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区动员合作模式和绩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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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百步亭社区为案例，基于社会政治治理理论，从社区动员、合作模式和绩效3个方面探讨了企业社区参与的问题。研究发现，中国情境下企业深度社区参与涉及到社区建设的治理结构建立和活动开展两个层面：在结构层面，企业通过身份合法化、组织嵌入、资源承诺3个策略参与社区治理结构的建立，实现了社区动员合法性获取和动员能力的形成；在行为层面，围绕社区各阶段发展需要，企业在培育社区组织成长的同时，与其他多方参与主体间的合作模式经历从“企业主导型参与”向“企业－社区协商型参与”再向“社区平台型参与”的演化。上述两个层面的企业深度社区参与最终帮助实现了社区和企业的双赢价值。
关键词：企业深度社区参与；社区建设；社区动员；合作模式
1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情境下，政府和党组织负有社会管理与社区建设的责任，并拥有社会动员的领导权和主导权［1～3］。而当我国需要将大量的“住宅小区”转化为“和谐社区”且政府又缺乏投入时，不具有社会动员合法性的企业如何深度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这是学术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事实上，企业社区参与（corporatecommu－nityinvolvement，CCI）实践在我国和谐社区建设的成功案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我国部分房地产企业诸如万科、保利和百步亭集团等通过长期深度社区参与及与社区其他参与主体积极合作解决社区社会问题，成功将其所参与建设的城市“住宅小区”转变为被国家民政部认可的“和谐社区”①。本研究将这类城市“住宅小区”向“和谐社区”转变情境下企业开展的持续性、合作性、全方位的社区参与行为界定为企业深度社区参与。但中国情境下这类企业深度社区参与的过程与特征还缺乏研究。当前CCI领域的研究主要基于西方背景，探讨为解决社区社会问题企业开展社区参与活动的背景／前因、行为与绩效及其间的关系等问题［4～8］，而情境的差异性［9］导致其研究成果对中国企业参与社区建设的借鉴意义有限。具体来说，中国情境与西方背景存在如下差异：①社区建设中参与主体（政府、社区组织、企业组织等）的合法性和能力差异。与西方社会不同［10］，我国社区建设处于起步阶段，长期行政化的社会管理体系导致缺乏合法、独立且成熟的社区组织；②我国社区问题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西方的社区参与相关研究中以帮助解决具体单一的社区问题居多［7，11］，而中国“住宅小区”向“和谐社区”转变过程却有诸多相互关联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③为解决社区社会问题采取的合作方式不同。西方学者探讨解决社会问题的跨部门合作时以双边合作居多［2，12］，而中国情境下企业深度社区参与则涉及多方合作关系。由此可知，对中国情境下企业深度社区参与的研究需要从理解中国社区建设任务和挑战入手。而关注社会问题解决的社会政治治理理论提出从治理结构和行为模式两个层面探讨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间互动合作的思路，正好为本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基本分析框架［2，13］。因此，本研究认为中国转型情境下的社区建设包括社区治理结构建立和社区活动开展两个层面的任务，继而该情境下的企业深度参与社区需要探讨如下两个问题：①在政府主导社会管理但又缺位于社区建设实践的情境下，企业的深度社区参与如何在帮助创新社区治理结构过程中实现社区动员的合法性和动员能力？②在“住宅小区”向“和谐社区”转化的社区建设过程中，企业与各方社区参与主体的合作模式是如何的？本研究通过对一个大型“住宅小区”在房地产企业（百步亭集团）参与下成功转变为“和谐社区”的单案例研究来探究上述问题。
2研究框架
案例研究需要事先界定研究主题，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待研究问题，以指导案例研究过程中的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14，15］。因此，本研究的这一部分将在对CCI的中国情境特点以及相关理论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提出研究框架并界定具体的研究问题，以指导后续的案例资料分析和研究结果讨论。
2．1CCI的中国情境：社区建设背景我国现行的社会政治体制决定了企业深度社区参与的方式。（1）我国的社会治理体制对社区治理的影响。政府长期作为社会管理的唯一主导者［3］，使得党组织和政府之外的社会组织都缺乏动员社会力量的合法性和动员能力。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社区建设”受到党和政府重视，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新的社会治理格局［3］。然而，我国具体的社会治理变革实践却长期滞后，尤其是实现多方参与的社会动员工作仍处于摸索中。（2）我国社区治理的发展现状。近几十年来，城市化进程下大量新增的城市住宅小区难以转变为民政部倡导的“和谐社区”。各类复杂的社会问题始终限制着“住宅小区”发展，例如，由陌生人组成的“住宅小区”中居民交往少邻里矛盾多；“住宅小区”的管理和公共服务不完善；大量的“社会弱势群体”以及人口老龄化问题普遍存在［3，16］；缺乏多样化的社区组织吸引居民进行社区参与；居委会等居民自治组织行政色彩较重［3］。上述中国社区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为那些愿意持续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特别是房地产企业）提供了创造共享价值的机会［17］，但也使得企业深度社区参与面临着一个关键挑战，即在参与社区建设过程中“缺乏调动社会力量的合法性和能力”。具体地讲，企业深度社区参与需要解决如何帮助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以获取社区动员的合法性和能力，从而与政府和社会组织建立互动合作关系以共同实现和谐社区建设。
2．2社会政治治理理论与中国社区建设为了探讨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多方行动者围绕社会问题解决和社会发展机会创造而进行互动合作的问题［13］，社会政治治理理论构建了包括结构层面和行为层面的分析框架。第一层是互动结构层面，是指所有参与主体所组成的组织角色系统，包括参与主体和治理结构两个要素。其中，参与主体包括政府、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治理结构是关于参与社会问题解决的所有参与主体之间形成的关系规则和制度性安排。第二层是互动行为层面，包括合作行为和行为结果两大方面。总体而言，这两层面的关系表现为前者是后者的背景和制度来源［9］，治理结构完善程度的不同会导致互动行为的不同［13，18］。社会政治治理理论探讨的问题与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实际挑战很接近［2］。因此，本研究认为，该理论不仅为本研究考察中国情境下社区建设的任务，也为理解企业深度社区参与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提供了分析框架。（1）本研究需要考察社区建设中社区治理结构层面的问题，因为它会影响具体社区建设活动的开展。虽然该理论界定了治理结构层面的各要素，但考虑到新的社区治理结构在我国普遍尚未建立，因而需要特别关注社区是否已有领导核心机构、社区参与主体是否多元化以及是否合法且独立、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否明确。如果这些要素都缺乏，该如何重建和由谁建立（也就是社区动员的问题，回答社区资源如何重新集中、配置和优化）。（2）需要从合作行为层面理解中国情境下的社区建设活动，尤其关注被动员的多方参与主体，如政府、企业和社区组织，在各类合作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因此，本研究将从治理结构层面和合作行为层面分析案例社区建设的任务，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企业深度社区参与的方式和内容。
2．3CCI和中国情境下企业深度社区参与当前CCI领域的研究主要基于西方社会背景。已有研究认为，CCI是指企业通过与社区利益相关者合作解决这类人群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以实现社会目标和企业竞争优势［5，19］。CCI实践在西方社会因其对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而一直受到广泛关注［4，8］，但我国相关研究较少［20］。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社区参与中对多方合作的需求越来越多。例如，不少企业在试图亲自参与深入、可持续性CSR活动以帮助解决社会问题时［21］，逐渐意识到多方合作比单独行动能更有效解决社会问题［7，22］。相关研究也暗示这一变化，例如，BOWEN等［5］在回顾近200多篇社区参与相关文献基础上围绕“社区参与连续体”的概念划分了3种CCI战略（交易型参与战略，桥梁型参与战略，变革型参与战略），认为它们代表了企业社区参与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合作倾向的不断增强。该“连续体”概念正与本研究所探讨的和谐社区建设和企业深度社区参与的过程性相一致，其对企业角色类型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本研究对社区建设过程中多方利益相关者间合作行为的分析。然而，正如引言所述，与西方情境下CCI不同，在中国情境下的社区建设中，企业的深度社区参与活动首先要帮助社区组织成长，然后才是与成长中的社区组织合作帮助解决社区的社会问题。因此，本研究将不仅关注企业与社区组织的合作行为，还关注企业帮助社区组织成长的行为。
2．4研究思路综上所述，本研究在对中国社区建设背景特点进行分析以及结合社会政治治理理论和CCI理论回顾的基础上，确立了如下研究思路：①从治理结构层面和合作行为层面理解中国情境下“住宅小区”向“和谐社区”转变的社区建设任务。②从社区动员、合作模式和绩效等3个方面探究中国情境下企业深度社区参与过程和特征，并提出相应的具体待研究问题。图1展示了本研究的框架和3个具体的研究问题。这一框架和研究问题将指导后续资料分析和研究结果讨论。
3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讨中国情境下围绕社区建设的企业深度社区参与过程与特征，涉及到企业如何从社区治理结构入手实现多元化参与主体的动员、针对不同社会问题如何进行合作互动、企业和社区能从合作中获得什么等问题，适合采用能够对现实情境进行丰富描述的案例研究方法［23］，而单案例研究有助于深入挖掘丰富的过程性信息。
3．1案例选择及简介
3．1．1案例选择本研究遵行单案例选择的典型性、极端性和启发性的理论抽样原则［23，24］，具体选择标准如下。案例社区的选择：①所选案例要体现研究问题的独特性［24］，为了凸显中国存在的城市“住宅小区”向“和谐社区”转化的现实背景，需要满足两点：一是经历了从“住宅小区”成功转型成“和谐社区”并持续发展的过程；二是该社区发展过程中有焦点企业一直持续深度参与并对社区发展起到重要作用。②所选案例的启发性［23］需要通过有效性和历史性得以保证，根据我国社区建设历程，案例需要有15年以上发展历史并持续获得国家和社会关注与认可。案例社区背后的焦点企业的选择：所选案例要最适合回答本文研究问题，并提供观察和分析先前无法研究的科学现象，以满足理论构建的需要［14］，根据本研究背景需要满足4点：①以房地产为主业并持续发展了15年以上且具有良好口碑的企业，长期持续参与所建社区的后期管理和服务；②企业的CCI活动丰富且深入，不只针对单一问题，会同时针对影响社区发展的各方面和各层面问题；③包括慈善捐赠在内，企业所有资源和能力投入都是经过与其他社区参与主体协商配合而一一落实的；④企业的CCI活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果，同时明显提升了企业效益。此外，本研究选取案例时还同时考虑了资料收集与调查的便利性和充分性。据此，本研究所选取的案例社区是武汉市百步亭社区，背后的焦点企业是持续参与案例社区建设过程的百步亭集团。
3．1．2案例社区：百步亭社区简介百步亭社区经历了从“住宅小区”向“和谐社区”转变的全过程。1998年它只是地处武汉市江岸区郊区、入住600户居民的安居房小区，到2016年发展为占地5km2、入住18万人的大型混合“和谐社区”，未来按政府规划将发展为一个占地7平方公里、入住30万人的百步亭新城。在过去18年的发展中，百步亭社区始终走在我国“和谐社区”建设的前列，不断获得政府、社会、行业的表彰和关注，其中国家级表彰已有100多项。同时，百步亭被视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的一面旗帜：2003年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建设部、文化部四部委联合发文向全国推广百步亭社区经验；2013年中央组织部向全国推广百步亭社区党建工作法。因此，百步亭社区适合作为本研究“住宅小区”向“和谐社区”转变情境的典型代表，同时，百步亭社区所属的武汉市是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民政部指定的城市社区建设试验区之一，因而其发展过程还能明显反映中国社会管理的特色。
3．1．3焦点企业：百步亭集团深度参与百步亭社区建设的百步亭集团是一家以社区地产业为主多元发展的民营企业集团，其中社区地产主业的基本情况见表1。不同于大多数房地产开发公司，武汉安居工程公司（百步亭集团前身）在1995年成立后逐渐确立了“社区地产”战略，提出全方位参与所建“住宅小区”的前期建设、后期管理和日常服务工作。百步亭集团采取这种全方位的深度社区参与是基于以下考虑：①持续开发的需要。在1995年获得第一批划拨住宅用地（处在武汉城市总体规划中一片7平方公里住宅开发建设用地之中，政府对这片区域采取分批拆迁、划拨开发的方式）后，发现只有提供让居民和市场满意的产品才能为公司进行统一规划和连续开发创造机会。②差异化定位的需要。为避免我国已有安居项目并不“宜居”的问题，公司组织团队在国内外进行为期2年的调研和考察学习，最终确立了“社区地产”的企业战略，致力于实现从“政府办社会”到“企业服务社区”的转变。在该企业战略下，百步亭集团逐步确立了如下战略发展布局：以“社区地产”的品牌效应，带动社区服务业和多元产业共同发展。随着与百步亭社区管理服务相关的多个子公司相继成立，2003年百步亭集团成立并将集团总部设立在百步亭社区，明确提出了“理性利润”、“长远利润”和“多赢效应”的核心经营价值观。在该价值观指引下建设的“百步亭社区”持续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并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3．2数据收集本研究团队从2011年9月开始关注百步亭社区现象并进行持续调研。与本研究相关的调研集中在2013～2016年，其中二手数据收集截止到2016年8月①，一手访谈数据截止到2016年5月。资料收集包括4个方面：①查阅企业相关文档资料、企业官网、社区网站、政府网站和新闻媒体报道等公开二手数据来初步了解案例基本情况；②根据理论框架设计访谈计划，进行半结构化访谈，通过访谈百步亭集团和子公司等不同职位的人员、政府官员、社区组织成员及社区居民，收集社区建设相关活动的一手资料。选取的受访者均长期参与社区活动并发挥重要作用。共访谈48人（合并身兼多职的人）（见表2），每一次访谈持续45～120分钟不等，对部分访谈对象的采访次数达到了3次以上；③向受访者请求翻阅并记录访谈提到的社区活动资料、志愿者服务笔记、员工工作记录，以及社区杂志等内部资料；④另外，为了收集具体的细节资料、体验社区建设活动的实施过程，研究团队还进行了实地观察和参与性观察。研究团队对所有的访谈都进行了现场记录和录音，并在24小时内进行了转录，累计转录达200页。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非常注重多源数据的三角验证以提供更精确可信的信息及更稳健的理论结果［25］，在访谈中主动向受访者求证访谈中涉及的二手数据，对访谈信息通过内部文档和观察进行验证。在长期的数据收集过程中一直采取在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之间进行循环往复的策略［14］。
3．3概念界定与数据分析案例分析需要基于清晰的概念界定，并进一步从案例中获取支持每个概念的实证数据［26］。基于前面的研究思路，明确分析的层面和要素或维度，包括要素或维度的内涵和主要关注的信息（见表3），作为对一手资料和二手数据进行分析的依据。（1）社区建设结构层面的社区治理结构建立①考察构成治理结构的所有社区参与主体，包括：被社区社会问题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个人、群体和组织，以及参与解决问题的所有CCI活动中的主体；②考察社区治理结构的内容和形成，了解参与主体间通过互动协商所确立的关系系统及其形成，包括组织结构、参与者的资源能力状况、权利责任分配规则（包括政府授予的自治权等）［13］及其变化。（2）社区建设行为层面的合作行为①行为目标维度，主要考察各类CCI活动所有参与主体所试图解决的与社区发展有关的社会问题；②行为内容维度，主要考察为解决目标社会问题所采取的多样化CCI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先后次序，活动之间的相关性和相互影响；③行为方式维度，主要考察各种CCI活动中参与主体的角色作用、权利职责范围、资源能力状况以及发生的变化。（3）社区建设行为层面的绩效①社会价值，主要考察企业深度社区参与所实现的社区社会问题解决情况；②商业价值，主要考察企业深度社区参与对企业的直接和间接竞争优势产生的影响。在案例分析过程中，①由各作者共同使用全部数据来源，分别从中辨别出所有与社区建设有关的CCI活动及其所针对的具体社区社会问题，并对各自做出的初步分类汇总表格进行对比，对有分歧的地方进行讨论形成一致意见，完成CCI活动识别和初步描述工作。②基于所识别出的CCI活动，在研究团队所构建的理论框架（见图1）和所确立的要素／维度界定标准（见表3）的指导下，各作者分别独立分析社区建设（结构层面和行为层面）的内容、多方互动及相互间的影响，从中辨别出企业深度社区参与行为的开展过程和特征，并归纳和提炼研究结论和要点。③通过多次团队内部会议和报告形式进行讨论，分析各自提炼的结论要点与现实数据的吻合性，采纳一致的结论，对不一致的结论，再次由各作者独立进行分析后讨论，直到达成一致为止。
4案例分析结果
本研究表明，百步亭社区从“住宅小区”向“和谐社区”转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且包括如下两个层面的任务：建立社区治理结构以实现社区多方力量的动员；在社区治理结构下，各参与主体针对社区社会问题的解决开展各类合作性社区建设活动。本研究将分3个方面展示百步亭集团深度参与百步亭社区建设的过程：①企业如何推动社区治理结构的建立以进行社区动员；②企业如何帮助社区组织成长并与社区组织合作；③社区建设活动所带来的社会绩效和企业绩效。4．1企业深度社区参与：推动社区治理结构建立
4．1．1企业推动社区治理结构建立的“萌芽－完善－成熟”三阶段本案例研究发现，百步亭集团在持续探索中推动百步亭社区建立了“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结构，建立过程经历了“萌芽－完善－成熟”3个阶段。（1）萌芽阶段1998年首批600户居民入住安居房小区后，社区很快陷入无序混乱状态，随着社区的持续开发，企业设想的“建设、管理、服务三位一体”社区管理理念更是难以执行。公司高管调研后发现，只有党组织才能得到社区居民的认可，才能把社区整体维系起来。在尝试鼓励党员发挥带头作用并取得一定成效后，基于小区已有500名居民党员的现实，公司高层向江岸区党委和区政府进行了多次请示和沟通，2000年江岸区委区政府结合多方面因素考虑后，正式批准百步亭社区设立全国首个社区党委和成立社区管委会，直接隶属于江岸区委区政府领导，但运行经费由社区自行解决。这成为百步亭社区治理结构建立的起点。（2）完善阶段虽然社区党委和管委会的成立使社区建设有了领导核心机构，但是几乎所有沉重繁多的社区工作全由社区党委、管委会和居委会承担，社区工作因基层组织缺乏而无法落实到位的问题开始出现。党委和管委会领导意识到完善党组织体系、调动居民参与的重要性。由于从普通群众着手较困难，社区党委决定以“党员应自觉发挥带头作用”为口号，从发动党员主动参与开始。基于社区党员的基本信息，社区党委从2001年开始实施并逐渐完善“三制”措施（党小组楼栋组织制、24小时党员责任制、社区与党员所在工作单位联系制）把社区内的党员全部纳入党组织的管理，党员在社区建设中开始迅速发挥作用。（3）成熟阶段在党组织的带动下，社区楼栋组织、自愿者组织、文化组织、体育组织纷纷成立并壮大起来，政府的各种基层服务职能也在社区设立起来。在社区管理和服务探索中，百步亭社区逐渐明晰了“党的领导、政府服务、居民自治、市场运作”的社区治理结构（见图2上半部分）。而党中央也在吸取全国包括百步亭社区在内的社区建设实验区的经验基础上，在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提出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格局。由此，百步亭社区的“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结构基本确立。
4．1．2社区治理结构建立过程中企业进行社区动员的3种策略研究发现，在推动社区治理结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焦点企业通过身份合法化、组织嵌入和资源承诺（见图2中下半部分）等3种社区参与策略，帮助社区治理结构要素的建立，最终获得了社区动员所需要的合法性和动员能力。（1）身份合法化策略由于在我国政党制度和长期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体制下，企业并不具备动员社会力量和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合法性。为了应对社区初期的建设需要，案例企业通过两种手段获取深度社区参与的身份合法性（见图2）：①社区企业定位。根据案例简介部分可知，在建设之初，百步亭集团在社区建设事项上就将自身定位为主要的社区参与主体之一。这种定位既与企业制定的“建设、管理、服务三位一体”管理体制一致，也表明了企业在社区建设中与其他参与主体（政府、居委会、社区组织等）的合作关系。②政府授权。在社区建设初期的“住宅小区”状态下，企业说服区党委和区政府同意和支持由以“社区企业”定位的百步亭公司来牵头，建立直属区委和区政府的“社区党委”和“社区管理委员会”，作为社区领导核心机构。由此确立了“党建引领”这一符合中国政治体制的关系结构赋予企业合法的参与主体身份。例如，采用党组织和社区企业、社区组织和政府职能部门等社区参与主体双向进入的方式，建立了“社区党委－苑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三层级区域化管理的党组织体系。从社区治理结构要素来看，以上两种手段实际上培育和建立了合法且多元化参与主体、领导核心机构、层次性的关系系统，从而获得了企业社区动员的合法性。（2）组织嵌入策略研究发现，在获得深度社区参与的身份合法性的同时，百步亭集团进一步通过如下3种手段对社区进行多层次的组织嵌入从而强化了企业在社区动员方面的能力（见图2）。①企业高管社区兼职。社区采取“大党委制”，党委由企业、社区组织和驻社区政府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构成，其中，党委和管委会核心领导均由集团高管担任。②企业中层的社区交叉任职。在提供具体社区服务上，通过增强各社区参与主体之间的职位交叉，协助各方工作有效开展。③企业员工成为社区自愿者。员工以两种形式参与社区志愿服务：一是以个人注册为志愿者与受助者结成“关爱对子”等；二是成立特色志愿服务队伍。结合社区治理结构要素来看，以上3种手段实际上明确了各参与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建立了双向沟通的关系系统、使得各组织的资源被充分利用，从而实现了社区动员合法性和社区动员能力。（3）资源承诺策略获取足够的资源支持是组织机构运作的基本且重要的基础，因此需要探究案例社区治理结构的运作，尤其关注社区资源的来源。研究发现，在政府对社区建设投入不足的情况下，百步亭集团在推动社区治理结构建立过程中做出了资源支持的承诺，这也强化了企业社区动员能力。①对社区建设活动的经费、场地等物质支持。这些支持都是为了确保各类新建的社区组织能得以运作，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各社区组织的活力和自主性。②对社区建设活动给予的组织、策划、培训等专业能力支持。这些支持都是为了提升各社区组织提升自治能力。结合社区治理结构要素来看，以上两种方式实际上保障了社区建设所需资源的供应，从而增强了企业的社区动员能力
。4．1．3“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结构的社区动员功能百步亭社区治理结构的重要特征是“党建引领”，它不仅赋予了企业动员社区的合法性，也培育了企业社区动员的能力。具体来说，该治理结构的动员功能体现在：①作为一种新的组织结构，是符合中国政治体制、符合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方向的，因而有助于将企业、社会、居民、政府多种力量重新组织在一起，赋予他们合法的参与主体身份；②确立的领导核心机构在保证各方利益的同时，能有效的吸收和分配各潜在参与主体的资源，如有助于吸引企业等社会组织投入物质和人力资源到社区建设中；③它作为基层党建的载体，充分发挥了党组织所具有领导力和号召力，有利于企业通过组织嵌入来引导并加强各社区组织之间的沟通互动，帮助提升企业的社区动员能力；④作为一个多层级的沟通平台，有利于各参与主体共同制定相关制度规则并让他们明确各自的权利和责任。总之，与西方社区建设不同［5，7，11］，在中国政治体制下，企业需要借助党和政府的最高权威，协助党和政府在基层社会创新社区治理体制，以实现企业对多方资源调动的合法性和能力，保证企业深度社区参与的合作基础。
4．2企业深度社区参与：推动社区建设活动中的多方合作本研究基于社会政治治理理论中合作行为的3个维度（行为目标、行为内容、行为方式）进行案例分析和提炼（见表4），研究发现，百步亭集团推动社区建设过程中CCI活动包括两大部分：协助社区组织成长、多样化合作开展社区活动。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两者都是基于“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结构，根据社区发展需要（行为目标）和各方资源能力状况（行为内容）而形成和发展的。
4．2．1协助社区组织成长案例数据表明，社区组织缺乏和发展不足是阻碍百步亭从“住宅小区”向“和谐社区”转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百步亭社区建立“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结构为各社区组织赋予了参与合法性，但如何协助各类社区组织成长是企业深度社区参与面临的首要问题，因为协助社区组织成长是企业与其他参与主体广泛合作的基础。研究发现，百步亭集团主要从两个方面协助社区组织成长（见表4）：（1）激活潜在社区组织和居民的参与意识本研究归纳出具有中国情境特征的激活参与意识的两种手段：①借助党组织对党员的号召力，②发挥居民积极分子的榜样作用。例如，为了解决社区成立之初社区居民不相往来的问题，在社区党委的领导下，百步亭社区从居民党员入手，号召他们成立活动团队。当社区活动队伍中出现居民间互助事迹时，妇联组织和居委会抓住时机在会议上和宣传栏上公开表彰这些积极分子，鼓励和宣扬他们的志愿精神，将各类兴趣小组发展成志愿者组织。值得指出的是，研究发现已有的基于西方背景的CCI研究文献很少提及“激活社区参与意识”［9］。然而，解决我国居民普遍缺乏社区参与意识的问题却是中国情境下企业深度社区参与必不可少的任务之一。（2）培养社区组织的能力本研究识别出培养社区组织能力的3种方式：协助建立组织制度、通过培训提升能力、通过考核竞赛促进成长。其作用是建设一支“思想政治素质强、群众工作能力强”的社区骨干队伍。例如，为了提升党组织的社区服务能力，社区党委采取了“培训＋论坛”和“述职＋考评”方式。为了提升政府职能部门和社区组织的服务水平，党委和管委会建立“社区工作者制度”，要求派出所和城管等政府职能部门的人员、百步亭居委会和业委会等居民自治组织、物业公司等全部作为社区工作者，在社区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
4．2．2以多样化合作模式在社区建设不同阶段参与社区活动研究发现，在案例社区从1998年只有600户居民的安居房小区到现在入住18万人的大型社区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各类社区相关组织也逐渐成长为独立且重要的参与主体，社区互动合作活动不断增多。由于解决不同社会问题（行为目标）所需要的资源和能力（行为内容）不同，不同参与主体的职责和角色安排方式（行为方式）也会不同。依据上述3个维度对案例中多方合作性活动的变化进行分析，本研究从中辨别出3种合作模式。
（1）企业主导型参与本研究发现，从多方互动的目标来看，在百步亭社区建设初期，针对的是与居民生存环境相关的功能性社会问题（如住宅产品质量、社区基础设施、配套服务设施、安全卫生服务等）。从互动的方式看，这些社会问题都在企业主导、其他社区组织支持下进行解决的。因此，本文将由企业主导、其他社区组织响应解决社区功能性社会问题的合作模式定义为企业主导型参与。这种合作模式的优势在于，这类社会问题与企业商业价值链环节紧密关联，便于企业将CCI活动融入商业运营中，是企业和社区的共同利益所在。基于以上分析，这种合作模式取决于社区发展初期的需要（关键是依赖资金和物力）和各参与主体的资源和能力状况（如表4）。相对于早期的社区发展状况和其他潜在参与主体的能力（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无力顾及，其他社区组织更处于空白状态）而言，具备更多资源和能力的企业更适合主导此类社区参与活动。
（2）企业－社区协商型参与本文研究发现，从互动行为的目标和内容来看（见表4），随着社区发展的重点从居民的物质生存需求上升到居民精神生活需求，需要由居民亲自参与、以满足其精神性／社会性需求的社区文化活动（舞蹈协会、腰鼓队、太极队、书法美术协会等）和志愿服务活动成为了社区的主要活动。从互动行为的方式来看，这些活动的主导者是由社区中各类成长起来的社区组织（党组织、居委会、志愿者组织等）、居民和政府职能部门公务员所自发策划和组织的，企业作为合作者参与其中（负责场地协调、提供资金支持和人员支持等）。因此，本研究将由企业、社区组织等基于平等协商配合以满足居民精神需求的合作模式称为企业－社区协商型参与。这种合作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充分发挥各社区参与主体的特色优势，通过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活动改善居民邻里关系和活跃社区氛围，同时也符合企业的使命和经营价值观。该合作模式的典型例子是全国知名的百步亭社区志愿者队伍和志愿服务体系。在“有时间做志愿者，有困难找志愿者”的口号引导下，管委会和居委会呼吁更多居民发挥自身技能做志愿者服务居民，还采取“将党员发展成志愿者，将志愿者发展成党员”的方式不断扩大志愿者队伍，实现了4层级的社区志愿服务全覆盖。基于以上分析，这种合作模式大多产生于社区建设到一定阶段，是随着社区硬件环境的改善而得以发展。相关活动的开展需要社区居民和社区组织要作为重要主体，挖掘和发挥自身特长、主动策划和组织，而企业不再是主导者而成为合作者。
（3）社区平台型参与除了以上两类围绕社区内部建设的CCI活动外，本案例研究还发现了第3种合作模式的存在。从行为目标看，它主要为了实现社区和社会共同可持续发展。从行为的方式看，它显著区别于前两种模式，即牵涉更多参与方，基于社区治理机构，以社区为平台，由社区外部社会组织牵头、企业／社区组织承办。从行为内容来看，活动内容更丰富，突破了社区范围，面向整个社会的需求，对参与主体的资源能力要求更多样化。因此，本研究将以社区为平台、由社区内外部的组织共同参与以促进社区和整体社会发展的合作模式称为社区平台型参与。这种合作模式表现为3类典型活动：①企业吸引外部组织在社区开展慈善活动。这类活动往往是由百步亭集团或管委会与外部企业或组织进行交流互动，向外部提供社区需求等信息，吸引它们借助百步亭社区这一备受媒体和政府关注的平台开展慈善活动，以实现互利互惠。②企业支持外部组织在社区开展文化活动。这类文化活动往往是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外部组织希望借助百步亭社区这一标杆，向更广的范围推广文化理念，例如百步亭社区发起的全国性的文化活动———全国社区网络春晚。③企业高管参与到向外输出百步亭社区建设经验的宣传性活动。这类活动往往是受其他外部组织邀请以专题培训或引领等方式输出其优秀的社区服务管理经验。例如，百步亭社区根据自身经验和推广活动出台《武汉市百步亭社区邻里守望志愿服务制度汇编》，以推进志愿服务常态化。基于上述分析，这种合作模式大多发生在社区进入成熟阶段后，为了解决更大范围的社会问题和提升社区自身品牌价值而产生的。究其原因，当社区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很多外部组织或企业希望借助该社区平台更有效的实现自身目标，而对企业和社区而言，这种活动也有助于提升社区品牌价值、为社区获取更多外部资源，最终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上述“协助社区组织成长、多样化合作模式形成”两部分的合作行为是在“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结构下得以开展。另外，从表4可观察出，上述所有的合作行为具有如下特征和关系：①所有合作行为都是为了应对社区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问题（行为目标）和各参与主体的资源能力状况（行为内容）而产生和演变的，各类合作行为和合作模式之间是递进关系；②3种合作模式中参与者主体的类型和范围会变化，这源于所针对的社会问题性质和影响范围不同，互动的方式和内容会发生变化；③根据社区建设过程中社会问题的性质和所需要的特殊资源能力，企业需要主动调整自身的角色和作用。综上分析可知，和谐社区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仅包括在社区治理结构层面动员社区力量，在社区活动层面还要同时兼顾社区组织培育和成长，以及基于平等协商基础上合作解决各类社区社会问题。这些都显著区别于西方情境下大多企业采取独立决策的单个CCI项目，换句话说，中国情境下的企业深度社区参是渐进性和系统性的“连续体”，因此带来的绩效影响也更深远。
4．3企业深度社区参与的绩效：社会价值和企业价值本研究对百步亭集团深度社区参与过程的影响结果进行分析发现，百步亭社区实现了全方位发展并顺利转变成“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而百步亭集团也因社区建设的成效而获得了差异化竞争优势和企业社会影响力的提升。
4．3．1社会价值在百步亭集团近20年的持续深度社区参与过程中，百步亭社区获得的价值绩效主要在于形成了一套可持续和推广的社区建设方案，不同于已有CCI研究中只强调单一社会问题的解决。具体来说，该系统性建设方案包括3个方面：（1）建立了适合中国情境的社区治理结构通过将党组织建设引领推动社区建设，将社区内部的各方力量成功整合到党组织网络中，形成了上下互动、多元参与的治理结构［27］，为多方合作提供了基础。（2）协助社区组织的成长与成熟百步亭集团在建设社区活动场所的同时，通过发动社区党员开展丰富多样的社区活动和志愿服务，帮助建立了各种居民兴趣小组、志愿者组织、门栋党小组和楼栋长等，激发和培养互助、参与意识和能力。（3）多元参与主体间形成的多样化合作模式形成在“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结构基础上，社区内外组织的资源被充分吸收和调动用于服务社区。例如，社区建设活动的开展是基于“三方联动四项服务”，实现了为居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天候、全过程的“关爱服务、政府服务、物业服务、志愿服务”。总之，案例社区的系统性建设方案的形成使得百步亭社区被居民称赞为“绿色社区、安全港湾、温馨家园”、“选择百步亭，就是选择了幸福生活”。
4．3．2企业价值百步亭集团作为焦点企业在帮助百步亭社区建立社区治理结构并与其他参与主体开展合作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企业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并且提升了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影响力。（1）百步亭集团在运营、品牌知名度、市场价值方面均获得了差异化竞争优势①企业内部经营效率提升。主要表现为企业可调用的资源增多，不仅直接减少了企业在CCI活动上的投入，还因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理解和信任而降低了企业在物业服务和营销上的运营成本。②企业品牌知名度和声誉提升。这与已有以企业为中心的CCI研究研究结果一致［5，28］。百步亭集团确立的“社区地产”战略，创造了全国闻名的“武汉百步亭模式”和房地产品牌，党和国家领导人、、等对其给予高度评价，各级政府将百步亭视为全国的榜样进行宣传。③市场认同。社区建设成效使得百步亭集团能借助“社区地产”的品牌效应，带动社区服务业和多元产业健康发展。（2）增强了民营企业家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百步亭集团的领导人探索了“社区地产”战略，通过创新百步亭社区党建工作法等打造了“百步亭和谐社区品牌”，最终因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提升了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影响力。例如，董事局主席茅永红，他因在社区建设中的投入和贡献不仅被社区党员选为百步亭社区党委书记，还荣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湖北省工商联副主席、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荣获了“全国劳动模范”、首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称号，被中央领导称赞为“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优秀民营企业家”。
5结论与讨论
5．1研究结论和理论贡献本研究基于中国社会转型期背景，借助社会政治治理理论，对百步亭社区从“住宅小区”发展成“和谐社区”的过程进行单案例研究，探讨了企业深度社区参与过程中的社区动员、合作模式和绩效及其特征，得出了如下研究结论及对应的理论贡献。（1）本研究借助社会政治治理理论对社区建设任务进行结构化，为研究CCI互动过程提供了理论框架。本研究从治理结构层面和行为层面深入剖析了企业与政府、社区等多方参与主体的互动，不同于以往西方研究只关注CCI行为［5］。因此，本研究从两个层面拓展了对CCI的理解。（2）本研究发现，在参与中国社区建设过程中，企业需要通过身份合法化、组织嵌入、资源承诺3种策略获取社区动员的合法性和动员能力，这是中国情境下企业开展深度社区参与活动的重要部分，是由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现状决定的。该结论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制度等情境因素对于CCI行为的重要影响［5，9］。另外，社区动员的重要性之所以在西方已有研究中被忽视，可由社会政治治理理论得以解释：社会政治治理理论默认治理结构中的社区组织和企业具有主动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和合法的参与权利，因而这些治理体制是早期形成的静态性结构［14］。但在中国转型社会背景下，社会治理体制处于变革中，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都在不断调整和重构自身的职能和关系结构，重建过程中尤其需要动员多元化的潜在主体参与。因此，本研究扩展了CCI的研究情境。（3）本研究根据社会政治治理理论，从多方互动的目标、内容、方式3个维度对企业深度社区参与活动进行考查，探讨了企业深度社区参与活动中多方互动和多层面社会问题解决，有助于突破了已有CCI研究偏向以企业为中心［8］、关注CCI行为类型和单一问题解决［7］、以及企业单方面的合法性绩效［29］等研究现状。（4）本研究表明，在依靠社区治理结构进行社区动员的过程中，焦点企业的CCI活动是根据社区发展需要（行为目标）和各方资源能力状况（行为内容）而开展和演化的。①协助社区组织成长是后续合作行为的基础，这源于社区最初状况和参与主体的资源能力状况，而挖掘不同参与主体所具备的特殊资源能力对后续有效解决不同社会问题影响重大［17］；②根据社区发展不同阶段需求和社会问题，企业会主动调整自身角色作用，企业与其他社区参与主体会渐进式采取企业主导型参与、企业－社区协商型参与、社区平台型参与的合作模式，与BOWEN等［5］提出的“社区参与连续体”概念相呼应。
5．2实践启示本研究的结论对于企业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应对“和谐社区”建设挑战和开展深度社区参与活动具有实践上的指导意义。（1）如何动员多元化的社区参与主体共同开展和谐社区建设？虽然我国社区建设的任务繁多复杂，但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社会问题和挑战，急需从社区治理结构层面加以解决。例如，我国社会治理体制正处于变革阶段，但在我国政治体制下社区建设和社会管理一直被视为政府的责任，企业和社区组织缺乏作为治理主体参与社会管理的意愿和合法性。因而可以获得启示，借助党组织号召力，提升帮助建立和完善的社区治理结构是动员多元化治理主体参与社区建设的有效策略。更重要的是，社区治理结构的完善和社区动员也是为企业自身构建更大的资源平台，有利于拓展企业参与社区服务的范围。（2）如何定位并调整企业在社区建设活动中的角色和作用？本研究有如下两点启示：①企业的角色定位需要取决于社区发展需要和其他参与主体的资源能力状况，而理解和掌握这些信息需积极借助社区治理结构与多方参与主体进行沟通。②协助社区组织的成长与成熟是社区持续发展的基础，开展深度社区参与的企业应重视充分发挥其他参与主体的特色能力和资源，不仅能有针对性的解决社会问题，还能克服企业一直作为主导者开展社区参与所面临的资源能力限制。
5．3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本案例研究虽然对企业深度社区参与行为研究具有一定的贡献，但由于单案例研究的局限性和案例的特殊性，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存在一定问题。例如，本研究仅针对企业深度参与城市新建住宅小区（不包括单位型小区）的建设和转化，不针对短期的慈善捐赠等企业参与行为。所选的是房地产企业，城市新建住宅小区存在的各类社会问题与这类企业业务具有长期且密切关联。而对于其他行业企业而言，这种关联性可能不具备如此紧密性，未来可以尝试研究其他类型的驻社区企业的深度社区参与行为及结果以检验、改善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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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柳娟1田志龙1程鹏璠2赵辉3 单位：1．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2．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3．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