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潜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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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80年代以后已经取代日本经济成为整个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力，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间出现大问题，对刚遭金融风暴袭击而未摆脱萧条困局的东亚经济将如雪上加霜，东亚经济的迟迟未能复苏，也必将拖垮欧美经济。反过来说，东亚经济的再度繁荣，也有赖於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拉动。处於世纪之交、迈向新千年的中国经济到底往何处去，实为世人所不得不关心的问题！本文拟就未来中国经济可能的走向，改革中积累下来的诸多问题如何解决等，提出一些看法，以求教於各界方家。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到底还有多大？
1993年7月开始的宏观经济调控终於在1997年基本达到了预定的“软著陆目标，但是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的势头并未随著目标的实现而停止。为了防止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滑，中国政府在1998年初提出确保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如几次调低存贷款利率、鼓励银行放款、放松对证券市场的管制、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等等。自1978年底的改革以来，只要中国政府一放松信贷和投资控制，国民经济通常会马上出现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但是1998年中国国民经济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出现一放就活的局面，而1999年的经济形势也相当严峻，中国政府已主动将1999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下调为7%，但要实现这个目标，难度依然很大。
为甚么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与过去区别那么大？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因为现在的市场供需形势与过去大不相同。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处於短缺经济、卖方市场的局面，比较容易找到好的投资项目。但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全国各地出现了持续几年的投资高潮，外国资本也全面看好中国，外国直接投资从1992年以前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到5%，一下跃升为以后几年15%左右的水平，等这些投资项目在1995、96年逐渐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经济一下从传统的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目前绝大多数产品出现买方市场，不再容易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投资的市场风险增大。其次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影响。过去银行贷款受到直接的行政干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可以向银行下指令或变相下指令，要求银行为某个具体项目或单位发放贷款，而接受贷款的单位，特别是国有企业，对归还贷款往往并不认真对待，银行贷款对它们的约束力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拖欠银行贷款的现象就十分严重，银行呆、坏帐比较常见，发放贷款的银行工作人员自然不会对放款失败或低效率负责，即使不是由於政策或行政干预造成的银行呆、坏帐，银行工作人员也会将之归咎於政府政策或行政干预，两种类型的责任搅和在一起，很难严格区分。因此，政府一旦决定放松银根、启动经济，银行工作人员就有放贷的积极性，企业也有贷款积极性，经济马上可以走向繁荣。但是，1993年7月开始的宏观经济调控不但以收紧银根为主要措施，而且开始对银行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四大专业银行开始了商业化的进程，中国人民银行实行垂直管理，地方政府无权干预银行事务。银行工作人员发放贷款的责任大大增强，一笔贷款的经手人必须对贷款负责任，即使在贷款到期前调离原工作岗位，也逃脱不了对贷款的责任，即出现所谓的责任终身制。在这种新形势下，如果不能确保贷款安全，银行宁愿购买利率较低但没有风险的国债，出现所谓的惜贷现象。因此，中国政府虽然采取了相当灵活的货币政策，从1997年11月起，六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的利息，但社会的投资和银行的放款，并未产生货币政策设计者所预期那样的扩张。
在国民经济处於过剩的情况下，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中国政府仅能借助於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措施。但在绝大多数产品过剩的市场状况下，政府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也有诸多局限。这些项目一般都比较庞大，从立项设计到工程开工，再到工程完工发挥效益，周期很长，见效很慢。而且，基础设施建设也会过剩，也有个投资效益问题，这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沿海一部分地区的机场、高速公路的利用率很低，经济效益差。因此，当强劲的外贸需求受制於东亚金融危机，东亚诸国经济复苏未见端倪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过剩，最终只能依赖中国自己的内部需求的增长和淘汰没有效率的企业才能最终消除。因此，可以预期中国经济将不可能在短期内再现1990年代初期那样超强劲的增长。但中国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还相当低，尤其多数农村地区更是如此，目前的过剩，只是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当前的过剩和与其相伴随的一系列问题，早晚可随著收入和消费的增长而烟消云散。
对中国自身、东亚以及世界经济格局来说，更具根本影响的问题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前景。如果，中国经济可以在未来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保持自1978年底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所达到的平均增长速度，那么，在渡过当前相对过剩以及东亚金融风暴所带来的难关以后，中国经济将可以如国内外许多学者所预期的那样，在下个世纪上半叶重新成为全世界最大、最有实力的经济，实现自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所魂牵梦系的强国愿望。
从经济增长的潜力来说，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再保持20-30年的快速增长。一国经济的增长主要决定於以下三个因素：（1）各种生产因素要素、尤其是资本的增加；（2）生产结构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的升级；（3）技术的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因为在各种生产因素中，一个经济拥有的自然资源的量可以看作是给定的，各个经济之间劳动力的增加差别则不大，差异较大的是资本积累的速度。而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则受到技术变迁的速度的制约。如果技术不进步，资本不断积累必然会出现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形，积累意愿就会下降。同样，一个经济中如果没有技术的升级，也就不会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1）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2）向其他国家学习、模仿，或者说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资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分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开发新技术的投入很大而失败的概率很高；相对而言，模仿和购买技术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发达国家由於处於技术的最前沿，因此必须通过自己从事研究和开发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因而这些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成本高，总体的进步慢；而像我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由於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因此在选择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上具有后进优势，可以采用模仿、购买等方式来实现技术进步。许多研究证明，就是用买专利的方式，其成本也只是原来开发成本的1/3左右，更何况，购买的技术一定是已经证明是成功的、有商业价值的技术。
从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日本经济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从60年代开始直到最近也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这些快速增长被认为是奇迹，他们依靠的就是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并以引进技术来实现技术快速的进步和经济快速的转型和增长。
中国经济从1978年底进行改革开放开始，才走上和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同样的快速增长的道路。在1978年，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远大於日本於50年代以及亚洲四小龙於60年代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的差距。如果利用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能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维持了近40年的快速增长，那么单单利用这个技术差距，中国经济应该就有可能维持近50年的快速增长。而且，在70年代时，中国从事低附加值的农业人口比50年代的日本和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多，资源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的潜力大；同时，中国的资本积累率每年高达gdp的40%左右，为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些因素表明，中国发展的潜力大，至少可以有50年的快速增长。从1978年底的改革到现在才20年，因此，中国应该有可能再维持3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
当前，全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是美国。按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1995年美国的人均gnp为26，980美元，中国为620美元，只有美国的1/43。中国的人口规模为美国的4.6倍，所以，按官方汇率计算，中国在1995年时的经济规模约为美国的1/10。但按购买力平价来计算，199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为2，920美元，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美国的1/2。在过去20年，美国gdp的增长率年均只有3%左右。由於美国的总体技术水平处於全世界的最前沿，技术开发的投入大、风险高，总体的技术进步慢，资本的投资报酬率低，因此，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变迁也慢，能长期维持3%的增长速度已经相当不错。而中国经济则可以再维持30年左右的8-10%的快速增长。因此，下个世纪中叶前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超过美国而成为全世界最大、最有实力的经济实体。
二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有待解决的问题
从技术变迁、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很大。自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高达9.8%，为同期内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说明了这个潜力的存在。但是，过去20年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恶化，很可能使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崩溃。归纳起来，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如下六个方面：
一、经济的周期波动。从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每年平均的增展速度很快，但这种快速增长是在周期波动中实现的。当经济增长快时，每年的增长率可达13-14%，但当增长慢时，每年的增长率则只有3-4%。从1978年底到现在为止，中国已经经历了四个这样的周期，平均每4-5年就有一个。伴随著周期波动，国民经济总要付出不少代价。如果这个波动是平稳的或是收敛的，那么，这些代价也许还可忍受。但不幸的是，这个波动的幅度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因此，不得不令人担心国民经济会不会在这个上下波动中突然崩溃，如果崩溃了，那么前面所说的、中国到下个世纪中叶前成为全世界最大经济实体的预期当然也就不可能实现。
二、银行体系的弊病。银行呆、坏帐的比例偏高，是造成东亚金融风暴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据估计，目前中国四大专业银行的呆、坏帐的比例在20-25%之间，若与发生金融危机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等国家银行的呆、坏帐相比，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於中国银行业还没有开放，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因此避免了当前这场金融风暴。但是，如果呆、坏帐的比例继续提高，储蓄者总有一天会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同时，随著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的银行体系极有可能受到外国投机者的冲击，由此可能导致中国出现银行恐慌和金融危机，从而威胁到整个经济的发展。
三、贪γ腐化孳生。改革前，中国社会各阶层收入来源单一，贪γ腐化的现象易於察觉，容易遏制。改革后，物资刺激成为提高效率的主要手段，每个人的收入来源因而多元化，但积极性提高的同时，也给形形色色的灰色、黑色收入提供了各种保护伞。政府官员可以用手中拥有的权利换取各种物资利益，而难於被察觉。但各级政府官员贪γ腐化的横行，扩大了改革后原本难於避免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增加了在改革中失落者的不满情绪，也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因而，有可能因为某些偶发事件的刺激，使整个社会失去了稳定，经济生活出现极端混乱而倒退。
四、国有企业的亏损。从产量来说，国有企业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从1978年占工业总产值的78%降到现在的1/3左右。但国有企业仍然雇用著中国2/3的城市劳动力，占有中国2/3的固定资产投资。改革前，国有企业的效率虽然低，但普遍盈利；改革后，国有企业的经营每况愈下，1996年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大致是1/3盈利、1/3明亏、1/3暗亏，1997年则出现了全行业亏损。改革前，政府的财政主要来自国有企业上缴的税利；改革后，国有企业的补贴成为政府财政的一大负担，使得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无法支持许多迫切需要进行的改革。如果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不能改善，政府财政总有一天会背不起，如果许多国有企业同时关闭、破产，城市里出现大量失业的国有企业工人，社会稳定将成问题，经济的发展也将不可能。
五、地区差距的扩大。改革初期，东、中、西部和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但1985年以后，地区和城乡收入再度扩大。到90年代初期，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情形比改革前的情况还严重。地区差距的扩大造成东部和中西部对政策产生不同的需求，东部希望更多的自主权和进一步的市场化，而中西部则希望得到更多的财政支持，因此希望中央政府加强集权。因此，中央政府难以制订和实施让大家满意的政策。东部同中西部间过大的差距也使得许多中西部的农民无法安於农业生产，大量的农民纷纷涌入东部地区打工，据估计，农民工的人数已达8，000万到1亿之间。在经济发展好时，农民工给东部地区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为东部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农民工大多也省吃俭用，将收入汇回老家，成为中西部的资金积累和收入增加的主要来源。然而，在经济萧条时期，大批的农民工滞留在城市里，极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六、粮食生产的问题。“无粮则不稳是我国几千年历史积累下来的政治智慧。1978年底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粮食生产快速增加，使得中国政府有信心将市场化的改革推向城市。但是，1984年以后，中国的粮食生产出现了停滞和徘徊的情形。但是，中国对粮食的需求将不断增加，这一增加来自於以下几方面：（1）中国人口将继续增长，预计到2030年时，人口总量将达到16亿人，比目前增加30%；（2）随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居民对肉食类的需求大幅度增加，而肉食品的生产需要耗费粮食。据估计，生产1斤鸡肉需要2斤粮食，1斤猪肉需要4斤粮食，1斤牛肉需要8斤粮食，因而饮食结构的改善会增加对粮食的需求；（3）酿造业等行业发展迅速，这些产业需要大量的粮食。我国是世界上耕地最稀缺的国家之一，而人口的增加以及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都要进一步占用耕地。最近有些研究估计，到2030年时，中国每年大约需要进口2-4吨粮食，而现在全世界粮食贸易的总量才2亿吨。因此，有人担心，届时中国把世界上贸易的粮食都进口了还不够吃，而且，如果中国把世界上的贸易粮食都进口光了，世界上许多地区将会因而出现饥荒。
在展望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时，一方面要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的复杂性。没有稳定的社会，就不会有长期的经济发展。以上这六个问题，任何一个恶化了都将造成社会不稳；更何况，这些问题有可能交织在一起总爆发。到底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会是如何？如乐观者所期望的那样成为全世界最大、最有实力的经济实体，还是会因为无法解决上述问题而爆发类似1997年以来发生的东亚金融风暴、国民经济突然崩溃，最终使民族复兴的期望功亏一篑？
三中国当前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
前一节所归纳的六个问题看似很复杂，其实都和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采取了渐进的改革方式，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滞后於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滞后於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造成经济体系内部的制度不配套有关。而经过了20年的改革，还不能将微观经营机制、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都彻底解决的原因，则在於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没有找到出路，宏观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制度中的一些扭曲是维持国有企业生存所必需的条件。
建国初期，由於要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中国政府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可是，资本高度密集的重工业具有建设周期长、作为先进技术载体的机器设备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投资规模巨大等三个特征，而当时我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不发达国家，其特点是生产剩余很少、资本积累很低、市场决定的利率很高，因此不利於建设周期长的重工业项目的发展；其次，由於可以出口的商品很少，造成外汇短缺，而市场决定的汇率很高，不利於发展重工业所需设备的进口；再次，由於剩余主要来自於农业，而千家万户的小农生产非常分散，导致资金动员能力很低，难於投资大型项目。这样，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当时我国资本稀缺的农业经济的资源禀赋状况形成了直接的矛盾，因此就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来推动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而需要政府用行政手段扭曲宏观政策环境，人为地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以及工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以便降低重工业建设的成本。在要素和产品价格被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下，资金、外汇、原材料及生产必需品出现全面短缺，需要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渠道进行配置，同时还需要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为了掌握企业的剩余和在农村推行统购统销政策，政府又分别实行了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和农业部门的化，对微观经营进行严格的控制。这样，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逻辑起点，相继形成了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点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这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我国在资金稀缺、物质基础落后的情况下，很快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重工业体系；然而这一体制也产生了工人、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和农轻重的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
1978年底开始，中国改革所要解决的就是生产积极性低和产业结构失调的问题。当时，苏联、东欧的改革所要解决的也是这两个问题。但和采取休克疗法意图在短时间里全部解决整个经济体系中的所有扭曲的苏联、东欧不同，中国采取了渐进的改革方式，针对在传统经济体制下微观经营严重缺乏活力的问题，就从微观环节的放权让利入手，改进微观激励机制，激发工人和农民的生产热情，提高微观经营单位的经济效率。微观单位自主权的扩大，打破了传统经济结构的整体性，为了落实微观经营单位的自主权，改革然后才逐步推进到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这种改革策略避免了休克疗法在苏联、东欧所带来的经济崩溃，而且使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取得了奇迹式的增长。但这种渐进的改革，也使经济体制中微观经营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和宏观政策环境三者不配套，由此产生了前述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在所有的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中最为滞后的是利率政策的改革。银行的利率尚被人为控制，名义利率不能根据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灵活调整。因此，每当出现高通货膨胀预期时，真实利率就不断下降，投资的机会成本和当前消费的机会成本也跟著下降，导致投资贷款增加、储蓄减少，经济就会出现投资和消费一齐拉动的过热。反之，当通货膨胀预期下降时，真实利率就不断升高，投资的机会成本和当前消费的机会成本也跟著上升，投资贷款减少、储蓄增加，经济就会出现投资和消费一齐下降的过冷。国民经济的发展就随著通货膨胀预期的变动而忽冷忽热，上下波动。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利率市场化，利率就会随著资金的供给和需求变动而变动，自动调节投资和消费的行为，成为国民经济的稳定机制。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利率市场化的重要性，并把“银行商业化、利率市场化做为1993年秋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大改革的首要目标。但是，国有企业的生存依靠国有商业银行的低息贷款来维持。以1994年为例，四大国有银行当年的贷款总额为四万亿元，其中70%以上贷给了国有企业，按70%计算，则银行向国有企业的贷款额为28，000亿元，当年银行贷款利率为12%，而市场利率为25-30%，两者之间的差距超过10%，这意味著1994年国有企业从银行贷款中获得的补贴超过2，800亿元，而这一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只有2，600亿元。因此，如果放开利率，则将使国有企业的利率负担大为加重，国有企业在1994年就将全面亏损。为了国有企业的生存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目标只好被搁置。
同样，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呆、坏帐比例高的原因也是因为国有企业的生存依靠国有商业银行的低息贷款来维持，而国有企业的经营情况差，还不起贷款，结果，贷出去的款也就变成了呆、坏帐。
经济生活中贪γ腐化的横行，也是因为政府对利率和某些商品价格的低价控制。市场价格和官订价格之间存在价差，成为掌握这些廉价资金和资源的官员手中一种可以依其意愿而分配的、可以某些企业和个人不劳而获的“租。1994年，单单银行的低息贷款一项所存在的租金总数即高达4，000亿，为了获得这笔租金，国有和非国有企业都会展开无孔不入的“寻租行为，政府官员的收入又低得不足以养廉，在强大的利益驱动下，要政府官员不为所动也难。而维持低利率和某些产品的低价政策，同样是为了使已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也和维持国有企业的生存有关。我国的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区比较优势，东部的优势在於制造业，中部适合发展农业，而西部的优势则在资源产品上。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加速重工业的发展，粮食、棉花等农产品和主要矿产资源的价格被人为地压低。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生存，在逐步放开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同时，主要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却依然被人为地压低。东部发展越快，所需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就越多，而从中西部拿到的低价补贴也就越多，由较不富裕的中西部来补贴较富裕的东部，因此东部发展越快，东部同中西部间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
同样道理，人多地少是我国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事实。只要政府给予农业科研足够的重视，并给予农民足够的价格刺激，那么，在过去，依靠传统的农业技术的中国农民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养活中国人；在未来，中国农民依靠现代技术也应该有能力生产足够的粮食养活中国人。但问题是，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生存，低工资政策不能放弃，粮食的价格也就难於放开，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受到抑制，粮食供给在中国才会成为一个问题。
四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是完成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关键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是由於市场化的改革还不彻底所致，而改革难於彻底的原因则在於国有企业。至於国有企业的病源则在於依然背负著许多政策性负担，其中包括：（1）一部分国有企业产品（如能源、交通）的价格依然被人为地压低；（2）传统低工资制度所遗留下来的沉重的职工养老和各种福利负担；（3）传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少，为了解决城市里的就业问题，经常采取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方式，因此冗员问题严重；（4）多数大型国有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过高，不符合我国的资源禀赋条件，在市场经济中缺乏竞争力，其存在是出於政府的战略考虑，其生存有赖於传统体制下的各种扭曲的保护。
政策性负担的存在使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时先天处於不利的地位，使得人们无法客观评价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也使得国家缺乏对企业进行监督所需要的信息指标，因为国有企业可以把各种亏损都归结为政策方面的原因所致。由於政府必须对因政策所导致的亏损负责，当企业出现亏损时，政府就必须给予补贴，这使得企业的预算约束无法硬化。在企业预算软化的情况下，企业的自主权越大，企业以各种方式侵吞企业资产和收益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因此，放权让利的改革在提高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同时，也不断减弱企业的盈利能力。
取消政策性负担，为国有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能充分反映国有企业经营的优劣并根除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藉口，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当国有企业没有政策性负担，国家也就不再需要给予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这样就可以放开银行的利率和各种物价，经济周期波动的现象就能得到缓解。加之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以及企业效率提高，银行的呆帐、坏帐比例就会降低。各种以行政力量干预价格形成机制行为的减少，使寻租的必要性大大降低，将可对贪γ腐化的问题产生釜底抽薪之效；同时，政府也就可以放开农产品和矿产品的价格，地区差别和粮食问题将得以缓解。
经过最近这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传统的经济体制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改革最终还未完成，传统的赶超思想还深植人心。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内生於这个国家的政府所采取的发展战略，改革能否最终完成，中国经济能否以小步快走的方式实现稳定、快速、持续的增长，在走出新的一千年时，实现一百多年来重新崛起的愿望，当政者能否从赶超的战略思想转变到依靠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战略思想是一个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