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票据法确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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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原则，是英美国家票据法中普遍采用的一项原则，这项原则要求票据上所记载的重要事项，即金额、时间和当事人，应当确定。确定的依据在于票据记载内容的本身，需要借助于票据记载以外的资料或证据加以补充、印证或计算的，不构成票据记载的确定。这项确定，在适用上不求绝对，但求合理。一项记载内容，是否已合理的确定，属于事实问题，由法官在诉讼过程中，根据个案原则，分别认定。
票据上记载的金额、时间或当事人不确定，将对票据的基本属性即流通性构成破坏，从而使票据从根本上丧失其法律效力。
一、金额确定
金额确定，这是票据流通的必然要求。金额不确定，收款人无从明白其所享有的权利，付款人无从知晓其付款责任，第三人更不知能否或怎样接受这样的票据背书。
票据金额的确定，首先是标的物的确定，票据是金钱证券，因此，票据上所记载的标的物只能是货币，任何货币以外的标的物如商品、劳务等的记载，都将构成票据金额的不确定，从而使票据无效，即使是在票据上作选择性记载，如“支付1000元或与之相当的物品”，仍将构成票据金额的不确定。
货币包括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早期法律，通常对货币作窄义定位。美国1896年的“统一流通证券法”对货币的定义，甚至将金币也不包括在内，1926年的纽约州ManhattanCo诉Morgan一案，又将债券排斥在货币之外，但1933年的国会立法，将货币的外延放大，货币中包括了金券、国库券、联邦储备银行本票等。1952年的“统一商法典”第1－201（24）更是将货币覆盖到了“本国或外国政府认可或采用的作为货币组成部分的各类清偿工具〔1〕。”
票据金额的确定，其次是要求记载金额的文字与数字保持一致，票据上的金额记载，在法律上只需要有一次，也就是在票据中进行文字性表达。但习惯上，在文字之后，通常再旁注数字。旁注数字，目的是为了参考，便于操作。二项记载应保持严格的一致，但是，这项要求，在法律效果上并不具有绝对性。二项记载倘若有不一致时，票据并不无效。法律规定，文字与数字不一致，以文字记载为准。不过，在银行实践中，付款银行只有在持票人提示以较小或最小记载金额付款时，才会予以给付。持票人以较大金额或最大金额提示付款，即使这一金额为文字所记载，付款银行也会予以拒付，并在票据上注明金额书写不一致〔2〕。澳大利亚基于普通法国家票据法执行的这一实际，在1986年票据法中，一改过去的传统，规定当票据金额文字与数字不一致时，以最小或较小的记载金额为准。
票据金额的确定，再次是要求每一项记载，无论其为文字抑或还是为数字，都应明确、具体。票据上作选择性记载，如“支付”500元或1000元“，或者票据上作一定幅度的浮动记载，如支付1000元－2000元”，均构成票据金额记载的不确定。“将我录音机卖掉的钱款付给来人”，这样的委托付款，虽然其结果金额能够确定，但现在仅凭记载本身，根本无法确定支付金额为多少，因而也构成记载金额不确定。英国1818年的Smith诉Nightingale一案，票据上写着“付……65英镑以及其他所有应付款项”，这一概括性的指示，被认为是不确定记载。
然而，票据金额确定的要求，并不排斥一些看似影响金额确定。实际并无妨大局的事项记载。英国1882年票据法第9条规定，票据上记载利率、分娖诟犊詈突懵剩挥跋炱本萁鸲畹娜范ㄐ浴0拇罄牵保梗福赌昶本莘ǖ冢保*条第1项，除重述上一内容外，增记了“银行费用”这一项。美国19世纪中期，十分流行在本金之外，加记利率、汇率、税收、律师费用以及其他收款费用。这些事项的记载，被许多法院认为不影响票据金额的确定，但也有一些法院并不支持这一看法。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一度出现了或否定之，或肯定之的混乱局面。“统一流通证券法”结束了这一混乱局面，明确规定票据上允许加记利率、汇率、律师费用以及其他收款费用，但未就税收问题作出规定。“统一商法典”延续了前一规定，并且同样未就税收问题作出规定。这样，税收加记就成为适用上的问题。按照解释，票据记载税收，构成金额不确定，票据无效。
利率，在票据上是一项相对记载事项，可以记载，也可以不记载，不记载利率的票据，为无息票据。利率记载，从理论上讲，既应表明利息之有无，也要表明利率之多少，但在适用上则作从宽解释，只记“利率”或“利息”字样，而无具体数字记载的，可以以法定利率适用之。在美国，法律允许当事人在票据上记载以违约发生日作为分界点，前后适用二种不同的利率。但是，票据上不允许记载适用现行利率，因为现行利率是个变化着的概念，作这样的记载，为不确定记载。
汇率的记载，并未有如此严格的限制。适用现行汇率是被允许的，即使票据上未记载这样的语句，也是如此。美国有一判例，A签本票给B，票面金额为5万瑞士法郎。A承诺出票后6个月在纽约将票据款项支付给B或B的指定人。出票当时的市场汇率为1美元等于1.75瑞士法郎。B转让票据给C，C到期提示，要求A以美元付款。而此时美元与瑞士法郎的比价已改变为1∶1.5.A拒绝付款，理由有二条，其一，C要求支付的是美元，而不是票载货币瑞士法郎，其二，票据上无汇率记载，票据上所载的金额，其可换算所得的美元数，无论于出票时，还是付款时，都不能通过票据记载本身加以确定。法院逐一驳斥了A的拒付理由。第一，除非当事人在票据上特别约定以瑞士法郎支付，持票人有权要求出票人用美元或瑞士法郎进行支付。第二，票据没有记载汇率，依法可适用现行汇率进行折算，这一适用，不影响票据金额的确定性〔3〕。
分期付款，对金额确定性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分期付款记载，分几期付款，每期什么时间，多少金额，都应具体化、特定化，如记载“分期付款。一期为500元，在6月1日付清。二期为1000元，在12月1日付清”，仅笼统地记载分期付款，而无具体安排的，不但影响票据金额的确定，而且事实上还影响了票据时间的确定，因而，应视为票据无效〔4〕。
二、时间确定
时间确定，是票据权利和责任确定的先在条件，第一序位债务人，如本票出票人、汇票承兑人，需要从票据记载中知道，他什么时候有责任付款。第二序位债务人，如汇票出票人和背书人，也需要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追索。持票人则需要知道他何时有权请求付款，在遭拒付时，何时可以开始向第二序位债务人进行追索。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权利行使的时效都与之有着息息相关的利益。票据在金融市场的价格，部分是由票据的到期时间所决定，票据适用的利率和贴现率，要根据长期票据还是短期票据而变化。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时间确定成为票据确定原则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所谓时间确定，主要是指付款时间的确定，付款时间确定，并非数学意义上的确定，而是商业意义上的确定。定日付款、出票后定期付款、见票后定期付款，固然是时间确定，即期付款，虽然并无特定时间记载，法律仍视之为时间确定。即期付款的时间确定，是一种先在的确定。以即期本票为例，出票人和持票人彼此都事先明了，持票人可以随时提示付款，而出票人也可选择有利时机进行付款，即期的含义是双向的，既赋予持票人以权利，也赋予出票人以权利。票据上记载某一事件发生后多少时间进行付款，也构成确定。如记载“乔治死后二个星期付款。”但这一所记载的事件，应当是肯定会发生的，只不过发生的时间不定而已，而不是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如果是后者，并以此作为付款时间确定的标准，在法律上构成不确定。
在“某日或某日之前”（onorbefore）付款，如记载“10月10日或10月10日之前付……”，这一记载，是否构成时间确定，认定不一。英国上诉法院在1963年Williamson诉Rider一案中，确认“onorbefore”之记载，为时间不确定。南非1972年的WeszackBeleggings（Edms）BK诉Venter一案，与英国上诉法院保持同一立场，但加拿大1968年的JohnBurrows诉suburbanSurveys案以及爱尔兰共和国1973年CreativePress诉Harman一案，确认“onorbefore”的记载，为时间确定。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109条更是明文规定这一记载有效，但是，在对这一记载有效后的法律效果问题上，加拿大、爱尔兰与美国存在着分歧。前者认为，这一记载，付款时间仍相对固定在某一特定时间，只是付款人有权提前付款〔6〕。后者认为，这一记载，使得票据实际成为即期票据，不但付款人有权选择提前付款，就连持票人也可随时提示付款〔7〕。
时间加速条款（accelationclause），不影响时间的确定，票据分期付款，第一期违约，以后各期加速到期，这一约定，为有效约定。在定期付款时，约定如发生某一事件，票据提前到期，这一约定，也被确认为有效。与时间加速条款相同，展期条款（extensionclause）也不影响时间的确定。展期条款，一般有三种写法：①由持票人选择，持票人到期可以自由展期；②出票人或承兑人有权选择展期到特定时间；③根据某种特定事项，自动展期到某一时间。后二种展期后的时间都是确定的，第一种展期，时间虽然未定，但在适用上，如无特别约定，展期时间不得超过原来时间的一倍，这一限制，无疑是给票据时间以相对的确认（8〕。
出票时间，并非票据必备。但如果是出票后定期付款的票据，则这一时间必须进行记载，而且必须明晰、具体，否则票据无效。在未记载出票时间的票据中，持票人可以加注真实签发时间于票据之上，这种加注，即使出现错误，也不影响票据的法律效力。
出票时间，可以倒签。倒签有二种，一种是票载出票日早于实际出票日（ante－dated），另一种是实际出票日早于票载出票日（post－dated），前一种倒签，只是缩短了持票人的实际持票时间，无论从何一角度观之，都不失其有效性。但后一种倒签，争议较多。法律禁止持票人在票载日期到来之前提示付款，也禁止付款人对持票人作早于票载日期付款。新西兰1901年的Pollock诉BankofNewZealand一案，银行在票载日期到来之前付款，付款人不解除其对票据真正所有人的再付款责任。但是，这种票据可以在票载日期到来之前进行背书转让。由于这一票据容易被人用来套取他人资金，故而有学者指出，这样的票据，对于银行来说，是一个陷阱，应从法律上禁止这种票据的签发〔9〕。
三、当事人确定
出票人是通过其签字于票据之上来加以确定的，出票人在票据上签字，有着三重意义。一是使票据生效，二是使签字者承担起票据责任，第三也是转移票据权利的必备条件。出票人签字，形式上允许多样，本名、笔名、假名、手印等，都构成有效签字，即使是用符号签字，在一些无利害关系证人的证实下，也可以构成有效，英国1830年的George诉Surrey一案，一个妇女用符号票据将背书于人，但无利害关系证人证实，这个妇女在其他场合也是用这个符号签字，法官接受这一证据，认定签字有效。
人出票人签字，应当在票据上显示本人的姓名，并表明其权限及与本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人签字，而无本人姓名显示的，由人自负票据责任。虽然本人可以基于基础合同对人甚至第三者负责，但在票据上，他并无任何责任。人签字，并表明，但没有写明本人姓名，允许人以票据以外的证据证明其权，并对票据直接相对当事人进行抗辩。但这一抗辩，不能用来对抗其间接后手。对于后者，人仍应自承其责。*一种情况相同。但本人是公司时，其效果如何，有着二种不同意见。一种否定人的签字是代表公司所为。一种从公司不能自己签字出发，肯定人的签字，在同时有公司名称附记时，构成有效的签字。大多数美国法院持后一种观点〔10〕。
出票人可以有多个，其所负之责，是共同的，还是连带的，视具体记载内容而定。多个出票人时，不允许在票据上作选择性记载，如“我A，或我B，承诺付……”，这样记载，为无效记载。出票人的名字不一定写在签名处。英国1720年Taylor诉Dobbins一案，票据上记着“我，约翰·史密斯，承诺付款给……”。法院认为，这样的记载，等同于“我承诺付……，约翰·史密斯”，签字有效。
付款人的确定，有着重要意义，尤其是对持票人而言，他必须弄清楚，他应该向谁去提示付款。这一确定，只要构成合理就可以。英国1936年Ⅱaseldine诉Winstanley一案，票据上并未记载付款人姓名，但在付款人处记载了付款地址，而付款人就住在那里，并且对提示的票据也作了承兑，法院认定，这一票据中的付款人记载，已合理地得到确定。
付款人虚构，不影响票据的确定性。在此情况下，持票人有选择票据种类的自由，或视其所持票据为汇票，或视其所持票据为本票。但如果出票人和付款人均为虚构之人，则第一个于票据上背书之人，为票据签发人〔11〕。澳大利亚1982年KnightbridgeGamingandCenteringServicedSuppliesLtd.诉Aziz一案，被告签了一张面额为20万元的支票给原告，以换取赌筹，支票上记载的付款人为埃及银行。结果证实，这个付款人是虚构的。法院认定，支票有效，由出票人也即是被告负责票款的支付。
付款人可以有多个。英国法律规定，多个付款人时，不能作选择性记载，如记载“由A付或由B付”，更不能作连续性记载，如记载“由A付，A不付，由B付。”美国法律也不准对多个付款人作连续记载，但它允许票据上对多个付款人作选择性记载，美国一些大公司签发支票时，详列了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付款银行的名称，以便于客户或消费者提款。
收款人的记载应该合理。来人式票据，虽然收款人姓名空缺，但因当事人事先明了，也不失为合理确定。收款人处写着“来人或其指示”，“A或来人”，“现金或指示”，“工资或来人”，均构成来人式票据。但如收款人处仅写着资金用途，如“工资”，则为无效票据。收款人处所记之人，如果为杜撰之人，或为已死之人，或虽有其人，但与票据根本无关，可视为来人式票据〔12〕。
收款人可记为特定时间内定职位之人。加拿大1833年的Magginson诉Harper一案，票据记载“付给根据W遗嘱管理其财产的受托人”。1871年的Downer诉Read一案，票据上写着“付A、B或C、D的受托人。这些记载，都被法院认定为有效。但如票据上仅写着付给某一时间某一办公室的秘书这类话，被认为其所记载的收款人没有达到足够合理的确定〔13〕。
收款人有多个时，其记载要求与多个出票人和付款人不同。多个收款人，可以在票据上作选择性记载，如“付A或付B”。澳大利亚法律甚至进一步规定，多个收款人时，可以作连续性记载，如“付A，A不在，付B.”〔14〕。
注：
〔1〕WilliamD.Hawkland，CommercialPaper，p.ll，8th.ed，1971，philadelphia.
〔2〕DenisV.Cowen＆LeonardGering，TheLawofNegotiableInstrumentsinSouthAfrica，p.75，4thed，1966，
〔3〕〔7〕CharlesM.Weber＆RichardE.Speidel，CommercialPaper，P.62－64、65，1982.
〔4〕JamesMcloughlin，IntroductiontoNegotiableInstrumentsLaw，P.42，1975，London.
〔5〕WilliamE.Britton，BillsandNotes，P.52－53，2nded，1961.
〔6〕〔14〕BrianConrick，TheLawofNegotiableInstrumentsinAustralia，P.27、33，2nded，1989，Sydney.
〔8〕〔10〕WilliamD.Hawkland，CommercialPaper，P.25－26、45，9thed，1979，Philadelphia.
〔9〕IanF.G.Baxter，TheLawofBanking，P.84，1981，Toronto.
〔11〕DavidA.L.Smout，ClaimersonBillsofExchange，P.19－20，19thed，1964，London.
〔12〕T.N.Bright，BankingLawandPracticeinNewZealand，P.147，2nd.ed，1969，Wellington.
〔13〕FrederickRead，Maclaren‘sBills，NotesandCheques，P.63，6th.ed，1940，Toron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