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起义时期民族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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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七军在起义中提出的商业保护政策

百色是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商贸经济主要集散地和重要通道，主要有壮、瑶、苗、彝、仡佬、回等少数民族，其中壮族人口占总人口一半以上。百色镇自清雍正七年（1729年）设厅制后成为桂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重镇。百色城建有广东、云南、湖南、江西、福建、湖北等会馆，其中以广东商会影响最大，广东商号最多。1929年10月，邓小平、张云逸率领警备大队和第四大队进驻百色城。百色起义前，起义计划尚未得到中央正式批准，部队又刚刚进入百色。为了迅速站稳脚跟，中央决定利用原右江地区旧督办机构和俞作柏的名义，委任张云逸为右江地区督办，接管百色地区的最高权利机关，控制整个右江地区局面，并令百色各县向右江督办上缴商贸税收，为起义筹集了十多万的经费。

1929年12月1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百色举行起义。红七军和苏维埃政府随即成立。为保障红七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发展、增加和稳固各种税务收入，以及根据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需要，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提出了稳定社会经济，维护和发展工商业经济等一系列商业保护政策。如红七军政委邓小平、军长张云逸签发的《中国红军第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规定，“对商民：废除苛捐，取消杂税，保护贸易，买卖公平，严守我军纪，绝不扰商民”。《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规定：“保护交通和商人营业”“保护交通及商人营业，严禁奸商垄断操纵”和“保护小商人的利益”“严禁大商人剥削小商人”。在起义前夕的12月10日晚，起义部队领导召开百色城商会会议，宣布12月11日举行百色起义，成立中国红军第七军，通告大商人及商会交出枪支弹药，还告诫商人不要惊慌，要照常营业。因此百色起义后，百色城没有商人离开，他们照常营业，而且云南、贵州等外地商人也仍继续到百色进行商贸活动，百色的商贸市场运转正常。红七军对破坏商业贸易安定发展的行为一律严肃处理。红七军曾处理了两起部队人员侵犯商人利益的错误事件。一起是在百色起义前，驻那坡镇的第四大队和农军在收缴那坡镇商会武装时发生了士兵没收商人财物的事件。另一起是在百色起义后，红七军电邀那坡镇商人黄奕勋到百色商谈贸易事宜。黄奕勋从南宁乘船到果德县果化镇时，红七军政治部下令逮捕。这两件事严重影响了商人的情绪，使他们不敢到根据地来经商。后来，红七军前委严肃处理了这两件事，批评有关人员，向黄奕勋道歉，宣传党的商业政策。红七军的行为打消了商人的思想顾虑，使他们恢复经商。

二、与工人挂钩，发挥工人革命热情

右江地区基本没有什么工业，仅有一些手工、熬酒、刨烟的作坊和内河航运、商业铺店及服务等行业。百色起义后，这些行业在红七军的保护政策中得到发展，比百色起义前更有生气更有活力。邓小平、张云逸率领部队进驻百色后迅速掀起工人运动。首先是组织工会。百色城先后成立了烟丝、民船、苦力、五金、糕酥、革履、药材、裁缝、理发、印刷、榨油、店员等十二个行业的工会组织，会员一千多人。1929年12月初，百色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江西会馆召开并成立百色县工会联合会（简称总工会）。会上讨论通过职工斗争纲领，提出了改善职工经济生活及政治要求的主张：如“增加工人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制定劳动保护法”“组织工会”“改善待遇”“保险不失业”“废除包工制”等，同时还制订了工人劳动保护法，维护工人的利益，限制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1930年1月，红七军给中央写的《七军前委报告》中总结到，“转变后的情形：工人的情绪，甚为特别，百色工人表现最好，百色工会已组织十二个，群众都起来斗争，要求加工资，减少工时，有的工人由原来每月只得九块银元工资增加到每月二十块银元”。在百色城成立总工会，百色的工人经过斗争，工人工作积极性提高，促进了根据地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三、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红七军及苏维埃政府积极发展商品经济，组织开辟根据地内部市场，组织调运商品，促进市场生活物资供给。1931年4月29日，邓小平在给中央的《七军工作报告》中提到：“对经济政策，小商人仍是继续营业，惟交通不便，故日用品极缺乏，特别是盐，苏维埃曾自己设法去运。”由于反动军阀对根据地实施经济封锁，断绝根据地与外界的经济联系与往来，这使根据地的生活日用物资和医疗药品紧缺。为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右江苏维埃政府“创立消费合作社”，由消费合作社组织商队外出调运商品，供应各地商品市场，“设立农民银行”“禁止各机关无故没收商店”“维持商场金融，保护商人贸易”“严防大资本操纵商场”。1930年，国民党军阀在百色龙川区实行封锁，禁止仁相区根据地群众去龙川赶集，使仁相群众买不到食盐等生活用品。右江苏维埃政府在仁相区那巴村边开辟一个市场，从外地调日用品在市场上公开摆卖，吸引各地商人陆续前去经商，连在白区的龙川商人也偷运食盐到仁相去卖，解决了当地食盐及其他日用品的供应量问题。同时，红七军还自己创办了兵工厂修造枪械、被服厂为部队制造被服、铸银工场制造银锭作为市场货币使用等，为部队建设和苏维埃政权建设创造了大量的物资供给。

四、实行累进税制促进商业发展

百色起义前，右江各军阀政府、地主豪绅巧立名目设立苛捐杂税，使人民深受压迫和剥削。据1921年统计数据显示，右江地区实行的捐税达30多种。如：土地税、富力税、契约税、财产税、人头税、屠宰税、圩场税、牛马税、牌照税、烟酒税、营业税、榨油税、牧林税、自治捐、房屋捐、猪捐、牛捐、羊捐、市场摊派捐、祠堂建筑捐、军队开拓拔费、军队收宿费、维持费、军饷费、草鞋费等。193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在给红七军前委的信中指出：“在目前要广大群众自动养红军的前途，还没有到的时候，一定要以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及一切政治没收和征收统一累进税为给养红军的来源。”1929年12月，红七军在颁布的《红七军目前实施政纲》中规定：“取消一切政府军阀的捐税，实行累进税，并由苏维埃政府制定标准！”累进税是按照课税对象数额的大小，规定不同等级的税率。课税对象数额越大，税率越高；课税对象数额越小，税率越低。累进税纳税人的负担程度和负税能力成正比，具有公平负担的优点。累进税率，按照收入情况而定。如富农生产征收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二，分得土地的农民征用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商人资本在百元以上者征百分之一，千元以上者征百分之二，二千元以上者征百分之八，三千元以上者征百分之十，对贫农和小商人，则不征收，丝毫不用负担。实行这样的累进税，无疑是有利于各族劳动人民，他们负担轻甚至不负担。同时也有利于商业发展。小商人不用纳税，就不会有倒闭和亏本之忧，可以安心经营和稳定发展。对于资本大的商家按资本征税，有利于他们开展竞争及搞好经营。红七军及苏维埃政府在右江根据地推行累进税制，取消军阀政府及地主豪绅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使右江各族民众直接摆脱了沉重的税务剥削和阶级压迫，同时也起到促进根据地城镇商业贸易发展的作用，保障根据地人民及红七军、苏维埃政府的物资供应。

百色起义后，根据地物价比较稳定，人心安定，商店正常营业，商业平稳发展，市场贸易活跃。特别是在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百色城，各大小商号都开门营业，经营各种商品买卖和收购、调动各种物资，在市场上交换的商品种类和数量都比较多，红七军和群众需要的一般日常用品，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得到。由于百色的商业比较发达，还吸引了外省的商人成群结队来百色经商，红七军经理处长叶季壮曾设宴招待这些商人，向他们宣传政策，联络关系，发展贸易。1930年1月，红七军前委书记陈导民在给中央写的《七军前委报告》中总结到：“转变后，未向商人筹款，且废除许多加于小商人、农民身上的捐款，故商业仍照常，并无停滞之现象。”

作者：王美娜单位：百色起义纪念馆文博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