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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方法不同
马克思对金融危机理论分析中,采用科学的唯物辩证观,运用科学的抽象,在复杂的金融危机现象中,排除那些次要的、偶然的、表现事物外部特征的一切联系,一步一步地深入考察和分析,运用从客观事物中抽象出危机所发生的本质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马克思经济学在金融危机分析中侧重于制度分析,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关系的考察来解释金融危机产生的本质问题。早期西方经济学中对金融危机形成理论大都从宏观层面分析,运用历史类比和简单的实证描述分析方法。近年来由于微观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们侧重于对金融市场中微观行为的理论分析并加以模型化,产生了四代货币危机模型,并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严格的理论推理分析和数理化、模型化分析。虽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和完善,但缺乏科学唯物史观,导致各学派在分析中往往侧重于各自不同的方面,过于强调个别因素,其结论往往只能解释金融危机的形成的部分机制或某一类型的金融危机,缺乏全面和系统性的研究。
(二)研究金融危机的目的不同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去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和性质,认为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及经济周期危机问题。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历史现象,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的表现,运用政策手段去解决金融危机只是暂时的现象,并且金融危机的克服是以经济萧条为代价,这必然不符合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然会被共产主义制度多替代。马克思经济学研究金融危机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缺陷性,要想克服金融危机问题势必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西方经济学对金融危机的现象和机制的研究大都是对已发生的危机进行总结,他们主要研究金融危机出现的原因和传导机制。虽然西方经济学家也指出金融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是和实体经济运行结合在一起的,但他们并未敢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而是从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及政府调控手段来寻找解决金融危机的手段。
(三)对金融不稳定性的分析不同
马克思关于金融不稳定的思想更丰富,从信用制度与银行制度、股票市场的波动、金融的传导机制上详细解释金融不稳定的原因。信用制度与银行制度具有融资功能,使银行只需要保持较少的存款准备金就能实现资本的借贷,但由于金融环境稍微变化有可能就会导致银行的挤兑现象,助长了金融的不稳定性。信用制度的发展导致金融衍生品的大量产生形成虚拟资本,虚拟资本容易产生泡沫经济,这是虚拟金融的不稳定性。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商品和劳务的关系都是通过货币金融联系起来。当商品和劳务市场中出现异常时像支付链条中断会通过关联效应向金融市场传导,使金融市场均衡发生波动产生不稳定性。马克思也指出,由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使人和人之间存在契约关系,但这也隐含着道德风险问题。若一方违约就会使整个债务链条断开,导致信用关系异常,最终会体现在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后凯恩斯主义金融不稳定性假说最初来自于明斯基20世纪50年表的论著。经济中实际获取利润的时机与债务负担的不协调的发展是金融不稳定的根源,经济高度繁荣时期,实体经济中赢利的前景较乐观,但实际赢利的机会受生产规模扩张的影响,但虚拟经济却不是进而导致信用的扩张。在信用扩张促使下货币越多的流向投机性和抵补性项目而不是用于实体经济中投资项目的融资。债务融资范围和债务链条越长越造成金融体系愈发不稳定,经济周期的累积又导致下滑的债务紧缩。后凯恩斯主义对金融不稳定的分析仅仅强调了债务执行的风险是导致金融不稳定的原因。
(四)对金融危机的政府干预的观点不同
马克思指出,央行在金融危机时可以通过调整准备金来应对危机。按照马克思的解释是指为了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最低限额的金属贮藏。当出现金融危机,货币市场出现过多的货币流通即通货膨胀趋势时,央行提高准备金储备;相反,货币市场上出现货币不足时,央行降低准备金储备。同时,中央银行具有调节市场利率的功能。马克思说:“英格兰银行的权力,在它对市场利息率的调节上显示出来。”金融危机时,央行可以通过提高利息率来对利率控制。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提出了“金融约束论”。其核心观点是: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完全导致市场失灵,致使金融市场交易制度难以有效运行,必须由政府供给有正式约束力的权威制度来保证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失误理论认为,货币供求失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货币需求方面,而在政府实施货币政策的失误,因为货币需求函数具有相对稳定性。更甚,政策的失误通过心理效应加剧银行恐慌,使不严重的局部金融问题演变为不可收拾的全范围的金融危机。麦金农—肖理论主张应当尽可能减少政府对金融的干预。
二、二者金融危机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二者金融危机理论相似和不同点的比较可知,二者的金融危机思想对于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避免金融危机风险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二者关于金融体系不稳定的思想
对于我国稳定金融体系具有启示作用把二者金融体系不稳定思想综合在可以一起看到,引起金融体系不稳定的因素在于银行制度、金融传导机制以及债务执行等方面,从这些角度完善和预防可以稳定我国金融体系。我国的金融体系具有典型的“银行主导型”特征,社会融资渠道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客观上导致了单一的融资结构,增加了银行体系的风险承载量,并且缺乏完善、有效的银行监督和惩罚机制,从而导致更大的金融风险和金融脆弱性。因此,借鉴二者金融不稳定思想进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首先,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发展保险、投资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体系的融资体系,达到完善金融制度进而分散融资带来债务危机的风险。其次,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预警、监管和惩罚机制。信用制度的快速发展和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对我国金融监管带来较大的冲击,因此,金融监管部门应随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其监管职能和灵活性,多种监管工具并用增加金融风险预警能力,同时针对违反金融条例的行为给予严惩使监管机制真正有效可行。
(二)二者关于生产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思想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具有启示作用
二者都提出经济危机是产生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因此,使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可减少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提出经济结构性战略性调整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目标,这意味着我国在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上都要进行调整。国内:我国需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传统产业的结构升级,建立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把发展实体经济仍作为最坚实的基础。对外贸易:我们应坚持出口和进口比重,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增加企业国际化竞争能力,加强多边区域贸易合作抵抗国际经济风险。
(三)二者对金融危机中的汇率思想对我国汇率改革提供了启示
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言,西方经济学的四代货币危机模型中关于汇率思想的描述较为详细,尤其关于固定和浮动汇率制度选择的观点对我国有较大的启示。人民币升值导致我国外汇储备资产呈现流失迹象以及净出口减少,并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和净出口也有很大影响。在当前全球汇率大战和贸易大战环境下,如何实现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保值和对外贸易平衡已成为我国目前和以后所面临的重大课题。由于中国是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相对稳定,因此,当境内外利率出现差异时,会导致单边套利机会的出现。套利成本虽在我国资本项目管制下会增加,但当赢利机会出现时仍会有非法逃套的情况,这使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难度加大,容易导致资本市场危机。为了避免固定汇率带来的负影响,我国人民币汇率应由盯住美元转向参照货币一篮子浮动,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
(四)二者关于政府干预金融体系的理论
为我国制定货币政策提供指导作用马克思主张政府应在金融危机时从存款准备金和利率调整来干预。西方经济学中,一方面,赞成政府应采取灵活的货币政策调控金融危机;另一方面,认为政府不应该加以干预,因为货币政策常常具有失误性和滞后性。在二者思想的基础上,借鉴其调控手段来加强我国政府货币政策干预金融危机的有效性。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在稳健性货币政策的同时,应注重松紧适度,要具有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因此,我国政府结构性货币政策要随环境变化及时调整,且重点防范资本市场泡沫、生产过剩和金融体系风险等问题。马克思经济学从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和性质上进行了系统和全面的研究,西方经济学的金融危机理论则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对金融危机现象进行模型化分析,二者都为我国预防和规避金融风险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对我国金融行业、汇率体制等方面的调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贾倩张志敏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