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群众路线和民众政治参与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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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共的群众路线和民众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群众路线和民众政治参与互动关系的回顾,可以发现这种互动在这一时期表现最为明显与成功,这为中共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时期促进二者的良性互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一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二者之间良性互动的价值取向;二是立足独特的历史文化是实现二者之间良性互动的前提条件;三是以目标意识和全局意识为指引是促进二者之间良性互动的重要方法。鉴往知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历史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促进群众路线和民众政治参与之间的良性互动具有很强的现实启示意义:一是要坚持将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贯彻群众路线与推进民众政治参与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二是要立足政治文化的实际,建构具有中国特色政治参与的话语体系;三是以“两个百年”目标为指向,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完善相关的体制机制。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政治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群众利益

从1921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短短二十八年的时间里,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在极为艰苦复杂的环境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探索出了贯彻群众路线、推进民众政治参与的有效方法,并实现了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所谓良性互动是指:一方面,广泛深入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积极参与革命,壮大自身力量;另一方面,总结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并进行理论升华,通过民众的政治参与汲取群众智慧、获得理论启发,在理论上不断完善和发展群众路线。为此,本文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群众路线和民众政治参与之间互动关系的回顾,总结历史经验及其现实启示。

一、中共群众路线与民众政治参与之间互动关系的回顾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1928年这七年间,在中共的相关文献中鲜有“群众路线”一词的文字记录,然而,在群众路线这一概念被明确提出之前,群众路线的思想就已经伴随着中共的群众工作开始萌芽并逐渐发展。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虽然不是同一概念,但却紧密相连,在1948年曾指出:“我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1]1318所说的二十几年的群众工作可追溯至二十年代初期,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共的群众工作就是通过深入群众、组织群众获得群众的认可和支持并动员群众积极参与的过程,这一过程甚至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就已开始。早在1920年各地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就开始走进工厂,与工人打成一片,邓中夏、李启汉等还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所领导的第一个公会———上海机器工会成立。1921~1927年间,中共的群众工作更是声势浩大,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以及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将工人运动推向高潮;全国的农民运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1927年仅湖南一省的农民协会会员就达200万人;在此期间,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也得以开展。1926~1928年的北伐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群众积极参与,对于北伐的胜利进军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在实际的群众工作中,理论上的论述也开始产生,在1925年所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1927年所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虽未明确提出群众路线这一概念,但却蕴含着对群众问题的深刻思考。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就非常重视群众工作,组织、动员了许多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民众对于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群众运动进行了积极的回应,使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不仅得以迅速扩大影响力、壮大自身力量,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正是在反思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共的群众路线理论开始萌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共群众路线和民众政治参与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1927年至1937年是中国共产党在历经挫折之后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但是中共的群众路线却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非常关键的发展。1929年9月,在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此时固然做不到由群众组织来担负红军给养,但在筹款时要用群众组织去执行才有意义。”[2]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群众路线”的概念。同年12月,在为古田会议起草的决议案中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3]86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红军在行军途中对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与动员,效果显著。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意识到为人民群众谋求实际利益的重要性,先后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解决广大农民的土地问题,同时也非常关心人民群众在生活中遇到的现实问题,1934年,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详细论述了这一点,其关心的问题细致到了教妇女种地、为孩子办学、修理路桥等等,在实际行动上,“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更是被传为美谈。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以1931年的江西兴国县长岗乡为例,“长岗乡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到四十五岁)四百零七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三百二十人,占百分之七十九”[4]。

又如1937年陕甘地区,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县长曾在合水以东召集民众训话,“数次申传,到者寥寥。而苏维埃召集开会,则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立刻齐集百里以内之民众”[5]。在实践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开始对群众工作的方法进行理论思考,1929年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指出:“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矛盾的深坑。”[3]92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在这一时期,中共群众路线和民众政治参与之间的良性互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收效更加显著,但不能否认的是,同期党内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群众路线的思想,比如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其中写道:“必须在准备全国革命高潮之下,来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革命政府才能迅速地调动全国几千万以至几万万群众,一致坚决地与反动势力做拼死的决战。”[6]认为先取得胜利才能得到群众参与和支持,而不是相反,这就是对于群众路线思想的一种本末倒置的理解,这种错误思想使中国共产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也积累了经验教训。自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对于群众路线的理解和运用愈加娴熟。1939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对各级领导机关、党员干部做好群众工作、坚持群众路线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成为指导抗日战争时期群众工作的一个基本遵循。在这一基本要求指导下,延安的党群关系融洽、政治氛围清新而热烈,1940年和1945年,陈嘉庚和黄炎培分别率队访问延安,都对延安的景象赞叹不已。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政权体制的探索也充分反映了群众路线的思想,1940年3月,首次提出“三三制”原则的主张,即“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7]742几乎是在同时,他又提出了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即“年满十八周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7]743,这在最大程度上调动了抗日力量,并且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再加上减租减息等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更加坚定,参与热情不断高涨。以1940年华北各根据地的选举情况为例,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由于准备充分,动员彻底,边区农民参选热情高涨,在乡村中到处都热烈的开着选举大会,甚至连一些游击区的农民,也冒着敌人的封锁参加了选举”[8]。“在太行根据地,村选中投票人数占到村民总数的80%,有的地方这一比率高达95%”[9]。在这一时期,伴随着群众工作实践的进一步深入,群众路线的理论开始走向成熟。

1943年6月,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对群众路线的内涵作了详细的阐述:“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0]899在194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0]1094-1095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指出:“不但我们党的政治路线,而且我们党的组织路线,都应该是正确地从群众中来的路线,又正确地到群众中去的路线。”[11]并且归纳阐述了四个群众观点,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群众路线写入党章,至此,中共的群众路线思想发展成熟,这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一种在革命战争环境下贯彻群众路线、推进民众政治参与的科学方法,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两者的良性互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贯彻群众路线、推进民众政治参与方面,基本沿用了抗日战争时期所总结的思路和方法。抗战胜利后,“解放区农民付出了巨大牺牲,要进行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自卫战争,需要他们继续参军参战,支持这场战争,而他们支持这场战争与否,关键看中共能否给他们以新的物质利益”[12]。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通常称为“五四指示”,在各解放区开展,1947年,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制定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之后,解放区广大农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到1948年秋,在拥有一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在“参军保田”的号召下,大批农村青壮年积极加入人民军队,为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贡献了巨大的力量。这正如所言:“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1]1252。1947年,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研究战争形势和党的政策时,强调“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正确的政策,依靠群众,来争取战争的胜利”[13]。在敌强我弱的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满足群众利益、争取群众认同、鼓励群众参与,获得了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据统计,“三大战役共动员支前民工880余万人次,人民群众出动支前的大小车辆141万辆,担架36万余副,牲畜260余万头,粮食4.25亿公斤。在千里运输线上,奔流着一支亘古罕见的支前大军,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忍着风雪饥寒,依靠人力和落后的工具,翻山越岭,破冰渡河,谱写着一曲人民战争的动人凯歌”[14]。同时,1946年至1947年间,中国共产党还在国统区领导了抗暴运动以及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的学生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给国民党当局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正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人民解放战争仅仅三年就基本上取得了胜利。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群众路线和民众政治参与互动关系的历史经验

(一)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是中共群众路线和民众政治参与良性互动的价值取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土地问题,为适应不同的斗争环境,数次调整土地政策,这一历史过程值得深思。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阶级为挽救民族危亡,提出了各自的方案,但无论是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晚清新政、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还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和辛亥革命,均以失败告终,清王朝灭亡后,各派军阀及地方实力派纵然有较强的兵力和财力,也未能在风云变幻中胜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并不意味着各方力量在主观上不愿意动员群众,而是他们没有找到获取群众支持、鼓励人民参与的正确途径,即没有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而在当时的中国,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是农民,农民最为迫切的利益诉求即是土地。妥善处理土地问题就是满足了广大农民最急切的利益需求,这是中国共产党获得农民支持的关键所在,同时,为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给予民族资产阶级以政治权利的政策,这实际上也是满足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中共群众路线的价值取向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民众政治参与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自身的根本利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的方法了解群众诉求,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满足,从而调动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因此,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是中共群众路线和民众政治参与良性互动的价值取向。

(二)立足独特的历史文化是实现中共群众路线和民众政治参与良性互动的前提条件从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建立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尽管分分合合、治乱交替,但君主专制制度逐步发展到顶峰,皇权长期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政治制度从根本上排斥普通群众的政治参与,通过进入政权内部而影响政治,是中国古代士人参与政治的唯一正途,也就是说,参与政治的前提是取得相应的资格。孔子曾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中庸》中也有“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普通民众积极主动参与政治的传统,更没有形成稳定完善的政治参与体制机制,由于缺少合法的政治参与途径,普通群众只能将自己的利益寄托于明君贤臣,这种传统的政治文化对于近代中国的政治局势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有着显著的差别,这就意味着在中国要推进民众的政治参与必须采取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方法。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没有照搬西方自下而上的参与模式,而是立足本国国情,通过贯彻群众路线自上而下地引导民众参与,在这一过程中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这种支持化为行动就是政治参与,比如农民因土地问题的解决而加入革命队伍、支援抗日前线等。群众路线的自上而下的实施路径可以有效克服人民群众较为被动的政治参与态度,同时可以克服因经济不发达、配套体制机制不完善而产生的无序性和无效性,通过动员民众的参与,中国共产党也不断积累群众工作的经验、丰富工作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丰富和发展了群众路线,从而实现了两者的良性互动。

(三)以目标意识和全局意识为指引是促进中共群众路线和民众政治参与良性互动的重要方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群众路线的把握有着十分明确的目标指向,即在险恶的斗争环境中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壮大自身的力量并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在这一目标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群众积极地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自己的各种诉求。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各种方针政策,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争取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同时,以国家大局为重,立足于国内外主要矛盾的变化,适时调整“群众”的内涵。如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后,为争取地主阶级参与抗日,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而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解放区进行,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以目标意识和全局意识为指引,是促进中共群众路线和民众政治参与良性互动的重要方法。具体而言,促进二者良性互动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促进两者本身的发展,而应该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着眼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大局,服务于不同阶段的主要任务。狭隘而孤立地看待群众路线,为了贯彻而贯彻,必将堕入形式主义的深渊。忽略政治参与问题的复杂性则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以牺牲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为代价的政治参与,将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中共群众路线和民众政治参与互动关系的现实启示

(一)坚持将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贯彻群众路线与推进民众政治参与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宗旨和最高价值取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光辉历史证明,只有尽心尽力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才能保持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全力支持,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中共的群众路线、推进民众政治参与依然要将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明确中共群众路线和民众政治参与之间的区别,中共群众路线主要涉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而民众政治参与则主要涉及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两者并不能完全等同,但是二者的共通之处,就是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处理这两组关系都应当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背离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中共群众路线很难落到实处,民众政治参与水平也难有实质性的提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注人民群众生活中的切身利益,着力改善民生,解决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最迫切的需求;二是要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当今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更加复杂多样,在贯彻群众路线、推进民众政治参与的过程中,既要统筹协调,也要重视为弱势群体提供表达诉求的有效途径;三是要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把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与促进国家的整体协调发展有机统一起来。

(二)立足政治文化的实际,建构中国特色民众政治参与的话语体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通过贯彻群众路线鼓励民众的积极参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群众路线的方法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符合广大民众的思维方式。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民众普遍缺乏政治参与的动力,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民众的参与热情,这是中国共产党得以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逐步发展壮大并最终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传统的政治文化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民群众,与此同时,西方价值观念以各种方式输入我国,并逐渐对民众的思维产生巨大影响。为了更好地贯彻群众路线、推进民众的政治参与,就需要摆脱西方民主观念的思维定势,话语体系是思维的物质外壳,立足于国情的话语体系必然能够对民众的思维方式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建构中国特色民众政治参与的话语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建构中国特色民众政治参与话语体系的要点有四:一是要论证西方的政治参与模式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条件,盲目照搬西方模式会引发极其严重的后果;二是要论证中共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并未过时,它依然适应当今中国的国情,可以用来解决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应当得到进一步的坚持和发展;三是要论证中国的民众政治参与的发展是一条区别于西方并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四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发展的路径,并不仅仅局限于民众自下而上地影响政府决策,将执政党和政府自上而下的引导与民众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更加适合中国的社会现实情况。

(三)以“两个百年”目标为指向,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完善相关的体制机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共群众路线和民众政治参与之间的良性互动,应当以“两个百年”的战略目标为指向,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具体而言,推进两者的良性互动应直接回应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阻碍,以问题为导向探索二者的互动路径,通过良性互动促进问题的解决,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凝聚力量。同时要将两者的良性互动融入政治体制改革的全过程,使其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和相互协调而不断实现新的良性互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布局是“五位一体”,需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因此,推进两者的良性互动也要服从这一大局,在具体进程中需要分清轻重缓急,坚持适度原则,既不能过于拘谨而贻误时机,又不能过于冒进而影响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全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内在地包含了各方面体制机制的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内在地包含着制度建设,推进中共群众路线和民众政治参与的良性互动,也要重视健全和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共群众路线和民众政治参与都没有形成科学严密的制度体系,原因在于:首先,任何制度的细化和完善都是以完善的政权体制为支撑的,在当时的局势下,中国共产党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条件去过多地探索政权建设,而险恶的斗争环境也产生了很大的鞭策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体制机制的欠缺;其次,在革命战争年代,局势瞬息万变,而且由于中国在事实上长期处于一种不统一的状态,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存在很大差异,因而难以用统一、稳定的标准约束群众路线的落实,灵活的方法更能适应当时的历史条件。然而,时至今日,党情与国情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只有将健全的体制机制作为依托,中共群众路线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民众政治参与才能得到高效、有序的发展。健全的体制机制,不仅意味着要完善现有的体制机制,还要注重在探索二者良性互动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进行理论升华,实现制度创新,从而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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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陶砥 杨力源 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