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下当代价值及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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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威胁着人类生命健康，同时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呈现了一幅令人不安的世界图景，反映了人类社会复杂的价值体系。公平、正义、理想、科学、勇气、善良以及自私、懦弱、谎言、丑恶等共同构成了社会文化生态，形塑却又撕扯着社会。吊诡的是，人们在征服大自然的斗争中一路高歌，却在试图走出上述种种困境时显得摇摇晃晃、步履维艰。

究其根源，正如“非典”后学者从生物哲学和人类学视角出发，反思人的饮食文化时得出的结论一样，人的理性与科学精神不足以解决人自身的矛盾。换言之，决定人类社会发展走势与发展质量的根本在于，人类自己突破狭隘的甚或是“恶”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束缚，以“善”为本去重塑人类文明，包括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执念及人为制造的各种冷冰冰的壁垒，重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尊重和包容的和谐关系，打破极端功利对心灵的遮蔽、对自由的桎梏，走出“技术主义”迷思等。

以善为本，开启新的文明，需要以教育为匙。从本质上讲，教育就是一种“善”，其价值在于帮助人摆脱恶的束缚，实现心灵的自由与解放。然而，反观全球高等教育领域，“重科学轻人文”的教育思潮深刻影响着大学的学科与学术取向，甚至出现关停、缩减人文与社会学科的极端现象；在职业主义、功利主义取向下对“有用知识”的追逐使得人文知识和基础学科失去应有的尊严；受技术主义影响，教育简化为技能训练而轻视作为本质的教化之功……显然，这样的教育背离了基于“善”的本质与理想，也就无法实现教育应有的解放心灵的价值。在此背景下，通识教育的当代价值得以充分凸显。

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是，哈佛大学自1945年启动通识教育实践，至今历经了三次大的变革，但始终体现着通识教育的特殊价值，即培养“完整的人”。哈佛大学以学科或知识融通为指导，建立广博精深且内在联系紧密的课程体系，培养科学与人文素养协调、具有批判性思维和反思意识、能够理解和包容多元文化、具备跨学科学习和研究能力，以及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卓越公民。如此看来，通识教育是人类社会诸种病候的“治愈系”。

我国当代大学教育体系是典型的专业教育模式，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技术主义、职业主义、功利主义等特征。相对来说，通识教育在整个大学教育体系中处于边缘化位置。基于通识教育的功用和价值，我国大学应该重新审视大学教育观，重构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的大学教育体系。

第一，明确大学教育目的，即意识到大学要培养的绝非单维的技术精英，而是“有思想、有情怀、有责任、有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因此大学教育应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充分重视和发挥通识教育的功能。

第二，通识教育不是现行专业教育的补充，两者互为条件，协同发挥育人之功，共同构成完整的大学教育体系。而且，通识教育并非局限于大学教育体系的基部，而是贯穿于教育全程、全域，除了赋予学生接受专业训练所必需的基本知识和一般能力，大学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中都应具备通识意识，强化跨学科培养和学生综合素养的和谐发展。7第三，以“全人”的素养结构为依据，建构合理的课程体系。例如，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人文精神及社会责任感等基础素养为导向，有规划地设置大学语文、历史学、伦理学等通识课程；以培养智造社会对新型劳动力的要求为导向，设置高等数学、技术哲学、逻辑学等通识课程；依据国际化趋势及战略需求，设置国际关系、世界文明史等通识课程，以培养学生国际理解、国际参与能力。

第四，在厘定校、院双方职能边界前提下，建立校院两级公选课系统。学校公选课系统注重学生基础知识和一般能力培养，院系公选课系统强化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协同，探索跨学科、跨院系协同育人。

当然，通识教育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其有效实施有赖于大学教育进行范式意义上的变革，需要较长时期甚至是异常艰难的改革。但无论是一流本科教育建设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还是社会发展乃至人类文明的持续进步，都需要发挥通识教育的特殊功用，为此有必要以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推动大学通识教育体系的建构。

作者:张继明 单位: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