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本主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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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历史学家、伦敦经济学院欧洲思想史教授约翰·格雷（JohnGray）1998年春季出版了专著《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FalseDawn：TheDelusionsofGlobalCapitalism）一书，该书从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大视野，对市场经济、全球化、现代化、资本主义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自由市场制度进行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多角度审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部简明的、不可多得的世界近现代市场史。

但作者立足于深厚的世界历史之中，其趣旨远不只是满足于对市场史的一般考察，作者的落脚点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历史命运。因而作者实际上关注的是自由市场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全球推行？现代化是否命定地只有“西方化”（作者不认为有单一的西方模式）一条道路？[1]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只有美国化一条道路？而美国化仅仅指实行自由市场制度？东亚模式的新崛起是否是另一类现代性的体现？亚洲金融危机是亚洲模式的资本主义终结的信号，还是全球自由市场制度危机的征兆？[2]

作者对英国、美国、俄罗斯、德国、新西兰、墨西哥、东亚的日本、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市场制度进行了比较后得出结论，自由市场制度只在英美等少数几个国家实行过，并且都是因为社会灾难而被强行中断，因而只是短暂的历史过客，而且是强政府策划的产物，绝不是历史的自然发展结果，更不是人类的天性。全球资本主义，即全球自由市场制度是启蒙范式的乌托邦，如果强行实行，会带来全球性的灾难。该书对自由市场制度提出了全面质疑。[3]

作者期待东亚和欧洲提供另一种不同于英美模式的市场制度。但作者忧虑的是市场经济的“格雷欣法则”[4]：恶劣的资本主义（英美模式的资本主义，在此专指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但其实英美模式的资本主义远不限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英美模式的资本主义是历史地、动态地发展着的，这在下文中有专门的讨论）驱逐优良的资本主义（德国模式的资本主义或社会市场资本主义、东亚模式的资本主义和各种本土资本主义），因为这样不仅最终会毁灭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本身，也可能会毁灭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作者在该书的最后部分专辟一章《西方的暮年和亚洲资本主义的崛起》来对东亚的新崛起进行分析，作者对东亚模式（作者并不认为有单一的东亚模式或亚洲模式）是寄以期望的，那就是它能否成长为另一种现代性？

一、全球资本主义为何是个幻象？

（一）自由市场体制、“华盛顿共识”与全球资本主义

1．自由市场体制

约翰·格雷认为自由市场体制是在个人主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以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哲学为指导的，以最大程度追求经济效益却置社会效益于不顾的，由强政府强行策划的，使市场运作独立于社会需要之外的一种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在英美等少数几个霸权国家推行过，而在战后的墨西哥、俄罗斯、新西兰等国只留下失败的记录，即使在英美等国也只是短暂地推行过，留下的却是深刻的社会分裂和社会创伤。用约翰·格雷的话来说，就是：“自由市场政府的政策曾经是以自由放任主义，即19世纪中期政府不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为模式的。放任主义政策的经济指的是那种解除了桎梏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被置于政治和社会控制之外的经济，然而，这种经济实际上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即使在它的全盛时代，这一命题也是错误的。它是由国家的高压政策造成的，它在运作时，无时无刻不在依赖政府的权力。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自由市场结束于它最极端的形式，因为它满足不了人类的需要，包括对个人自由的需要。”[5]尽管约翰·格雷不赞成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但他并不反对市场经济体制，恰恰相反，他坚决反对单纯的计划经济体制，捍卫市场经济体制，但他捍卫的是各种具有本土形式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单纯的市场经济体制，即由市场单独、自动发生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

2．社会市场体制

作者认为社会市场体制是这样一种市场经济体制：它也和自由市场体制一样是人为建构的，不过，社会与市场是相互协调而不是分裂与对抗的，在一定程度上既满足经济效益又不忽视社会效益，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达到某种临界性平衡，以人的需要而不是市场本身为目的，市场只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实现手段。社会市场体制在实现经济效益时，既考虑社会成本，又考虑环境成本。决不以牺牲社会凝聚力和人的幸福为代价。“人们对社会凝聚力的需要对经济生活有限制作用”，因而“社会市场是被嵌入社会的，并受制于种类繁多的规定与限制。”[6]约翰·格雷认为，“在任何社会中，受限制的市场是正常的，而自由市场才是策划、规划和政治高压的产物。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必然在中央计划之下产生，而规范的市场则是自然产生的。自由市场并不像新右派（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思想家们所想象或声称的那样，是社会进化的馈赠品，而是社会工程和坚定的政治意志的一个有目的性的产物。它在19世纪的英格兰之所以可行仅仅是因为这个国家缺乏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7]约翰·格雷一再声明自由市场体制只能产生于“前民主社会”、“政治高压”国家或“霸权”国家，否则只能导致失败。意在说明自由市场体制与民主政治体制是格格不入的。

3．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consensus）[8]，按照约翰·格雷的理解，就是新右派（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9]）思想家们关于全球自由市场体制的实践宣示，这些新右派思想家认为“民主资本主义”很快就会在全世界被接受。一个全球自由市场将成为现实。一直为世界所包容的多种形式的经济文化和体制将被并入单一的、普世的自由市场。而自由市场应该最大限度地独立于国家之外，其实是国家之上，“小政府”或“最小国家”（minimumstate）是他们的主要理想，“认为文化、政体和资本主义不同种类之间的差别在决定国家的经济角色上并不重要。”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些差别是决定性的”。他们也就“没有接受、或者说没有充分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的多样性。”[10]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开发署等，要把自由放任主义向全球推行，形成单一的全球资本主义，即全球自由放任主义。他们把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践看作是普世和标准的资本主义，而不尊重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和多元性，“跨国组织为了使每一种经济体制都穿上按照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个别实践缝制得到紧身衣，强迫各国都采取不适合它们历史和文化的经济政策。”[11]他们禁止各国政府保护社会凝聚力，禁止它们保护由自己发展起来的特定类型的资本主义，把寻求保护独特文化和生活的政策污蔑为贸易保护主义。“按照美国自由市场观点的理解，如果日本的街头小店或欧洲受到保障的香蕉市场被判定为限制竞争，就必须禁止它们，不管它们是否有益于社会凝聚力。”[12]约翰·格雷认为，美国是通过寻求把个别的经济文明强加给全世界来支持华盛顿共识的，但风险是把原来易于处理的差别转变成为难以对付的冲突。因此，华盛顿共识不会永远存在下去。“毫无疑问，它将被经济动荡与地域和政治条件的转变所动摇。它只是美国寻求战后一致性的一幕，不会比其他的美国舆论和政策更稳定和持久。世界银行的观点也在转变，这就说明华盛顿共识已经受到质疑。”[13]在约翰·格雷看来，“这是一个绝对不能实现的乌托邦”。[14]

4．全球资本主义与全球化

全球资本主义，就是在全球实行单一的资本主义模式，其实就是华盛顿共识中所宣示的美国版的资本主义，即全球自由市场体制。在此，约翰·格雷特别强调全球一体化和全球趋同化并不是全球化，也就是说，全球自由市场体制既不是全球化的过程，也不是全球化的结果，而只是人为策划的结果。全球自由市场体制不等于全球化，全球化并不会自然地走向全球一体化和全球趋同化。

其一，全球化不等于全球一体化，也不会趋向全球一体化。“全球化决不是各个经济体制都要殊途同归的终极状态。全世界经济活动的普遍和程度相同的一体化恰恰不是全球化。相反，在全世界，经济活动相互联系的日益增长加剧了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尽管更全球化的经济体制的一个结果是要推翻或削弱国与国之间一些具有等级性的经济关系，如在西方国家和中国之间，但同时它却加强了现存的等级关系，并产生出新的等级关系。”[15]在这种意义上说，全球化是全球联系不断深化而又不断分化的综合体。

其二，全球化不等于全球趋同化，也不会走向全球趋同化。“全球化通常被等同于一种趋向共性的潮流，但其实恰恰不是这样。在全球市场中资本和生产可以跨越边界自由流动，这种全球市场得以运转正是因为有了不同的地理位置、国家和区域之间的差别。如果全世界的工资、技术、基础实施和政治风险是一致的，世界市场就不会发展了。如果各地条件一致，在全世界投资和生产就不会产生利润。世界市场的兴旺依靠的是经济体制之间的差别。这就是全球化的动力不可抵抗的一个原因。”[16]在这种意义上说，全球化是全球联系日益紧密化而又保持不平衡化的综合体。

约翰·格雷认为“全球化”涵有两义，其一，“它指的是当代工业生产技术在全世界的传播以及贸易、资本、生产和信息的各种形式的交流。这种跨越边界的运动越来越多，它本身就是新技术传播的结果。说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就是说几乎每一个社会目前都已经工业化或即将工业化。”其二，“全球化还意味着几乎每一个经济体制都和世界上其他的经济体制联系着。只有像北朝鲜这样的少数国家力图在经济上与世隔绝。它们虽然成功地维持了独立于世界市场的地位，但代价是巨大的，不论是从经济方面还是人的方面上都是如此。”约翰·格雷强调说，“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要求全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程度相同和深入。”[17]他借用学者戴维·海尔德（DavidHeld）等人的话说，“全球化不是单一的条件，不是线性的过程，也不是社会变化的终点。”[18]约翰·格雷认为全球化全部“意义”的背后，只有一个单一的理念，即非地方化（de-localization），就是把一切活动与关系从地方网络转移到全球网络中来。他赞同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的全球化定义，“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全世界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社会关系把相距遥远的客观存在用这样一种方式联系起来，即局部事件是远方事件造成的，反之亦然。”[19]约翰·格雷反对把全球化和全球自由市场体制混为一谈，他说，“目前有许多辩论都把全球化和在全世界实行自由市场的短命政治纲领混淆在一起。全球化应该被正确地理解为，在世界相距遥远的各地区之间，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接触。”[20]

（二）不可持续的现代性：全球资本主义为何是个幻象？

作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试验性的社会工程，在约翰·格雷看来，全球资本主义只是体现了西方普世文明的启蒙理想，是西方文明中反复出现的乌托邦，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纲领。因为这种启蒙理想相信人类进步的目标只是一种单一的文明，否认现代经济体制是以多种形式来临的。为了把他们单一的世界观强加给世界，他们付出了摧残人性的高昂代价。因而最终搁浅在人类基本需求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以历史为指导，我们必然会预料全球自由市场将很快地一去不复返了。”[21]

1．从历史角度来看，“全球自由市场”论者，虽然“崇拜理性和效率，但对历史却是无知的”。[22]19世纪的自由市场经济在英国只有短暂的历史，而且是在英格兰维多利亚中期的一个格外顺利的环境中产生的。不能代表大多数英国人民、却掌握了不被监督的权力的议会，通过圈地法、济贫法和废除谷物法，土地、劳动和粮食都成了商品，到19世纪中期，自由市场就成了经济体制的中心机构。但自由市场在英国仅仅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有些历史学家甚至夸张地认为，根本就没有自由放任主义时代）。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它就逐渐在法律上不复存在了。个中原因不难蠡测，“在19世纪的英格兰，自由市场摧毁了社会制度和个人幸福，这就引发了政治反抗运动，从而彻底地改变了自由市场。”[23]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市场已经被重新调控，以利于公众健康和经济效益，而政府则积极提供一些基本服务，主要是教育。自由贸易一直存在到大萧条的灾难；但人们又重申对经济的政治控制。自由市场被视为教条主义空谈，或者仅仅被视为无政府主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新右派（新自由主义）复兴自由市场的时候为止。[24]约翰·格雷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自由市场经济作了一个历史的总结：“在19世纪的英格兰，人们对经济安全的本能需求使自由市场搁浅了。在20世纪，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毁于30年代的战争和独裁的暴力。这一灾难是战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30年代，自由市场证明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不稳定的制度。它建立于人为的策划，崩溃于混乱和无序。在我们的时代，全球自由市场也不会有很大差别。”[25]在新自由主义掌权[26]的国家，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墨西哥、智利、捷克等国，他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要么使社会陷入混乱，要么使社会走向分裂。“20世纪80和90年代的自由市场政府没能实现它们的众多目标。在英国，由撒切尔夫人统治18年后的税收水平和国家支出与工党1979年下台时一样高或更高。”[27]当经济低迷时，政府只有靠侥幸而活命了。“在大多数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政治受惠者是温和的左派，这种情况已经得到证明。自由市场对社会产生的毁灭性效应使他们失去了政治的可持续性，19世纪如此，20世纪也是如此。”[28]

2．从文化角度来看，与欧洲其它国家不同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始作俑者英格兰有悠久的个人主义传统。英国的资本主义至今仍然具有高度的个人主义性质。19世纪英国之所以会出现自由市场经济，约翰·格雷认为必须考虑英国的文化传统的特殊性，“需要考虑19世纪早期英格兰社会条件的异常特点。……长期以来，英格兰拥有关于财产所有权的高度个人主义的法律文化。土地长期以来作为商品买卖，劳动力长期以来具有流动性，在许多欧洲大陆国家普遍存在的乡村生活的封闭性在这里是罕见或未知的，家庭生活更接近于当代的核心式家庭，而不是前现代的那种扩展式家庭。19世纪的英格兰不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仍然处于农民社会。”[29]因此，“在19世纪的英格兰，如果没有那种长期的、彻底的个人主义，产权和经济生活是决不可能产生的。”[30]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的自由市场体制再次出现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仍然与它们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它们曾经是英格兰的殖民地，从来没有过农民阶级。“在这些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社会中，耕地个人化的文化及经济先于工业化。它们孵化出了一种经济文化，自由市场在这种文化中可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但要事先具备特殊的法律、社会和经济条件，再加上冷酷无情地使用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是否就必然适合或需要自由市场体制呢？答案是否定的。“即使是在这种有利的环境中，还是证明了自由市场是如此的浪费人力，对社会生活有如此大的破坏作用，因此它不可能是稳定的。19世纪自由市场的消失才是缓慢的历史进化的结果，而它的出现则不是。”[31]

3．从社会角度来看，以个人主义文化传统为基础的自由市场或全球自由市场带来的是全球性的社会分裂、社会动荡、社会瓦解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革命。[32]对全球自由市场的追求“已经产生了大范围的社会混乱和经济与政治的不稳定性”。[33]就在全球自由市场创造着新型贵族的同时，它也产生着新型的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它还使得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存更加困难。从社会角度看，自由市场制度的主要缺陷是：

其一，自由市场最深刻的矛盾是起到了削弱它过去依赖的传统社会体制的作用，如家庭体制[34]，“自由市场是当今在世界上仍起作用的传统的最有效的溶解剂”；

其二，排挤了中产阶级，使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化，而工人阶级赤贫化[35]；

其三，使极少数人富了起来，并使受排挤的下层社会扩大了，从而使实施它的政治载体遭到严重破坏；

其四，毫不犹豫地使用国家权力，但却使国家体制腐败并部分地丧失了合法性[36]；

其五，分裂或摧毁了最初由它建立起来的政治上的相互支持；

其六，扩大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从而创造了新自由主义的贫困陷阱，最终使社会分裂[37]；

其七，它设立了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相互对立的政党被迫合作；

其八，自由市场驱使的变化削弱了社会中介机构和社区生活中的非官方的社会控制，从而实际上使国家的社会控制功能不断强化；

其九，自由市场最不计后果的短期行为是破坏它本身曾一度依赖的道德，如节约、公民自尊、责任、家庭价值等[38]；

其十，在世界范围内，自由市场并没有促进稳定和民主。在较贫困的国家里，全球自由放任主义产生出原教旨主义政权，而且起到瓦解现代国家催化剂的作用；[39]

在自由市场的大本营——美国，自由市场已经对社会崩溃起到了促进作用，其程度在其他发达国家闻所未闻。家庭在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脆弱。与此同时，社会秩序一直靠大规模的监禁政策支持着。除了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以外，没有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以美国这样的规模把监禁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来使用。自由市场、家庭和社区的破坏，以及把刑法作为最后的求助手段用于抵御社会的崩溃，这些都是紧密相连的。自由市场还削弱或毁坏了维系美国社会凝聚力的其他制度。它创造了长期的经济繁荣，但大多数美国人却很难从中收益。美国国内不平等的程度与拉丁美洲国家相似，而且超过了任何一个欧洲国家。[40]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比任何其他20世纪的经济学家都深刻。他认识到，全球资本主义没有起到保护社会凝聚力的作用。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它很可能摧毁自由主义文明。这就是他为什么接受了必须规范资本主义的观点。必须用政府的干预使资本主义的动荡性和社会的稳定性和谐一致。对今天的全球自由市场来说也是一样。

4．从经济角度来看，全球自由市场的推行是以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的伴随为代价的。约翰·格雷认为“自由市场对工业投资的追求是短期行为”，而它的深刻缺陷已经引起了不必要的苦难。自由市场固然带来了最大的经济效益，但也造成最大规模的经济不稳定。自由市场预期或带来的经济效益被它一同带来的社会负效益和环境负效益所抵消。全球自由市场就是“创造性毁灭的发动机”。就像过去的市场一样，他的前进并不顺利，也不平稳。它的进步是采取繁荣与萧条、投机狂热与金融危机的循环形式。就像过去的资本主义一样，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是通过摧毁旧式产业、职业和生活方式实现了巨大的生产率，所不同的是，这些都是以全球的规模进行的。

5．从政治角度来看，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是竞争对手，而不是伙伴。与自由市场共存的通常不是稳定的民主政府，而是经济无保障的多变的政策。“自由市场的天然对等物是不安全的政治体制”，“在民主政治生活的正常进程中，自由市场总是短命的。它的社会代价在任何民主体制中都不可能长期处于合法的地位。这个真理已经被英国自由市场的历史所表明，”[41]不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几乎在所有的社会里，市场一直是被约束着，因而，它一直没有过分地妨碍人对稳定和安全的需要。在当代的条件下，自由市场作用已经被民主政府缓和了。那种最纯粹的维多利亚中期的自由市场形式已经随着公民权的扩大而消亡了。由于英国自由放任主义随着民主制度的推进而退却，在民主竞争的压力下，大多少国家的过激现象被继任政府缓和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的历史遭遇就是这样。但在全球层面上，自由市场尚未受到触动。社会民主制度和全球自由市场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政府和市场经济之间实现一种人道和谐的关系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42]

6．从哲学角度来看，自由主义经济哲学主要由自由市场自然进化论、人性体现论、自然法则论、普遍人权论、有效手段论、有限政府论、天然稳定论（自动均衡论）、独立作用论、全球传播论和单一选择论等理论构成。这些理论是不可证伪的真理吗？约翰·格雷从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角度在不同的程度上基本上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1）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认为自由市场的产生，是一个长期的、未经计划的自然进化过程。约翰·格雷认为它是靠权力和政治手腕产生出来的人工制品。作者通过分析19世纪中期的英国、战后的英国、美国、俄罗斯、墨西哥、新西兰等曾经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得出了反对自由市场自然进化论这个结论。由于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相冲突，它只能通过强权或霸权来建构。战后拉美和东亚的自由市场经济都是在威权政府（基本上是军人政权）领导下建构的。作者引征卡尔·波拉尼（KarlPolanyi）的观察：“使孤立的市场成为市场经济，把被调控的市场变成自我调控的市场，这确实是至关紧要的步骤。19世纪……把这种发展天真地想象成为市场传播的自然结果。当时人们没有认识到把市场转变成自我调控的系统并不是市场固有的倾向所造成的结果，而是具有高度人工性的刺激作用才促使这一机制具有了社会性，这样做无非是满足这部机器的人工现象所产生的条件。”[43]卡尔·波拉尼强调，惟有“持续不断的、由中央组织和控制的干涉主义的巨大增长，打开了通往自由市场的道路，并使道路保持开放。”[44]由此约翰·格雷得出结论：“仅仅是实施放任主义政策时，即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英格兰和世界的其他地区，自由市场才成为主要的社会体制。”[45]所以，市场社会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或进化的结果，而是通过政治手段反复和系统地进行干预才出现的。“像哈耶克（F.A.Hayek）这样的理论家们建立了各种冠冕堂皇的理论来说明市场经济是缓慢进化而来的，在这一进化过程中，政府没有起什么作用，他们的这种说法不仅是把个别的实例生硬地加以普遍化，而且还曲解了这个实例本身。”[46]

（2）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认为自由市场是人性的体现，是人性的天然状态。约翰·格雷认为，恰恰相反，自由市场是反人性的，是对人性的最大扭曲与伤害。“在任何社会中，受限制的市场是正常的，而自由市场才是策划、规划和政治高压的产物。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必然在中央计划之下产生，而规范的市场是自然产生的。”[47]

（3）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认为自由市场是事物的天然状态，是自然法则的体现。“自由市场并不像今天的经济哲学设想的那样，是一种事物的天然状态，当政治对市场交换的干预被排除之后，这种状态就出现了。从长远和宽泛的历史视角看，自由市场是一种罕见而又短暂的反常现象。自由市场是用国家权力建设的。”[48]

（4）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认为自由市场仅仅是经济领域中个人自由的权利，是普遍人权的体现。约翰·格雷认为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是格格不入的，也就是与普遍人权是对抗性的，二者没有任何亲和力。

（5）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认为自由市场是创造社会财富最有效的手段。约翰·格雷认为自由市场与社会财富的关系是“创造性毁灭”的关系，即既带来最大的经济效益，也造成最大的经济伤害，就是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的循环往复，以及社会的极度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大分裂。其后遗症具有长期的杀伤力。

（6）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认为自由市场是有限政府（小政府）和私人财产的体现。有人认为自由市场和最小政府是伴随在一起的，这种思想是新右派（新自由主义）存货的一部分，它颠倒了黑白。由于社会的天然倾向是抑制市场，自由市场只能由中央集权的国家产生。自由市场是强政府的创造物，没有强政府，自由市场就不可能存在。[49]

（7）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认为自由市场是天然稳定的，它能够自我调控和自动趋向均衡。“从目前结构来说。全球资本主义天生就是不稳定的。全世界的自由市场不像过去的国家自由市场那样能自我调节。全球自由市场才有10年的历史，但已经包含了危险的不平衡现象。除非彻底改革它，否则世界经济体制将土崩瓦解，重演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战争、竞争性贬值、经济崩溃和政治剧变，这既是悲剧，也是闹剧。”[50]

（8）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认为自由市场应该独立于社会和国家之外，就一定能够发挥出全部的优点和效能，从而满足人类的最大需要和天然福祉。“经济哲学必须有一个基本的转向。市场自由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人类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设计的权宜之计和工具。市场是用来为人服务的，而不是人为市场服务。在全球自由市场中，经济生活的工具已经从社会控制和政治统治中被解放出来了，这是很危险的。”[51]卡尔·波拉尼正确地指出：“归根结底，由市场控制的经济体制是全部社会组织无法抵抗的后果；它意味着社会是作为市场附属物而运转的：不是经济被嵌入社会关系中，而是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制中。”[52]社会作为市场附属物而运转的最终结局是市场摧毁社会。

（9）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认为自由市场的传播是现代性的利刃，而且被等同于美国价值的延伸。所有的社会邪恶都会被市场力量消解。“全球自由市场预先设定经济现代化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它把经济的全球化，也就是在全世界相互联系起来的市场经济中传播工业生产的现象解释为单一类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即美国自由市场的无情推进。”美国是普世的模式这一思想长期以来是美国文明的一个特征。“但在我们的时代里，情况似乎正相反。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在全世界复制出美国自由市场体制，而是与自由市场背道而驰。其孵化出本土型的资本主义中可以归功于西方模式的东西很少。”[53]而且“美国要充当世界典范的要求没有被任何国家接受。美国经济成功的代价是社会分裂、犯罪、监禁、种族和民族冲突，以及家庭和社区的崩溃，这些在欧洲或亚洲的文化中是不能容忍的。”[54]由此看来“没有任何一种资本主义制度是人们普遍希望的。每一种文化都有自由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并寻求与其它文化发展起来的生活方式妥协，以求共同生存。”[55]因此，“真正的全球经济并不意味着西方价值观和制度会向人类的其他部分扩展，而是意味着西方全球霸权的终结。”[56]

（10）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认为除了全世界的自由市场，人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接受某种形式的西方制度和价值。文化多样性不是人类生存的永久条件，它是通往普世文明的一个阶段。在这一单一的世界文明中，过去形形色色的传统和文化要被一种新型的、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社会所取代。“单一的全球市场是普世文明的启蒙计划”[57]，但“全球化并没有使西方价值具有普遍性，但却使多元化的世界潮流不可逆转。世界经济体制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多，这并不表示一种单一的经济文明的发展。它意味着妥协将必然在各种经济文化之间出现，而文化之间将保留差别。”“如果我们不最终放弃支持全球自由市场的经济哲学，亚洲的萧条肯定会在全世界大多数地区蔓延。”[58]

二、东亚的反例与范例：另一类现代性？

（一）作为反例的东亚

1．日本的反例[59]

（1）实施工业化未必要打破封建的社会秩序。

约翰·格雷认为日本工业化的一个真理是：日本不像有些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实施工业化必须打破封建的社会秩序。日本企业的发展就像嫁接在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机构那样。现代工业经济在日本的发展开始于19世纪的最后十几年，这种经济体制体现了一种社会秩序，它的一些最关键的部分是不可破除的。给日本的现代化充当先锋的是武士阶级。约翰·格雷举三井大商馆为例，三井大商馆经历了从封闭的江户时代到现代化的时代的全过程，至今仍然是日本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这种现代化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在一开始封建秩序就没有破除。[60]

（2）技术的革新、知识的增长和思想的革新未必能使社会进化。

约翰·格雷认为技术的革新、或知识的增长和思想的革新一定能使社会结构进化。这种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说法“不适合日本的情况”，“任何以西方历史为基础的现代化模式的说法都不适合日本经验”。[61]

（3）非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

约翰·格雷声称：“大多数伟大的社会理论家的资本主义模式都以这种个人主义（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的市场个人主义）为基础”，无论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者都“错把个人主义当作（资本主义的）普遍法则”，因而“都把个人主义作为其核心特征紧紧地抓住”，“但资本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联系即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普遍的，而是历史的偶然。”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既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的市场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有着深刻的差别”，“也有别于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资本主义”。约翰·格雷分析道，“日本的市场机构在与他们的雇员和其他社会成员打交道时，依赖于彼此信任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契约文化。日本公司与周边社区脱节的现象比美国轻得多。他们与国家机构的关系是紧密和连续的。”因此，“日本资本主义制度所表现出的伦理生活不是个人主义的，而且也没有迹象表明即将成为个人主义的。”[62]

（4）本土型的现代化。

历史的启蒙哲学告诉我们：国家的现代化靠的是效法西方社会。但约翰·格雷认为“这些哲学和现代性理论已经在日本被证伪了”。“的确，日本的现代化包含了许多来自西方国家的折衷性的舶来品”，如历法、银行系统、教育、商法、各种技术、都市生活、中央集权国家、现代化的军队和海军等。“所有这些革新都包含了对西方实践的效法，尤其是效法普鲁士和英国”。“但所有这一切都得不出改变日本的社会结构或文化传统的结论”。也就是说，“日本在获得这些现代性的标志时并没有把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西方化”。促使日本现代化的是西方列强的威胁给它造成的创伤，日本工业化的目的是保护民族独立，“但日本的现代化仍然具有本土的性质”。日本的领导人“从前是隐含地、最近则是明确地拒绝现代化就是与西方对应的制度和价值趋同的观点”。[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