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研究范文精选

岩阴山脚遗址考古成果

2011年12月，考古队调查发现了岩阴山脚遗址。遗址南北长约150m，东西宽约100m，面积达15000km2(如图4所示)。遗址所在地现已规划成铜绿山遗址博物馆新馆建设场所。由于自清代中期以来，当地村民在此开荒改田，修坟立碑，尤其是近几年滥采铁、铜矿石，遗址遭到了严重破坏。为配合新馆建设，2012年6月至今，我们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前，对遗址进行普钻，掌握了遗址范围和文化堆积情况;然后选择适宜地段布置探方发掘，以尽可能了解遗址的功能布局及文化面貌，重点在遗址南区和北区布5×5m探方26个，面积650m2，现已基本完成发掘工作(如图5所示)。暑去冬来，发掘工作精细严谨，初步了解到遗址功能分区和文化内涵。文化遗存的时代主要为东周和清代。在遗址南区和中部已揭露冶炼场和选矿场2处，北区发现圆形探矿井1座。出土了一批矿冶生产和生活遗物，尤其以东周遗迹较为丰富。发现的主要遗迹如下:1)南部发掘区。揭露一处含选矿的冶炼场，遗迹十分丰富。其中有选矿场铁矿石堆积遗迹1处、硬壳状遗迹1处、炉基遗迹1处、和泥池2个、脚印35枚、工棚柱洞8个等(如图6所示)。选矿场位于冶炼场东边缓坡地带。在东西长15m、南北宽约10m的红色粘土上，遗存有1处铁矿石堆积。经地矿和选矿专家共同鉴定，铁矿石多属品位较高的“平炉矿铁”，目测含铁量可达40%～60%。由于选矿场遭到晚期人为严重破坏，故铁矿石堆积厚薄、平面密疏程度不一(如图7所示)。工棚遗迹位于选矿场西边，有8个柱础洞，排列有序，据推测是当时冶匠为避雨防晒用木料搭建的工棚。灰坑(垃圾坑)2座，叠压在选矿场下。灰坑形制规整，平面为圆形，坑底呈锅底状。灰坑内堆满灰褐色土，土质较为致密，含有较多的木炭颗粒和小块铁矿石及少量东周陶器残片，陶器类见有罐、甗。硬壳状遗迹残存范围达48m2，疑似炼渣(如图8所示)。地层断面可见该炼渣有3层叠压，每层渣体呈大面积的薄形硬壳状，厚0．6～1cm，质地坚硬，灰褐色。3层之间或夹有浅黄色土或灰黑色土，这种硬壳状“炼渣”为首次发现。经鄂东南地质大队实验室对这种硬壳状“炼渣”进行初步检验和光谱分析，发现它以硅化铁物为主，还含有铝、铜、磷、钛、钙和其它微量元素，其中铜含量0．8%。为了弄清疑似“炼渣”的性质和成因，我们多次请矿冶专家进行现场分析鉴定，但对其认识不一致，主要有人工形成说和自然形成说二种。结合地层等关系，我们认为是人工形成的可能性大。和泥池平面为圆形，呈锅底状(如图9所示)。清理时，池内堆满揉和过的高岭土和红色粘土的混合土，土质粘性大，并夹杂2块东周陶片，初步推定该粘土用于涂抹炼炉缸内壁，为一种耐火材料。在冶炼炉基旁边超过10m2的黄土面上，先后发现足迹35枚(如图10所示)。其中，既有完整单个脚印(如图11所示)，又有多个相互踩踏的脚印，弥足珍贵。为了确定足迹真实性，进一步弄清足迹的类别、人体身高、行走姿势、保存环境等历史信息，我们邀请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主任法医师张继宗教授、足迹学专家刘伟平、武汉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刑侦专家郑道利等携带专业器材赴现场，共同对考古人员发现的足迹进行检测鉴定。专家们为了尽量原地保护足迹现状，首先非常谨慎地对考古方法标记的27枚足迹随机选取4枚(足迹编号为16、25、26、27)，刮除考古方法刻划的足迹轮廓线条，均露出原始足迹的面貌，结果证明，考古方法发现的足迹真实可信。接着，专家们还在已发现的27枚足迹之间的空白地带轻刮足迹承载体(即黄土界面)，再次发现8枚足迹(编号为28～35)，足迹总数达35枚。经对上述12枚足迹现场取证，室内对比分析鉴定，确认12枚足迹皆为古人赤足脚印。其中部分赤足脚印完整，部分只能显示赤足轮廓，有的仅存前掌或足后跟。完整的赤足印痕长者26cm、短者25cm，从而推测12个足迹中起码为2人所留存。专家们还根据现在群体足长与人体身高关系推断，赤足中一人身高为1．72m，另一人身高1．52～1．54m。结合部分赤足有重压痕偏外、横向移位等痕迹，确定此类赤足者有负重特征反应，反映了当时冶匠搬运什物的劳动场景。2)中北部发掘区，已揭露面积达58m2的冶炼堆积1处，土色呈黑灰色，从发掘探方之外的田土和以往村民乱挖铁铜矿石废弃的断面观察，这层堆积从岩阴山腰向山脚延伸，如此大范围的堆积绝非偶然，应是若干炼炉长期生产所致。在所发掘探方之中，这种黑灰色堆积层较厚，包含有较多的木炭颗粒和少量的红烧土颗粒，局部堆积还含有一层铁矿粉和较多经人工整粒遗弃的小块铁矿石。此外，还发现有少量的炼渣(如图12所示)、氧化铜块(如图13所示)、炼炉残块及东周陶片等，说明黑灰色堆积层应为东周时期的冶炼后废弃堆积物，可佐证此地应是冶炼区。3)遗址北区。发现圆形探矿井(编号J1)1座，圆井开口略大，往下渐渐变小，至井底收缩成近长方形(如图14所示)。圆井口径1．90m，井深4．62m，其中，井口至井深2．9m厚开凿于高岭土层，其下1．72m深则开凿于高岭石化层。井口周壁有古人凿井提升土石留下的绳槽痕。井内填土可分为3层，出土遗物十分丰富，主要有东周时期陶盆、罐等残片，还有数十块铁矿石、石块，木炭、竹器残片、横向支撑木(如图15所示)、木器柄及果核等(如图16所示)。由于该矿井中的石质层未发现铜铁矿脉，推测是当时的矿师果断放弃了探矿井。探矿井遂成为垃圾坑，不久，因某种原因对探矿井又进行一次彻底填平。我们挖掘探矿井时，在相距古井口西边约25m的高坡处，适逢鄂东南地矿大队的一座探矿钻塔正在机械作业，钻孔编号为2303，最终孔深达1086．52m。据说，钻孔岩芯因一直未见铜铁矿层而停钻撤离。比较古今探矿井孔，勘探结果如此相同，充分反映了古代矿师高超的探矿技术。

对遗址保护区考古成果的初步研究

1)首次在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区内开展专题调查，发现了12处冶炼遗址，不仅填补了保护区文物点的空白，而且初步认识到这里的冶炼遗址都分布于采矿点附近的山腰或山坡下，频临溪湖之畔的特点，这为探讨古代采冶结合、就采冶炼、临水选址的理念提供了实物资料。2)岩阴山脚遗址的初步发掘，发掘出一批东周灰坑、选矿场、冶炼堆积、灰沟等遗存，丰富了对遗址的文化内涵的认识。在遗址上所发现的选矿场遗存，大批高品位铁矿石及废石有序的堆积在一起，揭示了在冶炼之前，古代冶匠就近对矿料进行过一次初选，这样做不仅减少了矿石搬运成本，而且确保了矿料的质量，反映了古代冶匠严谨的选矿程序和娴熟的选矿技术。3)遗址东北部发现一口圆形探矿井，增添了以往发现探矿井的种类。尽管仅发现一口探矿井，井周壁没有以往发现的方形竖井常常采用较密集的竖向支撑木加固井壁的方法，但圆形井壁对外形成张力的安全性，可节省支撑木用料的认识和快捷凿井方法均为古代工匠所掌握，反映了古代探矿技术的变革和探矿水平的提升。4)多学科协作成为本次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一个亮点。尤其是岩阴山脚遗址的抢救性发掘超出了预期收获，许多遗存为首次发现。其一，岩阴山脚遗址发掘出土最多的是各类矿石及废石，生活陶器残片极少，经地矿专家对出土的矿石进行鉴定，以铁矿石为主，可作为确定遗址性质、功能的参考物;其二，对新发现的2种疑似炼渣，委托中国科技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秦颖教授等进一步做成份分析，其鉴定意见一旦给出，可作为判定遗存性质的重要依据;其三，在岩阴山脚遗址南区选矿与冶炼场所发现的35枚足迹，弥足珍贵。经公安部物证中心权威法医师和足迹专家现场勘测和鉴定，获得大量古代冶匠足迹信息，这批足迹可能是迄今为止世界冶炼(或选矿)遗址上首次发现数量最多、保存状况最好、足迹者身份最明显、时代最早的古人赤足印迹，填补了矿冶考古空白;其四，发掘中十分注意对每个遗迹收集土样，并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植物考古的博士来现场进行浮选，对少数出土的植物标本做初步的鉴定工作。浮选植物样本是一项基础工作，可进一步研究古代岩阴山脚遗址乃至铜绿山一带的气候、农作物、植被种类和人们食物组成等方面的内容，可从一个侧面揭示当时活动在遗址上的人类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便于全面深入了解遗址的内涵。因此，下一步计划将浮选出的样品委托专门的鉴定机构做成份分析。以上多学科合作的考古成果，为深入开展矿冶史研究、科学制定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保护管理计划，提供了新的基础资料。同时，为了保护好揭露出的各类遗迹，以便将来展示，推进铜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申遗”工作，经专家论证，现已暂作回填保护处理。5)结合以往资料和新获矿冶考古成果，还可以得到一些重要启示:本地区古代矿冶遗存的宏观探究内容应包括铜、铁等资源开发的源流、工匠族群来源、掌管铜、铁的政治集团及铜、铁资源对中国古代文明进程贡献等;除矿冶遗存是我们保护、发掘和研究的重点外，遗址区域内及鄂东南地域的同时性和历时性，古代工匠居住废墟、农业生产区、燃料生产地、城址、水运码头、墓葬及粗炼铜、铁输出地等如同一根根交错的链条节点，都应列入古矿冶调查、发掘和研究的重点内容，这些都是复原和展示矿冶文化不可忽视的对象，也是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建成独具特色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及“申遗”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遗产资源。

本文作者：陈树祥冯海潮席奇峰张国祥作者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各位专家、朋友们：

大家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国家文物局向获得第四届“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的学者和单位表示衷心的祝贺！向精心组织此次评奖活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来自国内考古学界的专家评委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夏鼐先生是新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学养深厚，学识渊博，学贯中西，在考古学和文物保护的许多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生前以学风严谨、实事求是著称，促成了一大批优秀考古学成果的面世。以夏鼐先生捐献的稿费作为基金，以他的名字冠名的“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继承了夏先生生前的优良传统，该奖自设立以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日益成为国内考古学最具学术权威性的奖项之一。该奖项的评选对我国考古学的学风建设、提高考古学研究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已经举行的四届评选活动中，共有37项考古成果获奖，其中包括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殷周金文集成》等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在获奖的成果中，田野考古报告达33项，约占获奖总数的90％。获得本届“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的《郑州商城》、《桂林甑皮岩》、《西汉礼制建筑》、《舞阳贾湖》、《盘龙城》、《马桥》、《河姆渡》等都可以看作是高水平的田野发掘和高质量的发掘报告相结合的典范。另外一项获奖成果——《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虽是出土文献的整理，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另一类型的田野考古报告。由此可见，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一直是评委们关注的重点，这与夏鼐先生生前十分注重田野考古基础工作的作法是一脉相承的。

近年来，国家文物局一直把提升田野考古工作质量和科技含量、加强考古报告的整理出版、促进考古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列为工作重点，积极推动考古工作的全面发展。我们注意到，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的一批考古研究机构，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一批较高水平的发掘工地和高质量的发掘报告不断涌现出来，最近我们对考古报告出版情况做了一个初步统计，仅近三年国内出版考古报告专刊就达120余部，近五年考古报告出版的数量已占到建国以来的考古报告数量的40％，与此同时，考古学相关研究和科普著作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为了适应新形式下我国考古发掘管理的需要，进一步鼓励广大考古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我国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的进步与发展，从今年开始，国家文物局将在田野考古奖之外另设立优秀考古报告奖，旨在进一步推动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和出版工作。这一奖项将两年评选一次，它应该和“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各有侧重，相互补充，共同促进文物考古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已经走过了八十余年的辉煌历程。今天，考古学这一人民的事业，更得到党和国家、人民群众以及社会各界的空前关注。让我们携起手来，为新时期中国考古学的繁荣和发展共同努力，共同开启考古学发展的新篇章！

摘要：利用遥感考古能够从不同的空间、角度采集古代遗存的数据，具有勘探速度快、方法灵活等特点，在现代考古发掘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广西地区利用遥感考古的案例并不多见，缺乏与当地相适应的遥感考古方法，亟须探索出符合当地考古工作的遥感考古手段。在综述遥感考古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介绍了航空航天摄影、机载传感器、地球物理探测、水下遥感等四种遥感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并探讨了遥感考古在广西地区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遥感；考古；遗址

遥感考古可以在非接触的情况下采集文物信息，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考古勘探方法。该方法最早从国外传入，未来应用前景十分广阔。现如今，我国各地皆有应用遥感考古的案例，但是在广西地区，遥感考古方法的应用较少。

一、遥感考古概述

遥感考古主要指使用摄影传感器取得考古遗址的影像资料，再运用计算机图形和图像处理技术进行增强处理，并根据广谱成像规律和遗址范围内地表状况的相互关系，对其色调、纹理、图案及时空分布规律进行研究，以确定遗址或现象的位置、部分和形状等特征，为科学确认遗址、遗迹奠定基础[1]。遥感考古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类，狭义的遥感考古，是对地面物体反射的可见光、红外、微波或多波段的电磁波信息进行探测、处理和显示的技术。广义上的遥感考古，是使用探测器接收地表及地表以下考古遗迹的信息，如电场、磁场、力场、电磁波、地震波、声能等，再经过计算机处理分析，识别探测物体的属性及其分布特征[2]。遥感考古发端于国外。早在二十世纪初，英国人就尝试使用热气球升空对“巨石阵”进行拍照和记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的考古学家利用航空拍照取得的资料识别暴露于地表的古建筑及遗迹；1931年，国外首次使用热气球升空记录下以色列北部Megiddo遗址的挖掘；1972年，美国地球资源卫星开始采集地球的影像资料，从对地卫星平台上获取对地观测数据。自此，遥感考古方法越来越丰富[3]。我国的遥感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修建三门峡水库时，当时使用航拍照片观察和分析水库周边古代遗址的分布情况[2]。20世纪80年代末，刘树人使用我国“尖兵一号”卫星拍摄出一组十分清晰的影像，精准地勾画了绵延上千公里、覆于大雪之下的“金长城”中的一段[4]。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文物局把遥感考古列入“九五”工作的重点，计划在某些省、自治区遗迹较为集中的区域开展遥感考古工作[5]。此后，全国范围内应用遥感考古的案例逐渐增多，如安徽地质遥感站进行的“古寿春城”遗址遥感考古[6]、中国地质大学使用EIM数据和1∶5000比例尺的黑白航拍方法对四川三星堆遗址进行遥感考古研究[7]以及“南海一号”沉船考古[8]等，在不接触古代遗址的情况下，研究者们可以多角度获取光学遥感、雷达数据，甚至高分辨率的卫星图像。总而言之，随着科技的发展，在新兴的科技不断被应用于考古领域的背景下，研究者们可以更精确地获得丰富的考古遗址残留信息，为考古、科研、文物保护等工作提供重要的一手资料。

二、遥感考古的方法

对于艺术考古得为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各类院校具有不同的教学大纲和人才培养方案，专门学习过艺术考古的教师或者艺术类教师，应该明白该课程的内容与专业之间的关系。比如面对中国画专业的学生，该课程的内容可以更多围绕国画的历史渊源及出土的文物赏析与评述来展开，一些宣纸材料及颜料的考古知识，也可以作为专门的知识体系予以关联性的介绍与分析。如雕塑专业的学生，临摹课程是重要的内容，如何引导学生从技术层面走入文化的传承与人文历史领域，使艺术考古课程对雕塑教学有所助益。传统古代雕塑的临摹更多的涉及于作品的精神面貌与人文典故的赏析与挖掘，扎实的艺术考古知识体系对于该课程具有重要的学术支撑作用。如视觉传达专业，核心的教学内容在于二维平面设计与部分三维空间设计的交互式研究与实践，而平面设计中元素的提炼与挖掘，除要依靠现代设计技巧与理念以外，其最为核心的知识体系依然是对传统文化知识的认识与解读，比如对于汉字的创意设计与研究，在艺术考古知识体系中可以增加文字发展历史方面的学习，以及文字符号衍生之外社会综合文化知识的解读与赏析，立体式的文献内容把握，这可以为设计师提供更为深厚的资源素材，也能为其设计作品提供扎实的文脉支撑；环境艺术专业是与历史联系较为密切的专业，传统建筑构造的知识体系虽在专业理论课程体系中得以传授和讲解，但教材知识体系的更新远不如艺术考古成果的更新速度快，以灵活多样的讲座方式来讲述更多的知识内容，对于完善大学生专业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推广意义与示范作用。再如动画专业是一个新兴的专业门类，其作品无论是素材、内容典故还是表现形式，均可以从历史的知识吸收到丰富的营养，内容自不言说，十分丰富，形式语言上诸如从汉画像砖中所提炼的形式语言等，不胜枚举。作为纯艺术类专业院校，开设艺术考古选修课程或者讲座课程，能为不同专业艺术教学提供有力的实践支撑和知识补充。

综合类专业院校的艺术专业也有以独立的艺术学院或艺术系的形式而存在的，也有与人文社科类系、部并存的，但无论如何，其专业数量和规模、师资队伍建设等诸方面，均无法与专业艺术类院校相比，其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与专业类院校也不完全相同。但作为综合类院校，我们不能单纯依靠艺术类专业的发展来促进其他专业与学科的发展，同样，我们也要提倡将不同专业、学科的资源合理利用。艺术考古是一个艺术类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体系，能够充分发挥我国作为文化大国、文物大国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更多的课程体系都应该有机地结合，促进艺术类专业学生个性化与综合性的发展格局。综合类院校开设艺术考古课程，无论在师资配备还是实践资源上都存在一定的困难，但作为艺术类学生必备的综合知识素养，艺术考古可以以讲座形式来开设。

艺术考古介入艺术类专业教学，是专业综合改革实践中课程体系综合改革的有益尝试

艺术考古是介于考古与艺术两大知识领域间的一个新兴学科，是高等艺术院校在长期的实践教学与科研过程中形成的综合教研成果，也是综合知识体系教学改革的总结。该课程体系主要由四大方面综合而成，一是艺术考古与专业知识点综合理论基础的讲授，使艺术类学生能基本掌握艺术考古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了解国内外相关艺术考古及美术发展的前沿动态，掌握艺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能独立从事相关科学问题的分析与实践创作；二是博物馆实习参观与考察；三是艺术素质的培养与提高；四是实践作品的完善。目前，国内部分高等艺术院校，如东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等虽已开设了艺术考古相关课程，但艺术考古教学和其他专业课程的有机融合尚未开展，因此，我们倡导艺术考古本科教学应在艺术类专业院校逐步开设，以充分发挥艺术考古教学的基础作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艺术考古学教学体系。艺术考古课程介入艺术类专业课程实践教学，可以促进艺术类专业研究方法、思考方法与实践创作方法的创新。艺术考古不同于艺术创作，它是一门严谨而科学的实践课程，掌握艺术考古科学的正确研究方法是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对于艺术考古专业人员来说，他们首先重视的是资料搜集能力的培养，实地调研考察能力的培养，对前人研究成果理性分析与评价能力的培养，文献调查及综述能力的培养；其次是选题、制定研究方案及科研创新、追踪学科发展动向能力的培养；第三是个案、专题研究、综合研究能力及理论研究能力的培养；第四是科研成果展示能力的培养。在艺术类院校本科教育中介入艺术考古教学，开拓中国艺术教育的新视野和新领域，建立科学、完整、崭新的教学思路与研究方法，不仅可以对学科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可以对艺术类学生严谨扎实的专业创作提供良好的科研基础与学养基础。严格意义上来说，艺术考古研究思路和艺术专业创作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需要经过收集素材、构思草图、选题定位、创新提炼、作品成型等诸环节，只是艺术考古更侧重于对实物、实证的掌握，以及对历史专业知识体系的系统研究与挖掘论证，而艺术创作更侧重于在观察基础上形成独有思辨能力与创新能力，但艺术考古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将促进艺术创作水平的提高。同时，艺术考古课程介入艺术类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有助于引导学生对相关知识体系的探究，也可以对艺术类学生的学科素养、感悟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提高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比如对于本土文化的深入研究，地域文化特色的挖掘与品牌保护意识的提高，创意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等。多知识领域的融合，也为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提供了一些新机遇。原有单一的教育模式容易导致学生综合能力的低下，而宽泛、交叉知识体系的建构，特别是对边缘知识体系、零散而小学科知识体系的有效组织，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出不同专业的价值。当前，中国文化正在面临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巨大挑战与冲击，中国的艺术教育如果不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不主动地与其他学科进行合理而有机的结合，就不可能产生更大的艺术成就和科研成就。社会的发展已促使各个学科更广泛而深入地结合，多学科交叉教学已不是一种“时尚”或“潮流”，而是教育发展必备的基本手段之一。以艺术考古学教学为硬件条件，对艺术专业教学展开深入的探索，是适应社会需求、促进教育发展的有益尝试。

结语

艺术考古介入艺术类专业教学的课程体系改革，不是无中生有的武断推论，而是专业综合改革中课程体系综合改革的有益尝试。我们常常思考艺术教育的方向与未来，许多专业之间、课程之间的壁垒依然存在，打破专业与专业之间、课程与课程之间的壁垒，达到知识体系的完备，是艺术专业教学发展的必备条件。艺术考古与艺术教学交叉的内容结构就是课程体系改革的实践之一。

“中国古代文明形成”问题，是考古研究所一个重大课题。在新的世纪，如何将这一课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认真思考。“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我所谈的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即“国家”或“文明社会”的出现。

“文明”相对“野蛮”而言，“文明形成”就是对“野蛮”的扬弃。“国家”或“文明社会”是历史前进的结果，因为“国家”作为社会机器，维持、促进了社会发展和进步，扼制了“野蛮”对社会发展的破坏。目前学术界对“国家”或“文明社会”的标志一般归纳为城市、文字、青铜器、礼器、王陵等等。对这个标志的个案分析和综合研究，是探讨文明形成的基本方法。鉴于文明起源与形成时代没有历史文献留传下来，这项研究所需资料只能依靠考古学解决。考古学对上述文明形成诸多标志的基础资料界定、取得、分析、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不一，难易程度不同，成果的科学性各异。

“文字”对于“国家”而言是个重要的“工具”，但“文字”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作为“国家”的工具，并不是同步的。当前关于“符号”与“文字”的界定还并不统一，“符号”成为“文字”的质变点也无法确定，因而在探讨“文明社会”形成时，“文字”这种标志很难操作。从古文字学和历史学角度分析，从符号变为文字和从“野蛮”变为“文明”，它们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临界点发生“突变”、“质变”的。它们的“质变”点有时间差。

“青铜器”是生产技术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科技进步的反映，青铜器的出现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发挥了多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至少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兵器的军事作用和作为祭祀、礼制用器的“精神”作用，超过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作用。在研究社会剩余生产品时不可将其作用估计过高。

现在谈论较多的礼器，实际上它们是“阳间”生活中“折射”。礼器是祭祀用品之一部分。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文明社会”有关系。文明社会中必然有“礼器”，但祭祀用品的“礼器”不必非是“文明社会”的产物，祭祀用品的产生要早于国家出现。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非礼器”之界定，目前还没有寻找到科学的标准，这也要等待学科的发展，假以时日。至于祭祀器物多少，其所反映的社会分层，它们在“国家”形成问题上的意义是有限的。作为人类社会“活化石”的民族学研究成果已向人们揭示，“国家”和“文明社会”的社会组织是以阶级和社会分层为基础的，但不是有了社会分层，就必然出现“国家”。关于“王陵”的认定，从考古学一般理论上讲，“王陵”附属于“王”之都城，“王陵”应属“都城”一部分，没有或没找到相应“都城”的“王陵”，在确定这类墓葬墓主身份时尤应慎重。当然，“王陵”是“王”的阴间归宿，“王”是“国家”的“化身”。有“王陵”自然有“王国”。问题是目前“王陵”的界定，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墓之“王气”是重要的研究线索，但当务之急是要探讨“王陵”的客体“标准”。

对“文明社会”考古学研究而言，“城”是最重要的标志，最易操作的学术研究切入点。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为国家统治集团服务的，“城”的出现是与国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因此《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记载：古人“筑城以卫君”。“君”是“国家”的人格化，“城”则是“国家”缩影的物化。在当前中国古代文明考古学研究中，各地十分重视早期城址（主要指龙山时代城址）的考古调查、勘探，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各地发现了一大批早期城址，这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勿庸讳言，这些城址是否属于文明形成时期的“国家”政治中心，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