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均高于初中生。这说明，随着年级的增长，佤族中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认知和评价上日趋理性化，对中华民族的认知程度和评价程度也更为积极、主动。研究还表明，佤族中学生的居住地、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其民族认同也产生影响，县城中学生的民族认同得分要显著地高于乡村中学生。社会认同理论认为，族群比较是群体成员获得积极认同的重要手段之一，可能会影响到对内群体（即所属群体）的认同。在汉族人口比例多的地区（如县城）的佤族中学生同汉族之间的互动较多，而乡村地区却是佤族人口比例较大的聚居区，聚居于此的佤族中学生则更多地接触本民族群体，对本民族认同更强烈，而对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族群的刻板印象也就相应多一些。汉语的熟悉程度在本民族认同上没有显著的差异，但在中华民族认同上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由于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民族分布格局，佤族中学生接触汉族文化的机会比较多，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与接触也比较频繁，被试的佤族学生（95%）基本上都能很熟练地使用汉语。汉语熟练程度越高的佤族中学生接触汉文化就越多，对汉文化的历史和传统也了解更多，因此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也更高。从佤语熟悉程度对民族认同的影响来看，佤语熟悉程度越低的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反而越强，在中华民族认同上的得分就越高，这说明对佤语或佤族文化知晓程度越低的学生接触汉族文化或其他民族文化更多，更倾向于认同中华民族。

五、结论

民族认同是一个多维度的、动态的过程，佤族中学生民族认同状态处于一种相对良好的状态，佤族中学生的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之间呈高度的正相关，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显著差异，但佤族中学生对本民族的认同要稍微强于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且在中华民族情感维度上的得分偏低。性别、年级、社会文化环境和语言都对佤族中学生的民族认同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使佤族中学生在民族认同的不同维度上出现分化。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趋向于理性化，“理性主义已经渐渐成为不同文化的归宿，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化’为不同的民族和族群以及不同的民族———国家建立了一种交流与沟通的文化，甚至是话语平台”。[12]此外，我国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民族分布格局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因而，佤族中学生对其他民族的认知也更为客观，对共同地域文化的一种更广泛的认同———即中华民族认同，将会逐渐地得到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