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大学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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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理解中世纪大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清大学制度的来源、制度的历史变迁以及制度的社会环境。中世纪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宗教和社会的影响，教会与国王的权力斗争，大学与地方政府、权威人士和市民的互动，以及大学内部团体的相互关系，基本上决定了大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也决定了大学和大学制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当今不同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和本土化的问题与挑战，在建设我国一流大学的同时应该注意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辩证关系，为我国一流大学走向世界、走出特色把握好方向。

关键词：国际化；本土化；中世纪大学；历史制度主义

一、国际化、本土化与历史制度主义

（一）国际化与本土化

国际化和全球化是相互联系的，但二者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全球化部分地反映了21世纪政治、经济和学术的互动背景，国际化则包括学术系统和机构甚至个人所采取的政策和做法来应对全球化环境的过程。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指将跨国、跨文化或全球维度纳入高等教育的目的、职能或提供的过程，是一个更为广泛和深刻的概念。当我们谈到国际化的时候，就不得不提到与之相对应的本土化。[1]本土化指的是面对国际化的冲击，不同的组织和团体根据自身的处境来采取一定行动来应对全球化的过程，包括将自我环境与全球环境相结合以及固化自我价值和传统以应对全球化等。现代大学的发展经历了“国际化—国家化—国际化—国际本土化”的历程。首先，现代大学肇始于中世纪兴起的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等，这些中世纪的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包括语言、宗教、教学、课程、管理等都存着一定的共性，这一时期的国际化主要是由于欧洲政治和社会依托于基督教王国的统一性和同一性。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工业革命的发展，教皇在整个欧洲的统治开始受到民族国家兴起的挑战，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使得中世纪大学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受控于民族国家这个新兴事物。欧洲的政治秩序开始变成由世俗化的民族国家主导，大学也开始更加依附于国家、地方政府和当地民众的互动关系。随着欧洲共同体的兴起以及冷战的结束，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促进了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学术、人员等资源的跨国、跨文化流动，大学也首当其冲，一方面不仅在教师、学生等方面出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流动，另一方面在学术范式、政治话语、知识体系方面也呈现出这种趋势。于民族国家来说，国际化的兴起对其政治秩序、文化传统、话语权力等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民族国家对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反思凝聚成了一股国际本土化的潮流。当代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贝磊曾在“文化比较”中提到，当我们过分关注教育人类学以及其他重点以现象学为研究方法的学科时，就可能会忽视研究结论的普遍适应性，忽略整体社会制度对其研究对象的影响。哲学、历史学、政治学是较为抽象和宏观的学科，人类学是一门较为具象和微观的学科，教育学作为一门介于二者之间的学科，应该兼收二者之长。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当我们不认同当今历史和学术到了“历史的终结”之处时，也应该看到制度和历史对于探寻学科发展方向以及探究研究方法及理论的重要意义。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兴起了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其中历史制度主义对于我们认识高等教育的发展史、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等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二）“回归制度”与历史制度主义的发展

研究制度的历史十分悠久，制度理论的历史发展可以说伴随着学术研究的起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霍布斯、麦迪逊等都看到了政治制度对于建构政治行为和机制的重要性。但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实证主义占据上风，社会科学开始走向“科学化”。但是对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德国以及欧美殖民地等民主的失败以及实证主义不能解释的实际情况，范式本源存在的冲突等共同导致了社会科学分成两大派别，一方强调实证的和“科学的”研究范式，另一方强调“历史的”的传统范式。[2]118-138这两大流派的争论至今仍然在教育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广泛存在。那些关注制度重要作用的学者通常会被认为是制度主义者，但是并不是所有用历史方法和案例研究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家都是制度主义者。制度主义者关注的是制度在建构行为中的重要角色。制度的最普遍的定义是“规则”（rule），可分为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的“规则”。功能主义的研究范式不会使我们对问题的理解深入和透彻，因为它回避了制度的起源问题，以及与制度建立相关的所有“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的讨论。[3]369-404这一重新对制度以及制度在建构行为中的角色的关注的潮流，被称为“制度的回归”，因此又称这个流派为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共有三个派别，分别是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行为主义的批判的结果，但是三个分支都试图阐明制度发挥的作用及其对社会和政治运作和发展的影响。[4]三个派别最根本的区别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人是可以进行利益权衡的理性人，社会主义制度主义者认为人是依靠社会规范进行行为的社会人（satisfierswhoacthabitually）[5]，历史制度主义的人性假设在二者之间。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强调制度作为产生或维持政治过程中“均势”的协调机制作用；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如何从具体的时空过程中产生并维持其存在的，认为制度的形成和变革过程很重要。[4]936-957历史制度主义借鉴了功能主义范式和冲突理论，并且借鉴了多元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m）这个词最早产生在1989年1月美国博尔德的一个小的学术工作坊。[6]历史制度主义不是一个具体的理论，也不是一个具体的分析方法，它可以被理解为我们研究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一种路径（approach）。历史制度主义植根于“历史”和“比较”的语境之中，强调历史、比较及制度的重要性。[2]118-138历史制度主义依靠关键事件来解释制度的起源及其所遵循的过程。这些关键事件，无论大小，都可以影响制度的发展。然而，必须对形成该制度的关键事件和其他事件进行区分。[7]历史制度主义者关注和研究问题时，经常是将其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紧密相连。因此，通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某个议题，虽然不会让我们对某个问题的掌握如实证主义下的质性研究那样“事无巨细”，但是它回归了对于学术研究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联系的关切，对于探讨高等教育历史的发展以及改革非常重要。

二、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世纪大学

（一）中世纪大学制度的重要来源

中世纪大学的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的产生、运作和发展都与权力密切相关。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是中世纪大学制度的重要来源。在中世纪欧洲社会有三种公认的权力——王室、教会和大学。王室是一种政治权力，教会是第二种权力，它旨在扩展到全球，但是如今已经丧失了垄断地位。而欧洲大学的传统形式却扩展到全球，包括学位——学士学位、资格证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学院——文法医神等。[8]8-9以下几种权力关系值得我们去关注，分别是教会与国王的权力斗争，大学与地方政府、权威人士和市民的互动，以及大学内部团体的相互关系。

1.教会与国王的权力斗争

“资本家们和帝国主义的史学评论频繁地反复重申这个命题，即存在着与阶级和阶级斗争毫无关系的纯粹的学术和大学理念……历史已经揭示出那是一个错误、一种曲解……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是为了训练那些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所需要的人才而建立的。”[8]11教皇们把大学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对大学的组织、学术以及与地方政府、市民的关系进行司法管辖和保护，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同时大学也为教廷事务的处理提供了人力和智力支持。当然，世俗权力的扩大使得教皇不得不面对来自国王的挑战，而罗马教会的大分裂使得国王和民族国家的权力得到了提高，并和教皇共同争取对大学的控制。大学处在二者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自身的发展得到了保障，另一方面也为学术的自由和知识的传播提供了条件。而基督教王国和世俗国家的更替，则使得大学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互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学从一个势力散布全欧洲的机构最后转化为民族国家的附属品，大学的组织、招生、招聘等更加受过国家的干涉，而大学的学术、语言、知识等也更加具有本地色彩。

2.大学与地方政府、权威人士和市民的互动

大学的发展除了受到教皇和国王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地方政府、权威人士和市民的影响。大学的形成首先得益于名师的努力（学术和集体表达利益），他们得到了国王和教会的支持；得益于因履行共同责任而放松了监督的地方教会；得益于无政府主义的学习安排秩序化。当然，大学的发展也离不开自身生存的社会环境，离不开当地政府、市民的支持，甚至离不开权威人士的贡献。1208-1231年间大学师生与教长、宗教团体与市民之间的曲折斗争，促进了大学得到公众的认可。博洛尼亚大学刚开始受到地方政府的反对，但是随着博洛尼亚声望的不断提升，当地政府和市民甚至开始觊觎大学内部的权力。大学一开始受到当地市民的反对，但是市民逐步看到大学对他们生活的积极影响，于是开始通过提供大学发展的经费等手段来试图影响大学。权威人士对大学制度的重要性非常重要，佩普、阿贝拉尔都被或曾被当做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的创始人[8]6-7+14。1213年，巴黎教长颁发了“大学的大宪章”；1231年，“大学的大宪章”被选进教皇格列高利九世颁发的圣谕《知识之父》中。它限定了教长的责任，即在聘任神学和教会法的教师时，必须经由教授投票。值得注意的是，大学所在地方对大学招生招聘等政策影响，使得大学更加保守、更加封闭，来自其他国家和地方的学生数量大大减少。

3.大学内部团体的相互关系

社会学家布劳所分析指出，社会微观结构中的互动原理可以揭示宏观和复杂社会系统运作的机制。[10]大学内部团体主要由教师、同乡会和社团组成，这些内部团体的相互关系影响了大学内部的组织和管理制度，这也就是巴黎大学被称为“教师大学”以及博洛尼亚大学被称为“学生大学”的原因。在博洛尼亚，到12世纪末，来自国外学习法律的学生们自己组织起了“同乡会”，随即发展成为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基本组织形式。正因为大学内部团体之间的关系的不同，才有了以下划分：“教师大学”——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学生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帕多瓦大学，“教师和学生大学”——法学南部、伊比利亚和东欧的大学等。其次，学院之间的紧张关系自大学产生以来直至今日仍然存在于大学中，学院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大学的发展。中世纪大学中神学院和哲学院的崇高地位一直影响到了欧洲几乎所有的大学。

（二）中世纪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制度的运作与变迁

中世纪大学的制度的运作与变迁，主要包括：大学制度的产生来源于模仿古老名校，大学的制度发展受制于国王、教会和城市的三角博弈规则，大学的内部变迁规则有为于大学内部组织的互动关系。从总体上来看，中世纪大学的制度产生来源更具国际化的特色（临摹的稳定性），大学的制度发展则是一个由国际化向国家化发展的过程（教皇权力相对国王权力式微），大学的内部变迁则是使大学制度保障、运行和延续的基本动力（大学共同体的根本利益）。

1.对名校制度的复制模仿

大学制度的统一性和同质化。对于后来建立的大学来说，两所最为成功的大学（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中任何一所大学的模式和章程应该被复制，至少在局部和细节上是如此。这一点解释了大学的统一性：学院组织、学习科目、学位、教学计划和教学模式，在这些方面只有微小的差异。[8]33这种令人惊奇的普遍一致性以及那种把中世纪大学分为博洛尼亚大学型、巴黎大学型或混合型的奇特现象，不能归因于任何正统的外部权威。即使教皇和世俗国王的权力很大，但是他们仍然不能描绘大学制度的每一个细节以及规划大学的未来发展。欧洲北部的新大学通常采用了源于巴黎大学模式的组织机构，包括四个“经典的”学院，并且人数最多的仍然是文学院，地位最高的还是神学院。布拉格大学、鲁汶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等，都有和巴黎大学数量相同的四个同乡会。一般来说，大学校长的产生由各个学院教师组成的评议会进行选举。在学院内部，每个学院都有本学院的院长。不仅如此，招生招聘制度、教授选拔制度、毕业要求、教学课程等方面也有很大的一致性。因此，对古老名校制度的模仿成了大学国际化最重要的特征。直至后来民族国家出现和发展后，其他大学的发展仍然离不开这一点，这就反映了大学制度的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到政治、经济等影响，也成为大学绵延千年仍然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

2.三角博弈规则

国王、教会与城市之间的三角博弈深刻地影响着大学制度的发展和变迁。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国王们，和后来葡萄牙、奥地利、波希米亚、波兰、匈牙利的国王们以及仿效他们的王公贵族们，期望他们的大学能在智力和人才方面有效地帮助他们建立和巩固管理制度和行政体制，以求战胜城乡贵族之间的离心力量。[8]20这些人希望其在本地学习，也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城市很快就认识到大学所提供的这种可信赖同伴关系的优势，它们开始尽力想控制大学。在城市国家中，越来越多的教师由市政当局支付薪水，大学开始处于地方政权的控制之下。[8]21教会则会刚开始市民阶层反对大学提供了支持和保障，并为政府、市民和大学发生矛盾时的协调做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三角博弈规则的产生和发展，与国王、教会以及城市各自所属的权力有很大的关系。正如欧洲历史的其他方面一样，始于1378年的“大分裂”在大学的历史上代表着真正的分水岭。在所有爆发的危机（瘟疫、战乱、经济萧条）中，“大分裂”是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中世纪基督教王国的统一被无可救药地粉碎了，巴黎大学所培养的普遍主义的抱负已不再盛行。现在，人们目睹的是现代国家的诞生和崛起，以及民族感情的觉醒。[8]60教会大分裂之前，教皇的权威在整个基督教王国拥有相对崇高的影响力，拉丁语基本上成为通用语言，大学制度的发展受到教皇权力的支配，大学在整个基督教世界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但是随着教会大分裂和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大学更加充满了地方性色彩，可称之为“国家化”，这种潮流一直蔓延至冷战结束。城市作为承载大学发展的微观环境，在大学的发展过程中总体起到推动的作用，即由排斥大学的发展到支持大学的建设和参与大学的改革。

3.大学共同体的根本利益

大学的内部变迁则是使大学制度保障、运行和延续的基本动力，大学内部各主体之间的互动则是基于大学共同体的根本利益，其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大学的健康发展。而大学内部保守势力和改革势力的利益平衡则使得大学表现出一定的张力，为大学制度的完善、运行和延续提供了基本动力。直至如今，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其成员仍然会为大学向更好发展进行改革。因此，大学的内部团体的互动关系及其变迁是影响大学继续前行的重要动力。除此之外，依据教皇的法律，大学的结业考试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因此，大学机构就具有了按照超越其地域的标准来管理学习内容和结业考试的职责。这不仅使大学更加走向自治，而且对学术史和文化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探索知识和传播知识的这一普遍价值（这种价值自古以来就一直得到人们的承认）在大学中得到了制度安排。从那时起，这种价值一直在延续，直到今天。发生在学者与学者之间、学者与大学之外的人士和组织之间的冲突，促进了学术制度的发展。在这些冲突中形成的脆弱结构，通过大学内部协调冲突的规则和实践而得到加强，从而使大学成为教会和王室之外的第三种权力机构。[8]20与其他社会领域相比，大学表现出高度的开放性和平等性。这种开放性和平等性最主要来源于大学内部权利组织之间的协调和平衡，这也是大学成为推动人类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大学教师对于真理、学问和知识的坚守使得大学成为绵延千年、汇聚人才的圣地，也成为传播真理和创造知识的殿堂；大学教师对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参与使得大学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大学过于世俗化和技术化的风险。巴黎大学的诞生可以被解释为各个派别互相妥协的结果。事实上，巴黎大学就是一所“教师大学”，一个学校的联盟，其中的各个学校保持着自己管理学生的权利；教师通过评议会和他们选举的官员，集体管理整个大学；在涉及教学和考试的所有问题上，各个学校共同遵守统一的协议。[8]53-54大学学生团体的发展则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变化，从以维护本民族同胞利益为主的同乡会已经转变为根据爱好兴趣和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学生社团和学生会。学生组织的发展对于大学培养公民意识和民主参与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大学充满了青春和朝气，其积极主动甚至激进运动成为社会发展的一股清流，这在根本上也反映了大学的根本利益。而博洛尼亚大学则是由学生主要负责其运行的大学。学院之间的差别使它们之间充满了一定的利益争夺和冲突，但是大学作为统一体在社会的崇高声望又使得它们努力维护好这种团结。

（三）中世纪的社会环境与价值规范

中世纪大学是其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也是中世纪价值规范的重要体现。当我们反思为何现代大学产生于中世纪或者是意大利和巴黎时，我们就应该考虑到中世纪的社会环境和价值规范的重要性。现代大学的产生是因为古希腊柏拉图“仰望星空”、亚里士多德“脚踏实地”的哲学及其他学科的影响，还是罗马帝国对于法律、规则、秩序和知识的偏爱，亦或是中世纪各种权力之间的博弈为大学存在提供了生存空间？或许这些思想的、政治的因素都可以成为原因。中世纪大学不仅是教皇建立并授予其成员以广泛特权的机构，中世纪大学也是一个独立的社团，常常具有复杂的内部机构，实施着特殊形式的教学，并从其影响所及的广大区域（从理想的角度说，可以扩展到整个基督教王国）吸收成员。[8]47中世纪的所有大学运用着相同的教学方法，使用着相同的教学语言，拥有着相同的经院气质，传递着相同的学术知识。虽然各个大学在细节方面可能存在着一些不同，但是整体而言却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这些学术中心继承和发展了巴黎的神学、博洛尼亚的法律和萨勒诺的医学。这种一致性反映了中世纪大学的国际化。从十四到十五世纪人们对地方性大学或者是邻近的大学更加偏爱，这个时候每个国家、政治或者教会实体都在试图建立大学或学馆，来吸引本国、本地区的人们进入大学学习，为自己的统治提供服务。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因素使得大学的国际化受到阻碍，民族国家实体的出现使得大学更加具有国家化和民族化。与此同时，随着新大学的建立，求学者也就不必再因为高等教育中心很少而缺少远赴千里求学了。大学招生逐渐地方化，并进而随着民族语言的兴起中世纪大学无可避免地变得更加内聚。所以，在此之后的大学则更加表现出了本土化的色彩。

三、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辩证关系及其对中国一流大学建设的启示

（一）辩证统一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世界文明是丰富多彩的，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12]作为对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回应，大学的国际化活动已经改变，大学已经开始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大学的合作伙伴不是写像我们印象中的应该具有同质性，而是应该以多样性为重要的标志，应该让大学的合作伙伴有充分的互补性。[9]这种互补性也要考虑到合作的共同基础，也就是合作的兼容性。大学联盟的建立和相互合作应该注意提高大学之间的互补性和兼容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必须要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辩证关系。国际化与本土化二者是紧密联系的，是矛盾的统一体。没有国际化的阐释就没有本土化的话语，本土化是对国际化的一种实际反馈。现代大学历史的发展启示我们，大学产生之初就是国际化的产物，其制度运作和变迁也是反映了知识和真理的永恒价值。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大学则更加反映出本土化的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大学的合作与竞争。冷战的结束，以及西方国家对于文化的输出，世界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大学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师资、学生等广泛地流动，使得大学更加国际化了。但是国家仍是我们当今世界不可忽视的政治实体，因而国际化背景下的大学如何与本土化的社会相融合，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本土化成为当今大学发展的重要特征，发展中国家国际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平衡是大学所努力追求的。将国际化与本土化整合起来看，二者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发展、“螺旋上升”的过程。大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从简单要素的国际流动发展到关注本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又从全球化背景下的各种要素的全方位流动转变为大学和社会基于自身的本土化的反馈。所以说，当今世界的本土化和国际化与大学刚产生的中世纪时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既符合大学和高等教育发展的逻辑，又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当代历史语境的国际化称之为什么状态比较合适呢？国际本土化或许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国际本土化是不断对国际化、国家化和本土化否定的结果，符合我们目前大学适应国际化的趋势以及改造自身的需求。国际本土化既不是完全学习其他国家的思维方式、知识体系以及价值标准，而是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根据自身的需求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思维方式、知识体系和价值标准，并在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而影响世界。

（二）对中国一流大学建设的启示

我们在借鉴其他国家大学制度、规则等已有“成功经验”的时候，我们是否忽视了大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历史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大学经验借鉴和改革发展时，用本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与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对比时，二者的制度和历史发展究竟有多大的逻辑关系，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中世纪大学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制度以及与制度相关的主体对于大学的发展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一直十分重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新时期，我国应该继续发挥制度建构的作用，不断完善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增强高等教育制度的活力和动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其实也警示我们，不假思索地采用“拿来主义”的态度是完全错取的，应该完全摒弃。我们借鉴某一项制度，应该充分考察制度产生的原因、制度的运作与变迁、制度的优劣以及制度是否可以为我所用的问题，而不是过分依赖和过分信任他国、他族的制度，这对我国建设符合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现代大学制度而言非常重要。我国正处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关键阶段，大学和学科争创世界一流对于我国的长远发展来说至关重要。中国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走自己的路，要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11]在建设我国一流大学的同时，应该注意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历史发展、辩证关系等，为我国一流大学走向世界、走出特色把好方向。面对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大潮，我们要有充分的自信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话语，走好中国道路，这关系着我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当然也包括高等教育制度。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建设一流大学的制度经验，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文化自信的问题。当前，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在课程中、在课堂上过分强调西方知识体系和“历史终结”的观点盛行，学术体系很难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甚至学问研究成了验证西方学术话语和体系的附庸，这对于我国坚决反对文化渗透、讲好中国话语来说值得警醒。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要增强自身高等教育体系的适应性，应该主动走向世界，增强合作、寻求共识。国际化和本土化不只是标志着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见识到更加广袤的世界，同时也意味着风险的存在。我们的高等教育制度和体系是否能够应对世界发展的大风大浪？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关键问题。我们应该主动地走向世界，反对闭关锁国的作风，增强与其他国家、民族高等教育制度、体系的互动，加深我们之间的共识，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建设好和完善好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参考文献：

[1]AltbachPG,KnightJ.Theinternationalizationofhighereducation:Motivationsandrealities[J].Journalofstudiesininternationaleducation,2007,11(3-4):290-305.

[2]SteinmoS.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m[J].Approachesandmethodologiesinthesocialsciences:Apluralistperspective,2008:118-138.

[3]ThelenK.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mincomparativepolitics[J].Annualreviewofpoliticalscience,1999,2(1):369-404.

[4]HallPA,TaylorRCR.Politicalscienceandthethreenewinstitutionalisms[J].Politicalstudies,1996,44(5):936-957.

[5]MarchJG,OlsenJP.Rediscoveringinstitutions[M].SimonandSchuster,2010:4-8.

[6]Structuringpolitics: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mincomparativeanalysi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2:1-18.

[7]NagarajanV.DiscretionandPublicBenefitinaRegulatoryAgency[M].ANUPress,2013:1-43.

[8]吕埃格.欧洲大学史:第1卷[M].张斌贤等,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9.

[9]BeerkensE,DerwendeM.Theparadoxininternationalcooperation:Institutionallyembeddeduniversitiesinaglobalenvironment[J].Highereducation,2007,53(1):61-79.

[10]徐大明.语言交换理论初探[J].琼州学院学报,2015,(01):1-15.

[11]金德水,吴朝晖.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须发挥优势彰显特色[J].中国高等教育,2015,(22):7-8.

[12]任健.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琼州学院学报,2015,(01):54-59.

作者：鲁世林 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