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乐教学活动在声乐文化传播中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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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声乐文化的传播历史进程中，声乐教学活动是极为重要的传播方式，在不同时期也具有特定的传播模式，通过对我国不同时期“声乐教学活动”传播特征进行“模式”归纳，借用“模式”图式简明直白地表述特点，探索和总结其传播规律和范式。

关键词：意念教学法；机理教学法；声乐文化传播；声乐教学活动

“模式”一词源于英文“model”，是“对真实世界简约化和理论化的一种表达方法”[1]。在我国纷繁复杂的文化传播过程中，存在着多种传播现象，构建简明的模式图式，能够将传播现象和行为的本质特征以及内部结构进行简单明了的描绘。当然任何模式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完整、过分简单的及含有部分未阐明的假设等缺陷[2]。不同历史时期的声乐教学活动在我国声乐文化传播中有着特有的模式，本文将从历时性角度针对教学结构和传播要素构建出不同时期的模式图式。任何一种传播活动都必须包括传播者、传播内容、受传者、信息反馈四个基本要素。从宏观上说，每一次传播过程也至少由三个基本环节构成：即“传播来源单位”（信息提供者）、“传播目的单位”（信息接受者）以及二者之间“信息的发送和反馈”[3]。音乐传播是不同于其他文化传播的特殊信息传播。其信息的特殊性就在于传播的基元是乐音音响符号——一种在时间中展开、具有非语义性特征的听觉性符号[4]。在声乐教学活动的传播过程中，整个教学活动都离不开“传”“受”和“信息的发送和反馈”三个方面，声乐文化从教授者处通过一定的传播媒介发送信息，学习者通过视、听等感官接受信息，双方对信息进行反馈和处理，但与其他传播现象相比其传播内容具有特殊性。声乐教学传播活动中所传送的内容为声乐文化，声乐文化传播中的“声乐教学活动”并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其具有教学活动的特性而区别于一般的传播活动。所谓教学活动是指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统一的活动，是学生在教师有目的、有计划的指导下，积极主动的学习和掌握系统的文化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发展能力，增强体质，陶冶品德、美感，形成全面发展的个性特征的一种教育活动[5]。故声乐教学活动必须通过“教”和“学”双方进行，没有教者教的学习行为不属于教学活动。

一、基于媒介属性的模式时期划分

以中国传媒大学赵志安教授音乐传播时期的划分理论，从媒介的不属性质角度将我国的声乐教学活动的传播发展时期分为“无形媒介传播模式时期”和“有形媒介传播模式时期”。

（一）无形媒介传播模式时期

在人类自身的进化过程中，语言使人最终脱离动物界而成为人。人类文明也正是起源于语言、文字符号媒介的创立[4]。这就说明最早的声乐教学活动起源于“口传心授”，即无形媒介传播模式时期。无形媒介即传播过程中的传播媒介为无形的口头上的传播。中国第一份传世乐谱是南朝梁代时期丘明的手抄古文字谱《碣石调幽兰》，无形和有形媒介传播模式时期的划分以此为界。虽然在先秦的典籍中已有“声曲折”的记述，也不排除在丘明以前出现过乐谱的可能性，但无疑在乐谱产生前，声乐教学活动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为主的。虽然声乐教学活动的文化内涵可以用文字加以记录，但是能记录音乐本体信息的声乐作品仍然是声乐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故曲谱问世时间必然是跟“口传心授”传播时期相别的明显分界点。赵志安教授以传播媒介作为主要的分类依据，将传统音乐的传播时期划分为口语媒介传播时期、乐谱媒介传播时期、电子媒介传播时期。其中将“口语媒介传播时期”的传播特征定义为：“传、受双方在进行音乐传播的活动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近距离的、面对面的位置关系。”[4]这也是无形媒介时期的主要特征之一。此时的传播模式，如图1所示。传播媒介为人的声音和语言。教授者通过从其他教授者处学习到的声乐作品或者作品片段，通过语言和声音的无形媒介进行描述和示范教授给学习者。在空间上，“教”（传）“学”（授）双方是近距离、面对面的位置关系。由于声乐教学活动的特殊性，教授者只有通过面对面、近距离的位置关系才能把声乐技法和声乐作品形象教授给学习者。教授者角色的双重性。声乐作品的创作由于没有曲谱等有形媒介的承载，声乐信息只能通过口头传播和教授，可以说声乐作品的创作者必然是声乐信息的教授者。信息传播的误差性或称模糊性。由于没有有形媒介，在声乐文化信息传播过程中，会产生信息变化，声乐信息的传入和传出完全通过人体感官来传达，每一个受传者和传授者都会存在遗忘和添加自己主观意识的行为。

（二）有形媒介传播模式时期

在南朝梁代乐谱出现以后，形成了有形传播媒介，根据有形传播媒介的性质分为三个阶段，即乐谱媒介传播模式时期、唱片媒介传播模式时期和数字化媒介传播模式时期。

1.乐谱媒介传播模式时期

随着我国文化的发展以及现代出版业的出现，我国的曲谱也从文字谱、减字谱、燕乐半字谱、工尺谱逐渐发展成简谱和五线谱，并出现了曲谱结集成册的歌曲集，其中1904年沈心工《学校唱歌集》的出版发行为近代学校中的声乐教育提供了最初教材蓝本。到20世纪20、30年代，乐谱在音乐传播中对于声乐艺术作品的传播与流行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如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当中，凭借唯一的简谱媒介，《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才得以广泛流传。五线谱的传入和发展是在16世纪中叶，清朝康熙年间由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TomasPereira）传入中国；肖友梅等国人名流，参照欧洲五线和国情，编著乐理，使四线、五线谱规范系统，专业化应用、发展和传播；1949年后，李重光《音乐理论基础》把五线谱的记谱体系逐步完善，创造性地将中国的本土民族音乐元素结合于五线之中，与国际接轨，简谱提高了声乐教学活动对声乐文化传播的广泛性，西方五线谱的引入和应用使得声乐教学的传播内容规范化和专业化，乐谱媒介的逐步完善使得声乐教学活动的教授内容更加准确，从而加深了声乐文化传播的广泛度。信息的可依据性。乐谱的出现尤其是简谱和五线谱的普遍推广，使得声乐教学活动对于音乐本体的传授有了可以依据的参照，声乐教学的传播信息更加准确，音乐本体中的旋律、节奏、呼吸、表情、情感都能够在乐谱中得以准确体现，不会出现无形媒介传播时期主观意识对音乐信息过多干扰的现象。信息的可留存性。这里的音乐信息指声乐作品涉及的音乐本体内容，由于把乐音音响符号化，实现了音乐听觉音响的符号留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声乐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乐谱的出现，尤其是简谱和五线谱使声乐文化传播的大众化和可研究化进一步加深，更多的受众能够以乐谱为参照学习声乐艺术，声音音响变成了乐谱符号更有利于人们对声乐作品的分析和研究。

2.唱片媒介传播模式时期

1904年美国胜利唱片公司灌录京剧大师孙菊仙的《举鼎观画》《捉放曹》等唱片，这是我国最早最有代表性的“国产”唱片，是中国唱片事业的起步[7]，此举标志着中国声乐教学活动的唱片媒介传播时期的到来。1924年贝尔实验室成功进行了电气录音，录音技术得到很大提高，录音效果明显改善，1925年第一架电唱机诞生；1931年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实验成功制作了第一张331/3转密纹唱片，即LP唱片；1982年索尼公司在日本了世界上第一部CD播放机，揭开数字音频的序幕；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开始出现VCD、DVD视频、音频可同时播放的新媒介。新媒介的出现使声乐教学活动有了鲜活的听觉参考，也使广大声乐教学者和学习者获得了声乐艺术的具象图画，实现了乐音符号向音乐本质的回归，同时使得教学和示范范本跨越时间和空间来到教学活动中。传播媒介的形象性。声乐是人声的艺术，而且具有独特性，不像同种乐器有统一的音色和制作规格，声乐因人而异并且由于民族地域等因素存在各种演唱风格而各具特色，唱片的出现使得声音的形象和表演影像得以留存，并且能够直观地展现不同种类声乐艺术的特点，增加了其教授和学习的准确性。声乐信息的存储和复制的便捷性。声乐教学中的教学成果可以录制成唱片，供人参考、评价和保存；信息的可复制性能进一步提高声乐教学信息传播的广度和准确度。声乐教学“教”的可替代性。随着视频、音频媒介的出现，人们可以将声乐教学视频和音频录制成唱片，供学习者学习。学习者通过视频、音频教学信息的学习，可以从中学到声乐文化知识，从而代替教授者的当面教学，并且学习者可以在学习过后通过电话、书信和网络通信等形式进行反馈交流。信息反馈的单面性。无论学习者通过何种方式对所学知识进行反馈，都不可能充分实现“教”“学”双方的充分互动，而且多数情况下学习者是对教学视频、音频单方面的反馈，得不到唱片媒介中教授者的及时指导。

3.数字化媒介传播模式时期

1923年，美国人E.G。奥斯邦在中国开办了第一家无线电公司开始播音；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央广播电台”；1958年，新中国正式建立中央电视台并开始播放节目；1994年，中国正式接入互联网。此时期声乐文化的传播突破了空间的限制，降低了声乐文化信息传播的成本，更加便捷。网络时代的到来，突破了声乐教学活动“教学”双方的空间和时间限制，实现了视频直播、交流、反馈的畅通渠道。数字化媒介之所以称之为“有形媒介”，是因为此时期的数字化音乐信息要依靠电视、电脑等有形机器设备，没有这些设备声乐文化的数字化传播无从谈起。声乐教学的传播更加大众化。大众化是相较前两个时期而言，是大众传播的鲜明特点。声乐教学通过广播电视和网络进入千家万户，声乐学习者可以足不出户就实现声乐的学习和反馈，且传授双方不受专业与否的限制，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在网上上传声乐作品或评价，传授双方可以相互转化。信息反馈的滞后性。数字化时代的信息传输十分迅速和便捷，但是声乐教学活动中的信息反馈环节由于信息传输仍然存在时间差或者网速等客观因素，不管是通过视频还是声音通讯都会相对受到信号传输的滞后性的干扰。缺乏声乐教学活动的真实感。声乐教学是一种形象化教学，是通过语言、声音、表演综合手段进行的，而且互动性极强。数字化使信息全面化，是语言、声音、视频、网页等综合交流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优于唱片媒介时期，但是跟传统的面对面的声乐教学相比，还是存在传播透明性的弱化，尤其是在声乐技术教学中，教授者和学习者无法切身感受和相互交流。信息的复杂性。网络、电视、广播是信号的传播，在传播信息时会附带着其他信息进入学习过程，如广告推送等，影响学习的效率；另一方面，信息传播具有多样性，在媒体平台上由于监管的受限，各种虚假信息、不正规的教学信息等容易导致学习者误入歧途，甚至是受到财产损失。

二、基于教学形态的模式时期划分

依据传播者和传播场所的专业化的形成历程，可将声乐教学活动的历史发展分为自然化声乐教学传播模式时期和专业化声乐教学传播模式时期。

（一）自然化声乐教学传播模式时期

此时期以殷商开始设立专门的乐教机构——“瞽宗”为界，音乐教育从“瞽宗”开始被纳入宫廷乐教管理[8]。“瞽宗”之前都属于自然化声乐教学传播模式，从原始社会到“瞽宗”设立之前，期间虽然不排除有专门的音乐教学场所的可能性，但依据史料记载，此时期自然化的声乐教学模式是主要的声乐教学传播模式。原始音乐的主要形式以歌、舞、乐三位一体的乐舞为主，其中歌唱和舞蹈占有重要地位。《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的“八阙”，是反映原始农牧生活的组歌：“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逐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9,p7]这说明原始社会的歌唱活动十分丰富，并且是一种全民参与，相互传播、相互交流、互相学习的过程，可见原始社会没有出现和形成专业化的教学机构和体系进行声乐作品的教学。其声乐学习目的是为了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声乐表演和教学基本上是在田间地头、生产劳动、日常生活中进行，学习形式也以相互传唱为主，而其中一些有意识的教学行为可以称之为声乐教学活动。声乐教学活动的原始性。“瞽宗”之前的声乐教学地点较为随意，没有正规的教学活动场所，也没有专业教学师资，声乐文化的教授者比较随意，不必是专门的教师，可以是原始劳动者、商人、祭师等。声乐文化信息的实用性和简单性。所传授的声乐文化信息多数形式单一、内容简单，多为实用性的歌舞。声乐教学活动的交叉性。此时期的声乐艺术形式没有完全独立，往往与舞蹈、习俗相结合，据此可知，此时期的声乐教学是一种包含着舞蹈、习俗的各门类知识的综合性教学活动。声乐教学传播媒介的单一性。声乐教学传播媒介主要是口头传播模式，尽管出现了文字，但还没有史料记载有专门的声乐论著和曲谱的出现，声乐学习者主要以主观臆想为主，教学双方没有客观依据。

（二）专业化声乐教学传播模式时期

宽泛地说，殷商设立的专门音乐教育机构“瞽宗”至今都可以算为“专业化声乐教学传播模式”。此时已经出现声乐教学的特定场所和特定人群，形成一定教学体系，并在之后出现礼乐制度，实现了声乐教学的国家化。到宋代，政府采取引进民间音乐的做法，宫廷音乐消弱，民间音乐极大繁荣。1927年上海国立音乐院的成立，至此声乐教学完全专业化。此时期的音乐教育机构经过不同朝代的演变逐渐成熟、细化，至今已发展成为遍布全国、各民族、各种类的声乐教育体系和机构。西周时期为了实施礼乐制度，设置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礼乐机构——春官，春官中有大司乐、乐师、大师等乐官、乐工1400多人，分别负责音乐教育、传授乐艺、表演和其他音乐事务。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朝礼乐制度的逐步崩溃，音乐逐渐在社会上取得独立地位，民间的音乐学习和推广逐渐盛行，其中孔子兴办私学，把音乐作为“六艺”之一加以传授，标志着声乐教学活动的场所和机构开始民间化，期间还涌现出了优秀的民间歌唱家和声乐教育家，诸如韩娥、秦青、薛谭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就是针对韩娥而言。值得一提的是，此时还出现了早期的声乐理论，如《乐记•师乙篇》记载：“故歌者，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9,p29]这说明此时期声乐教育逐步专业化。秦汉时期出现了以改编和采集民间音乐为主的音乐机构——乐府，出现了如“相和歌”“清商乐”等含有丰富声乐因素的艺术形式，也出现了如李延年等宫廷音乐教育家；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清商蜀，中国第一份手抄曲谱《碣石调幽兰》问世；隋唐时期建立教坊、梨园、太常寺，出现了燕乐减字谱以及一大批声乐教育家，如永新、李龟年、念奴等，在民间也出现了数以万计的歌妓、乐妓，外国声乐文化同一时期也广泛融入，极大地丰富了隋唐时期的声乐文化；到宋元明清时期，宫廷音乐逐渐由民间音乐取代，从而促使了戏曲、曲艺艺术的发展，出现了唱赚、诸宫调、元曲、京剧等典型传统声乐形式，也诞生了《白石道人歌曲》《唱论》等声乐曲集和声乐论著；民国初年“学堂乐歌”的兴起，改变了几千年来的宫廷乐坊、私塾教坊式的音乐教育模式，促进了近代以来专业的声乐教育体系的逐渐完善。从近代最早由黎锦晖创立的声乐演出培训学校到上海国立音专的成立，我国声乐教育开始呈现现代化发展趋势。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极大地推动了声乐文化的民族化和大众化，诞生了我国第一部歌剧《白毛女》和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新中国成立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急切呼唤新的声乐艺术事业的发展，西洋美声唱法开始引进国内并与国内的民族声乐相结合，同时产生了“土”“洋”之争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港台、西方的通俗音乐开始传入国内，这给我国声乐文化带来了新的元素。声乐从业者对声乐文化的不断探索和实践，以及多元文化的广泛渗入并与我国音乐文化充分融合，我国的声乐教育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也逐渐完善，形成了公立教育和社会教育双结合的教育新常态，声乐教学活动广泛分布在学校、社区、军队、演艺集团等机构和组织，并开始成熟化、系统化。此时的传播模式，如图6所示。声乐教学活动的专业性。随着我国政治环境的变迁和生产力的发展，声乐教学活动的机构逐渐实现公办和私学，并在近现代逐渐成熟和多元化，为我国声乐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提供了重要平台，并出现专门的声乐教学师资和声乐教学的理论著作和教材。声乐文化信息的多元化和教育机构的规模化。随着音乐教育机构的丰富和音乐文化的发展，声乐教育体系逐渐完善，出现了众多以专业声乐教育为主的独立部门或机构，同时也促进了声乐教育门类的细化，戏曲、民歌、曲艺、西方声乐文化逐渐成为声乐教育机构的主要教授内容。声乐教学传播媒介的多元化。此时期的声乐教学传播媒介从古曲谱到五线谱，从唱片到网络媒体平台，声乐教学活动的开展有了多种参考和信息传播方式，可以是面对面的近距离传播，也可以是通过数字化的媒介传播，媒介的有形化使得教学双方有据可依，极大拓展了教学资源并促使声乐文化得以有效传承和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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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孙继南,周柱铨.中国音乐通史简编[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29.

作者:王雪松 单位:唐山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