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西方文明融合中的中国复兴与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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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就其原生态和性质而言，与西方文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明形态，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具有本能的排斥，而西方文明具有内在扩张要求。这种排斥与扩张导致中国与西方的交流是难以避免的，而且必然以冲突乃至战争的方式开始。西方的这种冲击是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导致中国陷入混乱和衰落过程。中国逐渐殖民地、半殖民地化。从内部观察，西方对中国开始冲击之时，恰逢中国康乾盛世结束，中国国内社会经济和政治矛盾激化，清政府开始陷入政治合法性危机之中。康乾盛世的重要标志和遗产是人口的急剧增加。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中国人口从1.5亿增加到3亿多，翻了一番还多，到19世纪中叶更是达到4.3亿人③。人口历来是影响一个国家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的急剧增加影响是多方面的。商品经济发展，人地矛盾上升，土地兼并严重，官僚地主剥削压迫加重，社会矛盾凸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加剧，社会陷入严重内部危机，同时，中央政府控制力下降，官僚集团腐化贪婪和敲诈盘剥，清政府开始走向腐败无能④。外部的挑战和内部的危机相互交织，是中国在1840年之后的基本特点和面临的基本形势。人民对政府失去信任，政府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大大下降，失去了应对冲击的能力和权威。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爆发的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就是这种社会经济和政治矛盾的总爆发⑤。腐败无能的政府不可能带领国家和民族应对这样的危局与挑战。必须用新的办法打破现存的秩序，整合民族与国家的力量。革命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先进的古老大国，曾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达几千年，中华文明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辉煌历史使得中国人具有强烈的文化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即使到清代的乾隆皇帝时期，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萌芽发展，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富裕的国家⑥。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发生发展的基本背景和内部起点。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生活居住于地球不同地域的世界各民族和国家在相对孤立的环境下，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文明体系。历史进入到17世纪和18世纪，西方文明孕育出的起源于英国崛起于欧美的工业革命和西方世界的扩张与强劲冲击，使得这种状况开始改变。中华文明独存的封闭状态被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所打破。西方文明的迥然不同形态和侵略、奴役、压迫等种种野蛮的交流方式，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被逐步推到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⑦。这是现代中国变化发展的外部历史背景和诱因。面对西方文明的竞争与冲击，加之自身内部的危机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华文明和中国社会似乎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和生命力，优越性和竞争力也似乎荡然无存。古老中国不可避免地落后和衰落了。与这种落后、衰落相伴随的是给中国人以刻骨铭心感受和记忆的国家、民族与人民的悲惨命运，还有民族心理上固有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的丧失。孙中山先生对此有过深刻体察。他说，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许多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便完全丧失了，崇拜外国的心理一天高过一天⑧。中国有没有希望，中国向哪里去，成为重大的历史课题。这时，中国历史走向的选择可能只有两种，那就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中华文明的精神支撑与中国的百年革命
中国人选择的是在屈辱中爆发、在落后中奋起，而不是在屈辱中苟活、在落后中消沉。中国开启于1840年的百年革命就是古老中国回应西方文明冲击，在革命中改造自己，迎接挑战，追赶时代潮流，实现民族独立自由和国家进步的历史选择。这是一个曾经自信的民族在勇敢承认自己落后之后的自强与复兴运动，是在洋务运动、等维新改良自强方式不断遭遇失败后探索出的唯一选择，是一种痛苦的自我蜕变和新生。中华文明五千年辉煌历史记忆铸就的民族自豪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精神支撑作用。诚如所言: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更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更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⑨。振兴中华必须始于振奋民族精神、提振人民信心。这种民族自信心的恢复对中国人不甘心落后、不屈服被压迫，在奋斗与牺牲中改变国家与民族命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精神作用。从此，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平等，在学习西方文明、追赶世界潮流中振兴中华和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成为中国的时代最强音和基本主题，最终汇集成为不可阻挡的强大力量和历史大潮。在百年的革命和变革中，存在两千年的皇权帝制退出了历史舞台，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大历史成果，也是西方文明对中国政治制度变迁和选择造成的最大影响之一。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则是中国在百年革命中应对西方冲击产生的最终伟大成果，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和苏联影响的结果，也是中国古老传统和当代世界特征结合与时俱进的产物，是中国开始伟大复兴的新起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现代中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个内部积贫积弱、四分五裂，外部强敌环视、面临亡国危险的落后大国，要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复兴，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有效组织起来是不行的，没有科学的行动指南和正确的实现途径也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苦难可能毁灭希望，苦难也可能迸发力量。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掌握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利器的中国共产党逐渐在实践、竞争中脱颖而出，在长期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成为中国人改变自身命运和历史的核心力量。经过28年曲折复杂艰苦决绝的奋斗，给中华民族和中国缔造了光明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一百年奋斗牺牲取得的最伟大成果，它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理性的选择，正确的选择。人民共和国标志着民主共和理想的实现，社会主义代表着公平、正义和进步的追求。它是与时俱进和历史记忆结合的产物，是现实条件和历史发展的产物，是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和古老中国历史文明结合的产物。它为中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伟大复兴创造了基本条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它凝聚着无数中国人前仆后继的牺牲与奋斗、光荣与梦想，标志着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终结和复兴历史的开启，预示着一个新的繁荣富强幸福的中国注定会重新崛起。
中西方文明经济形态差异及中国对资本主义的排斥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有着多方面截然不同的差异。从经济角度观察比较，重商与抑商是最重要的差别所在。西方社会实质是重商主义社会，其文明属于商业文明形态，中国社会实质是重农主义社会，文明属于农业文明形态。西方文明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的产物，它的文明形态是在封建主义和商业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城邦则是商业经济发展的形式和重要载体。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指出的:新世界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⑩。工业革命的出现可以看作是商业发展过程的继续。因为到18世纪，通过商业而赚钱的机会渐渐枯竭了。贸易要继续发展，欧洲本身必须能够提供出口———这正是它在19世纪大量做的事瑏瑡。工业发展由于这一原因而得到推动。而金融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文明本质是抑制商业与市场经济的。实施了2000年的重农抑商“基本国策”就是最典型的例证。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里抑商的程度有区别，但重农抑商政策却贯穿始终瑏瑢。中华文明的独特形态和中国政府延续2000年的基本政策取向，自然有其存在的道理和内在的合理性。但面对西方商业文明和工业革命的冲击，中国固有的文明形态显然是落后了，至少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看是毋庸置疑的。承认这种现实是痛苦的，而效法西方也绝非易事。中国早期的革命者企图通过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达成救民强国的目的，但现实却使得这条道路走进了死胡同。西方对中国的压制是重要方面，中国内部的条件不允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对此早已有过精辟论述，在论及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的国际环境时他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烈士，为此而抱终天之恨。”瑏瑣历史雄辩地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难以走通。因此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选择计划经济也有深刻的原因，它既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预言与构想，也有苏联成功的实践示范。但还有一个不为人们意识到的重要深层历史原因，就是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重农抑商的惯性和潜在作用。这种传统究其本质而言，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内在排斥和抑制。商业经济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温床，对商业和商品经济的排斥，在一定意义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抑制。传统中国文明对商业和资本主义的排斥是长期的和全面的，具有内在的深刻经济社会原因，也具有深厚而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这种抑商传统，是建立于对商业和商品经济过度发展导致的负面作用的深刻观察之上的，是基于商业经济对小农经济的破坏性作用产生的。因为“交换促使经济繁荣，也促使社会分裂，阶级分化，贫富分化，矛盾增长，促使小农经济衰落、破产，土地兼并集中，卖儿卖女卖自身”瑏瑤。重农抑商的本质就是维护小农经济，抑制资本主义。对商业的不同态度和采取的不同举措，也许是我们理解中西方文明及其差异的基本关节点。所谓“无商不奸”俗语和“奸商”称谓的存在，实质是传统中华文明对商人的行为动机和人格的判断与定性，隐含着对商业过度发展产生后果的担心与忧虑，表现了大众心理对商业发展的排斥，说明抑商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的基本价值选择。当然，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商业，农业社会中商业是农业发展和社会存在的必不可少的产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功能，对此中国人有清晰的认识，因此中国文明并不排斥商业和市场经济，只是一直试图把商业发展限定在必要合理的范围之内。商业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辉煌的发展。司马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就是最经典的描述。中华文明重农抑商的这种特质，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独特的现象。中国自清代中期以来的衰落和政治腐败，在外部是西方资本主义冲击的结果，在内部则很大程度是由于地主阶级和商人阶层崛起，资本主义因素在社会内部加速成长，从而导致贫困人口急剧增加，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广大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不是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影响了中国，而是内外资本主义及其发展导致了中国的衰落。西方列强在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对中国的工业发展和民族资本发展构成了严重的抑制，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分化，加剧了人民的痛苦，激化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加速了中国的衰落，也就加强了人民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因此，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中国出现和产生。中华民族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理想的民族，中国社会古老的基本社会理想和理论信条是均平主义，社会经济均平理论是中国历史和经济社会构建的基本逻辑。这也许是理解中国历史和中西方差异的关键点。对此，钱穆的有关论述是富有说服力和启示性的，他认为，《论语》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是2000年来中国人最服膺的经济理论，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条大主流瑏瑥。中国自战国时工商业就很发达，但中国却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中国传统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本质是为抑制资本主义演进而制定的。钱穆断言:“中国社会决不能而且亦断不该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路，这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及现代世界潮流趋向的人，所同样首肯的。”瑏瑦对比中西方文明的差异，检讨中华文明的不足与局限，也许中国在近代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从经济视角分析，中华文明对商业的排斥必然导致现代工业难以发生和发展。这是西方文明发展史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因为西方的历史轨迹和发展逻辑是，商业的发展推动工业的成长，商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成为工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推动力量。而在一个农业经济社会中，工业发展缺乏这种强有力的内在动因。这也许是中国人对商业和工业认识上的历史局限。对其负面的作用过度担忧，而对其积极作用与巨大潜能估计不足。但这就是历史，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
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冲击，是工商业的内在扩张性驱动所决定的，西方文明处于优势和主导的地位，处于弱势的中国文明面临的主要是如何回应的问题。出路和结果只有两种，一种是在固守自己传统中沉落，另一种是在有效回应和变革中崛起。中华文明自身具有兼容包并、与时俱进的开放秉性和巨大弹性，这是中华文明历几千年风雨艰险而不辍的重要根源。在调整中回应是中国必然的选择，而且，历史经验证明中国人固有迎接一切挑战的智慧和勇气。中国要在回应中崛起，面临两大历史性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如何在经济上实现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型，另一个是如何对待自身文明的问题。在对待自身文明的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和方式，一种是用西方文明彻底取代自身文明，一种是在借鉴融合中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前一种是彻底西化的观点和路径，后一种是创新和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也是中华文明历来面对外来文明挑战所采取的基本态度和主要方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和计划经济的确立，证明中国选择了和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但对工业文明的向往和从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转型发展的方向没有改变。在这个外来冲击的改造过程中，中华文明注入和吸纳了来自于西方工业文明的新要素。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人们一般倾向于把这种选择理解为是对苏联模式的借鉴和套用，很少有人从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寻找原因。如果我们从中国历史的大视角去观察，就会发现，计划经济体制是在吸收西方工业文明的合理内核基础上对中国抑商传统的复归，是对西方重商主义的再次否定与抛弃，是古老中华面对外来冲击传统上采取的基本应对之策。因为清末和民国期间，在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冲击下，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封建地主阶级三座大山迅速崛起，在他们的主导下，中国军阀风起、战乱不断，商业和市场经济得到畸形的发展，剥削压迫严重，农民大量破产而流离失所，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人民痛苦不堪，中国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国家和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时期瑏瑧。在历史激荡的洪流中，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不仅不能救中国，相反却是在毁灭中国，那些抱着用资本主义救中国的愿望和努力不可避免地破灭了。中国的这种状况，呼唤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彻底变革。中国的复兴和崛起是几千年形成的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大转型。这种转型发展是一个曲折复杂的长期历史过程，需要在不断探索中前行。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还远未结束，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的回应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西方与中国的中心—外围关系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两种文明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不对等的。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转型，在某种程度是对西方文明商业传统的借鉴与吸纳，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时期中国对西方竞争压力的新回应，是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新融合，这种探索和新尝试是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创造。但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使得这种回应仍然带有自身传统和文明的鲜明特点，是有自身特色的新的发展道路。西方人顽固地试图要用自己文明的“普照之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彻底改造中国，实际是用西方文明彻底取代中国文明。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存在与发展说明，中国仍在固守自己的文明传统，而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证明，这种文明正在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与活力。
中国从一个饱受战乱摧残、积贫积弱的典型农业国家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工业大国，这在人类发展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它是中华民族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光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贡献。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新中国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在这60年中，中国前30年的发展路径和后30年的发展路径又完全不同。前30年是在计划经济中发展，迅速实现了国家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初步转型，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与西方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然处于落后状态，甚至发展出现了较严重的问题。其中的很大原因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并存造成的，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竞争的结果，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两种文明形态”和发展道路的竞争，即“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和“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竞争，计划经济发展道路和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竞争。它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不同社会制度并存，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并立，人类历史处于这样新的历史时期和大背景、大环境下的必然产物。
本质上属于西方文明与中国新文明形态的竞争。在这场长期的竞争和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优势逐渐下降，显示出了不足和劣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占据上风，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易帜就是最典型的例证。苏东剧变原因复杂，但经济体制的僵化和发展活力的不足无疑是重要的原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向哪里去成为新的重大历史课题。历史总是在需要巨人的时候产生巨人。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奇迹般地实现了国家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型，走上了市场化发展的新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功。这条道路的基本特点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值得研究的是其中的中国因素和中国文明的印记。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革命性社会思潮和一种国际性社会运动起源于西方文明的发祥地欧洲尤其是西欧国家，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形态，却主要出现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东欧地区和亚洲的东方国家。这种现象是值得深思的。我们认为，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本身是以西方文明的对立物出现的，在本质上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完全对立，实际是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否定和替代，因此在西方文明失去生命力之前，它只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理论甚至运动在西方社会存在。因为西方文明本质上奉行的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是一种弱肉强食的文明形态，至今为止，它的文明实际还没有走出丛林。这是一种充满原始野性力量的文明形态，它的创造性是巨大的，但它的破坏性和副作用也同样巨大。它的创造性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它的破坏性和危害却很容易被忽视，甚至被千方百计地掩盖了起来，尤其随着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它有被美化甚至神化的倾向，这一点需要引起警惕和深入研究。随着世界上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社会主义运动的东方色彩却日益凸显，也许正在演变成中国古老文明凤凰涅槃后与西方文明的新较量。而探寻中国文明的本质特征，寻找社会主义和中国古老文明的内在历史和逻辑关系，发现社会主义在中国出现和存在的历史依据，也许就是打开这个谜底的关键。
我们现在需要开始做的重要准备工作，就是重新审视和发现自己的文明。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走出西方中心论的困扰，走出把西方文明作为研究标杆的近代传统框架，真正把中华文明作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和伟大的现象，研究它的自身特质，发现它的内在逻辑、内在的必然性、自身的合理性与魅力、缺陷和不足，在此基础上进行重新的评估和认识。尤其应该反对那种用近代中国的落后推定中国历史上一贯落后，用近代西方的发达推定西方历史上一贯文明的和唯心史观。尤其应该防止那种见到西方的城邦就说中国的大一统不好，见到西方的所谓议会民主就认为中国固有的制度一定专制残暴，见到西方的商业经济和封建庄园就认为中国小农经济是落后之源、重农抑商是没有合理性的非理性选择。还应该警惕那种把资本主义的一些作法和现象当成真理和“国际惯例”，试图用资本主义的观念和逻辑观察、评价和解决社会主义的现象与问题。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的先辈是富有智慧和创造性的，他们创造的历史和取得的辉煌是举世公认的，他们选择和走过的道路必然有其内在道理与合理性。中国近代的衰落没有理由要求历史和先辈承担责任。我们应该怀着敬意和虔诚，用科学态度和方法去发现他们创造历史的内在逻辑和历史理性。那种在比较东西方历史和文明中轻率地一味否定自己、盲目崇拜西方的民族自卑主义应该结束了。这是百年中国革命给我们的启示，是近60年来中国发展的历史基础和现实背景，也是正确认识30年来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在逻辑的关键所在。
作者：李香菊何元锋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