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期的区域差距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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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以来地区差距的变化趋势

中国从70年代末开始进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改进激励机制和提高微观经营效率入手,着眼于新增资源的重新配置,基本形成了一种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渐进式改革道路。这种改革方式在经济增长上取得的成功,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在这堪称奇迹的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特别是地区间的收入分配状况如何?趋势又会怎样?引起研究者们的浓厚兴趣。迄今,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前后地区收入差距的变化,国内外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

概括地说,研究的进展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研究者普遍采用多种指标,度量改革前后地区间差异的变化。例如,Tsui(1991)对1952—1985年中国国民收入和国民收入使用额的省际差异指标进行了估算,发现在改革前,尽管存在着强有力的财政转移机制,但地区间发展差距并未缩小。第二,随着越来越多的可利用数据的开发,不仅揭示出总体的地区不平衡趋势,而且开始尝试分解这种差距。例如,Ruzelle对农村社会总产值5个组成部分(农业产值、农村工业产值、农村运输业产值、农村建筑业产值和农村商业、服务业产值)进行分解,以寻找地区间农村发展不平衡的结构原因。Tsui(1993)利用县一级数据,把地区差距分解为省内差异、省际差异、农村内部差异、城市内部差异和城乡差距,并得出城乡差距对地区间产值差异的影响十分显著的结论。第三,地区差距的研究不再限于人均收入和人均产值的比较,而是包括了人均消费水平的差异,以及一些社会指标的差异。例如,在Tsui的分解研究中,包含了地区间婴儿死亡率和文盲率差别的比较。世界银行(1995)把中国划分为7类地区,不仅把每类地区的产值、收入、消费指标与全国平均值做比较,还对人口分布、婴儿死亡率、教育水平、保健能力等进行了比较。纳入地区间差别分析的因素的增加,无疑提高了有关差距产生原因的解释能力。第四,许多研究开始把中国地区间差异产生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发展战略。例如,Yang(1990)把改革前与地区发展相关的发展战略称为“式的发展战略”,特点是高度依赖于再分配手段,试图缩小地区差距;把改革后的发展战略概括为“不平等的发展战略”。然而,Tsui(1991)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尽管80年代中央政府作出了种种再分配努力,其缩小地区差别的实际效果却并不明显。

本文力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改革以来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化趋势作出比较准确的描述,并通过比较细致的分析,揭示出影响地区差别状况变化的经济原因。研究差异的统计方法和用于度量分配偏离均等程度的指标都很多。采用不同方法计算出的分配不平等程度有一定的差异,但它们勾勒出的变化趋势总是相同的。鉴于不同的统计方法和指标具有特定的用途,我们为寻找地区差距产生的原因而分解这些不平等指数时,往往根据需要,使用其中一种或几种方法及指标来描述分配不平等状况。

为了展示改革以来地区差距的一般图景,我们以省、直辖市、自治区(以下皆简称省)为观察值,计算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及它们的基尼系数。在1978—1995年期间,全国人均GDP快速增长,翻了两番多,但反映地区差异变化的基尼系数相对稳定,在1978—1985年期间呈缓慢下降的趋势,由0·24下降到0·23。1985年以后缓慢上升,1995年提高到0·27。同期,人均收入增长也很快,翻了两番,人均收入基尼系数的变化同人均GDP基尼系数的变化有点相似,在1978—1982年期间是降低的,从0·13下降到0·10,此后开始回升,于1987年达到1978年0·13的水平,然后一直提高到1995年的0·17。

二、地区发展差距:人均GDP的考察

基尼系数的变化可以说明地区差异的变化,但解释不了差异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为了说明这个变化,先按产业对人均GDP基尼系数进行分解,弄清哪个产业对变化的趋势具有更重要的影响。这里把GDP分解为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和第三产业产值,分别计算每个产业产值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贡献率和基尼系数弹性。①其中,基尼贡献率表示在人均GDP基尼系数中,每个产业的人均产值基尼系数分别发挥多大的作用。基尼弹性表示每个产业产值的增长率对总基尼系数提高的影响。

第一产业的基尼系数和基尼贡献率虽然很小,但趋于上升。其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135提高到1995年的0·189,基尼贡献率由0·001提高到0·016,意味着该产业对总体基尼系数的水平及变化的影响,从微不足道变得逐渐显著起来。第三产业的基尼系数略有下降,从1978年的0·369下降到1995年的0·354,但基尼贡献率却与农业一样,也呈逐步提高的趋势,从0·204上升为0·286。第二产业的基尼系数和基尼贡献率仍然较大,但1978年以来趋于缩小,分别从0·496和0·795下降到0·427和0·698。由此可见: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基尼系数和基尼贡献率的提高,是1978—1995年,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人均GDP基尼系数提高的主要原因,而基尼系数和基尼贡献率呈现下降趋势的第二产业仍居于主导地位,则是总体基尼系数提高十分平缓的原因。从表1还可以看到,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基尼弹性皆为负值,意味着这两个产业的产值增长,有降低总体不平等程度的作用。第二产业的基尼弹性为正,其产值增长会导致总体基尼系数的上升。

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个变化,再按地区对人均GDP基尼系数进行分解,弄清各地区对总体差距产生的影响。这里采用对泰尔系数分解的方法,把人均GDP差距区分为东部地区内部差距、中部地区内部差距、西部地区内部差距和三类地区之间差距,以总体差距为100%,分别观察四种差距在总体差距形成中所占有的比重。列入表2的计算结果表明,三类地区之间的差距始终居第一位,在50%上下浮动。东部地区内部差距的作用占第二位,约1/4,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内部差距的作用则在12%—13%左右浮动。

从几种份额变动的情况看,东部地区人均GDP差距对总体差距的影响,由1978年的26·84%下降到1995年的22·86%,中部地区由13·06%下降为12·53%,西部地区由13·15%下降到12·88%,而三类地区之间差距所产生的影响,则从46·95%提高到51·72%。我们还注意到,东部地区内部是靠原先较落后的省份提高位次缩小差距的,而中西部地区是靠较先进省份降低位次缩小差距的。尽管中部、西部地区内差距影响总体差距的作用在缩小,但趋势相当平缓;东部地区内部差距的作用相对明显,并且以与三类地区之间差距所起作用的提高十分相似的速度朝相反的方向运动,说明东部在地区内部差距缩小的同时又有较大的总体增长。三类地区内部差距的缩小,有效地制约了总体人均GDP基尼系数上升过快;而东部地区人均收入增长持续高于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区仍然低于平均水平,则导致三类地区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世界银行(1995)按7类地区划分进行的描述,也揭示了同样的趋势。

三、地区收入差异的变化

一个地区人均收入水平,是其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果和表现。所以,人均收入与人均GDP两个指标的变动趋势通常是一致的,或者说两者之间具有高度正相关性。然而,粗略的对比却看不出这种关系。为此,我们作了更为细致的观察。结果发现,人均GDP与人均收入所反映的地区差距变化的关系可以概括如下:第一,在80年代中期,人均GDP差异的变化并未出现象人均收入那样明显的转折,其差距虽有扩大,却是持续而平缓的;而人均收入差距的变化在越过80年代中期的转折点后迅速扩大了。第二,东中西部三类地区内部的人均GDP差异的变化,表现出相同的趋势,而人均收入的情形是:发达地区的领先程度越来越高,落后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第三,作为上述两方面的结果,人均GDP的省际差距扩大并不明显,主要表现在三类地区之间的差距上,而人均收入的地区差距,既表现在三类地区之间,也明显地反映在各省之间。以上分析表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只能解释地区之间人均收入差异扩大的一部分。为了对差异扩大作出更全面的解释,下面分别按农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来源对收入差异进行分解。

首先分析农民家庭的人均收入。在体制下,农民收入来源十分单一,几乎全部来自生产队的统一分配。由于各地农村的经济条件存在差异,农民收入的地区差异是存在的,但在传统体制下各地农业生产结构基本相同,农产品价格也是固定的,因此当时农民人均收入的地区差距并不十分明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特别是农村产业结构趋向多元化和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以后,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了,人均收入的地区差异也扩大了。按国家统计局的分类,目前农民家庭收入有四个来源,即劳动力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从全国平均来看,前两部分收入占农民全部收入的93·8%,它们是农户的基本收入,决定着农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地区分布。

劳动力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两项的基尼贡献率都较高,1995年分别为58%和35%,两者合起来可以解释农民收入地区差别的90%以上。然而,各地农民收入来自这两项收入的比重却很不一样。低者如海南,劳动力收入与家庭经营收入之比仅为4·1%,高者如上海,它们之比高达231%。在家庭联产承包制下,土地承包是按家庭人口和劳动力平均分配的,如果承包的土地数量没有很大的差别,家庭经营收入的地区差异就不会太大。劳动力获得非农产业就业机会则因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别。因此,这两种收入来源之比值的地区差异,主要是由劳动力收入差异造成的。从表3可见,劳动力收入的地区间基尼系数大大高于家庭经营收入的基尼系数,1995年前者为0·54,后者只有0·133。换言之,农民人均收入地区差距拉大,主要是各地劳动力从非农产业获得收入的机会不一样造成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地区差异虽然较大,但它们的基尼贡献率和基尼弹性都小到微不足道的程度,所以目前对这两种收入来源的分析没有多少政策意义。

其次来看城镇居民收入的差异情况。在改革前,劳动工资制度是资源计划配置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城镇居民依靠全面就业政策得到比较稳定的收入。当时的收入具有两个特点:(1)城镇居民收入几乎全部来自国有经济部门和集体经济部门的工资,工资水平由计划部门统一制定,地区间、部门间和等级间的差异都很小;(2)职工工资水平变化非常小。改革以来,这两种情况都发生了变化:第一,城镇居民收入的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的情形,这一变化对地区间居民收入差异的影响比较明显;第二,各地区城镇居民收入都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从表4可以看出,近几年国有经济部门省际平均工资水平差异仍然很小,这意味着国有部门的工资制度仍保留着计划体制下的特征;集体经济部门平均工资的省际差异较大,基尼系数在0·27—0·33之间;包括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资经济和港澳台资经济在内的“其他经济单位”平均工资水平的省际差异特别大,基尼系数高达0·7以上。此外,职工得到的其它收入的省际差异趋于扩大,由1991年的0·19提高到1995年的0·25,而转移收入的省际差异趋于下降,基尼系数由1991年的0·25下降到1995年的0·19。

通过进一步的分解可以发现(参见表5),城镇居民收入省际差异的变化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来自国有经济部门的收入具有较大的基尼贡献率(50%以上)和较大的负值基尼弹性,起着稳定和降低收入差距的作用。另一方面,其他所有收入来源的基尼贡献率接近50%,基尼弹性几乎都为正值,起着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所以可以说,近年来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省际差距扩大,主要是非国有经济部门在就业和收入来源中作用的增强而形成的。我们还发现,虽然在每个省内部,城乡收入水平的变化呈现相同的趋势,但收入水平位次上升的省份,农民收入的提高更为突出。而收入相对水平下降的地区,农民收入水平的下降幅度也更加引人注目。表现为农民人均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比城市人均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更加显著。这种情形反映在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上面,就形成了1978年以来农民收入水平始终落后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趋于不断扩大的特点。

迄今为止,农村家庭经营收入仍是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1995年这部分收入占农民基本收入的79·1%,其中农业收入又占非常重要的地位(68·8%),所以越是依赖于农业的地区,农民的收入越是与农产品价格水平相关。1984年以前,农村改革体制的变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效应和市场化(提高农产品价格)效应都发挥了巨大的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到1984年,体制变革效应已经发挥殆尽,1985年粮食购销体制的调整又使粮食价格大幅度回落,因而农民收入进入徘徊阶段。从那以后,农民收入的提高一方面取决于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因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的时起时落而波动。直到90年代以后,粮食价格趋于提高,农民收入才开始又有较快的增长。此外,8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中西部的比较优势仍在粮食和其它初级产品上。然而,粮食和主要初级产品的价格受到控制和抑制,结果导致了中西部地区GDP相对水平的下降和农民收入地区差距的扩大。也就是说,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收入地区差距的扩大是由地区比较优势和价格结构不同造成的。

这里,我们再次采用泰尔系数分解法和用城乡人口加权的人均收入,考察地区因素对人均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同分解人均GDP地区差距一样,我们将人均收入总体差距分解为东部地区内部差距、中部地区内部差距、西部地区内部差距和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表6显示,在人均收入的地区差距中,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的作用最大,接近于50%,东部地区内部次之,略高于20%,中西部地区内部差距的作用大致相同,均接近于15%。从变动情况看,东中部地区内部差距所起的作用略有下降,但并不显著,西部地区内部差距的作用略有提高,三类地区之间差距所起的作用有所增强,由1978年的48·95%提高到50·15%,虽然其幅度不如人均GDP地区差距那样显著,但在总体地区差距决定中仍是起主要作用的因素。

按照相同的方法,我们考察了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和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对总体地区收入差距变化所起的作用。从表7可以看出,城乡间差距对总体差距的影响最大,始终保持在一半左右,农村和城镇内部差距的作用占另外一半,其中农村内部差距的作用更重要一些。从变化情况看,农村内部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上升最快,从1978年的23·82%提高到1995年的27·02%,城镇内部差距的贡献率也有所提高,从22·82%提高到23·47%,但不如农村那样明显。十分有趣的现象是,城乡间收入差距对总体地区收入差距的贡献虽然占重要的地位,却有下降的趋势,从53·36%下降到49·51%。而且,这种下降过程从1979年开始,主要发生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尚未在全国推行的期间。人们通常注意到改革以来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却没有注意到这种差距影响总体差距的作用处于下降的态势。

分省资料反映了各省的总体状况,却掩盖了各省内部存在的差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我们利用1992年的分县数据分析了全国和各省内部的收入差异。计算结果显示:以分县资料计算的人均收入、农村地区人均收入和城市地区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都如预期那样,大于以分省资料计算的同类基尼系数。其次,不管以分县资料或以分省资料计算,也不管是全国还是全省,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的人均收入基尼系数都比不分农村和城市的人均收入基尼系数小,说明城乡收入差距是地区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再次,多数省份以县为单位计算的人均收入基尼系数比全国以县为单位计算的人均收入基尼系数小,说明多数省份内部的收入分配比全国的收入分配均匀,但广东、云南、甘肃和宁夏四个省是例外。最后,北京、天津和上海三大城市的人均收入差异最小。

四、政策建议

三类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距,越来越表现在利用市场和发展机会的差距上,由此可以引出一些有关的政策建议。

1·政府旨在缩小地区差距的社会经济政策,要以提高落后地区利用市场机会和发展的能力为目标。政府的区域发展政策,应着重注意改善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条件、居民和劳动者的教育及健康水平,提高这些地区利用市场机会的能力。

2·中西部地区要充分利用劳动力流动来促进自己的发展。中西部在利用市场的能力和发展的能力都较弱的情形下,发育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流动,同自己发展乡镇企业相比,是见效更快,风险更低的选择,也是充分利用东部的比较优势发展自己的重要途径。

3·第三产业是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的产业重点。在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市场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况下,形成和维持工业生产能力的代价是十分昂贵的。靠政府的直接扶持和干预,人为地在中西部地区发展乡镇工业企业,会造成资金的严重浪费。与发展工业相比,中西部地区发展第三产业要更容易些,也更加合乎当地的需求。

4·必须继续深化农产品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截至1994年底,农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的比重已经达到79%以上,但粮食的流通和价格决定仍受到政府干预,农民收入仍在很大程度上受政策性市场和价格波动的影响。目前政府实行的各省都要实现粮食自给的政策,既浪费了发达地区的资源,又制约了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在粮食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因此,一个市场化的粮食流通体制和价格形成机制,将会促进地区间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中西部地区在农业上的比较优势凸现出来,进而使中西部地区农民通过发展农业增加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