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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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换经济增长方式

就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我国学术界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围绕这个问题发表或出版了大量的论文或专著"!。这些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1)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现状及我国的目标增长方式是什么?(2)如何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就第一个问题,我国学术界基本上没有分歧。大家普遍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外延式)的有代表性的论述如刘国光等(2001),郭金龙(2000),吴敬琏(2005),基本观点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着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经济效益低、资源配置效率低、经济运行质量低等问题。依据这样的判断,我国学术界和政界的主流观点就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目标就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外延式)到集约型(内涵式)的转化。比如,刘国光等(2001)指出,“从定性的角度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可以描述为: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对非再生性资源的依赖程度日益降低,生态环境由被破坏逐步转为不断改善,劳动生产率日益上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用定量的标准来衡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不断稳步提高。(第8页)”党和政府的官方文件中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比如,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提出了“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要求是,,就是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如何转换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我国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可以大致归为以下几类。(1)经济体制改革。刘国光等(2001)认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就需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解决资源优化配置和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这两个问题。吴敬琏(2005)认为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源在于现行经济体制。贾彧(2006)也强调企业产权、生产要素产权制度以及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对于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意义。郭金龙(2000)和王一鸣(2007)强调市场体系和价格体制改革的作用,王一鸣(2007)还强调投资体制改革等。郭金龙(2000)、刘国光等(2001)还提到了企业运行机制改革的问题,吴敬琏(2005)、刘国光等(2001)、朱启铭(2006)则提到了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2)产业结构转换。刘国光等(2001)指出,产业结构的变化有助于经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吴敬琏(2005)认为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为市场交易提供基础设施并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陈保启等(2006)则认为生产性服务有助于把技术进步引入生产过程,有助于促进社会分工,也会影响技术创新的方向,所以他也强调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对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3)技术进步。刘国光等(2001)指出,产业结构的变化有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产业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进步。有的学者则更进一步就如何促进技术进步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例如,郭金龙(2000)认为,要促进技术进步,就必须加大科技投入,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进步机制。吴敬琏(2005)则从体制改革的角度探讨了消除行政化、官本位、等级制度等积习,以及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4)政府职能的转换。在吴敬琏(2005)看来,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源在政府,因此他主张进行政府自身改革,转换政府职能,从而限制政府权力,建设有限政府,提高经济效率。黄晓鹏(2006)也指出粗放型增长方式是政府制度安排造成的,因此转换增长方式要求政府改革。

此外,龚刚等(2007)认为财政政策目标应该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推动,因为这样更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5)其他方面。我国学术界识别出来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因素以及政策选择还有很多。比如。吴敬琏(2005)、刘兴革(2006)、徐辉等(2003)探讨了信息化对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意义;张卓元(2007)、张洁等(2007)考虑了发展循环经济、节能减排;刘国光(2001)、杨云(2006)等分析了人力资源开发对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促进作用。限于篇幅,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是最近几十年来我国政府设定的主要任务之一。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起,我国政府就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问题。而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更是把这个问题写入了官方文件之中。20年来,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我国学术界做出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建议,我国政府也实施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直到现在,20年过去了,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没有转换过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依然是我国学术界和政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为什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么难呢?主要阻力何在?问题出在哪里?如何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本文的目的就是探讨这些问题。与以前的文献相比,本文的特点就在于本文考虑了一个经济的实际增长方式和目标增长方式的决定因素问题,指出一个经济的实际增长方式是由该经济的要素价格体系决定的,而其目标增长方式则是由其要素禀赋的结构决定的,然后,由此出发讨论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问题。本文的中心思想是:

第一,一个经济的最优经济增长方式或目标增长方式是使该经济的生产成本最小化的增长方式,而要实现生产成本的最小化,就得根据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的特征,也就是说,一个经济的最优经济增长方式或目标增长方式是由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的特征决定的。

第二,靠技术进步以取得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不是没有成本的,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由此取得经济增长的成本在许多情况下是相对高的,因此,我国目前的最优经济增长方式或目标增长方式更多地只能是相对多地依靠要素投入增加的经济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要素都同等使用,各种要素的相对投入依然要使生产成本最小化,因此,作为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和自然资源稀缺的国家,我国的最优经济增长方式就应当是劳动相对密集型的增长方式。

第三,经济增长是由企业实现的,而企业是在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中生产的,这个宏观经济环境的最根本特征就是要素价格体系。企业是根据这个要素价格体系来选择自己的要素投入组合以实现成本最小化的,而企业选择的要素投入组合就决定了一个经济的增长方式。因此,有什么样的要素价格体系,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最近几十年来,我国长期采用低利率、低土地价格、低能源价格、低原材料价格的政策,直到现在,这些价格扭曲还没有完全得到矫正。在这样一个扭曲的要素价格体系下,企业选择的经济增长方式必然是资本和土地密集型的增长。

第四,因此,要转换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首先要转变我国的目标增长方式,其次要进行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使要素价格体系充分反映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在此基础上,还应进行一些配套改革以硬化个体微观主体的约束,比如加快企业改革和银行改革,建立健全国家信用制度,加大执法力度,消除或减弱信用市场上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使企业实际支付的要素价格体系符合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使企业的最优化尽量接近整个经济的最优化。本文以下部分的结构如下:首先,我们对经济增长方式这个概念进行定义;其次,我们讨论一个经济的最优增长方式的决定因素问题。在这一节,我们要弄清楚我国的最优经济增长方式或目标增长方式是什么;然后,在第四节,我们介绍我国最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第五节讨论我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最后,在第六节,我们讨论我国怎样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

二、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

一个经济的增长,只可能有两个来源,即生产率的提高和要素的积累。所谓“经济增长方式”,指的就是一个经济在实现经济增长时生产率提高和要素积累的贡献的相对大小。吴敬琏依照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指出,“所谓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吴敬琏等,2005)。对于这个定义,我国学术界基本上没有分歧。按照这种思路,经济增长方式一般被分为两类,一类是靠增加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等的投入所实现的增长;一类是靠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的增长(吴敬琏,2005,第12页)。问题在于,即使在前现代社会,经济的增长通常也是由生产率的提高和要素的积累两方面的因素同时作用才得以实现的"!。既然如此,这两种增长方式的划分标准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但只要我们对一个经济的增长中生产率提高的相对贡献能够进行定量测定,我们至少可以对一个经济不同时期的增长方式或同一时期不同经济的增长方式的集约化程度进行比较。那么,如何定量地测量经济增长中生产率提高和要素投入的贡献呢?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核算技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

按照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一个经济的增长可以按照如下公式进行分解来找到经济增长的源泉"#:△Y/Y=△A/A+αK△K/K+αL△L/L+(1-αK-αL)△R/R(1)其中,△Y/Y表示总产出的增长率,△A/A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K/K表示资本的增长率,△L/L表示劳动投入的增长率,△R/R表示土地投入(包括地皮、能源、水和其他自然资源,下同)的增长率,αK表示资本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αL表示劳动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显然,公式(1)是根据包括三种投入品的生产函数推导出来的。那就是说,一个经济在某一时期的增长有4种来源:一是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二是资本的积累,三是劳动投入的增加,四是土地投入的增加。其中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一比一的,即生产率水平每提高1%,经济也增长1%;而资本积累、劳动投入和土地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小于三种要素各自的增长率,三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取决于三者各自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因此,根据公式(1),我们可用全要素生产率和各要素投入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即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各要素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经济增长率之比,(△A/A)/(△Y/Y)以及(αK△K/K)/(△Y/Y)等)来衡量一个经济在某一特定时期的经济增长方式。因此,按照这四种因素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相对大小,我们可把经济的经济增长方式分为全要素生产率增进型(下简称“TFP”增进型)的经济增长、资本密集型经济增长、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和土地(或自然资源)密集型经济增长四类,后三类可以统称为“要素积累型增长方式”。显然,这种分类方式与我国学术界目前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划分方法有所不同。如前所述,我国学术界目前把经济增长方式划分为两类,即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为主的所谓“集约型”增长方式和以增加要素投入为主的所谓“粗放型”增长方式。

我们认为,这种分类方式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不能区分所谓“粗放型”增长方式中各种要素投入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也就是分类太粗糙。因为一个经济的要素投入的增加不可能是完全同比例的。另外,这两个术语本身给人一个先入之见,那就是“集约型”增长方式比“粗放型”增长方式好,或者说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为主的增长方式优于以增加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如下文所述,本文不同意这种观点。在我们看来,只要能够实现成本最小化,以增加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完全可以是一个经济的理想增长方式。对于在自主研发方面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以自主研发为特征的生产率提高方式的成本非常之高,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以增加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完全可能是成本最小的增长方式。所以,本文不采用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这种分类方法。在本文中,我们把“集约型”增长方式称之为“TFP增进型”增长方式,而把“粗放型”增长方式称之为“要素积累型”增长方式,以避免这种先入之见;根据经济增长中各要素贡献的相对大小,我们把“要素积累型”增长方式又分为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资本密集型增长方式和土地密集型增长方式三大类。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这种新的分类方法很可能低估了技术进步的贡献。人们一般认为,全要素生产率代表技术水平"!,因此,在公式(1)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A/A)/(△Y/Y)就被认为是代表了技术进步的贡献。不过,虽然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又有两个来源,一是自主研发,一是技术引进。技术引进往往与引进先进设备等联系在一起,因此,如果技术进步是以技术引进的方式进行的,在公式(1)中就反映为资本的增长,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自主研发主要体现为生产率的增长。因此,在公式(1)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反映的仅仅是由自主研发导致的技术进步,不代表技术引进导致的技术进步。所以,如果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衡量技术进步的贡献,就会低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不代表没有技术进步,如果技术进步靠自主研发,根据上述方法得到的结果中就会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如果技术进步靠技术引进就不会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到底何者较好,应该决定于成本。

三、我国的目标增长方式是什么?

要分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得明确一个经济的目标增长方式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要转的话,要往哪儿转,要转成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弄清楚的是,一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经济增长是由企业实现的,而企业是在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中生产的,这个宏观经济环境的最根本特征就是要素价格体系。企业的决策规则是在生产给定产出的前提下,根据要素的相对价格来选择要素投入组合以实现成本最小化。因此,企业面对的相对要素价格体系就决定了企业选择的要素投入组合,因而也就最终决定了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方式。因此,有什么样的要素价格体系,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然而,使企业成本最小化的增长方式未必能同时使整个经济的生产成本实现最小化。企业是在一定的要素价格体系下来进行最优化的,对于企业来说,这个要素价格体系是外生的,任何一个单个的企业都无力影响它。然而,对于整个宏观经济来说,要素价格体系却是可以调节的,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调节要素的相对价格,比如说可以通过货币政策调节利率,可以通过财政政策、行政手段或法律手段调节工资水平、利率水平、自然资源和能源的价格等。随着要素价格体系的变化,企业选择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会变化,相应的企业的最低生产成本也不同。因此,就存在一个最优的要素价格体系,在此价格体系下,整个经济的生产成本达到了最小化。

而此时的经济增长方式我们就称之为“最优经济增长方式”,即使整个经济的生产成本达到最小化的经济增长方式。那么,这个最优的要素价格体系又是由何因素决定的呢?一国的最优要素相对价格决定于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一个国家某种要素越丰裕,它的相对价格就越低;而越稀缺的要素的相对价格就越高。这个原则在开放经济下适用,在封闭经济下同样适用。生产要素一般可分3种:劳动、资本和土地,这3种要素如何进行组合以从事生产则靠技术。一个企业要获取这三种要素和技术,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一国的最优经济增长方式就取决于这3种要素及技术进步的相对价格。因此,一国的最优经济增长方式既可能是要素积累型(即所谓的“粗放型”)的,也可能是TFP增进型(即所谓的“集约型”)的;一国究竟应该采用要素积累型还是TFP增进型增长方式,关键看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的相对价格。技术的本质是组合劳动、资本以及土地以进行生产的一种知识,知识本身很难进行计量,因此,在进行经济增长核算时通常只衡量劳动、资本、土地的投入量,而把(1)式中,不能用这3种要素的增加来解释的产量增加的剩余量,也就是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技术进步或生产率水平提高的量。对发达国家而言,技术进步的取得只能来自于自主研发,而发展中国家既可以靠自主研发,也可以靠引进技术来获得技术进步。通常,自主研发需要很高的经费投入而且风险很大,而以引进的方式来取得技术进步的成本和风险都较低。

不过,引进的技术一般包含在所购买的技术设备里,在进行经济增长核算时会表现为资本的增加,而不是索洛剩余量的增加,也就是不表现为生产率增进型的经济增长。相反,如果以自主研发来取得技术进步,研发的成本不被包括在经济增长核算中,所以,自主研发所获得的技术进步就会表现为经济核算中的索洛剩余值,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林毅夫、任若恩,2006)。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以自主研发来取得技术进步的成本很高,因此,一般采用的是以增加要素投入或引进技术的方式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在经济增长核算中就表现为要素积累型增长方式。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资金和资本较为丰富,承担风险的能力较高,而且,自己不研发就不能取得技术进步,因此,通常会以自主研发来取得技术进步,所以,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增进型的增长方式的可能性更大。这种观点的一个推论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个经济在某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那么在此一时期内该经济的TFP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经济的期初人均GDP之间就应该呈正相关关系。这也是本文观点的一个可以应用经济计量方法予以检验的假设。因为数据的可获得性不是很好,我们在此也仅能做一个简单的检验。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比较。

为TFP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经济的期初人均GDP之间的相关关系。期初GDP来自安格斯•麦迪森(2003),已经按购买力平价法进行了汇率调整,并以1990年为基期进行了价格调整。中,纵轴为TFP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横轴为相应经济的期初人均GDP。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二者之间的一个正向相关关系。用上表中TFP的增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对期初人均GDP回归,可以得到以下结果:一国在某一时期经济增长中TFP的贡献率=17.32+0.0025333×该国的期初人均GDP(1.50)(1.99)n=9,F(1,7)=3.98,调整R2=0.2712。期初人均GDP的系数(系数下的括号内为t值)是正的且显著地大于零。因此与我们的预言是一致的。该结果表明,人均收入每增加1000美元,经济增长中TFP的贡献率平均来说就会提高大约2.5个百分点。Young(1995)分析了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韩国(所谓的亚洲“四小龙”)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经济增长的源泉,他发现这四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中TFP增长的贡献非常小,即所谓“亚洲无奇迹”。也就是说,这四个经济体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增长方式实际上都是要素积累型的。这不难理解。这四个经济体在开始时都处于不发达阶段,靠自主研发取得技术进步的成本相对高,因此其最优增长方式就是以增加投入和以引进技术为主的要素积累型经济增长方式。因此,要素积累型增长方式未必就是无效率的或低效率的增长方式。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是否实现了成本最小化。

如果实现了成本最小化,那么即便在增长核算中表现为要素积累型增长也是最优的,也是符合经济的长远利益的;如果没有实现成本最小化,经济增长表现出来的TFP贡献率即使很高,这种增长的可持续程度也可能很低,因此对于长期增长来说越有害。我国目前正处于发展中阶段,与亚洲“四小龙”的早期发展一样,要素成本以及引进技术比靠自主研发取得技术进步的成本都低,因此,我国现阶段的最优增长方式也应是相对要素积累型的,而不是TFP增进型的"!。就我国的情况而言,与资本和土地(自然资源)相比,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丰裕,因此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应该较低,因此,我国在实现经济增长时,应当尽可能多地使用劳动,而非资本和自然资源。因此,总体而言,我国现阶段的最优经济增长方式或目标增长方式就应该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要素积累型增长方式。

四、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关于我国最近几十年中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的研究已经有许多。其中有许多只报告了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没有报告资本和劳动的贡献。因为本文研究的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问题,所以为了看清楚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我们只考虑那些既报告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报告资本和劳动的贡献的文献。总结了这些文献的结果。表明,TF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来都没有高过28%,而资本的贡献率基本上大于50%。Gapinski(2001)估计出的劳动贡献率大于资本贡献率,对这一结果我们表示怀疑。因为Chow和Lin(2002)根据1978~1998年的数据估计的资本贡献率为66%,而1971~1978年我国正处于完全的计划经济状态,当时我国采用的是赶超战略,资本对该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应高于1978~1998年的情形;即使1971~1978年这8年间劳动贡献率大于资本贡献率,要大到把1978~1998年这20年的情形给逆转过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怀疑Gapinski(2001)用的数据可能不准确。总体来说,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我国近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资本的增长推动的,其次是TFP的增长,劳动的贡献最小。在上述文献中,都没有谈到土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经济学中,土地还包括能源、水、原材料、矿产等等。本文不打算估计土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这里,我们根据我国生产过程中自然资源的消耗来就土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一个定性的判断。首先看能源消耗。为我国与其他国家单位GDP能耗的国际比较。从可以看出,我国生产过程中的能耗是非常惊人的。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10倍,德国的7倍,甚至比印度还高出31%~45%。我国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量也极其巨大。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国家发改委主要负责人指出:“虽然去年(2003)我国取得了9.1%的高增长速度,但付出的代价也相当大。中国的GDP占世界4%,却消耗了相当于全球总产量30%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其中石油为7.4%,原煤为31%,钢材为27%,氧化铝为25%,水泥为40%。带来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和资源约束的加剧”(转引自张书芬,2006)。给出了2003年我国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每万美元GDP所消耗的资源量。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对石油、水资源、钢材、水泥、有色金属等资源的消耗居于世界前列，不仅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且还远大于世界平均水平。生产一万美元的GDP,中国需消耗的石油、水资源、钢材和水泥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4倍、6.8倍和11.6倍。综上所述,我国最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方式呈现如下特点:(1)以要素投入为主,即要素积累型增长;(2)而要素投入又以资本和土地的投入为主。而如上所述,我国资源禀赋的结构决定了我国的较合适的经济增长方式为以劳动投入为主的要素积累型增长。因此,我国目前的增长方式与我国资源禀赋的结构不相吻合。五、我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我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这是由我国的要素价格体系和技术进步的成本决定的。首先,我国处于发展中阶段,以自主研发来取得技术进步成本非常高,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必然呈现为要素积累型的。其次,如前所述,经济增长是由企业实现的,而企业是在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即要素价格体系下做出生产决策的。而我国目前的要素价格体系恰恰就导致了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

那么,我国最近几十年来要素价格体系的特征是什么?首先,我国自然资源(包括能源)的价格偏低。长期以来,我国的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仍然没有市场化,这种价格不能反映我国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其次,我们考虑资本的使用成本。资本的使用成本又分为两个部分,一为资本的购买价格,一为资本投入使用后的运行成本。我国资本品的购买价格偏低。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自然资源的价格偏低。资本品是用自然资源生产出来的。任何一种资本品的生产都要用到各种原材料如钢铁、有色金属、橡胶、能源等等。因此,自然资源的价格偏低必然会导致资本品的生产成本偏低。而在其他因素给定的情况下,生产成本就决定了资本品的购买价格。因此自然资源的价格偏低就会导致资本品的购买价格偏低。我国资本品的运行成本也偏低。按照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公式,资本品的运行成本包括3个方面:利息、折旧和资本品价格的变动,而利息是其中最关键的部分。我国最近这几十年来采用的一直是低利率政策。作为一个资本稀缺的国家,我国的名义利率甚至低于美国。以再贴现率为例。再贴现是金融机构从中央银行获取资金的主要渠道之一。目前,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基准利率,中国人民银行的再贴现率为3.24%(中国人民银行,2006);而美国目前的再贴现率为6.5%(FederalReserve,2006),远远高于我国的再贴现率。目前(2007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金融机构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6.57%,这一利率只跟美国目前的再贴现率基本持平。然而,决定要素投入组合因而经济增长方式的是要素的相对价格,而非绝对价格"!。在目前的企业制度下,在信贷市场上存在着典型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企业不在乎利率的高低,贷款时可能就没想还。而目前的银行制度却同时使银行没有谨慎贷款的激励。银行可能明知道贷款会成为烂账,也没有积极性拒绝发放贷款。

因此,企业实际支付的利率可能更低,甚至可能为负。我们知道,“负盈不负亏”曾经是我国企业的通病,不仅国有企业如此,有些非国有企业也是如此。我国以前针对某些企业实行过的“债转股”实际上就是对这种情况的一种反应,而这种反应方式恰恰加强了企业赖账的动机,加重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使企业对要素的相对价格的预期向着多采用资本的方向转变。与劳动相比,资本品的使用成本实际上还有一种,那就是能源的消耗。在生产过程中劳动一般不需要消耗能源,而资本品却需要能源来驱动。也就是说,在生产过程中能源与资本是互补品。因此,能源价格的变动会对资本品的需求产生影响。能源价格越低,对资本品的需求就越高,因而经济增长中资本的贡献就越大。因此,从增长核算中,我国之所以会表现出以资本和自然资源为主的要素积累型增长方式,主要原因是:(1)靠自主研发获取技术进步的成本太大;(2)利息率和自然资源的价格偏低;(3)信贷市场上存在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的成本太大,所以增长方式必然表现为要素积累型,这一点没有问题;以资本和自然资源为主则是由于利率和自然资源的价格偏低以及信贷市场上存在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这才是我国经济的问题所在。综上所述,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机制如下:首先,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的成本太大,所以企业宁愿选择以引进技术和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其次,自然资源和能源的价格偏低导致资本品的购买价格和现有资本品的运行成本偏低,因而刺激了对新资本品的需求;第三,我国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而目前的企业制度导致企业实际支付的利率更低,使企业对新资本品的需求进一步增加;第四,对新资本品需求的增加导致了生产这些新资本品的过程中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需求;第五,由于在生产过程中能源是资本的互补品,多年累积起来的巨大的资本存量的使用必然导致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巨大需求。于是,就形成了以资本和自然资源的大量投入为特征的增长方式。六、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在弄清了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机制后,如何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了。

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首先要认清我国的目标增长方式是什么。在我国,人们谈起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时,目标增长方式是TFP增进型的(即所谓“集约型”的),也就是以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观点实际上没有顾及以自主研发取得技术进步的昂贵成本和我国要素禀赋的结构。我国向TFP增进型增长方式转换的方针从提出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这20多年来,我国政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政府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在短期内改变我国处于发展中阶段这一事实,都无法在短期内改变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因此,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实际表现出来的增长方式还没有被转换过来,这决不是没有道理的,它充分说明我们选定的目标增长方式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国情。只要我国处于发展中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会更倾向于以引进技术和增加投入而表现为相对的要素积累型。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较为可行而且有效率的做法是把增长方式从资本密集和自然资源密集的增长方式向以劳动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的转换。其次是给企业提供一个合适的宏观经济环境,即合理的要素价格体系。所谓“合理的要素价格体系”,指的是能够正确反映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的要素价格体系。如果要素价格体系不能正确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即使企业实现了最优化,整个经济也还没有实现最优化。整个经济的成本最小化只有当要素价格体系能够正确反映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时才能够实现。这就要求我国加快市场化改革,使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以及利率的决定都实现市场化,使其反映相应要素的稀缺性。在我国目前利率不能大幅度提高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提高原材料价格和能源价格以及征收资源、能源使用税来提高资本的使用成本,从而实现向最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第三,在要素价格体系合理的情况下,要使企业实际支付的要素价格尽量接近这一要素价格体系。这就是说,要消除或至少尽量减弱信用市场上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具体做法是:(1)建立企业行为的长效机制,使企业在借款时不仅考虑短期利益,还要考虑长期利益。具体措施有二:一是加快企业改革,消除企业的短期行为;二是建立健全企业和个人信用制度,使企业的短期行为具有长期效应。(2)加快银行改革,使银行在放款时切实考虑贷款质量,并在放款后对企业进行切实的监督,并努力回收贷款。(3)加大执法力度。在企业赖账的情况下,用法律手段确保合同的执行,从而消除对合理的要素价格体系的偏离。

总之,一个经济的增长方式是由其要素价格体系决定的。技术作为一种组合各种投入要素以进行生产的知识,其获得也是有成本的,而且,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的成本通常是非常高的。因此,一个经济到底是要靠自主研发或是引进技术以取得技术进步也应该决定于其成本的高低,而不应该一味地为了在经济增长核算中表现为“集约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度强调以自主研发的方式来取得技术进步。就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劳动是我国的比较优势所在,但是要素价格的扭曲却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成为资本和自然资源密集型增长。这种增长方式既降低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减少了我国劳动就业的机会,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无法进入到附加价值较高的制造业部门,造成城乡差距的扩大和收入分配的不平均,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关键有两个,一是避免片面强调“TFP增进型”即“集约型”的增长方式,一是消除要素价格体系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