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研究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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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区差异的构成与分解

多年来,地区发展差异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六七十年代,各国学者主要是利用各种统计的方法,分析不同国家国内地区差异的大小及其变动趋势,以探求其演变的一般规律性。然而,最近一二十年来,学术界开始运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对地区差异的构成与来源进行分解,以揭示引起地区差异变动的一些主要因素。当前,学术界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采用费景汉等人提出的方法,对基尼系数进行分解。目前,这种方法主要用于分析农村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异。如张平(1994)和罗泽尔(Rozelle,1994)曾采用这种方法,分析了中国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差异的来源。结果发现,近年来,中国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差异主要是由农村工业化或乡镇工业发展的不平衡引起的。

(2)采用加权变异系数方法,对地区差异的产业或部门构成进行分解。例如,马瑟(Mathur,1983)、艾基塔和卢克曼(Akita&Lukman,1995)曾运用这种分解方法,分别考察了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地区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异的部门构成。最近,魏后凯、刘楷等(1997)人也采用该方法对1952~1995年中国地区收入差异的产业构成进行了分解。分析结果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省际人均国民收入差异大约有50%以上是由其工业发展差异引起的。

(3)采用锡尔(Theil)系数和广义熵指数方法,对地区差异的地理构成进行分解。目前,该方法不仅被用来分析国家之间的收入差异(Levy&Chowdhury,1995),而且也广泛用于考察国内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例如,施瓦茨(Schwarze,1996)采用该方法分析了东西德合并对地区收入差异变动的影响;香港学者崔启源(Kai-YuenTsui,1993)则利用1987年的数据,考察了省际差异、省内差异和城乡差异对中国地区总体差异的影响。采用同样的方法,魏后凯(1996)发现,中国地区间居民收入差异主要表现为三大地带间差异和东部地区内的省际差异。自1985年以来,我国地区间居民收入差异的扩大有64%以上是由东西差异扩大引起的,有28%左右来源于东部地区内省际差异的扩大。对城乡居民收入差异进行分解的结果表明,1985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总体差异的扩大,大约有55%是来源于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异的扩大,另有38%左右则是由农村地区内省际收入差异扩大引起的。很明显,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其国内地区差异都是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上述方法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考察某些因素对地区差异形成的影响,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如何设计一些新的方法,综合分析各因素对地区差异形成的影响,将是今后需要研究和探索的方向。

2.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

在一国之内,各地区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是否会出现收敛,或者各地区的收入水平是否会出现趋同呢?对这一问题,各国的许多学者都进行过深入的探讨。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逊(Williamson,1956)提出区域收入趋同假说,到80年代小阿莫斯(AmosJr,1988)提出“在经济发展后期阶段地区收入趋异”的假说,各国学者大都是从地区差异的角度来探讨地区收入趋同抑或趋异问题。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运用新古典增长模型来探讨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问题。巴罗和萨拉—艾—马丁(Barro&Sala-I-Martin,1991,1992)在研究美国各州和西欧73个区域人均收入增长的收敛性后得出结论,无论是从部门还是从地区的角度考察,地区收入水平的趋同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这一趋同过程十分缓慢。典型贫困地区与富裕地区之间人均收入差距每年大约缩小2%,美国和欧洲都是如此。库隆贝和李(Coulombe&Lee,1995)在最近的研究中也发现,自60年代初期以来,加拿大各省人均收入和产出增长都在趋于收敛。地区增长趋于收敛主要得益于区际贸易以及政府间转移支付和税收。迪林—汉森等人(Dilling-Hansen,Petersen&Smith,1994)则运用“追赶”(Catchup)理论分析了丹麦地区收入增长及其收敛性。结果发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丹麦县际人均收入增长也呈现出较强的收敛性。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收敛主要是由地区产业结构和教育差异的缩小引起的。

陈和弗莱谢尔(Chen&Fleisher,1996)在运用索罗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分析后发现,1978~1993年中国各省人均GDP增长存在着有条件的收敛性。它取决于物质资本分享、就业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哈佛大学的简,萨克斯和沃纳(Jian,Sachs&Warner,1996)也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省际人均收入增长存在着明显的收敛性。他们把这种收敛归之于中国的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他们看来,经济的自由化将有助于缩小而非扩大地区差距;相反,1978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旨在缩小地区差距的中央计划却起着相反的效果。然而,采用巴罗等人提出的方法,魏后凯(1997)在最近的研究中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各省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大约以每年2%的速度在趋于收敛,但其居民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却在趋于发散。对于这种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或差异的逆向变动,魏后凯(1996)曾把它称之为“地区差异变动之悖论”。为什么出现这种反常的情况呢?究竟是政府实行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恰好起着相反的效果,还是其他因素所造成的影响?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形成机制作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3.城市和区域可持续发展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Brundtland委员会)在其学术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曾广泛地使用了“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按照Brundtland委员会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我们这代人的需要”。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首脑会议,通过了《21世纪议程》。之后,一股研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热潮”席卷世界各地。

最初,一些学者根据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提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城市概念。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它受着环境、人口、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具有多种不同的目标。因此,要同时实现城市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可持续性是绝不可能的(Knaap,1997)。正因如此,一些学者提出应该区分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强可持续性是指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下系统内各个组成部分均有所改善。弱可持续性则允许对系统内各个组成部分的目标进行取舍,由此可能会对某些部分产生正面影响,而对另一些部分产生负面影响(Nijkamp,Baggen&Knaap,1996)。还有的学者提出,应该区分内部可持续性和外部可持续性。内部可持续性是指大城市内部的可持续发展,而外部可持续性则是指相邻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它强调空间系统的开放特点(Nijkamp&Opschoor,1994)。由于目前城市环境早已超出了城市本身的地域界线,因而,单纯从城市来讨论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将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最近,已有一些学者把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结合起来,提出了“可持续城市化”(SustainableUrbanization)概念。

英国利物浦大学德卡金斯-史密斯(Drakakis-Smith,1996)认为,“可持续城市化”较“可持续城市”而言,是一个更为有用的概念性工具。这是因为,只有把可持续性放在整个城市化进程的范围内来讨论,才可以较好地认识到城市化与发展两者本身的活力与多样性变化。所谓可持续城市化,就是在全国或地区范围内协调好城市增长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维护城市发展与城市化的可持续性。它大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建设具有可持续性的城市。(2)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3)发展多中心的网络城市。(4)建立可持续的区域城市网络(魏后凯,1997B)。因此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如何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城市化道路,建设具有可持续性的城市,特别是多中心的网络城市,建立可持续的区域城市网络,就成为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4.多工厂企业区位与空间组厂

从组织结构看,企业一般可分为单一工厂企业和多工厂或多分支机构企业。传统的工业区位理论主要是以单一工厂企业为研究对象。然而,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增长和地域扩张,特别是跨国企业的迅速发展,多工厂企业不断涌现,有些企业甚至已发展成为全球企业。据联合国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估计,目前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平均拥有8~10个海外子公司,其中最大的300家跨国公司,大都在20个以上东道国设有几十家几百家甚至上千家子公司和其他分支机构。面对企业组织机构的急剧变化,传统的工业区理论已显得苍白无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突破了传统的理论框架,逐步把研究重点转移到多工厂企业的区位选择与空间组织上来,并出版了一大批学术著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瓦茨(Watts,1980)的《大工业企业:空间透视》、麦克德莫特和泰勒(Mcdermott&Taylor,1992)的《工业组织与区位》、克拉克(Clarke,1985)的《跨国公司的空间组织》以及马姆伯格(Malmberg,1990)的《外部所有权效果:对联系和分支工厂区位的研究》等。当前,国际学术界对多工厂企业区位与空间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多工厂企业投资区位的决策过程以及区位选择所考虑的主要因素。(2)公司总部、地区性总部以及地区办事处的区位选择。(3)R&D活动的国际化及其区位选择。(4)企业内部的区位调整、撤资以及工厂关闭问题。(5)企业内各分支机构之间的空间联系与组织形式。(6)企业外部的空间联系,如转包、国际战略联盟等。近年来,随着集团化和国际化的迅速推进,我国许多企业开始打破了传统体制下形成的“一企、一厂、一地”(即一个企业、一个工厂、一个地区)模式的桎梏,逐步向跨行业、多产品、跨地区甚至跨国界的多工厂或多分支机构企业迈进。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具有全球战略眼光的企业家,就必须作出一系列的投资区位决策,如在哪里进行投资,在何处建立新的分支机构,或者购并其他的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总体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能力。在多工厂或多分支机构企业内部,企业将面临着在各分支机构之间的资源配置和空间组织问题。特别是随着国际和国内环境变化,如新的投资机会的出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等,企业为提高效率和竞争能力,往往也需要进行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结构调整和重组,如投资重点和产业区位的转移、撤资和工厂关闭、分支机构的出售及其合并等。然而,受传统体制的限制,过去我国的工业布局研究绝大部分都是从政府或部门规划的角度展开的,即使涉及到企业区位问题,也仅局限在新建项目的厂址选择方面,而很少对多工厂企业的投资区位决策与空间行为进行深入的探讨。因此,如何借鉴现代西方工业区位理论与研究方法,并结合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我国多工厂或多分支机构企业区位与空间组织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将是今后我国区域经济学界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5.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随着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和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迅速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的地位日趋重要,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也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当前,国际学术界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的研究主要遵循两条路线:一是问卷调查。主要是根据研究项目的目的和需要,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设计并发放调查问卷,考察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所考虑的区位因子、决策过程以及由谁来决策等方面的问题。例如,采用问卷和典型调查的方法,童(Tong,1978)和黑格(Haigh,1989)曾详细研究了外国公司在美国的投资战略和工厂区位决策。二是模型研究。主要是采用统计学方法,建立各种数学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的决定因素。以及政府政策特别是税收和基础设施等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随着官方统计数据的大量公布,以及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目前,该方法已成为各国学者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区位最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大体可分为两类:(1)多元回归模型。利用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并采用线性或非线性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考察各种经济和非经济变量对国内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的影响。在研究的过程中,由于各个学者采用的变量和模型不同,因而得出的结论往往具有较大的差异。(2)条件逻辑模型(ConditionalLogitModel)。

一般以企业或外商实际投资额数据进行分析。该模型假定,外国企业在进入某一国家时,将通过考察各地区潜在利润的大小,来确定其新建工厂的厂址。只有或仅当某一地区预期的利润最大化时,外国企业才有可能选择在该地区进行投资。换句话说,外商之所以选择某一地区投资,其充分必要条件是求其利润最大化。目前,学术界主要利用各种条件逻辑模型,来分析区域特性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的影响。如翁德里奇等(Ondrich&Wasylenko,1993)采用连锁多项逻辑模型(Nest-edMultinomiallogitModel),对1978~1987年在美国新建的1197个外国制造业工厂的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近年来,随着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的迅速增长,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问题已引起海内外的关注。如台湾学者陈建勋(1994)曾采用条件逻辑模型,分析了市场、劳动成本、配置效率、交通运输、研究与开发等对中国大陆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美国佐治亚大学龚(Gong,1995)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了1980~1989年中国城市外商投资的空间形式及其决定因素;贺灿飞和陈颖(1997)则利用非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港澳地区对中国内地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空间扩散问题。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有许多问题如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的决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税收和基础设施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及如何建立中国的国际管理和控制中心等,至今仍是空白。这些都需要我们今后组织力量,进行深入的研究。

6.宏观经济政策的区域效应

从广义的角度看,宏观经济政策不仅包括财政和金融政策,而且也包括收入分配和就业等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虽然不是针对某一特定地区制定的,但它的实施对各地区所产生的影响或者政策效果是有所不同的。这种地区差别性的政策效果,在国外一般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区域效应(Blake,1995)。目前,国外学者对宏观经济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财政政策的区域效应。重点是考察财政不平衡、政府消费、政府投资、政府间转移支付以及税收的区域影响。

(2)金融政策的区域效应。主要分析金融政策对区域经济所产生的直接利率效果、汇率效果、收入效果和资产价格效果等。

(3)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的协调。主要考察产业政策的区域层面以及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的相互作用(Bell&Lande,1982;Markusen,1994)。

近年来,随着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以及各种区域问题的出现,国内学术界对区域政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相比之下,宏观政策的区域效应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学术界对区域政策内涵的理解几乎包罗万象,往往把中央区域政策、地方经济政策以及宏观政策的区域效应混为一谈。从国外的经验看,区域政策一般是指中央政府针对特定地区所采取的政策,如经济特区和开发区政策、贫困地区开发政策、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一般需要借助于财政和金融等宏观政策手段,同时也需要地方经济政策的积极配合。因此,科学地区分区域政策和宏观政策的区域效应,这是十分必要的。对于我国宏观政策的区域效应,当前有许多问题都值得作深入研究。如国家制定的利率、汇率、工资、税收和价格管制政策,对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如何正确衡量和评价这种区域影响?前些年,学术界曾对我国东西部地区间国民收入的转移争论不休。沿海一些学者往往强调政府间财政收入由东向西的转移;而西部一些学者则强调现行价格体系的不合理,导致西部地区创造的价值大量转移到东部地区。然而,如果我们综合考虑到转移支付、价格、投资、政府消费(包括工资)以及税收优惠等方面的影响,也许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此外,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的协调问题虽然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对于二者协调的机制和途径,仍需要进一步作系统的深入研究。

7.跨区域产业重组与改造地区

产业结构调整一直是我国区域经济学界致力于探索的一个核心问题。由于受传统体制的束缚,长期以来,各级政府部门总是试图或设想单纯通过计划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塑造一个合理的地域分工格局。从“七五”到“八五”计划,再到“九五”计划,虽然国家再三强调各地区要发挥优势、合理分工,建立各具特色的地区产业结构,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各地重复引进、重复建设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市场需求的波动和信息的不完全性,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生产能力过剩和重复建设现象。适度的重复建设将有助于企业之间的竞争,有助于企业调整产品结构,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但过度的重复建设也不可避免会产生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导致各种短缺资源的严重浪费。

因此,当前急需从理论上确定合理与不合理重复建设的界限,弄清哪些属于合理的重复建设,哪些属于不合理的重复建设。在此基础上,还必须深入研究不合理重复建设的形成机理及其防范措施。当前,我国区域经济中出现的大量重复建设,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都属于不合理的重复建设。要消除并防范这种不合理的重复建设,单纯依靠政府的计划手段,是难以实现的。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一般主要通过企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包括区位调整)、工厂关闭和合并,以及企业的破产、收购、兼并和联合等途径,来消除和防范不合理的重复建设。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要素市场的逐步完善和企业资本经营的兴起,通过企业破产、购并、联合和结构调整等途径形成的跨区域产业重组与改造,在消除和防范不合理的重复建设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作为一名区域经济理论工作者,应该深入到经济建设实践中,对跨区域产业重组的途径、模式、效果、存在问题以及政府政策等,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以为国家宏观政策和区域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此外,对于当前区域经济研究中其他的理论前沿问题,如经济全球化的空间影响、新型的劳动地域分工、地区形象设计与建设(DIS)以及区域经济管理信息系统等,由于篇幅的限制,在此就不再详细展开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