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工群体现状与制造业需求之间的错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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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沈阳制造业的蓬勃发展与制造业中农民工队伍的发展密不可分。然而近年来，农民工群体供应状况与沈阳制造业的需求之间出现了错位现象。本文通过对这种供求错位现象进行分析，得出这种现象是由于相关制度供给不足造成的，只有加强和完善相关制度建设，才能制定出有效的促进农民工与制造业和谐发展的政策。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支柱，也是带动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力量。作为制造业中的关键要素——产业工人日益成为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中，产业工人队伍的人员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农民工日趋成为产业工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到2003年底，农民工在全国制造业中的比例已高达66.2％。以制造业为主体产业的辽宁沈阳是全国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其制造业的规模壮大可以说是与制造业中农民工队伍的成长相伴而行的。然而近些年来，农民工队伍的成长变化与制造业发展的整体要求不相适应，出现了供求错位现象。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农民工现状的认识和对沈阳制造业总体发展状况的把握。同时也有助于改善农民工现实状况与制造业间的不协调现象，进而制定出有效促进农民工与制造业和谐共进的政策。

一、农民工群体现状与沈阳制造业需求之间的错位表现

近年来，沈阳市对农民工的需求总量逐年增加，预计到2010年需求总量将达200万人以上。进沈城求职的农民工数量也有增无减，从总量上看供求矛盾并不突出，然而制造业中许多行业仍存在求职短缺状况。这主要是由于农民工自身状况与制造业需求之间的错位造成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与制造业要求高学历之间的错位。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曾对11个省份的农民工教育程度进行了统计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中初中未毕业的约占45％，初中毕业但没有接受高中以上教育的约占33％，只有12.7％的接受过进城打工所需的某些技能培训。然而从沈阳目前企业招聘人员条件来看，大多数制造业招工条件都要求“文化程度初中以上”，约有30％的企业还要求“中专或高中以上”。农民工低文化程度与岗位高文化要求形成了明显的错位。

第二，农民工职业劳动技能缺乏与制造业普遍需要高技术人员之间的错位。从目前劳动力市场供应状况来看，农民工普遍缺乏职业劳动技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2006年10月的《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显示，49.80％的农民工没有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68.75％的农民工没有任何专业技术。沈阳作为拉动东北老工业基地引擎的关键城市，是以沈阳机床集团、北方重工等大中型规模的装备制造业发展为主体的城市。而作为主要制造机器的装备制造业，其生产的质量、技术水平直接决定了其他产业的生产规模、发展方向和速度。因此，这一行业对生产一线工人的技术水平要求非常高，这与绝大部分农民工几乎没有任何职业劳动技能形成了鲜明的错位。

第三，农民工就业队伍更新过快与制造业需要一支成熟、稳定的技术工人队伍之间的错位。目前沈阳农民工队伍较为庞大，到2007年沈阳市农民工总量约110万人，且每年呈现递增趋势，但是队伍的稳定性不强。据有关部门统计，农民工队伍平均每3至4年就更新一次，能够稳定务工5年以上者不到总量的10％。特别是近年来，中央加大了对“三农”的扶植力度，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使许多外出打工的年轻农民工群体更愿意选择在城市学到技术后回家创业，这加快了农民工更迭的速度。一般而言，制造业技术人才一般要通过在单位较长时间的工作学习才能获得，而农民工队伍更新过快很难使制造业在农民工队伍中分流出一支成熟、稳定的技术工人队伍。

第四，劳动者对自身利益、前途追求与企业用人方式之间的错位。随着社会整体的不断向前发展，农民工队伍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队伍越来越年轻化，通过对有关制造企业的管理层调查，目前沈阳市制造业农民工以80后为主体，这一代农民工较前一代农民工显著特点是不再为谋生而进城务工，更多是为谋求发展，为学到一技之长而进城求职。因此，农民工对自我利益、前途的追求和对平等对待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要高于对工资的要求。但是沈阳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型私人企业用人观念并未转变，继续沿用过去那种掠夺式的使用和缺乏人性的管理方式。因此，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宁愿在等待中寻找更适合自己发展的就业机会也不愿接受违背意愿的工作岗位。2009年沈阳劳动力市场招聘会为农民工提供的3800多个岗位中，仍然有2000多个岗位没能招到合适的人。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企业的用人方式使农民工不愿接受。

二、对错位原因的深层思考

农民工群体的供应现状与制造业需求之间的错位并非是一种暂时的、偶然的现象。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根源是相关制度供给不足，具体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国家对农村基础教育重视不够，导致部分农民工天生失去受教育的良好机会。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处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体系之中，这使得城乡居民在接受教育方面存在场域区隔，政府对农村的教育投资远远低于城市，直接导致了农村校舍、师资、教育设备等缺乏，使许多家庭贫困的农村孩子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近年来国家对农村基础教育也做了一些政策上的调整和努力。如2001年开始，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管理实施“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可是在效果上，除了农村教师工资得到一些改善之外，农村基础教育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好转。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4.8亿农村劳动力中，文化程度初中以下的有4.2亿，其中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7.3％，大专以上仅占0.6％。

第二，企业和社会对技能培训重视程度不够，使农民工失去后天接受培训的机会。技术性民工来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经过专业职业学校培训，二是企业自身培养。职业学校由于受到“轻视技工”的落后观念影响，近年来普遍陷入逐年萎缩的困境。“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5年，职业教育所占比例从原来的58％下滑到38％，仅在2002年，全国各地就停办了大约600所技校。”这意味着，技工学校对企业的人才支撑受到严重削弱。从企业自身培养技工人才状况来看，由于我国大部分企业在前些年主要凭借廉价劳动力资本取得竞争优势，而很少考虑到技术升级，这使得农民工无法通过“干中学”获得真正技术。同时，大部分企业都不愿从有限的收入中抽出资金对民工进行技术培训，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调查表明，被调查企业中一半以上的企业用于技术工人培训的费用不到职工教育经费的20％，在培训经费难到位情况下，民工根本不可能通过培训这一途径获得技术提高。这导致技术人才储备严重不足，当企业生产扩张和技术发展需求技术型工人时，农民工技术不足的问题立刻暴露出来。

第三，户籍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使农民工难以真正融入城市。造成农民工队伍更新过快，不能在城市长期定居的根本原因就是农民工的户籍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即农民工只有农村户口，没有城镇户口，只能非农化，不能城镇化。然而这一问题直接导致农民工无法享受城镇居民的待遇。因为中国户籍制度的特殊性在于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户籍制度，而是一个以户籍制度为中心，包括教育、就业、住房、养老、医疗，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的城市居民身份与权利的制度。这一问题将直接导致农民工就业难、居住难、看病难、子女上学难等一些列问题。从而导致农民工无法形成一支稳定的队伍。为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2006年沈阳市根据辽宁省公安厅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维护农民工权益工作的通知》，放宽了对农民工进城的户籍限制。如在政策上允许农民工通过购买、受赠、继承、自建等途径，获得具有所有权并达到一定标准的住房；可以将本人、配偶、未婚子女和在同一居住地赡养的老人的户口，迁移到就业和居住的城市。这些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农民工获得城市户籍的机会，但是通过购买或受赠、继承等途径获得住房的农民工所占比例非常小，因此，绝大多数农民工仍然无法拥有城市户籍。

三、对策与建议

农民工群体的供应现状与制造业需求之间的错位已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制度问题。因此，要解决这一重大问题，必须从制度和根源层次上来把握，这样才能促进制造业与农民工的和谐发展。

第一，建立合理户籍制度体系，使城乡户籍制度一体化。我国传统的户籍制度等基本制度有违于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阻碍资源有效配置；影响工业化进程；阻隔劳动力空间转移。因此，只有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户籍制度才能消除劳动力城乡转移的人为障碍，为建立一种平等、自由竞争的劳动力供求机制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第二，建立系统的培训机制，使农民工的职业发展与制造业发展要求接轨。其一，政府要加强对民办高校、职校、技校的扶植，针对农民工的实际需求采取分批轮训方式，加强对农民工系统性、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和现代化知识的学习。在形式上政府可以采取购买或资金扶植等方式，为农民工提供免费或优惠的培训服务。其二，用人单位要担负起农民工的岗位培训责任。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人力资本的竞争要明显优越于物质资本的竞争，而企业单位“只使用，不培养”劳动力使用和人力资源管理的习惯模式。已经造成技工人才“断层”。因此，企业只有通过自身加强对农民工的岗位培训才能获得企业所需的高技能人才。

第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度建设，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其一，相关部门要加大劳动保障执法监察力度，对于故意拖欠工人工资、无偿延长工作时间，甚至人身伤害等不法行为，法律应给予严厉打击。其二，政府要加强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机制建设，逐步解决工伤保险、医疗保障以及养老保险问题，逐步扩大保障覆盖面，将农民工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障问题纳入到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其三，降低农民工进入城市的门槛，使农民工能够真正成为市民。

第四，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提高农村整体劳动力素质。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影响其在城镇实现稳定就业。因此，要增加农村教育的投资，普及初中教育，有条件的地方可普及高中教育。严格控制未成年学龄青少年进入劳务市场，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基本文化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