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视域下课程思政思考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视域下课程思政思考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摘要：“课程思政”本质上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的一部分，“课程思政”的使命是通过价值融入，增强高校学生对执政党现阶段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政治认同；作为“课程思政”践行主体的高校教师，实现其自身的政治认同至关重要。

关键词：“课程思政”；政治性；高校教师；政治认同

一、“课程思政”本质上属于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性

“课程思政”概念提出的目的，是想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一道，同向同行，共同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全程育人的目标。思想政治教育既可以指理论研究，也可以指实践工作。作为实践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一直作为“生命线”而不断践行的一项工作；作为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是对我党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开展的所有思想政治工作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从而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这一理论是我们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意识形态工作的显著标志，突出反映了我们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风格。[2]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功能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对（党）内教育党员，对（党）外宣传群众。从中共一大开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就明确规定了党对宣传工作的绝对领导，其中的第二条明确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3]这份决议总共只有六条，在当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期短暂、被迫临时更换开会地点的紧急情况下，还能就我们党的对外宣传工作做出规定，这充分说明我们党从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外宣传群众”这一功能。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任务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所坚持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与中共党员和人民群众对这些内容的实际思想认识水平总是存在一定差距。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弥补这些认识差距，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最大程度地增强对我党在各个时期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政治认同，从而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与这些内容有关的实践中去，在党的带领下，与党一道前行，为实现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做出应有的贡献。在我们党领导各个革命阶段彼此衔接的关键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为重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在广大农村宣传动员贫雇农，消灭摘要：“课程思政”本质上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的一部分，“课程思政”的使命富农和地主阶级。全面抗战开始后，我们党就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团结抗战的各个阶级，包括土地革命时期打击的富农和地主阶级等革命对象。面对这种转变，广大贫雇农群众肯定想不开，为什么过去我们革命的对象现在变成了我们要团结的对象。抗战胜利后，再次发动内战，我们党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在农村要动员农民参加，对象是富农和地主阶级，广大农民群众不免再次困惑：之前不是要团结他们吗，现在怎么又成了革命对象了？这些关键时期产生的困惑，都是通过艰难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得到解决的。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时期，经历了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变时期，经历了从社会主义建设到社会主义改革的转变时期，如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七十年来，这每一个转变时期都是不轻松的，每一次转变的完成，都少不了我们党艰难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因此，我们党才能团结一致。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践行主体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列宁针对崇拜自发性而忽视政治教育的错误观点，要求无产阶级政党有组织、有领导地对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政治教育。十月革命后，苏俄设立了“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由列宁亲自负责建立宣传员和鼓动员制度。[4]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其各个支部设有专人负责宣传教育，当时北京支部的书记是，主管宣传的是罗章龙。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的就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应该具备的素质是政治立场坚定，具有写作才能。在《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一文中，指出，“宣传员成分太差，俘虏兵也有，伙夫马夫也有，吃鸦片的也有，有逃跑嫌疑便把他解除武装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当司书当不成器便送入宣传队去的也有，因残废了别的工作机关不要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现在的宣传队简直成了收容所，完全不能执行它的任务了。”[5]当时红军中的“宣传队不健全”，“对宣传队的训练没有计划”，而“差不多官兵一致地排斥宣传队”，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宣传员成分太差”。[5]1931年4月，《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提出，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设立一个以上的党校，以培养党的干部。1933年3月13日成立于瑞金洋溪村的苏区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校长是，副校长是董必武，教育长是罗明。可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由中共高级领导人主抓思想政治工作。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政的政党，随着不同时期党的中心任务的开展，主管思想政治工作的党内机构一直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其领导下的、遍布各个行业领域的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也始终是中共党员。“05方案”实施后，原则上担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教师也必须是中共党员。

二、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的一部分，“课程思政”的使命是通过价值融入，增强高校学生对执政党现阶段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政治认同

2014年以来对“课程思政”实施路径的研究中，很多学者认为“课程思政”践行主体应该在自己的专业课堂设计中极力发现并融入尽可能多的思政元素，来增加自己课堂上学生的政治认同。作者认为，不同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显性教育，“课程思政”应该更多地通过价值融入，更多地通过隐性教育帮助实现高校大学生的政治认同，主要原因如下：

（一）进行价值融入的隐性教育，符合意识形态传播规律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既遵循一般意识形态传播的规律，又有知识传播的特点。[6]知识传播是指传播者阐明这一知识的科学性与正确性后，受众才会接受。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这一知识传播的任务可以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中完成。但是，作为一般意识形态传播，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融入“课堂思政”，则要遵循一般意识形态传播规律，即“课程思政”践行主体通过满足高校学生对利益、价值、精神和情感的要求[6]来增强他们的政治认同。这要求高校教师对学生的授课要有温度，要有一定亲和力。自从高校扩招以来，以专业为单位划分的班级规模变得越来越大，班级人数越来越多，各门课程的授课老师整堂课下来，很难照顾到每个同学，更别提与个别同学进行面对面交流。很多高校教师课前几分钟到课室，下了课就离开，没课期间由于不需要坐班，学生很难在课后找到老师交流。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课程思政”践行主体满足学生的精神与情感要求，从而没有办法通过隐性教育影响学生的政治认同。

（二）进行价值融入的隐性教育，符合当代世界各国政党意识形态工作的潮流特点

除了新加坡、韩国、法国等国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行直接调控外，许多国家只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行部分干预，放权给地方教育机构，如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比利时、德国等；还有些国家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并不直接干预，而是采取开放、多元、分权的教育体制，如美国、加拿大、丹麦等国。[7]随着我国改革进程不断加深和开放进程不断扩大，我国居民去国外读书、投资、移民的数量越来越多。随着交流不断增多，国内学生必然越来越熟悉国外意识形态传播的特点及其意识形态传播的隐蔽性，这必然对我国长久以来以显性思想政治教育为主的局面造成一定冲击。当然，“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我们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8]为了配合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现协同育人、全程育人，发挥“课程思政”价值融入的隐性教育功能，更有助于顺利完成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任务与目标。

（三）进行价值融入的隐性教育，符合教育的基本规律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9]在学生眼中，老师就是楷模。老师的一言一行，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老师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可能在经意或不经意间，将自己对某些事物的看法流露于言语间，听者有意或无意地谨记于心，并对老师的观点产生认同，从而影响学生以后对类似事物的看法和做法。大学阶段的师生关系尤其如此。身处大学时期的青年学生，乐于接受各种理念各种思想、关心社会关心时事、什么都懂一点儿却又知之不深。这一时期，往往是一个学生政治生命开始的时候，而能够深刻影响学生政治观点的，往往是那些德高望重的资深课程教师。言传身教，老师传授给学生的，不仅仅是知识本身，学生的生活态度、价值判断也深受影响。

三、作为“课程思政”践行主体的高校教师，实现其自身的政治认同至关重要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主要构成人员，是高校党委、团委、辅导员队伍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课程思政”践行主体绝大多数并非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他们仅有的一些思想政治教育经验可能来自于自己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因此，在通过“课程思政”进行价值融入、增强学生的政治认同前，首先要确保高校教师自身的政治认同，而高校教师往往可能缺乏这种认同，这是因为，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角度看，高校教师往往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具有一般高、中级知识分子身上都可能有的优越清高心理[10]，无法与普通劳动群众打成一片。这些人一般都是社会精英阶层，工资待遇不菲，物质生活优渥。除非来自工农阶层的原生家庭，否则，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既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也无法与来自普通劳动群众家庭的大学生们产生价值、精神和情感共鸣，既不能产生、也不能传播这种政治认同。当年的延安时期，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有25万余人，这些人当中，绝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能够转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实现阶级属性的转变，主要靠当时的我们党举办各类学校，集中教育和培养知识分子、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又经过艰苦的革命实践才得以实现的。[11]第二，具有好为人师、高明于人的心理[10]，轻易不肯接受或认同别的个人或组织的观点，其长期以来独立思考的个性，令其尤其不太愿意接受主流意识形态观点，更不愿意宣传并传播主旋律，往往特立独行、各行其是、自由散漫。当年的延安时期，也是因为国难当头，抗日救亡及建设民主主义新国家的共同革命理想，与构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共识，以及共产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使得延安知识分子抛弃了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文人相轻”、“门户之见”的陋习，以及过去那种自由散漫的倾向，实现了空前难得的知识分子大团结。[11]第三，具有关心“天下事”、喜欢发表“对比性”很强的议论的习惯。[10]某些高校教师可能在讲授专业课程之余，即兴在课堂发表一些自己对国家与社会热点问题的看法。还有些老师可能将自己个人在生活中的某些不如意，当作社会普遍现象讲给学生听。又因为这个老师恰好是某个专业领域的权威专家，其负面评论对学生的影响就会异常深远，学生不会区分老师是在就专业问题发表意见，还是在对生活问题发表意见，学生只知道这是在某某专业领域令其十分敬佩的老师的意见，因而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关键环节是加强针对高校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其自身的政治认同，使其在日常课堂教学中站稳政治立场，把稳政治方向。否则，“课程思政”不仅不会增强、反而可能削弱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一道协同育人的功能。

作者:刘艳红 单位:广州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