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低收入群体经济刺激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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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养老金积累率与经济增长的黄金律
索罗(Solow)在其经济增长模型中得出了经济增长的黄金律(GoldenRule)J。资本存量超过和低于黄金律水平的稳定状态不是帕累托最优。一些理论认为，现收现付制能够较容易地通过收入再分配来实现最优的经济增长路径，经济学家所确定的各种相关变量和条件不同，但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2O世纪60年代，Aaron在将实际工资增长率和市场利率都视为为给定的外生变量的前提下，提出如果人口增长率加实际工资增长率大于市场利率，现收现付制能够在代际之间进行帕累托有效配置。20世纪70年代，萨缪尔森在将工资增长率和市场利率都作为内生变量的条件下，证明了现收现付制仍然能够在代际之间实现帕累托有效配置，他认为，一个适当的专门的公共养老金计划也可以保证经济的黄金律增长：假定社会保障真的会挤出个人储蓄，那么在没有公共养老金计划的情况下，如果私人养老金基金的积累过度，则可以导入一个现收现付的计划来达到黄金律的增长J。基金制是一种受益者为自己的养老而提前缴费的中性制度安排，它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基金投资对资本形成特别是对资本市场所起的作用上，无论是银行储蓄、购买国债、私人债券还是投资股市。基金制对个人储蓄率的影响难以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在不同的条件下，基金制对个人自愿储蓄有着不同的影响。一般而言，养老基金的强制性储蓄能够替代部分个人自愿储蓄，但替代程度却因各种条件的不同而发生较大的差异，只有边际替代率为1时，强制性储蓄的增加恰好等于自愿储蓄的减少，个人的总储蓄保持不变，这种基金制的实行几乎对投资和消费没有大的影响，但这是一种极端情况，多数情况下，强制性储蓄的增加部分要小于自愿储蓄的减少部分，使得个人总储蓄增加，减少了当前的消费。基金制经常使个人总储蓄增加，主要原因是基金收益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及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等。如果在经济低迷时期能够不降低总消费水平，这种制度安排在这段时间内就是中性的。但根据经验，在经济低迷时期，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一般来说是不乐观的，无论政策所规定的强制性积累率是多少，人们都倾向于更多的自愿储蓄，至少是很难因为基金制的强制性储蓄而等量地减少个人储蓄。大量的研究结果否定了一直占主流地位的观点，即养老基金投资组合的变化不能使有利于增长的储蓄和投资增加，因而是一种零和结果，这有些类似于企业融资的MM定理。这种结论上的差别主要源于前提假定的不同，传统结论主要依据完善资本市场，股市不存在进入障碍，类似于MM定理的假设，即在融资成本为零的前提下，企业采用的融资方式对企业财务状况和企业经营业绩无影响。但在现代经济中，这种中性效应是难以稳定、长期地存在的，不同的投资组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
2O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储蓄率仍然维持在25％以上的高位。储蓄率过高，将以牺牲当前消费为代价，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增长。在养老保险模式对储蓄不同影响的文章中，有一点基本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对单一的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改革，引人积累制能够增加国民储蓄，包括戴蒙德(Diamond)这样对积累制改革长期持批判意见的经济学家也承认了这一点-4J。过去三十余年中，中国的储蓄一投资缺口在多数年份为正值，也就是说，国内储蓄是能够满足投资需求的，并且经常出现剩余，部分资本处于闲置状态，既未形成投资，也未形成消费，抑制了经济增长，但这种抑制常常被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所掩盖。高养老金积累率及逐步做实的养老金帐户将进一步增加实际储蓄量，资本形成率进一步偏离黄金律水平。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一直是一个储蓄率过低而消费过高的国家，当前美国的储蓄率只有一0．5％，与中国46％的储蓄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奥巴马政府也将储蓄与消费的平衡问题置于经济政策的重点，认为中美之间在储蓄与消费问题上需要进行截然不同的政策调整及相关措施。美国一些激进的学者积极倡导改革现行的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制度，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私有化，以解决社会保障制度未来的赤字问题，并能提高国民储蓄率，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目前实行养老体制改革的国家大多是因为出现了储蓄严重不足的问题。增加基金的比重不仅有助于增加积累支持投资增长，使资本达到黄金律水平，而且有助于缓解养老金支付困难。现阶段，除了积累率的设定而外，以下情况决定了中国实行的部分基金制养老体系有增加总储蓄的倾向：从国际国内经济景气状况看，都处于一种相对低迷的状态，人们对未来个人收入预期的乐观性不足；养老体系正处于转轨期，体制变动阶段所形成的保障真空、养老金隐性债务及对基金制的生疏感等，使得人们对未来养老保险的不确定性预期较高；较低的利息率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使得人们预期个人账户的回报率较低；即将来临的老龄化及急需扩大的养老保险覆盖面，使得人们对中国未来养老保险的巨额支出压力有着充分的估计。中国养老保险的强制性储蓄将使资本积累率更加偏离黄金律水平，挤出现阶段的消费需求。如果实行现收现付制，个人缴费部分将发放给目前的已退休人员，已退休人员也主要用于消费支出。个人账户建立后，实质是将这部分消费后移，相对减少了当前的消费需求，且这部分主要是传统消费品市场的需求，这将在近期内加剧中国市场需求的低迷状态。如果提高养老基金的缴费率，将直接挤出中低收人群体的消费支出，或减缓消费的增长速度，而这一规模庞大的中低收人群体恰恰是中国未来拉动内需的主体，减少这部分消费支出将在近期内加剧内需市场的低迷状态，抑制经济增长。中国的高积累率来自于少数人的高额储蓄，这源于在基尼系数过高的情况下所形成的储蓄存在结构性的失衡。在中国的居民储蓄总额中，大部分掌握在少数富裕居民手中。高收人群体和低收人群体有着不同的消费倾向和储蓄倾向，养老基金强制性储蓄对不同收入群体的自愿储蓄和消费支出的影响也存在较大的差别。提高养老基金强制性储蓄对高收入群体的消费的影响较小，低收入或无储蓄群体的消费支出影响较大，强制性储蓄挤占的只有消费支出，或延缓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提高养老基金强制性储蓄对中等收入群体的自愿储蓄和消费支出都有影响，也就是说，提高养老基金强制性储蓄能够同时挤出中等收入群体的自愿储蓄和消费支出。
三、高积累率与普通员工的人力资本投资
马克思认为固定资本的更新是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这是18、19世纪西方市场经济摆脱经济低迷的主要途径。在现代经济中，人力资本投资成为摆脱经济低迷并迎来新一轮经济高潮的重要途径。与物质资本投资不同的是，人力资本投资能够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同时对经济摆脱萧条期积极的刺激作用。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是高端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已有产业提高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只有通过大规模的人力资本投资，才能在经济低迷中胜出。尤其对于转型经济及发展中国家而言，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效益会更高。实证研究表明，在转型经济中，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在迅速提高J。另一方面，员工知识和技能水平的提高，能够提高他们在企业内部和外部劳动力市场中的谈判能力，会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自动提高劳动的报酬。其结果是中低收人群体的工资和福利提高，消费支出能力提高。相比较而言，物质资本的投资虽然也能逐步提高劳动者的职业素质，但远没那么直接，人力资本的市场谈判能力和报酬远远赶不上物质资本，资本有机构成居高不下，消费需求长期受限。进一步的研究证实，对中低收入群体或对穷人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更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更大。与富人相比，穷人能够将蛋糕做得更大。资源从富人向穷人的转移或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这种再分配的实质是资源流向了回报更高的投资中去。具有较低的人力资本的相对较穷的人的人力资本积累的边际收益更高。研究表明，资源在从富人向穷人的再分配中存在较大的空间。中低收入群体就是企业中的普通雇员，这部分人群的培训与开发的投资问题成为启动新一轮经济的核心问题。如果养老金积累率的设计能够具备再分配和缩小贫富差距的功能，就能够有效地刺激中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由谁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即投资的主体是谁。现代市场经济中，人力资本的投资主体主要有三类：企业、个人、工会和政府等。当前我国在雇员的培训与开发方面，由政府出资的项目还较少，区域性的人力资源开发体系还未形成。工会的职能不完善，还未能控制培训资源。美国有一个政府、工会、企业三方出资建立的培训基金，实现对劳动者的培训。三方都要在区域层面进行培训，这是区域性问题，而不是单个企业的问题。否则每个企业都认为在为别人培养员工。工会和企业管理层共同支配基金，监督培训的效果_6J。类似的区域性培训基金在中国还未建立，因此，当前企业雇员培训的主要任务落在了企业和雇员身上。Becker认为，如果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是不会为其员工的一般性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由于雇员有流向其他企业的可能性，企业为此要承担不能获得投资收益的风险J。也就是说，企业更倾向于为雇员的与本企业有关的特定技能的培训进行投资，一般性的技能主要依靠后几个投资主体来完成。Lindner的研究假定，企业只提供与企业有关的特定技能的培训，而一般性的技能培训只能从政府创办的职业学校获得。过去几年，美国的工作培训政策的发展传递了这样一种理念：个人应该为技能的提高(与职业生涯开发)负责，包括雇员、工会、雇主及政府等各市场主体都应该对雇员的人力资本投资负责，尤其是企业，要为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进行充足的投资。多数文献在分析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主要是通过分析其(收入不平等)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来进行的。关注点放在了信用限制的作用上。主要观点是，由于在借贷市场上受限，穷人没有能力为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行贷款。无法用未来的收入作抵押，通过金融贷款的方式支付学费和生活费。其结果就是，穷人要么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要么是投资较少_4J。Mejia等的实证研究表明，越是不平等的机会，就越容易造成人力资本投资总水平的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的个人就越少，人力资本分配就越发不平等，工资收入的不平等性就越明显J。从社会福利的观点看，对培训的激励仍然不充分。如果我们能够自由地进入熟练劳动力市场并且从未消耗任何培训资源，熟练工人的失业将使低效率问题愈加严重。如果不阻碍工人们能够支付一般性技能的培训，完全的培训市场得以建立，就能够获得高水平的培训。从企业看，如果企业养老金缴费率过高，会直接抑制企业在劳动成本上的支出，工资和福利增长速度慢，企业对员工的培训与开发的投资也难以提高。另外，企业对员工培训投入低，阻碍员工技能的提高，这样又会阻碍企业的创新。由于企业参保率不高和转制成本没有落实等原因，按现行标准执行，社会养老保险的收入不能满足其支出的需要。许多地区不得不提高参保企业的缴费率，致使国有企业的缴费率居高不下。目前，我国企业的养老金的平均缴费率为23％，高于世界平均水平I．3个百分点，高于国际警戒线三个百分点。降低企业平均缴费率是企业减负的重要途径，其他方面税负的配套消减也是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必要途径。
四、结语
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是公共养老体系的两种基本制度安排形式，这两种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同的。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实行部分基金制或基金制，但增加养老金个人账户中的基金储备能否减轻将来的养老金支付压力并进而达到帕累托最优取决于以下两个条件，即所形成的基金储备是否会使资本积累率达到或接近黄金律水平，并且这些积累能否转化为有效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如果积累率的设计能够最大限度地纠正与黄金律的偏离程度，就说明所执行的积累率维持了投资需求的稳定增长。所采用的基金制在不同的时限内是会扩张还是抑制总投资需求，如果在经济过热时期适当抑制了投资和消费和在经济低迷时期扩大了投资和消费，就说明所执行的积累率有助于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如何使社会保障体系对经济复苏的贡献最大，设计灵活的养老保险部分积累制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弹性养老金积累率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如运用不同的缴费率标准(包括企业缴费率和职工个人缴费率)，减少用同一标准推行养老金积累率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设计可调节的缴费率标准，在经济不景气时降低积累率，繁荣时提高积累率。对不同行业和不同收入群体设计不同的缴费率是必要的，尤其是对于需要重点发展的行业，从总体上降低企业缴费率和个人缴费率将大大促进培训与人力资源开发的投资，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与和谐劳动关系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