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系发展历史与规划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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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同，金融体系大体可分为中介(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近年来，两种金融体系的优劣比较及中国应选择何种金融体系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将在简要概述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入国家这一变量，从另一视角揭示我国金融体系的演进逻辑：中介(银行)主导型必然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历史起点，也正是小介(银行)主导型的历史起点才使得市场主导型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未来选择。

一、既有文献的简要概述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中介(银行)主导型和市场土导型金融体系的优劣。Dcmirgic—KunI&Levine(1999)通过对多个国家的数据分析，认为较高收入国家的股票市场相对于银行更为活跃和有效率，金融体系也更可能以市场为导向；Tadessc(2001)的研究表明，在经济金融发达国家，市场主导金融体系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比银行体系占优，但在经济金融不发达国家，银行上导体系可能更好；Ergungor(2003)也认为在不同的条件下，两种金融体系表现出不同的优劣，在不灵活的法律体系下，银行比较重要，而当法律灵活性增强时，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优势就开始发挥出来。而—些学者从其他角度考察的结果是两种金融体系并没有明显的优劣区别，如Bcck&Lcvine(2000)的实证研究不能得出银行主导体系和市场主导体系在促进新企业设立和原有企业扩张上哪个更有作用的结论。转轨中的中国选择何种金融体系也是我国理论界广泛关注的问题，2005年1月15日《中国证券报》15版“推动银行主导与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融合”论坛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北京入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平新乔、纽约证交所国际董事兼中国首席代表张磊等倾向于建立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贝多广持反对意见，不同意把中国未来金融体系建立在资本市场上。对于这些研究和争论，汪办兴等(2006)做了一个综述，并且认为目前中国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在促进经济增长上是有效的，强行将中介主导型金融体系转变为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政策可能是误导的。

二、我国金融体系的历史起点只能是银行主导型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国家也是一个有自身效用的组织，笔者认为，在国家的效用函数中，政权的存续应该占有极大的权重，只有在满足社会稳定、从而政权存续这一偏好的前提下，国家才可能考虑税收增加、经济增长等其他效用。因此，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国家面临着两难选择：不改革，国有经济的低效造成的经济低迷、人民闲顿，在外部竞争对于(尤具足周边国家)快速经济增长的激发下，很有可能滋生不稳定因素；改革，由于在改革之初，我国经济是“—大二公”的国有国营经济，当时的国营企业(后为国有企业)不但提供了国家的主要税收，而且承担了就业、医疗、教育(一般的国有企业都有自己的医院或医疗所，有幼儿园，子弟学校等)等本应由国家承担的社会保障以及其他责任，国有经济存量对整个国民经济、甚至对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稳固都有重要的意义。贸然改苹国有经济存量和旧的经济体制，也有可能产生不稳定因素。国家必须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追求税收增加与经济增长的效用。为了保持社会稳定，极端重要的国有经济必须得以维持并保持增长，不能急剧地衰退，因此，须设计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如价格双轨制等)将稀缺资源(尤其是资金)向国有经济倾斜。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非国有部门(包括居民以及民营企业等)成为主要的储蓄者，国家所支配的份额相对较少，国家虽然可以采取其他的手段为国有经济筹资，如增税、发行货币以及举债等，但这些手段只能筹措到十分有限的资金(张杰，2003)，可资利用的一笔巨额资金就是分散在非国有部门的储蓄资源，因此，为了动员和集中国有部门外的储蓄，使之配置于国有经济，必须自上而下地没置银行上导、确切地说是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

三、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收益的弱化和成本的凸显

显而易见，设置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收益是巨大的，不但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又保证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转变，而前苏东的转变却与政权的更迭、经济的衰退相伴。但同时这种金融体系也需要支付巨大的成本，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国有银行体系巨额的不良资产。国有银行向国有经济提供信贷，是以国家提供隐性担保为前提条件的，国有银行体系的巨额不良资产最终要由国家承担责任。既然这样，作为人的国有银行就有激励采取风险偏好的策略，收益归自己所有，而把损失(不良资产)转嫁给国家，因为国家无法甄别国有银行不良资产中哪些部分是由国有经济低效这一客观因素造成的，哪些是由国有银行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因此，国有银行体系不良资产规模的膨胀会更迅猛，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成本会以更快的速度递增。

正如前文所论述，在改革初期，由于国有经济存量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只能在一定的边界内对国有经济进行变革和调整，如政企分开；打破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将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由国营企业变为国有企业等，而不能从根本上触动国有经济，也不能容忍非国有经济过分地与国有经济争资源、争市场，因为在非国有经济占经济总量较小份额的前提下，国有经济的式微或大规模变革必将造成不可预期的冲击。但当非国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已占相当大的份额，国有经济的收缩或变革对经济、社会稳定的冲击较小时，由于非国有经济更富有效率和活力，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税收增加，因此，在社会稳定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国家就有激励取消原有的向国有经济倾斜的政策，甚至转而对非国有经济采取政策倾斜，这时，国家就会尽量收缩已有的国有经济存量边界，直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那一点上。随着国有经济对就业、经济增长贡献的下降，非国有经济贡献的相应上升(如下图所示)，国家对非国有经济的政策也逐渐转变，从“—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经济的必要补充”到“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再到“中外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直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允许的非国有经济的范围从“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一直到“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范围越来越广；对非国有经济的态度从公有经济的“补充”地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态度也越来越肯定。

既然在改革之初设置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制度安排是为了补贴庞大、重要的国有经济，从而保障社会的稳定，则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壮大、国有经济占经济总量份额的下降，国有经济的式微或大规模变革已经不再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时，对国家来讲，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收益就呈现递减趋势，更进一步，由于国有经济的低效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税收增加，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收益会加速递减，而由于国有银行的道德风险，其成本(国有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规模)则会迅猛扩张。当国有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下降到临界点以下时，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给国家造成的成本大于其益，国家就有激励放弃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

以上分析自然引申出一个问题：既然较高的国有经济比重使得国家设置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收益大于其成本，而且其差额是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函数，国家理应追求较高的国有经济比重，这与国家近年来主动收缩国有经济边界构成悖论。

应该看到，国家之所以自上而下强制性地推进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是由于国有经济长期效率低下，缺乏活力，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极其缓慢：根据制度经济学的国家模型，国家面临其他国家和国内利益集团的竞争压力，不但周边国家快速的经济增长(如所谓的亚洲“四小龙”、“五小虎”)对国家构筑了强大的竞争攻势，而且，国内经济的长期低迷在其他国家快速增长的刺激下，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一方面，国家设置国有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将信贷资金配置于国有经济；另一方面，发展非国有经济以满足税收增加和经济增长的偏好。因此，银行主导型余融体系的收益更大程度上体现在社会稳定上，足以暂时牺牲经济增长和税收增加为代价换取社会的稳定。由于非国有经济比国有经济有更高的效率和资本边际生产率，大量的实证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NarjessBoubakriandJean-ClaudCosset对21个发展中国家在1980年至1992年民营化的79家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民营化后公司的盈利能力、经营绩效、资本投资支出、产出和就业水平都显著上升。JulietD’SouzaandWilliamLMegginson考察了28个国家1990-1996年民营化后的85家公司的经营绩效，发现民营化后公司的盈利能力、产出和效率都显著上升了。因此，国有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必然呈现下降趋势，相应地，非国有经济对就业、国家税收、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这时，国有经济的衰退或大规模变革已经不再构成社会稳定的威胁。在社会稳定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显然应该努力谋求税收增加和经济增长的效用最大化，显而易见，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非国有经济更有利于税收增加和经济增长，国家就有激励主动收缩国有经济边界。

四、银行主导型的衰弱和市场主导型的增强：我国金融体系的未来趋势

根据以上分析，国家以其声誉这一无形资产为国有银行提供隐性担保，从而维持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收益已经大大降低，而其成本(不良资产)则由于国有银行的败德行为而急剧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成本几乎是无穷大的。为国有银行注入真实资本，虽然也必须付出一定的成本，但和无穷的成本比较起来，显然是占优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家声誉的不可分割性，国家以其声誉作为国有银行的资本金，不可能通过国有银行资本金的分散化拆分国家承担的风险，而真实资本却是可以分割的，在为国有银行注入真实资本的同时，国家积极推进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吸收民间、国外等其他资本人股，一则可以减轻国家现实的财政压力，二则可以通过国有银行资本金的分散化拆分国家承担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目前积极推进国有银行上市，将外资金融机构对中资银行的持股比例从5％提高到25％，也就并不是偶然的了。

不仅国家主观上存在以真实资本的注入来替换其声誉资本，从而退出银行的偏好，而且制度环境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国家的声誉资本失去了意义。随着我国金融业的逐步开放，中外资银行的竞争必将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与中资银行海外业务的拓展而日益激烈，一国银行业的国际信誉必然影响其国内外的业务开展与竞争，而国际评级机构在考察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时，是不会将国家声誉资本纳入其视野的，只可能考察可测量的真实资本。因此，在开放的制度环境下，国家的声誉注资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其意义，与其付出提供声誉资本的巨大成本，却难以获得相应的收益，还不如用真实资本的注入替换声誉资本。

从国有银行的角度看，在金融相对封闭的制度背景下，国家的声誉资本使得国有银行不仅可以几乎不付出任何成本就凭借国家声誉建立了稳固的市场信誉，而且，还可以将其经营失败的风险转嫁给国家。因此，在渐进改革的初始阶段，虽然国家声誉注资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使国有银行丧失了一定程度的信贷自主权，但其收益仍是远远大于其成本的。更进一步，不管国家注入的真实资本规模多么大，总有一定的量的限制，况且，窘困的国家财政也不可能使注入真实资本的规模远远高于8％的资本充足率，随着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规模的迅速膨胀，资本充足率必然向原来的低水平回归，而国家的声誉资本几乎是一个无穷大的量，只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国有银行就不可能发生流动性危机而倒闭。因此，在渐进改革的初始阶段，国有银行也愿意国家以其声誉资本的注入来维持一个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而金融业的开放使得国家声誉与国有银行市场信誉的同质性产生一定程度的异化，为了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同外资银行竞争，国有银行必须付出成本，重建其市场信誉，而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等正是市场信誉高低的重要标志，国有银行的上市需求，也正是出于重建其市场信誉的需要，因此，国家以真实资本置换声誉资本也符合国有银行的效用函数。

综上所述，国家将会通过真实资本的注入和声誉资本的退出、股份制改造等方式逐步市场化国有银行，不再维持一个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效用，因此，强有力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将会逐步弱化，而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将会有所增强。

五、结论

虽然充满效率与活力的非国有经济更有利于税收增加和经济增长，但在渐进改革初始阶段，为了保障社会的稳定，必须将重要的稀缺资源——资金——配置于国有经济，以维持国有经济的生存和增长，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使储蓄主体由国家转变为居民和企业，为了聚集和动员资金，使之配置于国有经济，必然需要设置并维持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制度安排。由于非国有经济比国有经济具有更快的增长速度和增长潜力，国有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后，国有经济的衰退或大规模变革就不再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那么，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收益递减，而其成本则由于国有银行的败德行为而加速递增，国家就有激励放弃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制度安排，而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将会有所强化，从这种意义上讲，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正是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