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地区经济发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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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走西口的原因
走西口移民大致分为2股潮流，一股来自晋西北保德、河曲、偏关、朔县、平鲁、左云和右玉等地，他们一般先通过杀虎口，进入和林格尔、清水河及归化城，一部分人定居在此，有的人则西进至包头、后套一带，从事农垦、商贸活动；另一股移民主要从陕西北部的神木、府谷、榆林及横山一带，北越长城，进入鄂尔多斯的准格尔旗、靠近黄河的达拉特旗，接着渡过黄河，到达包头及后套地区。走西口虽然路途遥远，环境艰险，但依然阻挡不了走西口的移民大潮。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1内地人口密度过大，人地矛盾突出清初的休养生息政策造成清朝人口激增，出现口内耕地不能满足百姓生存的局面。康熙年间，全国人口超过1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人口首次超过3亿；而到道光十四年(1834年)，全国人口达到4亿的顶峰。人地矛盾更加激烈，有限的土地承载不了过大的人口密度，致使大批百姓背井离乡寻找新的土地以图生计。晋陕2省北部恶劣的自然环境加剧了晋陕人民的苦难，导致晋陕北部地区大批百姓涌入土地丰腴且尚未开垦的河套地区就食。嘉庆时就出现“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万计”的场面⋯。’
1．2自然灾害频发，灾害破坏性较大发生在光绪二年至五年(1876～1879年)的“丁戊奇荒”，以灾害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后果极其严重为特征，其中以光绪三年(1877年)和光绪四年(1878年)2年灾害最为严重，按干支纪年法，这2年为丁丑、戊寅，故称之为“丁戊奇荒“。灾荒持续时，有的地方连续一年滴雨未下，致使晋陕2省粮食大面积歉收，山西太原府等地甚至颗粒无收。有的灾民不堪忍受饥饿，掘观音土充饥，结果“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l3j。清廷派往山西赈济的阎敬铭说，“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惨绝人寰的旱灾逼迫灾民们弃土离乡，迁往土地丰腴的河套地区谋生。
1．3河套地区优良的自然环境适宜农业耕作河套地区位于黄河几字湾的黄河中游高原，该地区水草丰美，沃野千里，宜耕宜牧，黄河两岸还有大片的冲积平原可供开垦。由于清初在河套地区实行的封禁政策，整个河套地区的生态得到了较好保护，土地肥沃，山林遍地，故有民谚：“黄河百害，唯富一套”。膏腴之地如此之多，再加上清廷出于种种目的对该地区封禁令的放宽直至取消，河套地区成了灾难中的晋陕人民谋生的最好选择。
1．4清政府的政策推动作用清朝前期对河套地区一直维持封禁政策，其用意“专在怀柔蒙古，维持平和，令蒙古人疏远汉人；专助满人，以与汉人对抗”。但后来因以下2个原因，迫使清廷完全转变了在河套地区的立场，转而全面开放河套地区。一方面，沙俄觊觎东北已久，竭力促使蒙古从清朝分裂。清廷为应对边疆危机而采取招民垦边政策。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上书奏请，“蒙民生计，本以游牧为生。但最近数十年来，蒙古益形贫弱，对于强邻东侵，实无防御之力。不可不乘此时，讲求变通之策”。清廷接受了这一主张，遂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起，允许蒙古王公放荒招垦，并由清廷特派大臣，督办开垦事务。另一方面，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因为战争赔款等问题引发财政拮据，为广开税源，清廷批准山西巡抚岑春煊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要求放垦口外荒地的奏折，次年即派贻谷为垦务大臣督办蒙地垦务。
2走西口对河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走西口之前的河套地区以单一的游牧业为主要的经济形式；走西口给河套地区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河套地区农牧业经济和文化的大发展。
2．1走西口之前河套地区农牧业发展概况
清廷出于对自身满清统治集团利益的维护，严格禁止蒙人与汉人沟通接触，实行反动的民族隔离政策。该政策的实施，使河套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好保护，地广人稀，人口密度小，再加上蒙民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习惯，更有利于草原植被的恢复。河套地区在清代以前和清朝刚建立之初，就以水草丰美、土地丰腴、沃野千里而著称，所以该时期河套地区以牧业为主导，而几乎看不到农业的发展。由于严格的封禁政策，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不能及时传人河套地区，蒙汉人民的交流受到很大影响。蒙古族不谙农事，长期依赖内地的生活及生产用品，封禁令让蒙古人民的生产条件得不到改善，社会生产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导致了整个河套地区牧业生产环境闭塞、生产水平低下，河套地区日益贫穷。
走西口的移民浪潮，对河套地区的农业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2．1促进农进牧退的农牧业格局与粮食生产基地的形成。随着乾隆年间走西口人数的增多，来自内地各省的农民将农业生产方式带到该地区，农业用地日益扩大，相应的牧业用地急剧减少。乾隆、嘉庆时期，归化城土默特的垦殖范围已北越阴山，西达包头，尤其是土默川平原已变成人口稠密的农业耕作区。至雍正时期，土默特地区已变成粮食输出地。“雍正三年，归化城土默特米价甚贱，雍正帝令山西巡抚伊都立晓谕地方官劝导百姓，至归化城采买粮食，用船贩运到内地，任意粜买，降低边内的粮价”。由于政府采买粮食的推动和民间粮食贸易的发展，河套地区逐渐成为北疆的粮食集散地和粮食贸易中心。
2．2．2土地制度发生变化。清初，河套地区几乎全为牧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习性使得牧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没有强烈的意识，划分界限不明确，这点与农业经济体系有明显区别。而蒙古社会又是以部族形式组织起来，所以清初河套地区的土地界限也是依部族界限划分。走西口开始后，大量的汉人涌入该地区租种蒙古贵族的土地，使土地制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原来严格禁垦的牧场在大量的私垦中逐渐变为农田，农民上缴的地租也尽数落入蒙古贵族囊中。总结起来，移民开垦的土地主要是蒙古贵族和地主的私有牧场，开垦的公有土地可分为以下几类：①马场地。马场地是清代八旗军队牧马的草场，清政府专门从大青山后的牧场中划出大片草场供八旗军队放牧军马之用，在清前期严禁开垦。走西口移民浪潮开始后，清政府由于外交内困，批准对马场地的开垦。②驿站地，也称台站地。驿站地主要供驿站兵丁解决生计，装备马匹之用，也于走西口之后开垦。③公主府地。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康熙帝第六女和硕恪靖公主下嫁土谢图汗的孙子，公主和额驸被安置在清水河境内，并划给公主大片土地。公主府地的所有权归公主府所有，清廷概不干预，农民上缴公主府地租外，不再上缴国家。
2．2．3促进农业人口增长。清朝中后期的河套地区为封闭的游牧社会，当时人口几乎全为牧民。而随着口内各地农民的迁入，蒙汉人数的比例逐渐发生变化。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例，乾隆中期时，只有少量汉族农民分布在鄂尔多斯中部；而在道光、咸丰时，该地区的蒙汉人数已大致相当；至清末，鄂尔多斯地区的汉族人口远远超过了蒙古族的人数，汉人大多分布于鄂尔多斯东南部的准格尔旗和北部的达拉特旗。随着汉族人口的大量增加，河套地区的农业职能部门也发生了改变。“山西边外之归化城、土默特、鄂尔多斯等处，内地人民，前往开垦者，年增一年。蒙汉杂居之区，日趋广大，交涉事件层见叠出，不可不设民官以理庶政”。最终形成了旗县双立、农牧并举的多元化社会。
2．3走西口对河套地区蒙汉文化的影响
2．3．1饮食文化互通。饮食方面，蒙汉2族相互借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蒙古族好食肉、奶制品，汉族则喜好饮茶，于是由牛奶和熬制的砖茶调制的奶茶皆为蒙汉2族所钟爱。主食方面，以糜米、莜面、土豆和肉制品为主，在宴会中，不管是蒙古族还是汉族，都会用手扒肉和烤羊排招待最尊贵的客人。比较有特点的是烩菜，烩菜并没有严格的原料规定，可根据个人的喜好添加原料，为一道开放式的菜肴。烩菜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其可不受地域和民族或者个人饮食习惯的限制，对由各地移民组成的河套地区的人们来说，较方便实惠，因此广受人民的喜欢。
2．3．2民间艺术相互融合。山曲是晋陕北部的代表性民歌，随着走西口的进程传播到河套地区。其吸收了蒙古族短调的旋律，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漫瀚调。“漫瀚”二字是蒙古语中“芒赫”的音译，意为“沙漠”。漫瀚调唱词以汉语为主，同时吸收了少量的蒙语词汇，将2种语言糅合进了一个旋律之中。由于漫瀚调歌唱的是晋陕蒙3地人民的日常生活，所以在3地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另一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是“二人台”。“二人台”起源于咸丰初年，从“二人台”的唱词中可找到山曲的音乐元素，它是在蒙汉各种艺术形式上互相吸收，互相借鉴发展而成，经过蒙汉人民共同创作，已非常成熟。经典“二人台”剧目《走西口》中大量运用了蒙语台词，如“晚上住在毛七赖(地名)，碰见两个忽拉盖(蒙语：盗贼之意)”等。可见，只有在蒙汉人民长期融洽相处的条件下，兼容蒙汉文化元素的文化艺术才得以生存发展。
2．3．3信仰习俗与礼仪相互借鉴。蒙古族受喇嘛教影响颇深，几乎全民信奉喇嘛教，汉族则有自己的神灵信仰。自走西口始，河套地区蒙汉2族就开始了规模浩大的深层次社会互动，加快社会各方面融合。在从事农业的蒙古族村落里，出现了汉族供奉的龙王、观音、关帝、财神等神灵，在社会融合程度较高的土默特地区，该现象十分普遍；而汉族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一些蒙古族的神灵信仰。如河套地区的大部分汉族都有和蒙族共同祭祀敖包的习惯。由此可看出，当地蒙汉人民在精神信仰上的高度相互认同。
2．3．4形成以开放、包容、团结、质朴为特征的河套文化。
2．3．4．1开放。河套移民主要来自晋陕2省，但同时也有豫、冀等地少量移民，汇集了如此多的移民也意味着要汇集随之而来的各文化圈中的多元文化。河套地区地广人稀和土地肥沃的自然条件为多元文化的融合提供了物质前提，在该物质前提的基础上，各种文化都可成功找到契合点并进而相互融合，彰显河套文化的开放特性。此外，河套地区辽阔的草原也使生活在此的人的心理更加开放，再加上蒙古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习惯，使得他们没有狭隘的、具体的地域概念，奠定了河套文化开放的一面。
2．3．4．2包容和团结。河套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在该地区谋生的人如果不组成一个社会群体而单独生活，将异常艰难，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在该地区生活的人逐渐学会了和恶劣的环境作斗争，斗争的武器就是互相帮助，而不分民族和地域差异。除自然因素外，蒙古族憨厚、好客的性格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蒙古族一般以家庭或部族为单位散落在草原各处游牧，很少和外界沟通互动，遇到陌生人则热情招待，留食留宿。从以上可看出大批走西口移民涌入河套地区后，不仅没有发生民族冲突与地域冲突，反而各民族的交往更加融洽的原因。
2．3．4．3质朴。走西口移民的人口构成中，绝大部分都是在晋、陕、豫和冀等地无法生存的贫民，原本生活在河套地区的也大多为蒙古族中的下层牧民，由这些人共同组成的河套移民社会明显的带有中国北方农民特有的质朴、厚重之感，而没有上层社会中的骄奢与浮华。该特质具体体现在当地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中，如漫瀚调、二人台及山曲等。这些艺术形式的内容多为反映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艰辛、离愁别绪、思恋故乡等情感，体现了河套地区朴素的草根文化。
3结语
纵观我国北方草原游牧区域，只有河套地区被开垦为农业区，这和河套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在农业经济中，农耕业的发展需要以下2个有利条件，“其一，丰富的河流和水源。特别是在依赖土地资源的农耕生产中，水发挥着灌溉、保墒的重要功能。其二，辽阔的平原。冲积平原既有利于人们聚族而居，也适宜农业生产中的耕犁、灌溉、栽培和收获”_8]。这2个条件河套地区都具备，和沟壑纵横的晋陕北部黄土高原相比，自然对走西口移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走西口移民作为农业经济和文化的代表，与当地游牧经济文化融合，彻底改变了河套地区单一的游牧文化体系，形成了农牧并举的多元经济文化综合体，成为我国北方经济文化发展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