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简析战国时期燕与中山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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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器纹饰共性

在青铜器纹饰上，燕国和中山国都大量使用绳络纹和动物纹。綯纹是战国时期流行的纹饰之一，多作为辅助纹饰出现。在春秋战国之际，綯纹还有一种较为复杂的形式，即以几条绳索交织而形成套结，再彼此联结成网络状，一般称为“绳络纹”。绳络纹是北方青铜器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战国时期的中山国，这种作为主纹饰出现的复杂綯纹较为常见。1989年唐县西下素出土的提梁壶，通身饰四周綯索纹。平山访驾庄墓出土的提链壶，腹部饰绳络纹，圈足饰綯纹。唐县北城子出土的瓿、豆、鼎、双耳小铜釜等青铜器上也都装饰绳络纹。燕国的唐山贾各庄、阳原九沟村和三河大唐回村均出土有绳络纹铜器。三河大唐回村出土的铜簋盖上和腹部皆饰以双绳结纹组成的横长方格纹，圈足底边饰一周綯纹。战国时期中山国动物纹应用普遍，且动物形象生动逼真，特点十分突出。

行唐西石邱墓出土的铜匜，器内底部饰双鱼纹。灵寿西岔头墓出土的铜盘内底饰七鱼六兽。唐县北城子出土的铜盘底部有五鱼，六凫鸟作互相追逐状，形象非常生动，这样的纹饰在战国中原各国并不多见。中山王族三号墓车马坑出土的一件铜当卢，物件虽小，但双虎噬小鹿图案非常精致。虎的艺术形象在中山国出现极多，显示出其对狩猎生活的熟悉与怀恋。这一时期燕国出土青铜器纹饰中动物纹也十分引人注目。三河大唐回村墓出土铜鼎盖钮上饰鸟纹，铜豆盖上饰有变形蝉纹。市顺义县龙湾屯出土的铜簋盖顶中心置一环钮，环钮周围近边缘处浮雕三鸟。市通县中赵甫出土的I式鼎盖中心一环钮，外围三卧犀。贾各庄发现的两件铜豆上，都嵌有生动的兽形纹，在铜盘里面铸有双兽互咬的圆形纹、龙纹和两种不同姿态的兽形纹，铜匜的里面铸有一对鸭形纹。像这些兽形状，在一般的战国铜器上是不容易见到的。在青铜器纹饰上，燕国与中山国最典型的共性特征就是突出的狩猎主题。

战国早期的燕国和中山国均有狩猎纹饰的青铜器出土：燕国的唐山贾各庄出土一件镶嵌狩猎纹铜壶；中山国的平山穆家庄墓出土一件凸铸狩猎宴乐图盖豆和一件线刻狩猎宴饮图铜鑑。唐山贾各庄出土的镶嵌狩猎纹铜壶，腹部由双重结纽绳索构成12方格，格分为上、下两层，每个格内都镶嵌着狩猎纹。中山国出土的狩猎宴乐图铜盖豆，器盖上饰两组相同的狩猎和宴乐图象，图中有一座两层楼台，楼台外为猎雁图，图下方有游鱼；铜豆腹部铸有两组图像相同的狩猎图；豆柄座上也有两组相同的采集狩猎图案。狩猎宴饮图铜鑑，图案刻于鑑内腹壁，半幅为宴前准备画面，半幅为狩猎场景。战国时期铜器纹饰中狩猎内容较为常见。除了燕与中山这三件铜器外，比较重要的有战国早期的百花潭嵌错铜壶、陕西凤翔高王寺镶嵌射猎壶、辉县琉璃阁狩猎纹壶和陕县后川出土的铜盘以及战国中期的辉县琉璃阁舞乐狩猎刻纹奁和江苏淮阴高庄刻纹匜。燕国与中山国狩猎纹饰通过与这些同题材纹饰的具体比较，共性特点更为明晰。首先，从狩猎纹饰的位置看，燕国与中山国的狩猎纹饰面积大、内容丰富，是整个图像纹中的主体性纹饰。同时期其他各处出土铜器中的狩猎内容，大多不是以其作为主要纹饰出现的。如百花潭中学出土的嵌错图像铜壶，图像内容有习射、弋射、宴饮、乐舞、采桑、战争、狩猎等几项。壶的前后两面图像是对称的。每一面有三层画面，各层又都可分为左右两个图景，一共有六种图景。最下面的一行狩猎图像，只起花边作用。陕西凤翔高王寺镶嵌射猎壶图案分为四层：第一层为习射图三组；第二层为弋射图三组；第三层为宴乐图三幅；第四层为狩猎图。江苏淮阴高庄刻纹匜和琉璃阁刻纹奁中的狩猎纹也都是位于最下层。其次，从狩猎纹饰的内容看，燕国与中山国的狩猎内容更加丰富、狩猎形式更加写实。

中山国铜豆腹部的两幅人兽肉搏的图像，猎人们半裸身体，有的手持刀剑躬身上前，正将利刃刺入野兽心脏；有的操着长矛，正在追捕奔逃的小鹿；两个猎人头戴鸟形头饰，身穿羽衣伪装成动物，正与猎物格斗；一个牛首人身者位于图中央，似是人兽搏斗的指挥者。几只还未被追猎的野猪、兔等正慌不择路仓皇奔逃。铜鉴上的狩猎图同样激烈刺激，既有大规模围猎活动，又有车猎的场景。在围猎活动中，一狩猎者头戴伪装饰物，张弓射猎野牛，另有二猎者，前者在树后搭箭射猎，后者持箭以供前者使用。车猎场景描绘了猎车两辆：一为三马车，正在由左向右追赶猎物，中间二匹马有车衡牵制，左边一马由缰绳相系，御手站立在车厢内，一手持鞭驱马，一手拉缰，车厢后部插有伪装成小树的长戈；另一辆为驷马车，正在由右向左追射猎物，中间二匹马有车衡牵制，左右两匹马由缰相系，御手站在车厢里，一手挥鞭，一手抖缰，其后站着一个女射手，正在张弓射猎，车厢上插有箭及树枝。中山国两件器物上的狩猎纹饰，不仅真实记录了狩猎的紧张激烈场面，而且规模宏大，出场人物、鸟兽极多，仅铜豆上面就出现人像90个、兽63只、鸟26只、鱼4条。唐山贾各庄铜壶的狩猎纹饰，同样是狩猎场面的写实性描绘。有人持长矛与兽争斗的场面。在兽形中可分辨的有牛、象等。画面上禽与兽的形象有的在奔走，有的在飞腾。而江苏淮阴高庄刻纹匜上的狩猎图，与北方铜器上写实的狩猎图风格迥异。上面人物皆戴高冠，穿窄袖长袍。动物形象有马、鹿、猴、狼、狐、兔、鸟等，均为在山林间追逐嬉戏的放松状态，有执戈擒蛇的鸟头羽人，也有人头马身的怪物，有挽弓射猎的鸟头羽人，也有穿窄袖襦裙的耍蛇人，毫无狩猎之紧张刺激的现场感。通过和这些同题材纹饰的具体比较，燕国与中山国的狩猎纹饰透露出更浓郁的北方民族特色。

货币文化共性

在货币文化方面，燕与中山都是主要流通刀币的区域。燕国使用的刀币称为“明刀”；中山国在战国早期使用的刀币主要是尖首刀币。这两种刀币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文化现象，就是都用于随葬。目前所见战国时期考古材料中有刀币随葬现象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平山县北七汲村北春秋中期出土Ⅰ式尖首刀币4枚．灵寿城址周围战国早期中山鲜虞积石墓中出土Ⅱ式尖首刀币，少者随葬20余枚，多者达到1000余枚。

平山县访驾庄西战国早期，出土14捆Ⅱ式尖首刀币，每捆100枚。通长15.5—16.1、刀首宽2、刀尾宽1.4—1.5厘米，重12—12.6克。该墓另出有16枚残酥骨贝。

平山县蒲北窑场战国早期，出土Ⅲ式小尖首刀5枚。

燕下都44号墓内第10、11—15、18—22号人架的腰部附近均有成堆的货币，每堆或刀或布，也有刀、布兼有的，数量数十至数百枚不等。刀币主要是折背明刀币，另外还有弧背明刀币和甘丹小直刀。

1952年唐山贾各庄战国时期墓出土残燕刀币。

天津宝坻县牛道口9号墓出土尖首刀25枚，时代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

1978年滦平县虎什哈山戎墓出土燕尖首刀1枚，时代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

1960年旅顺口区后牧城驿战国时期东胡墓出土燕明刀币3件。

1955年郑州杜岗战国时期墓出土刀币1枚。

1957年天津市东郊张贵庄战国燕墓出土明刀币4枚。前四例均为中山国墓葬随葬尖首刀币之例。第五例燕下都44号墓虽有刀布币出土，但此墓乃武士丛葬坑，墓内的兵器和货币为死者生前使用过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财物，与其他专门用货币随葬的情况不同。第十例郑州杜岗墓的时代为战国晚期，但随葬的货币为春秋时期的空首布和春秋晚期战国早期的明刀币，这两种货币应是在失去其货币职能后作为旧币随葬的。排除掉这两个特例以后，我们再来观察其他几个刀币随葬墓的情况，就会发现其共同性非常明显。首先，随葬刀币种类仅见尖首刀币和燕国的明刀币两种；其次在时间上都是在战国中期之前；再次就是墓葬类型或为北方民族墓葬，如滦平县虎什哈山戎墓、旅顺口区后牧城驿东胡墓，或为北方文化特色明显的燕国墓，如唐山贾各庄墓、天津宝坻县牛道口9号墓、天津市东郊张贵庄墓。中山国出土尖首刀的墓葬也主要是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的鲜虞族墓葬。由此可见，刀币随葬现象与北方民族文化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由以上分析可知，战国时期燕国与中山国在器物形制、铜器纹饰和货币文化方面存在着诸多共性因素。这些共性因素是北方民族文化的共同烙印。中山国是白狄别种鲜虞族所建，燕国“北迫蛮夷”，两国文化中有着相同的北方符号。这些文化上的共性为两国的文化认同提供了前提条件，也对两国的经济交往具有特殊的意义。

本文作者：曹迎春作者单位：衡水学院法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