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官德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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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学术界公认的宋明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一生积极追求与自觉践行儒家价值理想和道德人格，体现出了高超的君子人格风范，为世人所景仰。他的传世名篇 《爱莲说》中所体现出的“修身、廉洁、奉公、爱民”的“君子”思想，与我党所倡导的“为民、务实、清廉”的官德文化内涵异曲同工，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官德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周敦颐在他的文学名篇 《爱莲说》 中，托物言志，热情讴歌了莲花的高贵品格，并将莲花比作“花之君子”。他认为莲花有七种可贵的品质，第一“出淤泥而不染”，象征君子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第二“濯清涟而不妖”，象征君子庄重质朴，不哗众取宠；第三“中通外直”，象征君子通达正直，胸怀豁达；第四“不蔓不枝”，象征君子洁身自好，不拉拢勾结；第五“香远益清”，象征君子声名美好，传播久远；第六“亭亭净植”，象征君子卓尔不群，坚守节操；第七“可远观而不可亵玩”，象征君子气节高超，凛然不可侵犯。这七种可贵的品质正是儒家推崇的君子人格的具体内容，也是周敦颐毕生践行的人生准则。他不仅善养君子人格，做人品性高洁，而且善行君子之政，为官勤政为民、清正廉洁。其君子人格风范时至今日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清正廉洁的道德品质

周敦颐认为，君子人格的一个重要品质就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因此，身在政坛中的官员绝不允许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周敦颐生活在北宋中叶，当时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斗争激烈，吏治日渐腐败，而周敦颐在他三十余年的仕宦生涯中，始终秉持君子人格，淡泊名利，廉洁自律，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体现出了“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品质。在现实生活中，周敦颐始终把道义摆在首位，重义轻利，安于清贫。宋至和元年 （公元 1054），周敦颐任知州于洪州南昌时，曾一度因工作过于劳累而病危，他的好友潘兴嗣赶来为他料理后事，“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百”，而此时周敦颐已经为官10余年，为何会如此贫困呢？他的弟子朱熹道出了原因：“自少信古好义，以名节自砥砺，奉己甚约。俸禄尽以周宗族，奉宾友，家或无百钱之储。”可见，周敦颐为官清廉自律，绝无贪腐，加之又喜欢周济宗族亲友，因此致贫。周敦颐为官三十余载，家无余财，可谓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熟悉他的官僚士大夫们无不交口称赞。如当时官吏吕陶称赞他：“先生此趣殊高远，不以寻常论荣辱。”黄庭坚赞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周敦颐一生，始终恪守着儒家的价值理想和道德标准，体现出君子高度的道德自律意识和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清廉”是官德的重要内容，讲官德必然要求讲廉洁，不廉洁就谈不上有官德，这是古今如一的道理。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修身立德，多次在重要场合引经据典说“官德”，他指出：“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帝国的崩溃、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不与其当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有关，无不与其当权者作风不正、腐败盛行、丧失人心有关。”明确要求党员干部要不断提升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去庸俗、远低俗、不媚俗，做到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清廉自守，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强化党员干部道德自律，加强党员干部队伍的道德建设，对于建立高效、精干、廉洁、勤政的政府，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意义重大。从党员干部自身角度来说，内因是决定的因素。一个党员干部只有正确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观，真正塑造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人格，才能抵制住各种不正之风的侵袭，才能肩负起党和国家赋予的历史使命。要增强道德自律的能力，就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断提高自我精神境界，培养理想人格。要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强化自律意识。要确立高层次的官德标准，强化自我约束，以自我约束非我，以理性约束本能，以理导敛，以义导利。只有这样，才能经受住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在执政方面的严峻考验，永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二、为民担当的责任意识

“为官避事平生耻”，作为一代大儒，周敦颐认为君子人格的重要品质之一是“中通外直”。表现在为官上，就是在其位就要谋其政，行其权就要担其责，敢担当，有作为，体现了儒家君子人格中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济世情怀。周敦颐出生于书香仕宦家庭，从小就立志做一个像伊尹那样“上匡君，下济民”的圣贤君子。周敦颐一生为官 31 年，一直担任地方官职。尽管位卑职小，但他始终“执事以济众为怀”，把“施泽于民，造福苍生”作为自己人生最高的政治理想与价值目标。每任一地，为民兴利除害，深受百姓称赞。据 《周敦颐年谱》 记载，周敦颐调任南安军任司理参军期间，勇于任事，坚持原则。当时南安府监狱内有一重犯按律不该死罪，但上司王逵生性苛刻、暴虐，坚持要处以极刑。周敦颐据理力争，面对高压，毫不畏惧，取出自己的委任状丢给王逵，道：“用杀人的办法来讨好人，我干不了！”王逵被他的凛然正气所震慑，不仅秉公处理了该囚犯，并且向朝廷鼎力举荐了周敦颐。周敦颐作为一名下级小吏，不趋炎附势、明哲保身，充分体现出了大义凛然的君子气概，是其行君子之政的真实写照。从周敦颐推崇的君子人格及其政治实践中可以看到，所谓“君子之政”绝不仅仅是洁身自好，廉洁从政，更重要的是执政为民，勇于担当，敢于同歪风邪气作斗争，为民众办实事。这与我党倡导的敢担当、有作为的责任意识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的官德文化就强调从政要履责担当、有所作为。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讲的都是为官干事要敢担当、尽好责、有作为。

敢担当、尽好责、有作为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是领导干部的时代责任，是衡量好干部的重要标尺。多次强调，是否具有担当精神，是否能够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担责，是检验领导干部身上是否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面。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攻坚期，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执政为民内化于心，具备敢于担当的精神，保持奋发有为的劲头，遇到问题不逃避，敢于啃硬骨头、攻坚克难；面对任务不推诿，敢于肩挑重担，冲锋陷阵；面对失误不回避，敢于正视错误，勇于改正；面对歪风邪气不退缩，敢于较真、敢抓敢管。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努力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三、勤政务实的工作作风周敦颐毕生始终按照儒家所倡导的“知行合一”原则来立身行事。他一生仕宦31年，历10余州县，政绩十分显赫。清代张伯行曾经赞叹道：“故当其出，则政事精绝，宦业过人。”意思是称赞周敦颐入世为官，处理政事精明强悍，业绩惊人。据 《周敦颐年谱》 记载，周敦颐在洪州分宁县任主簿期间，办案果断明快，年纪轻轻却见识过人，获得了士大夫的交口称赞。熙宁三年 （公元1070），周敦颐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他巡按端州时，发现知州杜谘利用职权，滥采著名的“端州石砚”。上行下效，众官与民争利，百姓怨声载道。

周敦颐本可上奏参劾杜谘，但因牵涉太广，便采取了迂回策略，上报朝廷，让朝廷正式下令：“凡仕端者，取砚石毋得过二枚。”禁令一出，贪风顿息，民众欢呼雀跃。周敦颐在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一年之中，不辞辛劳，不避瘴疠，行程遍及“荒涯绝岛”，勤政为民，真抓实干，为当地百姓解决了很多冤屈之事，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为政贵在行”，只有勤政务实，一心为民办实事，办好事才能政令通达、国泰民安。事实上，求真务实，用行动说话，是我党一以贯之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非常重视真抓实干的重要性，如同志就要求共产党员一定要有“认真实干”的精神，邓小平同志提出“少说空话、多干实事”，也强调“不务实、不落实，再好的蓝图也是镜中花、水中月。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底”。“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治国理政方面亘古不变的铁律。党员干部肩负着治理国家、为人民谋利益的使命，如果工作不抓好落实，不仅有辱使命，而且有完全脱离群众的可能，而一旦脱离了群众，将会给革命和建设造成难以估量的危害。只有把落实工作做好了，才会更加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才能提高各级领导的为民服务理念与执政水平。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处于转型新阶段的关键时期，为政者必须牢牢把握实干这个战胜困难的法宝，全力以赴谋发展、创实绩、惠民生，在实干中体现领导能力，在实干中展现岗位追求，在实干中实现人生价值，打好全面深化改革这场攻坚战，最终实现治国安邦，国富民强。周敦颐的 《爱莲说》 为后世树立了一座高洁的君子人格丰碑，我们的党员干部要通过教育和自我教育，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获得“君子人格”的滋养，在从政中以“为民”为核心，“务实”为基础，“清廉”为准则，真正做到为政以德，践行君子之政。唯其如此，才能完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

作者：陈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